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龙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综合治理研究所，北京 100101）

当代发展是包括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等在内的综合发展，而包容性是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理念。文化发展是包容性发展的本质内容，是考察包容性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指标。只有当移民能够在迁入地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文化活动，习得社区文化，逐步接受社区所在地的文化价值观念和习惯，实现社区的文化认同，成为文化意义上的社区共同体成员，才算真正融入了当地社区。童莹认为，文化是外部事物在人的内心世界的意识化，是作为知识观念、伦理规范、道德价值等内在于主体人的意识之中，活跃于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东西[1]。观察和分析城乡结合部社区包容性发展的状况，文化发展的包容性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包容性，直接关系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学术界多使用“文化融合”“文化适应”“文化认同”等概念，来表达与文化发展相近的含义。文化融合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关于农民工（流动人口）文化融合、文化适应或文化发展、农民工与城郊农民市民化等方面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考察和研究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包容性状况提供了许多富有启示的借鉴。

（一）文化融合和文化适应的理论价值

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文化融合”，是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群体的个体们在不断地发生接触以后，其中一个群体或者所有群体的原有文化特征发生变化的现象”[2]。有学者指出，一直以来，能够熟练运用迁入地语言进行交流是衡量文化融合的重要指标[3]。悦中山等认为，农民工文化融合的任务包括适应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和适应流入城市的区域性文化[4]。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融合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

文化适应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海斯勒（Heisler）认为，“文化适应不应是被动的适应，而应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主动适应与自觉适应；
文化适应是移民实现社会融合的初级阶段和必备条件，如果没有文化特别是语言方面的适应，就不可能有全方位的社会适应”[5]。贝瑞（Berry）认为，文化适应是指“个人或群体的文化类型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是指个人或群体对其所处文化环境的适应”[6]。迪兹（Dietz）认为，“对移民来说，文化适应就是指移民对移民输入地通行语言、文化价值、文化氛围等方面的适应”[7]。张文宏、雷开春则认为，文化认同（culture identification）即文化身份认同，是对“我应该采用哪一种文化模式”的回答[8]。

二者在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周皓提出的社会融合指标体系中的文化适应是迁入人口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主要表现在语言、居住时间、外表、饮食等方面[9]。悦中山等提出的心理融合是指，农民工只有在心理上对城市社会认同才能最终说明他们已经完全地与迁入地社会实现融合[4]。梁鸿、叶华提出，只有心理和文化的适应，才说明外来常住人口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也只有实现文化融合，创造有利于文化融合的环境，融入也才是最为深层次的，其影响也最为深远[10]。杨菊华指出，文化融合作为社会融合的高级阶段，是移民融合研究中最关键的一环[11]。刘红岩指出，文化共融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最高阶段，只有农民工融入到城市社会文化中，他们才能与城市居民有对话的共同平台，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12]。这些研究指出了文化发展（融合）在包容性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是观察文化发展的重要指标。

（二）农民工（流动人口）的文化适应与发展

青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呈现主动学习吸纳状态，但仍存在明显的城乡文化冲突。周明宝从社会身份认同的角度，探讨城市滞留的青年农民工的文化适应和身份认同问题，认为年轻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方式高度认同，他们会对城市生活文化主动学习吸纳，并且自觉地内化和外显地模仿趋同[13]。张文宏、雷开春则指出，文化认同体现在穿戴的服装、吃的食物、交往的人群、坚持的价值观，以及用来适应新文化和当地人的策略等方面[8]。郑松泰在对珠三角地区东莞市一个工业区的田野调查中发现，信息及通信技术因为自身的高度便携性和多元功能性等特点，已经牢牢地嵌入新一代农民工的日常生活之中，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省吃俭用族，有一些已经开始追求时尚，并且进入白领中产阶层的消费空间，同时他们还大量使用手机或互联网来进行沟通、娱乐和打发时间，这种现象成为我们了解新一代农民工的重要一环[14]。这些研究让我们看到青年（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适应的一些可喜迹象，但这基本上属于简单的文化模仿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发展。江小容则认为，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较上一代农民更认同城镇的价值观和文化，但是，在他们身上仍然存在农村文明的影子，体现了城镇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冲突[15]。韦向阳等也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向市民靠近，但现实状况和他们的心理预期存在差距，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中生活没有社会归属感[16]。

