王 蕊

（蚌埠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形势复杂多变，既有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贸、主要经济体保护主义抬头之忧，又有依然保持长期向好态势之喜。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贸易对象的多元化，贸易结构复杂化，逆全球化和跨境电商业态模式兴起的形势下，如何保证高素质复合型应用型外贸人才供给体系的不断完善，确保适应新形势要求的应用型外贸人才供给源源不断，对作为高层次人才供给体系主阵地的高等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内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新业态新趋势新格局不断产生、发展、变化，对复合型高素质应用型外贸人才培养提出新的挑战，高校要不断调整完善人才供给策略，在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和个人发展相结合中积极培养应用型外贸人才。

1.1 强调安全和开放并重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

2020年5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首次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同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从首次提出双循环到“加快形成”，是我国因应世界贸易关系恶化和产业链割裂等外部环境变化的应对举措，更是在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基础上提出的内外良性循环的战略抉择。安全和开放并重的双循环格局的提出，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外向型经济政策的一次战略调整，是经济结构改变、优化的新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适应我国增长动能转换的现实选择。

1.2 贸易对象的多元化、贸易结构的复杂化趋势日益突出

1.2.1 贸易对象的多元化和非均衡发展

区域贸易自由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拓展了我国的外贸空间，形成新的对外合作增长点。海关总署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9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值累计超过44万亿元，年均增长达到6.1%，我国已经成为沿线25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工程承包金额，占到了中国海外所有工程承包总金额的50%。从2020年1-7月外贸数据看，中国与欧盟贸易总值为2.41万亿元，同比增长0.1%；
中美贸易总值为2.03万亿元，同比下降3.3%；
中日贸易总值为1.22亿元，同比增长1.1%，与东盟进出口总额2.51万亿元，同比增长6.6%，与东盟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14.6%，占比和增速高于欧美日等传统外贸对象，东盟正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1.2.2 贸易结构的复杂化

从货物贸易结构看，我国与欧美货物贸易以最终消费者为主，与东盟货物贸易以中间品为主。从产业关系看，中国是东盟国家的上游配套供给国，东盟购买中国的中间品加工后以出口欧美日等主要发达消费市场为主，东盟既是我国重要的出口市场，同时又挤占了我国对欧美国家的出口份额。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签署后，东盟国家人力资源成本的优势会进一步体现，我国低端产业的竞争压力会进一步加大。另外，随着我国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我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竞争加剧，产业升级之路面临打压。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的稳步提升，传统主要贸易伙伴欧盟、美国、日本的贸易额占我国整体外贸总额比例逐年下降，以及不同外贸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和产业链结构的变化，共同构成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外贸中长期发展趋势。

1.3 逆全球化趋势、国别歧视、贸易保护主义加剧

长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供应链深度分工布局，提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效率。我国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合作，产业结构、制造业发展水平和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与作用逐步提升。但伴随着世界经济形势不稳定因素的增多，全球供应链层级、节点日益复杂导致的脆弱性逐步暴露，对全球产业链系统性风险的担忧叠加国别歧视和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贸易摩擦、逆全球化风潮等新旧冲突表现形式日益突出。

1.4 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跨境电商快速发展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移动互联网、移动支付技术、现代物流技术的快速变革和加速发展，推动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跨境电商迅猛发展。面向消费者的B2C模式和跨境电商企业对企业的B2C出口逐步成熟，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跨国公司面向全球市场打造自营电商平台，大幅降低了进出口贸易的门槛，进一步丰富了外贸的业态模式。跨境电商模式一方面大幅降低了进出口贸易的地域门槛；
另一方面，跨境电商、电子商务平台综合运营涉及物流、报关、检验、保险、国际支付结算等多个环节[3]，对应用型外贸人才互联网条件下的学习能力、应用能力、市场开发能力提出新要求。

