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枝新，张德让

(1.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3；
2.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狄公案》为荷兰汉学家高罗佩(1910—1967)所译，随文配有译者自绘的9幅插图，用以展示人物、再现故事情景等。目前《狄公案》译本研究基本围绕译文文本展开，探讨译者翻译的动机[1]52-56、选材[2]、策略[3]、启示[4]263-264等，而所配插图则尚少见学界关注。

图像和语言是两种不同的媒介表现形式，为文配图，意味着将属于时间艺术的语言叙述，转化为属于空间艺术的图像叙述，但时空媒介之间的转换不可能是完全等值的，加上绘图者的主观过滤，造成图文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对等性、游离性，甚至背离性的一面，即语言文本与图像在相互碰撞和“板块”对位过程中产生了裂缝和空隙[5]144，图文缝隙便由此产生。在文学作品跨文化译介中，译本插图与原文文本之间的图文缝隙往往更为明显。《狄公案》译本也不例外，每幅插图都与原文文本之间产生了裂缝，或略于文，或溢于文，或偏于文。本文拟聚焦于《狄公案》译本的图文缝隙现象，将高罗佩建构的中国形象置于比较文学形象学视域中进行溯源式分析，探寻图文缝隙生成的根源所在以及形象构建的意义，以丰富文学作品译本插图研究，同时为译者研究、形象学研究等提供参考。

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文学形象是指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不能视为对现实的复制式描写，而需置于“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中进行研究。“‘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我”在言说他者的同时，却“趋向于否定了他者，从而言说了自我”[6]157。巴柔指出，研究他者形象可以从三个区域着手，首先要分析“时空范畴”，即异国空间和观察“他者”的时间；
其次要观察“人物体系”，注意人物的形象制作；
最后，要将文本作为人类学“资料”来阅读，即检查他者的价值体系及对他者文化的表述[6]168-170。以此为参照，本文将从时空范畴、人物体系、意识形态等角度，对《狄公案》译本插图建构的中国形象进行逐一分析，以揭示高罗佩如何借助图文缝隙言说了自我。

形象创作主体常有意地选择某些要素或特征来设计他笔下的异国形象，这些选定的特征整体上构筑出“一个被置于舞台上的形象，该形象不仅在文本中运作，而且在社会中同样起作用”[7]207。高罗佩为《狄公案》译本精心绘制的9幅插图，展现了一个迥异于西方现代世界的异国时空，与译者认知的自我世界处于对立统一的互动关系之中。《狄公案》由清代无名氏作者所著，主要以虚构的方式讲述了唐朝狄仁杰在州县及京都断案平冤的传奇经历。全书共分64回，高罗佩只节译了前30回。这30回主要围绕狄仁杰审理的三件命案展开，但在高罗佩的译本插图中，却无任何争斗、凶杀等痕迹，甚至原文人物之间的龃龉与冲突，在插图中也都化解为和平与亲善，所呈现的中国形象被镀上了一层理想化色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译本第五回狄公乔装查案与译序阴司审案的两幅插图。

《狄公案》第五回叙述了狄公带着亲随洪亮为探寻一起凶杀案被害人的坟地，乔装成卖药郎中向一位老汉问询的场景。在原文的叙述中，老汉本来在田内耕作，结果被洪亮“胡缠了一会”，拉到狄公面前问话，听毕狄公的询问，“冷笑了一声，转身就走”，但被洪亮“赶上一步，揪着他”，怒而威胁道，若不是因为老汉年长，否则就将他“恶打一顿”，看他“睬人不睬”。老汉“不得脱身”，只好被迫应答狄公的问话，说完后就“将洪亮的手一拨，匆匆而去”[8]20-21。在译文中，这段问话场景被忠实地传译出来了，高罗佩使用“keep a civil tongue”“sneered”“gripped”“shouted angrily”“give you a sound thrashing”“said sourly”“wrenched himself loose，and quickly walked away”[9]47-48等表示动作的语词，将人物之间的语言冲突与动作张力，生动且准确地表现出来了。然而，在随文的插图(图1)中，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场景：老汉正弓着身子向狄公拱手作揖，神态中透着恭敬、和善。狄公身着便装，风度儒雅，正伸出左手，似指向墓地所在之处问询。洪亮则陪立一旁，脸上未显出丝毫怒意，整个画面在无声地言说着人与人之间的亲善与和谐，原文的争端摩擦在图中难以觅出蛛丝马迹，图文之间存在着不小的裂痕与缝隙。

更有甚者，在高罗佩的插图中连原本阴森恐怖的阴曹地府也被遮饰美化了。在审理毕顺被害一案时，狄公怀疑是其妻子周氏所为，虽已用刑，但还是审不出周氏的口供，故与差役一起假扮阎王和恶鬼阴差，最终将周氏吓得道出了实情。为了帮助西方读者理解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超自然现象，高罗佩在译序中特意预先附上一幅插图(图2)，画的是阴司判官审案的情形。然而，若非插图下方增添的文字说明，读者无法想象此图呼应的是狄公假扮阎王夜审周氏的一幕，两者营造的场景、氛围相差巨大。原文描述的阴曹地府无比凄惨、狰狞，既有“蓬头黑面的恶鬼”，也有“青面獠牙的人”，而阎王身旁侍立的人或“眼似铜铃，面如黑漆”，或“牛头马面”，最可怕的还是“一个少年幼鬼，面目狰狞，七孔流血”，“两眼如铜铃大小，口中伸出那舌头有一尺多长”，连不惧鞭刑的周氏都没能挺过去，“不禁的毛发倒竖，抖战起来”，“吓得神魂出窍”[8]108，最终招了口供。但在高罗佩添加的插图中，判官、阴差的造型与常人无异，且态度庄严，举止风雅，连堂下的受审之人也是一副谦恭有礼的模样，整幅画面并无半点惊悚、怪异及恐怖之处，完全背离了原文文本对阴曹地府之狰狞与可怕的描述。

