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 鹏

中国传媒大学 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4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传播领域也正在发生深刻的理论格局转型，时代亟需国际传播研究视角的创新。

学界在新时代我国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框架下开展了充分的探讨。姜飞[1]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表述立论，指出国际传播变“局”历史性的三大导向线索：利益、边界和秩序，认为当前的核心焦点是秩序推动、秩序导向的变局趋势。张磊[2]从历史视角出发，从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汲取理论养料，“以历史为经，以世界为纬”，用“天下大同”思想作为构建国际传播话语的未来想象，并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其包容性强和占据道义制高点的特征或可成为重建全球传播秩序的思想旗帜。史安斌等[3]以“全球中国(global China)”作为国际传播概念和理论创新的切入点，试图从方法论层面突破单纯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及其所设定的地理疆界，“从跨区域、跨文化和跨阶段的视角重新想象和建构中国”。段鹏等[4]从国家身份建构的话语调适、话语应对模式的重建、全球信息价值观的重塑三个方面提出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价值维度转向，并从理念路径、技术路径、文化路径等方面描摹出了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实践重构图景。

可以说，上述研究着眼于我国国际传播的“道”，试图构建具有创新性的国际传播理论基石。而着眼于我国国际传播的“术”，即从更具体细致的层面来着重提出解决新时代、新要求下我国国际传播问题之对策及方法的研究亦硕果累累。如段鹏[5]分析了我国当前国际传播所面临的的挑战与问题，并据此尝试提出我国开展下一阶段的国际传播实践应从布局智能全媒体国际传播战略体系、加强跨领域国际传播协同创新研究、健全话语体系打造立体化国家形象、探索协同化国际传播人才培养路径等四个方面着力的策略建议。其他的对策性研究包括着眼于国际传播的话语升级、新路径探索以及国际舆论格局之总体布局等，均具备一定的实践意义和可操作性。

纵览当前国际传播场域，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多种传播主体于其间可谓百舸争流，塑造了空前复杂的国际传播景观。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机遇，我国的国际传播事实上面临着风险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传统媒体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研究范式由来已久，而现如今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支撑下，世界几乎已经步入了迪克等人所言的平台化社会，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的勃兴以及智能媒体时代的揭幕几乎已完全将“国际传播”的基础结构颠覆。当前，国际传播的主阵地早已从传统媒体转移至互联网，互联网话语权即国际传播话语权。

互联网雏形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人类信息传播的主要场域。万维网的发明者伯纳斯·李曾经说过，互联网不仅仅连接机器，它还连接人(1)伯纳斯·李.在奈特基金会的演讲[EB/OL].[2022-01-10].https://webfoundation.org/about/community/knight-2008-tbl-spe-ech/.。是人创建了一个个网页链接，也正是作为一个个主体的人在点击并浏览数以亿计的网页内容。麦克尤恩等在其虚拟世界主义(virtual cosmopolitanism)理论中指出，当前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个体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或社交媒体作为传播中介”，“媒介化的社会空间使个体观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跨越国界进行传播”[6]。互联网使国际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时代，其中个体的传播效能得到了无限的放大，国际传播也便因此不再局限于政府单一主体的模式和样态。

“十年的时间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中看来仿佛仅仅只是一瞬间，但用互联网的时间尺度来衡量则堪比万年。”[7]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普及在我国体现得尤为明显。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11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1.6%(2)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DB/OL].[2022-01-10].https://cit.buct.edu.cn/_upload/article/files/78/6b/7f0d8df1428 caae3a7d0a24d5050/b3d5c087-8ab5-463a-a1fe-c7d20c2ef708.pdf.。而2010年我国网民数仅为4.57亿人，2000年更是刚刚迈过1 000万人这个关口。若将我国的10亿网民置于全球互联网这个环境中加以考量，那么全球互联网中有至少10亿人使用中文作为第一语言进行网络传播活动。据数据网站Internet World Stats统计，截至2021年9月，全球互联网中使用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用户数为11.8亿人，占全球网民数的25.9%，而中文网民约10亿人，占比21.7%。考虑到英语在国际上的通用属性，网民中使用中文者与使用英语者在数量方面较为接近，可见我国互联网的发展普及程度亦较高。