尽管我国应用型外贸人才供给渠道与方式多种多样，但是高等学校主阵地的地位仍然十分突出，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才供给的状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成果显著，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与外部宏观环境的不适应状况正在逐步改善。当前，应用型外贸人才供给与外部宏观环境之间的尚未解决的矛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外贸宏观政策环境重视不够，对政策环境改变应对不敏感。现代应用型外贸人才除具备流利的外语外，更要具有广阔的国内国际视角。加强对外贸形势政策的学习理解，既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任务和教学内容，更是应用型外贸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从现实情况看，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不强，应用型外贸人才培养缺少结合重大外贸政策转变的课程调整和及时、准确的解读阐述，特别是对学生的政策素养培育意识不强。

二是跨专业融合水平不高，专业衔接不充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加快加深，以应用型外贸人才培养为例，学生应具备与现代外贸活动相关的多学科知识素养，涉及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认为，应用型外贸人才的培养过程不应该是大学英语语言知识和其他学科专业知识的简单相加[4]，而应是跨专业的知识深度融合贯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解读能力、综合应用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的综合集成。

三是重理论教学，轻市场需求、社会实践的问题依然存在。应用型外贸人才的实践能力培养是建立在坚实的英语基础能力、专业的外贸知识及广阔的国际视野基础上的。实际教学中，存在过度偏重理论教学，校内外的实践教学不足，教学方式仍然以单向灌输为主，模拟商务情景教学与现实场景不一致等问题。学生的知识面拓展不足，结合外贸需要的专业性有效实践机会偏少等问题依然存在。在成绩考核方面，高校偏重理论成绩，不能充分调动学生加强实践训练的积极性。

四是对地方经济社会需求重视不够，与区域发展脱钩问题长期存在。为地方培养和输送适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是地方高校的责任，也是地方高校适应新时期高校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历史沿革看，多数地方高校在设立之初是立足于地方产业特点的，但有的高校逐渐与地方经济发展脱钩，与地方经济关联度降低，缺少与地方需求对接合作的传统和意愿，导致应用型外贸人才本地就业率长期偏低，地方人才需求和毕业生就业意愿不匹配。

3.1 适应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发展方向

3.1.1 支持应用型外贸人才在产业链稳定方面发挥作用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需要稳定外贸，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打造稳定高效的产业链供应体系，共享世界发展成果；
另一方面，保持外贸的稳定发展也是更好的服务国内大循环的客观要求。应用型外贸人才的培养要提升政治担当，顺应国家发展战略，在关键技术引进、突破技术瓶颈、稳定国际市场原材料供给等方面提升责任意识和对外合作能力，在完善国内国际供应链、提升国内供应链优势，拓展国际范畴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3.1.2 加大进口外贸人才的培养力度

双循化新格局下，内需的地位将会越发凸显。在国内消费者对高质量进口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大和政府主动提升国内市场开放水平的共同作用下，精通进口业务的人才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加大。客观要求高校的应用型外贸人才培养改变以出口外贸人才为主、对进口重视不足的传统教学模式，通过完善进口业务课程设置，加强各国产业优势的研究，加大对掌握外贸规则、进口技能，熟悉国内国际市场、复杂消费行为，适应国际进口谈判、管理的专业化进口外贸人才的培养力度，构建适应双循环新格局需要的进口类外贸人才的培养体系。

3.1.3 顺应贸易结构发展变化，助力服务贸易人才培养

服务贸易、科技创新已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动能。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数字化服务、研发、维护等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增长，服务贸易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价值链高端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跃升，高端增值业务日益扩大，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专业服务咨询等高附加值服务环节延伸。

3.2 适应贸易对象的多元化、贸易结构的复杂化趋势的现实需求

3.2.1 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战略，促进应用型外贸人才的合作培养

调整应用型外贸人才培养过度依赖国内单方面培养的路径现状，实现人才培养的跨境双向合作开发。加深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开发状况和人才战略的了解和研究，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才开发战略、人才需求和国内的应用型外贸人才培养有效对接，挖掘外贸人才培养的共同需求，寻找互补开发的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提升人才开发互动合作水平和有效性。