“村改居”社区存在文化短板和文化不适应等现象。村改居社区既是本地户籍村民融入城市社区的重要场域，也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空间。李明圣指出，城乡结合部地区明显地存在着文化短板的现象[17]。童莹在研究“村改居”社区文化时发现，随着“村改居”社区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村落文化的作用和地位发生很大的变化，传统文化心理对外来文化的闯入会产生一定的心理阻碍[1]。这表明，研究城乡结合部的社区文化发展问题，不仅应关注到农民工问题，而且应该关注到本地户籍居民的文化适应问题。

新居民（农民工）普遍存在文化融合浅、文化落差大、归属感不强等问题。温州综合改革课题组通过对温州市“新居民”社区融合的调查发现，这一群体文化融入度不高，温州归属感不强。具体表现为，外来人身份意识较为顽固，占41.8%的流动人口对自身的定位依然是“外来人”这一身份，社区居住意识尚未形成[18]。许光根据浙江省的一项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普遍存在身份认同困惑，他们中的很多人仍无法摆脱“外来人口”和“农民工”的身份标签，存在“内卷化”倾向[19]。陈云松、张翼的研究则指出，由于工资收入上的差距与户籍制度的限制，进城农民的文化消费能力较弱，因而和本地人形成了明显的文化落差[20]。李振刚根据刘辉武关于农民工文化资本类型的划分，测量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制度型文化资本和能力型文化资本[21]。柳建坤、张柏杨、陈云松的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对在城市文化的融入程度上要明显低于城里人（1.21vs0.75），但文化行为对流动人口积极评价政府工作具有远超于本地人口的影响[22]。这些研究指明了新居民（农民工）文化发展上的差距。

（三）农民工（流动人口）与城郊农民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引发部分学者关注，多认为城郊农民市民化尚呈粗放状态。另有一部分学者则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融合角度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王欧等学者认为，对于已实现家庭化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除在稳固家庭结构、劳工市场、社保等关键制度的嵌入之外，还要开放随迁子女教育和城市住房制度空间，才能让他们能够在更紧密的制度性嵌入中顺利完成向新市民过渡[23]。毛丹等学者则特别关注到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指出，城郊农民市民化是中国农民发展的重大命题，城郊农民市民化政策作为一种积极干预设计，总体是粗放型的，在角色视角中看并不利于城郊农民认同和扮演市民角色[24]。

总之，文化融合或文化适应是移民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农民工和城郊农民市民化也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们都与农民工（流动人口）的包容性文化发展密切相关。

对文化发展的类似测量有不少，李煜用7个方面128个问题来测量被访者的文化偏好和口味，这7个方面的问题涉及各种主要闲暇活动，包括闲暇行为方式、书籍阅读类型、报纸阅读类型和收看电视节目类型、音乐欣赏偏好、对作家和作品的认知[25]。张文宏、雷开春设计了4个间接测量本地文化认同的指标：学习语言、熟悉风俗、接受价值和采纳节日[8]。周皓提出的社会融合指标体系中的文化适应是迁入人口适应迁入地的社会文化，主要表现在语言、居住时间、外表、饮食等[9]。杨菊华选择的“文化习得”的指标包括：对本地语言的掌握程度，与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情况，与本地市民在饮食习惯、服饰、卫生习惯、节庆习俗、人情交往等方面的差别[11]。李振刚研究中的制度型文化资本主要包括学历文凭，能力型文化资本主要包括城市语言、权利意识、城市生活常识和城市生活方式四个维度，分别操作化为语言能力、法律知识、日常生活能力和文化活动参与等[21]。参考借鉴学术界关于文化发展的测量指标，我们设计了9个与文化发展相关的问题，分别在深圳市宝安区和北京市海淀区开展了居民（含户籍居民和流动人口）问卷调查。两地共回收问卷854份，其中有效问卷合计为804份，有效问卷所占的比例为94.15%。