然而，另一组数据更加引人注意。网站W3Techs统计列出了全球访问量最大的前1 000万个网站并分析这些网站所用的语言。这一统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出某种语言在国际互联网中的流行程度以及其内容所占的比重。根据其释出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1月，全球访问量最大的前1 000万个网站中有63.7%为英文网站，占比位列第一；
而中文网站仅占1.3%，占比位列第十，甚至低于越南语网站占比(1.9%，第九名)。从两组数据中可以粗略地得出互联网上中文与英文人均信息量的差异，中文的人均信息量为0.059，英文的人均信息量则为2.459。两相比较之下，互联网上英文的人均信息量为中文的41.6倍。

以上中英文互联网信息量的对比之悬殊不能不令人扼腕。不难看出，使用中文的网民数量与使用英语者不相上下，而造成人均信息量差异的原因在于中文网站数量过少，或没能进入统计样本池中。据vpnMentor统计，2021年全球的网站数量已经超过18.3亿个，而CNNIC 2021年6月的数据统计显示，我国的网站数量为422万个，较2020年12月下降4.7%(3)此处所统计的我国网站指域名注册在中国境内的网站。。可见，中文网站的数量相对于全球网站数量而言的确存在数量级上的差距：占全球网站数1.3%的网站，服务了全球21.7%的网民。

本文试图研究国际传播中的互联网信息流量问题。国际传播信道里流动的信息即为国际传播的内容。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量既是国际传播的表现形式，又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目标，国际信息流量构成了目前国际传播体系的主体，这一信息流量中既包括着信息流量的大小也包含着信息流动的方向。过去30年间，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量涉及国际社会的所有领域，如政治、外交、经济和文化等，同时国际信息流量的大与小、信息流动的方向以及信息流动中所折射出的内涵已经超越了信息流量本身，并通过国际舆论等形式影响着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整体利益和国家形象。信息流量也因此引起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极大重视，甚至引发在国际传播中对国际信息控制权的争论。中文互联网信息量与英文信息量相差悬殊，这一信息流量的发展沿革是怎样的？其原因是什么？而我们作为国际传播研究者应当如何应对？带着这样的问题，本文将首先对我国的互联网信息流量发展历程作一简要梳理，检视在此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分析得出中文互联网信息流量在国际互联网上较为匮乏的原因，最后尝试阐述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对学界同仁围绕国际传播这一议题开展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一)1987—2001年：互联网信息流量1.0时代

由于互联网本身正处于起步初期，其技术门槛和应用成本较高，相应的资源也极为稀缺，所以仅有少数科研工作者和学术机构尝试使用互联网进行信息传播活动，当然其使用范围也被限制于学术交流等领域。

学界较多地将1987年作为中国互联网早期的开端追忆[8]。1987年9月20日，兵器工业部计算机应用研究所王运丰和李澄炯等中国科学家在该所建立我国第一个电子邮件节点，用英文和德文向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内容为“越过长城，走向世界(ACROSS THE GREAT WALL WE CAN REACH EVERY CORNER IN THE WORLD)”——该邮件用了近一周时间才抵达收件方(4)梁宵.中国互联网30年大事记[EB/OL].(2017-09-20)[2022-01-14].http://www.beijingreview.com.cn/keji/201709/t20170920_80 0105024_6.html.，因为当时的通信速率仅为300bps。1987年，德国拥有互联网也才仅仅两年时间。此后的几年间，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继续由科研工作者推进。1990年，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措恩与中方人员商讨后，在校内建立并注册登记了“.CN”顶级域名服务器，同时开通了该域名的国际邮件服务。至1993年底，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电子部华北计算所以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科研学术单位先后通过卫星通信的方式接入了国际互联网。

1994年之前的前互联网阶段主要是我国将互联网被动引入的时期。由于中国并未参与互联网技术从无到有的研发过程，互联网终究是“舶来品”，美国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国对互联网信息也基本上处于被动接收的状态。

1994年4月20日，中国通过一条64K国际专线实现了对国际互联网的全功能接入，中国被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1994年8月，网友架设了清华大学内部的电子公告牌(BBS)——水木清华，这是当时中国最具人气的论坛之一，“泡论坛”成为中国网民最初的网络习惯。互联网此时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互联网的使用群体依然集中在高校和科研单位之中。

