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艳，古晓妮

(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他认为，这一重要任务的实施具有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作用。要想讲好中国故事，提升外宣翻译质量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在世界范围具有巨大的影响。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是西方各国了解中国的第一本、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本著作。正是因为这一著作的出版，西方各国才得以聆听来自红色中国的真实声音，才得以有后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与此同时，爱泼斯坦《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IVisitYenan：EyeWitnessAccountoftheCommunist-ledLiberatedAreasinNorth-WestChina)一书的出版打破了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实施的舆论封锁行为，对于对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

基于此，笔者通过拉斯韦尔的5W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说以及取得什么效果)分析框架，以延安时期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报道《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和《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IVisitYenan：EyeWitnessAccountoftheCommunist-ledLiberatedAreasinNorth-WestChina)两本著作为例，仔细梳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大方面内容，考察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各大传播环节对实际翻译传播效果的影响，探究传播学视角下延安时期外宣翻译工作对新时代外宣翻译的启迪作用，引导新时代的外媒记者、译者等外宣工作者更好地“塑造中国共产党的形象”“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外宣翻译”工作。

1948年，“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就提出了经典的5W模式，即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说以及取得什么效果”。[1]这5W模式可以同翻译的五大要素一一对应起来：“‘谁’对应翻译活动中的主体，即翻译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机构以及个人；
‘说什么’对应翻译活动中的翻译内容，即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选择传递的信息；
‘通过什么渠道’对应翻译活动中的翻译媒介，即翻译作品是通过什么媒介呈现给目标读者的；
‘对谁说’对应译本的目标读者，即译本将呈现给什么样的目标读者，其翻译和推广策略是否能够得到目标读者的接受和理解；
‘取得什么效果’对应翻译作品的传播效果，即译本在目标语社会的传播和接受，是否对目标语读者的认知、情感、行为方面产生影响。同时，围绕这五个方面对整个翻译过程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翻译活动的全貌。”[2]24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宣翻译研究得到了学界的重视。“裘克安提出通过翻译活动提升我国的对外宣传效果。”[3]“20世纪90年代，段连成已经开始研究外宣翻译，他刊登在《中国翻译》杂志上的《呼吁：请译界同仁都来关心对外宣传》吸引了国内广大学者和译者的关注，激发了他们想要研究外宣翻译的兴趣。2000年，爱泼斯坦、林戊荪和沈苏儒共同撰写的《呼吁重视对外宣传中的外语工作》一文在《中国翻译》上发表，该倡议得到了时任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的回信批复。黄友义在2004年和2005年连续在《中国翻译》上发表外宣翻译相关文章，提出了新的外宣翻译原则：‘外宣三贴近’，并呼吁译界和学界关切外宣翻译的质量。”[4]51“2007年至2013年期间，张健提出了灵活变换的翻译策略，倡导外宣翻译工作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学会‘变通’，熟知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两种不同文化影响下的思维方式的差异；
陈小慰认为，如果想要让世界各国听到最真实的‘中国声音’，体会中华文化的精髓，外宣翻译就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建设倡议。‘外宣翻译’、‘传播学’成为这一时间段上的高频词条，外宣翻译研究工作被提升至历史新高度，外宣翻译的研究由此迅速发展。”[5]此后，外宣翻译研究进入繁荣发展的新阶段，大量专家和学者集中在该领域开展学术研究，丰富的研究成果问世。“外宣翻译‘基本上都是基于中译外的研究’，研究特点主要呈现为四方面，即以实践经验总结为主的研究、外宣翻译的多视角研究、外宣翻译本体及外宣翻译理论体系建构的研究和从国家形象建构层面开展的研究。在多视角对外宣翻译进行的研究中，认可度最高、指导性也最强的翻译研究视角当属传播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4]52-53目前的外宣翻译研究中，相对缺乏对于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探究，因此，借鉴延安时期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相关报道，从传播学视角下研究延安时期的外宣翻译，为外宣工作者们真实记录并客观报道“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发展理念以及塑造中国共产党形象相关的外宣翻译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主体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传播活动。从传播学视角来看，翻译主体就对应这一活动的传播者。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传播者主要承担收集信息和加工信息的任务，属于率先或主动向传播对象发出信息的一方，主要运用符号，借助或不借助媒介工具进行信息传播。单个的人和某个集体或者专门机构都可以是传播者。”[2]47因此，翻译活动的主体就是参与翻译的译者和翻译活动的发起者、推广者。

负责延安时期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报道相关采访等方面翻译的传播主体是党内著名翻译家吴亮平和黄华等译者。这些译者在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们在辅助外国记者采访的同时，还帮助外国记者准确把握了采访内容的真实性。