（一）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的理论假设

本研究所定义的文化发展，主要是指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生活中本地居民和流动人口参与状况及对当地文化习俗的接受情况。本文需要验证的假设有：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受社区类型、户口类别、婚姻状况、家庭结构、人力资本、政治面貌、职业类型等因素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社区、不同类别的户口、不同的婚姻状况、不同的家庭结构、不同的人力资本、不同的政治面貌、不同的职业类型都会影响到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融合）。具体分为以下8个假设：

假设1：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受社区类型的影响。社区的类型不同，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同；
不同城市的不同社区，其文化发展水平也不同。

假设2：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受居民户籍类型的影响。不同的户籍身份，其文化融合的状况存在明显差异；
本地户籍的受访者文化融合状况更好，流动人口的受访者文化融合水平更低。

假设3：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受户口类型的影响。不同性质的户口，其文化融合状况不同；
非农业户口的文化发展水平更高，农业户口的受访者文化发展水平更低。

假设4：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受婚姻状况的影响。婚姻状况不同，文化融合状况也不同；
已婚的受访者文化融合水平更高，非婚、丧偶和离异的受访者文化融合水平更低。

假设5：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受家庭结构的影响。家庭结构不同，文化融合状况不同；
家庭人口越多的受访者文化融合水平越高，家庭人口越少的受访者文化融合状况越低。

假设6：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受人力资本的影响。人力资本不同，文化融合状况不同。本文用文化程度的高低来测量人力资本的多少；
文化程度越高的受访者文化融合水平越高，文化程度越低的受访者文化融合水平越低。

假设7：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受政治面貌的影响。政治面貌不同，文化融合状况不同；
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受访者文化融合状况更好，普通群众和其他面貌的受访者文化融合状况更不好。

假设8：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受职业类型的影响。职业类型不同，文化发展水平不同；
职业类型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精英（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军人等）的受访者文化融合状况更好，职业为普通职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的受访者文化融合状况更不好。

（二）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的测量指标及赋值

综合学术界关于文化融合和文化发展的研究成果和相关指标，本文拟通过以下9个指标及其结果来描述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的状况。通过对相关指标及选项进行赋值，文化发展的最高得分为41分，最低得分为9分。得分越高，表示文化发展越好，得分越低，表示文化发展越不好。下面是具体指标及赋值（见表1）。

表1 文化发展的测量指标及赋值

本文测量了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变量的Cronbach’s alpha系数，发现其系数值为0.918 096，具有非常高的信度，相当稳定可靠。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选取文化发展中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只有主成分1（社区文化发展的综合水平尤其是社区文化活动的普及程度及文体达人、风俗习惯、趣闻逸事等的被了解程度等），可解释62%的方差。

（一）北京市与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的数据结果分析

测量文化发展共9个问题，包括是否听说过社区文化活动、是否熟悉社区文体组织、是否加入社区文体组织、是否认识社区文化指导员或体育指导员、是否了解社区风俗习惯、是否关心社区的趣闻逸事、是否了解社区历史、是否有社区认同感、是否能够使用本地方言与邻居进行交流。文化发展是观察居民是否真正融入社区的重要指标，有的指标需要较长的时间才有可能实现。北京市和深圳市两地8个社区调查对象关于文化发展的回答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认同自己是所居住社区成员”和“听说过社区开展的文化活动”的受访者占比分别为79%和75%，“关心所居住社区的趣闻逸事”的占比下降为58%，“了解所居住社区的风俗习惯”的占比为55%，“能够熟练地使用本地方言与本社区邻居进行交流”的占51%，“熟悉社区文体组织”和“认识社区文化指导员或体育指导员”的比例直线下降到50%，“了解所居住社区历史”的受访者下降到46%。

表2 北京市和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各指标结果

（二）北京市与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包容性的研究发现

1.北京市和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包容性总体状况

文化发展的9个指标及选项赋值后最高分为41分，最低分为9分。经统计分析汇总计算，我们发现，北京市和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得分为25.2分，得分率为61.46%，处于不太好的水平。总体上文化发展北京市得分（得分26.9分，得分率65.61%）优于深圳市得分（得分23.5分，得分率57.32%）（见表3）。