1996年，中国互联网发展出现第一波热潮。当年，在中国人还不知道风险投资为何物时，张朝阳从美国博士毕业后归国创业，创办了搜狐，这是中国成立最早的门户网站。1997年，中国网民数还只有63万人，但至2000年底，这个数字已经飙升至2 250万人。

这一阶段，互联网基础建设及基础知识的认识与普及是中国互联网建设的主要内容。此时的互联网往往被称为报纸、广播和电视之外的“第四媒体”，它虽然较为迅猛地走进人们的生活之中，但传统媒体的公信力、易得性和使用惯性依然使其成为国人信息传播的首选渠道。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中国的传统媒体也在进行着互联网应用的尝试。1995年1月，《神州学人》杂志开中国媒体上网之先河，截至1996年底，有30多家报纸在互联网上发行电子版，还有20多家杂志也开始上网，一些广播电视台开始建立自己的网站[9]。但此时，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并未拥有较强的互联网基础设施、硬件基础，同时其信息传播实践的底层逻辑依然局限于“术”的应用范围内，基本上不触及“脱胎换骨”的变化范式，因此，最终陷入“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的窘境[10]。

在互联网信息流量1.0时代，美国依然在世界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而我国虽然在一批出海上市企业的推动下做出了信息流量走出去的尝试，但总体而言依然处于被动接收的状态。

(二)2001—2008年：互联网信息流量2.0时代

互联网信息流量2.0时代是我国互联网发展的社会化阶段。该阶段初期，互联网产业熬过了“互联网寒冬”并开始蓄势突围，互联网企业以各种增值服务作为创收渠道开始盈利。这股绝境逢生的热潮以2005年百度在美国上市为顶点。上市当天百度股价涨幅达353%，华尔街充斥着惊叹之声。

2006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互联网也进入了“Web 2.0”时代。彭兰[11]认为，“Web 2.0”时代的核心指向是试图把人与信息内容的关系深化为人与人的关系，其中博客(Blog)概念的推广以及博客网站的发展是最为显著的特征。2007年，网络游戏成为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收入来源(5)方兴东.中国互联网激荡20年[EB/OL].[2022-01-15].http://www.ccidnet.com/2017/0103/10230358.shtml.，进一步以其社交属性通过人与人的连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网民。博客、BBS、网络游戏等“Web 2.0”时代的代表性技术使互联网普及化、大众化，网民主导网络文化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也由此带来了政策监管方面的问题。在互联网信息传播领域，《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开始实施，《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由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在构筑网络世界良好生态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互联网信息流量2.0时代以2008年为终点是因为2008年被称为“网络舆论年”[12]。这一年，博客、QQ、百度贴吧等社会化媒体的影响力迅速提升，网络媒体在报道国内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与西方的歪曲抹黑不实报道抗衡，发出了中国信息流量介入国际传播场域的最强音。汶川地震和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大事件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互联网在其信息传播的过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并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在舆论监督领域具有重要功能。互联网已不再被称作“第四媒体”，而是逐渐融入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主流媒体对内对外信息传播的主战场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在互联网信息流量2.0时代开始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进行信息流量的争夺。

(三)2008—2017年：互联网信息流量3.0时代

这一阶段是以移动互联网为主导的、突出即时性的社会强连接时代。2008年，我国网民数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2009年是我国第三代移动通信(3G)元年，此项技术极大地推动了以手机终端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同样是在2009年，Web 2.0概念式微，社交网络(SNS)网站兴起，微博、微信等平台迅猛崛起，将中国互联网带入了“全民上网”的即时传播时代。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开始呈现自己的特性，并在宽带网民数、CN注册域名、个人电脑等多个指标上超越美国[13]。至2012年6月底，我国手机上网人数超过台式电脑网民数，手机成为我国第一大上网终端(6)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22-01-17].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0/0420/5313100101002241.shtm.。有学者指出，2012年中国传媒业跨入了新传播时代的门槛，数字化、移动互联网将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近几年的共同热点[14]。同样是在这一阶段，中国互联网产业开始在全球市场中证明自己的竞争力。2014年，坐拥QQ、微信以及其他诸多游戏和服务类软件的腾讯市值突破10 000亿港币，正式进入全球互联网巨头第一阵营，开始与Facebook、Amazon和Google等企业平起平坐。