3.2.2 加快适应贸易结构复杂化特点的“外贸＋专业”深度融合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应用型外贸人才培养除具备扎实的英语能力外，还要适应贸易结构复杂化的特点，掌握经济、管理、人文等相关学科甚至某些工科基本知识和理论，提升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应用英语开展经贸工作的能力。结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特点，把语言教学和工科专业培养结合起来，重点加大语言教育与相关工科、信息应用型专业教育的融合，为促进我国在优势产业领域与沿线国家开展工程建设类项目合作提供人才保障，打造具备国际视野的工程建设领域高素质复合型外贸人才。

3.2.3 培育熟悉国际规则，具备国际化视野的应用型外贸人才

结合贸易对象多元化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情、发展水平和产业特点差异巨大的特点，提升应用型外贸人才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国际化运作能力。要针对性加强不同国家和民族政治、经济、社会、地域文化和习俗背景教学，培养学生运用对方可接受方式开展贸易活动的能力。要重视文化冲突风险的教学研究，提升人才对国际化文化素养、国际通行规则、不同文化交流融合、世界政治经济走向等国际生态的了解和掌握能力，以国际化的视野找到贸易契合点。

3.3 顺应逆全球化、国别歧视、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现实挑战

3.3.1 坚定开放合作，保持战略定力

虽然面对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现实挑战，但支撑全球化进程的科技动力和市场基础依然存在。外贸人才更应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投资和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坚定支持企业走出国门，拓展国际市场。外贸人才培养要保持战略定力，在扩大对外开放，降低或消除贸易和投资壁垒，推动自由贸易谈判，支持企业国际合作方面积极作为，支持贸易活动的去政治化，坚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努力改善国内国际营商环境。

3.3.2 坚持底线思维，争取国际认同

高校在外贸人才培养上，对待国别歧视，政治阻扰和挑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和战略安全，保护国家利益和企业权益的同时，努力化解、防范外贸活动诱发所在国安全、意识形态反弹，争取多数国家和国际社会对我国正常商业活动的理解和认同。

3.3.3 提升规范经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

重视外贸人才风险意识教育，防范提升外贸人才的政策风险预判能力；
可结合不同国家环保标准、生态评估和劳工权益等政策标准，以及我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国有企业身份等外部因素，设定贸易障碍，开展政策风险预案模拟和实践教学，培养在遇到不公平待遇时运用所在国法律维护国家利益和企业权益的能力。

3.4 适应需求，为人才提供长期、广阔的发展选择空间

3.4.1 加强跨境电商实务教学，顺应外贸业态趋势性

地方跨境电商应用型外贸人才培养要注意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坚持语言教学与电子商务、国际贸易的交叉贯通，提升学生对跨境电商平台运营、海关、物流、保险和国际支付结算等全流程、多环节的理解和实践能力。

3.4.2 坚持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相结合，提升人才适用性

为地方输送经济社会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是地方高校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客观需要。在跨境电商人才的培养上，地方院校要结合区域经济开展国际贸易的资源禀赋，对接地方对外贸型人才专业知识、能力的需求状况，在办学、人才培养、发展目标等方面与地方发展目标相结合，以培养职业能力为目标[5]，针对性地制定学校的人才培育战略，实现人才培养与地方跨境电商发展、自贸区建设、区域业态、技术发展目标和产业优势相结合。

应用型外贸人才供给与培养需要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国际贸易环境、外贸结构和业态形式变化，不断调整、完善、更新教学目标、形式、内容，实现国家战略、社会需求和个人发展的有机结合。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贸易对象的多元化、贸易结构的复杂化、国际环境下逆全球化和跨境电商业态模式的兴起，共同构成了应用型外贸人才培养外部环境变化的主要特点和变化趋势。克服高校在应用型外贸人才培养方面的僵化模式，结合当前外部环境的变化趋势和需求特点开展针对性教学，有利于提高应用型外贸人才供给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提升应用型外贸人才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更好服务我国对外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共建和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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