表3 北京市与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得分比较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北京市与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与经济发展等显性发展相比，文化发展是更深层次的发展，两地的城乡结合部均处于相对滞后的地位和水平。这一结果与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互相得到印证。二是本地户籍居民的文化发展得分比流动人口文化发展得分高13.74个百分点，表明两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的包容性比较差。这也进一步证实了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三是北京市本地户籍居民和流动人口文化发展得分率相差5.8个百分点，两个群体的文化发展差距比较小，表明与深圳市相比，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的包容性较强。深圳市本地户籍居民与流动人口文化发展得分率相差21.69个百分点，两个群体的文化发展差距比较大，表明与北京市相比，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包容性有待加强。四是四个群体比较，深圳本地户籍居民的文化发展水平最高，得分率为73.32%，北京本地户籍居民次之，得分率为67.95%，北京流动人口第三，得分率为62.15%，深圳流动人口最低，得分率为51.63%。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设2得到较好的证实，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确实受户籍类型的影响，户籍不同，文化发展水平不同。本地户籍居民的文化发展水平明显好于流动人口。

2.北京市和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比较分析

分析结果发现，从社区角度看，使用ANOVA方差分析法进行两两比较发现，有1个社区的文化发展明显高于另外3个社区，还有4个社区处于中间水平无显著差异（见表4）。

表4 北京市和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状况

进一步分析发现，北京市和深圳市城乡结合部8个社区（其中BJJY社区和BJC合并统计）的文化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见表5）。

表5 北京市和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水平比较

由此，本文所提出的假设1得到较好的证实，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受社区类型的影响，社区类型不同，文化发展水平不同，但社区不同的实质，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3.经过多元回归分析后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分别对深圳本地户籍居民、深圳流动人口、北京本地户籍居民和北京流动人口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对假设3、4、5、6、7和8继续进行验证。

（1）影响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本地户籍居民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本地户籍居民文化发展水平的因素主要有职业类型和居住社区。其中居住社区对有的社区（如YT社区）是正向影响因素，对有的职业类型（专业技术人员）是负向影响因素，其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2）影响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流动人口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流动人口文化发展水平的因素主要有职业类型、居住的社区名称、户口类型和家庭结构。其中职业类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有关人员），居住的社区名称（LT社区），户口类别（农业人口）和家庭人口数（2口人）均是正向影响因素，其他因素相对不显著。

（3）影响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本地户籍居民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本地户籍居民文化发展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居住社区名称、文化程度、户口类别、婚姻状况和居住在本社区的时间。其中居住的社区名称（BJJY社区和BJC）、文化程度（中学、中专及以下、大专、本科）、户口类别（农业户口）、婚姻状况（已婚）是正向影响因素，居住在本社区时间在半年及半年以内是负向影响因素，其他因素相对不显著。

（4）影响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流动人口文化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流动人口文化发展水平的因素主要有居住的社区名称、文化程度和性别。其中文化程度（大专）和性别（男）是正向影响因素，居住的社区名称（QT社区）是负向影响因素，其他因素相对不显著。

文化融合和文化发展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学者们使用了“文化适应”“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等相近的概念来表达相近的含义。既有学者将文化适应看作是移民社会融合的初级阶段，也有学者主张将文化共融看作是农民工融入社会的高级阶段或最高阶段。前期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城乡结合部地区存在着明显的文化短板现象，农民工的文化融入度不高，与当地居民存在一定的“文化落差”，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农民工和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发现了阻碍农民工和城郊农民市民化的一些因素。本文设计了8个客观性指标和1个主观性指标来测量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水平，并判断其文化发展的包容性。一方面，这些指标涵盖了文化活动、文体组织、风俗习惯、社区历史、语言文化等文化发展的内容；
另一方面，又考察了受访者主观上是否认同自己是所居住社区的成员。