2014年，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在我国开始全面部署，移动上网网速得到极大提高，网速限制瓶颈被基本破除，移动应用场景得到极大丰富。互联网在此阶段的大规模普及使国际传播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不仅为传统媒体开辟了吸引受众的新的渠道，同时也改变了信息发布和产生的时间概念，对国际传播的信息流程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波发展浪潮将中国社会快速带入了强联结阶段。这种联结的根本性突破，使得互联网不但成为中国社会新的主流媒体和主流信息传播机制，而且开始向外界传播、释放信息，冲击和动摇着国际传播的既有结构。

2016年9月，抖音在中国上线；
2017年5月，抖音国际版(TikTok)在海外上线。作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信息流量巨头，抖音在国内的火爆以及在国外市场的疯狂生长标志着我国国际传播信息流量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以抖音为代表，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仅是互联网产业本身的进程，更是全球传播秩序的挑战者。中国在这一过程中不但在经济和网络技术上实现了崛起，一定程度上也在国际传播话语权上实现了崛起，开始面对西方的话语攻讦和传播霸权进行信息流量争夺。

(四)2017年至今：互联网信息流量的新时代

2017年至今是我国互联网信息流量传播的新时代。自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以来，28年的发展使中国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互联网产业、互联网企业国际化和数字经济等方面后来居上。2021年第二季度，微信及WeChat(微信国际版)月活跃用户数突破12亿大关，2021年底TikTok中“#China”标签的观看数超过270亿次，越来越多以亿为单位的统计数据见证着中国互联网信息流量的发展壮大。

在这一互联网信息流量的新时代，中国成为走在互联网产业前沿的引领者和创新者，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进步迭代是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在此基础上迭代进化出的新型媒介形式已然深刻改变了人类传播景观，当下人工智能技术，及大数据、拓展现实、5G等关键共性技术逐渐拉开了智能媒体传播的帷幕。201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等四家企业发放5G商用牌照，中国进入了5G元年。也是在这一阶段，美国政府开始以政治力量介入互联网市场，故意给华为等中国互联网科技企业设置发展障碍，为5G的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然而，中国已经在这场5G竞赛中走在了前列。截至2021年2月，中国累计建成5G基站超过71.8万个，约占全球的70%，独立组网模式的5G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市，5G终端连接数超过两亿个，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4G用户高出50%(7)中国5G基站全球占比七成 5G规模商用实现快速发展[EB/OL].[2022-01-18].http://news.cctv.com/2021/02/25/ARTIgpfk0X zxQzPnHvBKDaRb210225.shtml.。中国从学习借鉴西方互联网技术发展为引领互联网产业发展，从被动接受外界信息到强势崛起、在信息流量领域与西方分庭抗礼，一个中国互联网信息流量的新时代确已到来。然而，如前文所述，互联网中文信息流量的比重依然相当之低，这是需要我们去找出原因并提出对策的要害之处。

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国互联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本文大致勾勒出了中国与西方流量争夺的时间线。可以看出，尽管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且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中国互联网信息流量依然处在较为匮乏的状态之中。

(一)英语在全球语言网络中居枢纽地位

根据“民族语”网站的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全世界现存依然在使用的语言共约7 100种，其中英语的使用人数位居首位，为11.32亿人，其次为中文11.17亿人，仅从使用人口数量层面来判断，似乎相差并不悬殊。然而，英语的使用人口中包含大量官方语言非英语且国民人口母语也非英语国家的人口，而中文的使用者局限于中国和东南亚华文群体这样一小部分区域之中，英语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远远高于中文。在全球语言网络地图[15]中，英语因为被最多语言转译且又转译为最多语言而成为核心枢纽，同时呈现出了法语、德语、俄语等次核心的“中间枢纽”，在不同程度上也起到了相同的传播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像中文、印度语和阿拉伯语这样使用人数众多的语言在其中却处于边缘地位，表明这些语言很少和其他语言发生交流。

由于英语在全球语言网络中处于枢纽地位，具有高于中文的通用性，因此，英语信息事实上对于更多人群而言是可被理解的，而信息生产者为追求较好的传播效果也更倾向于发布英文信息，中文信息相对于英文信息就显得比较匮乏。