此外，当时想要了解延安和中国共产党的外国记者同样是重要的传播主体，“他们积极与译者进行合作，主动沟通相关政策、地名等方面的翻译，反复进行回译与审校，以保障翻译内容的真实准确性”。[6]26这就体现出，内容的真实准确性在政治相关的外宣翻译传播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传播主体可以通过回译的方式最大程度保障传播内容的真实准确性，然后再辅以外国友人对于语言表达方面的把握，提升传播内容的接受效果。

精心组织翻译活动的中共也是这一传播过程中关键的传播主体。外国记者到延安访问期间，“党中央派专人接待外国宾客，承担对外联络、接待、翻译等具体对外交往工作”。[6]26这一行为，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形象塑造的传播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翻译主体对于译本的推广主要体现在国外出版社对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爱泼斯坦的《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IVisitYenan：EyeWitnessAccountoftheCommunist-ledLiberatedAreasinNorth-WestChina)等著作的出版，以及胡愈之翻译的《西行漫记》(1)《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1938年在上海出版，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为顺利出版，因而改名为《西行漫记》。的出版与推广。《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在英国一经面世，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其销量超过10万册。在此之后，译者们也将其中文译本《西行漫记》翻译成英、俄、法等近20种文字，受到全世界亿万读者的喜爱。[7]基于此，笔者发现，在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过程中，翻译主体的宣传与推广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值得新时代外宣工作者借鉴学习。

(二)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内容

“传播的中心环节主要指传播内容，而传播内容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传播质量。在传播过程中，传播者首先需要对大量的传播素材进行初步判断和筛选，其次对其进行写作与编辑，进而将其传送给受众。传播内容的适当性决定传播活动是否能为传播对象接受。总的来说，‘说什么’及‘怎么说’构成了主要的传播内容。因此，翻译传播内容就涉及具体的翻译内容及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2]78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内容非常丰富，翻译策略的选择也灵活多样。为了能够将“红色中国”更加完整地呈现给外界，在斯诺及中外记者参观团成员访延期间，中共允许他们深入红色中国的方方面面。同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们和斯诺及中外记者也在翻译活动中体现出了其专业性的高度，为世界各国真实且准确地展示了“红色中国”。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长期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围困以及新闻封锁，导致世界民众心中的中国共产党如一团迷雾般存在，这极大地阻碍了共产党的执政党形象在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国的传播”。[6]25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当时非常精准地抓住了这一特点，他们以西方人喜好的对象为传播内容，同意外国记者对“红色中国特有的领导理念、村庄选举、教育、医疗、会议、生产等多方面情况进行如实报道，给他们足够的采访自由，让世界各国友人得以了解红色中国发生的真人与真事，”[8]这是当时毛泽东同志能够成功讲好红色中国故事的重要因素，也是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取得圆满成功的关键所在。

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成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译者们选择了合适的翻译策略。比如，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毛泽东在保安连续十多个晚上的畅谈内容就是通过回译的翻译策略进行处理，最后再进行传播。整个交谈过程中，对于斯诺所提出问题，“翻译家吴亮平先生首先将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译成英文，接着由斯诺全部将这些回答用英文进行记录，而斯诺的记录则由吴亮平回译成中文后交给毛泽东进行具体细节方面的审阅与修改，在确保准确无误之后，再由吴亮平将所有内容重新译为英文，经过反复回译后，再最终交由斯诺从语言表达方面进行润色”。[6]26这样不仅保证了传播内容的真实准确，同时又保证了语言表达方面的通顺地道。

此外，在《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与爱泼斯坦的《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IVisitYenan：EyeWitnessAccountoftheCommunist-ledLiberatedAreasinNorth-WestChina)两本著作中，两位记者的报道都明显体现出了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报道中涉及的英汉两种语言在综合语与分析语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行分析，供新时代外宣工作者参考。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在保安”(“In ‘Defence Peace’”)这一章节中，作者对涉及的重大决策的描写非常准确，而这一结果正是依靠译者吴亮平、外国记者斯诺和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三人共同努力才取得的。如在谈到毛泽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看法时，斯诺这样记录到“Japanese imperialism is not only the enemy of China but also of all those people of the world who desire peace. Especially it is the enemy of those peoples with interest on the Pacific Ocean, namely, the America, British, French, and Soviet Russian nations.”[9](“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人的敌人，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敌人。”[10])“英文中定语的位置相对灵活，很多情况下习惯于通过形态变化改变定语的位置或者借助连接词将其置于名词前或名词后，相比较而言，汉语中定语的位置则相对固定，定语一般会置于名词之前。”[11]在英文表达中，斯诺对汉语中的定语成分进行了灵活处理，将其转化为地道的英文。可以发现，董乐山中文表达中出现的“中国人的”“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美、英、法和苏俄各国人民的”这些定语成分，斯诺在其英文表达中主要通过改变定语的形态，将形容词转化为名词(比如：“the enemy of China”“all those people of the world”和“the enemy of those peoples”)、借助连接词将汉语的定语成分处理为后置的从句(比如：“who desire peace”和“with interest on the Pacific Ocean”)以及调整语序和改变定语的形态将汉语表达中的定语成分进行转化表达。