研究发现，一是北京市和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得分率为61.46%，处于不太高的水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佐证了文化发展处于包容性发展的高级阶段的观点。本地户籍居民的文化发展水平比流动人口文化发展水平高13.74个百分点，表明两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的包容性有待增强。二是北京市本地户籍居民和流动人口文化发展得分率相差5.8个百分点，两个群体的文化发展差距比较小，表明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的包容性较强；
深圳市本地户籍居民与流动人口文化发展得分率相差21.69个百分点，两个群体的文化发展差距比较大，表明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包容性更有待加强。三是从社区类型看，北京市和深圳市城乡结合部8个社区的文化发展水平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最高得分率为74.12%，最低得分率为54.02%，最高得分与最低得分相差20.10%，表明不同的社区文化发展水平确实不同。多元回归分析发现，不同的社区名称对深圳市本地户籍居民的文化发展可分别产生正向和负向的影响，不同的社区治理状态最终影响了居民的感受，所以形成了不同类型社区间差异性的结果，假设1得到初步的证实，但不同社区的特质需进一步分析。四是从户籍类型看，本地户籍居民的文化发展水平比流动人口的文化发展水平高13.74个百分点，假设2得到证实。五是从户口类别看，农业户口分别对深圳市流动人口和北京市本地户籍居民的文化发展有正向的影响，户口性质对另两个群体文化发展的影响不显著。假设3得到一定的证实。六是从婚姻状况看，已婚对北京市本地户籍居民文化发展起正向的影响，且有显著的影响，但婚姻状况对其他三个群体文化发展没有显著的影响，假设4得到一定的证实。七是从家庭结构看，家庭人口为2人的对深圳市流动人口的文化发展起正向的影响，2口人属于小型家庭，家庭结构对其他三个群体的文化发展水平无显著的影响，故假设5没有得到证实。八是从人力资本看，不同的文化程度（中学、中专及以下、大专和本科）对北京本地户籍居民的文化发展均有正向的影响，文化程度（大专）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文化发展有正向的影响，大专是处于中间的文化程度，中学、中专及以下是比较低的文化程度，故假设6没有得到证实。九是从政治面貌看，政治面貌对四个群体的文化发展均没有显著的影响，故假设7没有得到证实。十是从职业类型看，职业类型（专业技术人员）对深圳市本地户籍居民的文化发展有负向的影响，职业类型（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办事人员、有关人员）对深圳市流动人口的文化发展有正向的影响，假设8得到部分证实。假设8需要修正为职业类型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军人等的受访者文化发展水平更高，职业为专业技术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的受访者文化发展水平更低。

综上所述，北京市和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文化发展综合处于有待增强的水平。北京市和深圳市城乡结合部社区本地户籍居民的文化发展水平比流动人口明显高，文化发展的包容性尚不足。假设中的1和2得到证实，假设3、4和8得到部分证实，假设5、6和7没有得到证实。

城乡结合部社区文化发展主要受社区、户籍、婚姻和职业类型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社区类型、不同的户籍、不同的婚姻状况和不同的职业类型对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文化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因此，进一步加强基层社区建设、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推行良性的家庭政策鼓励婚姻稳定、完善就业创业政策鼓励稳步有预期的就业，这些政策措施有利于城市农转居人口和流动人口（新移民）更好地融入城市社区文化生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区融合。

猜你喜欢 结合部流动人口户籍 基于双变量probit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研究中国集体经济(2022年9期)2022-04-12论城乡结合部学校中学生英语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华人时刊(2019年17期)2020-01-06城郊结合部土地利用与土地管理研究居业(2019年5期)2019-09-24机床结合部特性的理论与应用研究山东工业技术(2017年4期)2017-03-28征婚信息现代家庭(2016年12期)2016-12-07数说流动人口民生周刊(2016年21期)2016-11-19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人民周刊(2016年17期)2016-11-05热议东西南北(2016年11期)2016-06-17浅析铁路货运组织改革车务与货运结合部问题及解决对策大陆桥视野·下(2016年2期)2016-04-20流动人口二孩可在居住地登记妇女生活(2016年3期)2016-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