(二)互联网巨头形成马太效应

互联网中文信息量较少，一部分原因在于统计学意义上的中文网站数量较少。一定程度上，中国的互联网已经被少数几个巨头互联网企业所垄断，大部分中国网民日常访问的都是腾讯、今日头条、百度等网站。例如，网民购物使用淘宝、京东、拼多多、美团等网站，聊天使用微信、QQ等即时通信软件，搜索用百度，看视频则选择爱奇艺、优酷、腾讯、B站、抖音、快手，等等。人们似乎没有太多时间去浏览其他网站，其个人喜好以及社交网络均与各大平台的个人账号深度绑定，因而大部分的用户访问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域名里。

以微信和知乎为例，个人内容是从属于平台的。因此，即便微信有2 000万个公众平台，相当于2 000万个私人博客，但由于其域名都相同(http://weixin.qq.com)，在统计中只能被算作是一个网站。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小的网络平台在竞争中迅速落败，而流量则转移到巨无霸平台上。

(三)个人独立建站的门槛和成本较高

中外网站数量的差异也可从建站和维护的成本上来分析。对于个人来说，由于中国互联网相对处于后发地位，具有计算机编程能力的个人占比较低，因此个人建站的能力较弱。从企业角度来讲，欧美商户有独立建站的传统。小城镇的餐馆、发廊等都有自己的网站，建站的资源也比较丰富，门槛相对较低。相对而言，由于中国网站实行备案制度，不论是个人还是中小型商户，独立建站都具有一定的困难。

由于建站成本和门槛过高，而互联网巨头又提供了博客、托管等功能，许多个人不再独立建站、写博客等，转而使用美团、大众点评等成熟的平台，从而实现提高流量、增加曝光度和盈利等目的。小型企业和商户也不再创建自己的网站，比如国内的餐厅可能倾向于直接在美团平台上投放其信息，不再像众多欧美同行一样建立独立的网站。从这个层面来讲，除了小型网络平台“牺牲”外，个人和商户以一定自由度为代价，降低了诸多注册和维护等成本，有所获益。

(四)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网站式微

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的在线活动被分割在一个个应用软件中，发布的内容也具有封闭性。传统网站的时代逐渐落幕，中国互联网企业或引领、或跟随，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中抓住了机遇，而大量传统网站就在这一过程中如大浪淘沙一般消亡了。

互联网企业为了实现自己的信息流量增长和盈利目的，纷纷建起了“护城河”，将内容限制在“自留地”内。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用户使用搜索引擎的次数减少了。如淘宝等网站完全屏蔽了百度搜索的抓取，用户了解商品信息只能去淘宝网搜索。久而久之，用户也被培养起了在各平台内部搜索的习惯。资源和内容的分割，一方面体现为垂直化程度加深，这可以帮助用户迅速满足需求、获得专门化的信息与服务，但另一方面，从内容生产上来说，由于信息可检索程度降低，不同平台内容的互动交流减少，传播度降低，内容的价值和创作的意愿也降低了。

总而言之，多重因素导致中文网站数量的全球占比与中文网民数量占比明显不匹配。移动互联网浪潮下，传统网站式微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只是在中国体现得比较显著。希望中文互联网能焕发新的生机，也希望中文能成为“枢纽语言”，让更多个体和群体易于和乐于创造优质的内容，提升中文互联网信息的活力、质量和声量。

(一)全方位健全打造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增强信息传播力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了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全媒体不断发展，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如何推动媒体融合进程、如何建设全媒体生态已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16]，抓住智能媒体传播的发展机遇，在网络空间中占领舆论阵地，引领社会凝聚人心、巩固主流思想舆论的同时抵抗网络空间的“外部入侵”是当务之急。

首先，加强智能全媒体传播体系的顶层框架设计、中观方案设计和微观细节填充，明确各级政府和各分管部门对国际传播领导职权的分配，优化或再造国际传播整体战略的实施流程，颁布法律法规为国际传播战略的整体实施保驾护航；
其次，加强国际传播的媒体间和官民间合作，积极动员非主流媒体、网络媒体、自媒体等传播资源参与我国国际传播事业，在可资利用的对外传播平台发布信息，在我国整体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积极补充丰富的细节信息，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形成合力；
再次，加强对智能媒体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新闻写作机器人、人工智能翻译、智能影像等技术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应对反华势力的恶意攻击；
最后，充分激活地方媒体的国际传播动能，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地方特色媒体建设与国际传播的整体规划有机结合，打造同心圆式全媒体国际传播体系。