在爱泼斯坦《我访问延安：1944年的通讯和家书》(IVisitYenan：EyeWitnessAccountoftheCommunist-ledLiberatedAreasinNorth-WestChina)一书中，也有类似的翻译表达技巧。比如，在“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立场”(“The Communist Standin Negotiations with the Kuomintang”)这一部分，对于周恩来谈到自己对国共合作的看法，爱波斯坦这样记录到：“I can say with full responsibility that not one single concrete problem，no matter how small，had been settled.”[12](“我可完全负责任地说，没有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不管多么小的问题。”[13])在这一句中文表达中“不管多么小的”这一定语成分，在英文表达时，爱泼斯坦也是通过调整语序和借助连接词的方式进行表达的(即：no matter how small)，使其更符合英文表达习惯。

综上所述，在延安时期外宣翻译中，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外媒记者们选用了西方人更熟悉的综合-分析语报道自己的所见所闻。

(三)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媒介

“传播媒介也被称为传媒、媒体或媒介。传播媒介在传播学中充当传播工具、传播渠道以及传播载体，简单来说，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媒介即信息经传播者传送至接受者这一过程中一切形式的携带及传递信息的物质工具。各类传播工具也会统称为媒介。同时，从信息采集、信息加工制作到信心传播过程中涉及的所有个人及社会组织也都属于传播媒介。”[2]110-111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活动，传播学视角下的翻译想要获得成功，传播主体便还需要考虑信息是通过什么渠道传播的，也就是信息的传播媒介。

“早在1944年7月，毛泽东同志会晤中外记者团时的谈话就已经在伦敦《泰晤士报》上刊载；
同年8月3日，《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等美国著名报纸上刊载的一些由驻延记者们发回的通讯在美国旧金山电台《美之呼声》进行播报。《纽约时报》《时代》杂志上也出现了许多爱泼斯坦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爱泼斯坦向全世界传递了‘中国的希望还需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的观点。1945年9月，在延安访问结束的爱泼斯坦在纽约的《下午报》上刊登文章称：‘中国共产党战胜了困难，1944年访问共产党领导的地区的过程中，我和其他外国记者发现，苏区的老百姓以及战士们都吃得好，穿得好，而且比中国其他地方的老百姓和战士过得还要好’。”[14]

因此，具体来说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媒介主要包括伦敦的《泰晤士报》、美国旧金山电台、《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基督教警世报》《时代》、纽约的《下午报》《新民报》等。正是在这些传播媒介的帮助下，西方国家才得以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延安的实际情况。

(四)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受众与传播效果

“体现传播效果的关键在于接触传播内容的受众。不论何种传播活动，只有为传播受众所接受，且该传播在受众身上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么，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2]110-111

延安时期外宣翻译活动的传播受众主要是一些想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国内外人士和各国领导人。“正是因为埃德加·斯诺的报道，西方各国才得以聆听来自红色中国的真实声音，才得以有后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延安之行。正因为斯诺和爱泼斯坦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报道，一大批爱国青年才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正是因为斯诺和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报道，才会有一大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来到中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此外，阅读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StarOverChina)之后，白求恩也来到中国，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和革命事业而奉献；
同时，他还将该书推荐给了自己的朋友，希望朋友能够通过阅读该书来了解自己去往中国的原因；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美国政府也受到了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影响，阅读斯诺的书籍和通讯后，罗斯福本人曾前后三次接见了斯诺，并向他询问中国共产党的具体情况；
斯诺等人所倡导的中国‘工合’运动也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
由于《西行漫记》的成功传播，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敌后抗日军民在该战争的远东前线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受到了美国人的认可；
共产党在美国政府心中的形象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还决定像对国民党一样对共产党提供支持。1945年，中国共产党人这一增长的力量已经得到了罗斯福的承认，罗斯福表示将会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给予中共援助。”[15]

传播主体对于传播受众的精准定位以及在接触传播内容之后产生的传播效果促进了延安时期翻译活动的成功传播。因此，在对外宣传过程中，外宣翻译的成功传播除了需要注重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传播媒介的选择之外，还需考虑传播受众及其对传播内容的接受情况，进而提升外宣翻译的传播效果。

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策略对当今的外宣翻译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范围产生巨大的影响，主要得益于其在传播主体、所选取的传播内容、传播内容的真实准确性以及对于传播内容的翻译策略这四方面的整体把握。