(二)加大对出海互联网平台的支持力度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企业出海呈燎原之势。在多方面综合因素下，中国互联网企业前赴后继奔向传说中的异国“蓝海”。从激励侧来看，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鼓励企业抱团出海；
从压力侧来看，国内互联网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而互联网领域巨头垄断、瓜分地盘导致的竞争压力，都在鞭策着企业扬帆出海，寻找尚待开垦的互联网处女地。然而，2020年底TikTok与特朗普政府的封禁风波和华为公司遭受芯片断供危机等一系列事件都不得不让我们认识到，“互联网无国界”这一激励着互联网企业出海发展的理念已不再适用，出海互联网企业作为中文互联网信息海外传播的生力军面临着西方国家施加的重重阻力与挑战。

面对这一情况，需加强对出海互联网企业的支持力度。从政策角度而言，应意识到出海互联网企业已经或有潜力成为中文信息流量丰富发展的平台，需借助政策力量帮助此类企业提高风险抵抗能力，加大经济补贴、税率优惠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防止西方国家打击此类企业以求经济和话语信息传播的一石二鸟之利。从宣传角度而言，需强调出海互联网企业作为信息传播平台的本质属性，防范西方国家将其妖魔化为意识形态传播机器并以此来继续把持互联网信息流量。

(三)关注国外年轻一代，培养关键意见领袖

Z世代指出生于1995—2009年，从小在互联网环境中长大，受智能手机、电脑等科技产品影响最大的一代人。作为年轻一代，国外的Z世代未受到过冷战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对西方“权威话语”具有怀疑和反叛精神。据联合国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全球Z世代人口约24亿，占全球总人口的32%(8)不断变化的人口统计[EB/OL].[2022-01-13].https://population.un.org.。Z世代以其庞大的人口数量和特征成为中文信息的理想受众，争取Z世代的关注和认同应当成为互联网中文信息传播的重点。而互联网信息传播离不开意见领袖(KOL)。事实上，以李子柒、办公室小野、老高与小茉为代表的一批中国意见领袖已经在海外信息平台(如YouTube)获得了较高的关注度，中国的风景、美食乃至社会热点事件均在他们的推介下化作大量的中文信息被广为传播，引发以国外年轻一代为主体的国际受众的广泛共鸣。由此，利用国外年轻一代来扩大中文信息流量，可以借助具有亲和力和影响力的中国意见领袖，实现中文信息的繁荣、丰富，甚至进一步“化信息流为影响流”[17]，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四)大力加强国际中文教育

国际中文教育是指面向海外母语非汉语者的中文教学，是一种以中文教育为核心的人才培养活动。作为国家对外传播、国家形象塑造、文化影响力甚至综合国力提升的重要传播媒介，国际中文教育从宏观层面来看可以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力与影响力，使中国传统文化得到更广泛、更深入的继承和发展，同时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从更具体的微观层面来看则恰恰可以使中文信息走出“信息孤岛”并在国际互联网世界得到推广，使中国故事被读懂，使中国声音被听懂。

当前，5G驱动下的智能媒体传播技术为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体系创新提供了新的生态契机，线上与线下教育的相互建构为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体系创新的结构变迁提供了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加强国际中文教育，首先需要做好国际中文教育的管理布局，以孔子学院为核心的国际中文教育办学模式为基点，以国际中文教育的市场化运作模式为连接，以多边合作与资源共享为面向。其次，在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建设中要注重其教法研究的前沿化、多样化，注重其教材开发的专业化、专门化，师资培养的标准化、本土化，传播交流的项目化、多元化。再次，需统筹国内外两个中文教育市场，完成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转变，实现互联网经济下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的多元化产业模式建构，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发展的“一体两面”。最后，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体系创新需坚持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牢牢把握国家对外传播的政策导向，做好教育道德与伦理规制。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中国互联网信息流量经历了三个时代的发展，中文信息流从无到有、由弱变强，中国以互联网大国的身份走向了崛起。进入数字世界与现实世界加速融合、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共在的当下，政治、技术、经济和文化不断推动着国际传播领域的发展变革，这对中国互联网信息流量的发展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本文研判了中国互联网信息流量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了现存问题的原因并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展望未来，立足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起点，进入新时代，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文信息流量的壮大，需要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努力，我们也必将在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自信的基础上为全球国际传播的新秩序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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