在传播主体的选择方面，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选择了斯诺等外国记者，并且以实际行动迎接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到访，全方位支持斯诺和参观团成员深入了解红色中国，以便他们能够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中共的领导理念，更加全面地报道红色中国，这是延安时期中共形象、理念、政策等内容成功传播的关键。一方面，埃德加·斯诺、爱泼斯坦等中外西北参观团的记者本身就是某些知名报社的记者或是与很多知名报社有一定的联系，因此选择斯诺、爱泼斯坦等外国记者作为传播主体会更容易将中国的形象、领导理念等内容传播到世界各国；
同时，由于报纸的普及率更高，选择媒介资源更广的传播主体也会更容易满足传播受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埃德加·斯诺本身就对中国共产党的理念怀揣着一颗好奇心，加上他本身坚毅的个性，进一步促进了传播活动的有效展开。

在传播内容的选择方面，中国共产党选择了外国人感兴趣的红色中国特有的领导理念、红色中国百姓和战士的生活、教育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并且允许西北参观团记者深入百姓与战士中去，切身感受红色中国发生的真实的一切，用他们自己真切的感受解开访问前心中存有的疑惑。此外，以传播受众的喜好来选择传播内容进而开展传播活动的策略，也是延安时期外宣翻译成功传播的关键所在。在传播内容的处理方面，传播主体还采取了回译等翻译策略来处理传播内容，以此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

在传播媒介方面，得益于传播主体本身拥有的报社、出版社等丰富的传播渠道、相关资源和中共的领导理念等红色中国相关信息才成功地在海外传播。同时，大多数传播内容都是以通讯的形式刊登于报纸上，方便更多的人了解到真实的红色中国，这进一步提升了传播的广度。

在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方面，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受众与其传播主体、传播内容紧密相关，其传播主体的初心、传播内容和传播受众都是针对那些想要进一步了解红色中国的外国友人，因此，其传播受众明确，针对性也相对较强。凭借传播主体本身的媒介资源，传播内容的真实性与可读性等基础，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效果才得以大获成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也因而得到美国政府和各国友人的认可，中国共产党也得以在抗战过程中得到国际友人的支持。

基于此，新时代外宣翻译的传播可以借鉴延安时期外宣翻译的传播方式，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传播受众四方面进行整体性的考虑，从而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各国更加了解真实的中国。

对于翻译传播主体，尤其是外国记者这一传播主体相关人才的选择上，外宣相关负责部门除了需要考虑外宣工作者的语言能力之外，还需考察他们的信息宣传与推广能力。如果传播主体本身就拥有扎实的双语基础和丰富的媒介资源，那么，其宣传与推广能力就会相对更强，传播效果也会更佳，传播受众也将更为广泛。参照当时延安时期外宣翻译传播的成功案例，对外宣传工作的开展可以充分借助相应年代所拥有的丰富的传播主体资源。因此，对外宣传相关部门除了选择合适的外媒记者作为传播主体之外，还可以进一步扩大传播主体群体，比如外宣相关部门可以将华裔青少年作为传播主体，倡导类似谷爱凌式的华裔优秀青年人才“讲好中国故事”，促进更多的国外青少年了解真实的中国。

对于传播内容的选择，外宣工作者应全面了解传播受众的兴趣，有针对性地选取一些既能吸引外国读者又能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理念的内容。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经济与科技日益飞速发展，社会发展越发复杂，人们的生活压力也随之变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人民更倾向于欣赏和了解一些可以让人内心平静的事物，享受一份烟火气，因此从中国特色传统文化及美食出发来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出发点。2021年2月2日，中国短视频博主李子柒打破了“YouTube中国频道”吉尼斯世界纪录，订阅量超过1410万。[16]这就很好地证明了目标传播受众的兴趣所在，因此外宣传播工作者可以将中国理念、中国故事融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食短视频中，并以此作为传播内容的一部分。在传播内容的翻译策略上，外宣工作者可以借鉴延安时期外宣翻译传播过程中采用的“借助外国记者的帮助润色语言以及在语言表达方面选择西方人更熟悉的表达”等翻译策略。外宣工作者可以吸纳更多的外国友人加入“讲好中国故事”的行列，保障传播内容以地道的语言呈现给传播受众，从而更好地促进国家外宣翻译的发展。

对于传播媒介的选择，除了延安时期外宣翻译传播使用的媒介之外，处于网络媒体飞速发展浪潮中的外宣工作者还可以借助自媒体等新型传播媒介。比如外宣工作者可以利用短视频、公益汉语学习微课、音乐等传播媒介传播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发展理念、政策等传播内容，扩大外宣受众群体，激起年轻一代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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