高罗佩为何要刻意缓和，乃至消解原文的冲突、狰狞等场景，代之以和谐安宁的异国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认为，形象往往能揭示出并表明形象创作主体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7]202。《狄公案》译本插图反映了译者对原文文本的理解与诠释，但理解文本不是单向度地追寻僵化、凝固的作者原意，理解具有双重指向性，既指向文本本身，也指向读者的现时态生活[10]104。

高罗佩是一名荷兰职业外交官，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外交官生涯里，经常不得不辗转于世界各地，过着动荡不定的日子，经受各种坎坷与惊险。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高罗佩与同盟国外交官一起被软禁于日本使馆内，直到1942年与日本外交使节交换的机会，高罗佩才得以离开日本。战争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灾难与满目疮痍，制造了各种动荡与不安，身为外交官的高罗佩更是深受其影响。据高罗佩在译本中交代，《狄公案》翻译主要是1941—1945年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产物，因当时不断执行各种战争任务，使得其他更复杂的汉学研究成为不可能[9]扉页。翻译《狄公案》，给译本绘制插图，让历尽颠簸与艰辛的高罗佩有了自遣情怀、抒发自我的机会，表达了对自我世界的质疑与思考。从上述两幅插图中可以看出，高罗佩对原文文本呈现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再组与重建，力图凸显中国唐朝邦域的安宁与和谐。在古代中国这片遥远的异域时空里，争斗不显，丑恶不现，人与人之间融洽共存，冲突皆能以文明的方式得以解决，是一个带有乌托邦式色彩的理想存在。

西方文化中的他者形象可以是否定的、意识形态化的，以满足自我确认与自我巩固需求，但也可以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表现出自我怀疑、自我超越的侧面[11]40。《狄公案》译本插图中的安宁和谐、融洽文明，与现实中的纷争战火、悲惨疮痍形成了一种巨大反差式的呼应关系，映射出高罗佩对自我世界战争动荡的抵触与排斥，以及对文明和平的憧憬与向往。由此，插图与原文文本之间产生的巨大缝隙，实为译者借助异国形象反观自我世界的一次表意方式。

二、尚意宣情的文人雅士——译者深层自我的言说

由于自我与他者是互为参照、互为依存的关系，塑造他者形象就是借助他者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过程，也是对自我身份加以确认的过程。狄公形象的塑造，就是揭示译者自我的一面镜子，从中投射出高罗佩的个人意趣与理想诉求——“成为一个传统的中国式学者型官员”[12]51。在《狄公案》译本插图中，从人物的生活空间、样貌行为到礼仪交往，高罗佩都注入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范式与美学情怀。

在高罗佩看来，狄公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范，能完美结合“士”(读书人)与“大夫”(官员)两种不同的社会身份。在《狄公案》原文文本的叙述中，狄公最为鲜明的身份是“大夫”，终日周旋于案件审理等烦杂事务之中，一天之中难得片刻闲暇。但在高罗佩看来，狄公“士”的身份，同样不容轻忽，故他在《狄公案》译本中着力进行凸显。在译序中，高罗佩特别指出狄公是一位极具文学艺术修养的学者雅士[9]VIII。然而，原文文本丝毫未着墨于狄公的闲暇生活及其个人爱好等，不足以让西方读者充分了解狄公这位中国传统士大夫形象。为此，高罗佩挣脱了原文文本的束缚，特意翻阅参考中国古代插画书籍，自行创作了一幅狄公在书房夜读的插图(图3)，置于《狄公案》英译本之中，形象地诠释了狄公“士”的一面。

书房是中国文人的精神栖息地，连书房中的物件、摆件等，也是中国文人情结的物化存在。狄公的书房以雕纹清晰、格局对称的漆屏为主要背景，右边露出的半个书架上堆满了书卷。位于画面焦点位置的狄公，头上戴着便帽，闲适地躺在靠椅上，借着烛光，沉浸于手里的书册。一旁的案几上整齐地叠放着书籍与卷轴。至于何种书籍，高罗佩在译序中特意明示，它们既非案件卷宗，也非才子佳人之类休闲小说，乃是集智慧、幽默、史理于一体的道庄哲学之作[9]XV，直接将他本人对中国道家思想的推崇加诸于狄公身上。

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清静无为、逍遥齐物等，提倡让人返朴归真，达到自然与伦理的和谐统一。在现实生活中，高罗佩身为忙碌的外交官，常常困扰于重复繁琐的日常事务，因而非常向往道家的超然遁世境界，希望能摆脱名利外物的困扰，实现精神上的无限自由。在驻日使馆中，他曾留下了一抽屉的素描图，画作的主题都是他抛却世俗琐事，独自盘腿端坐于山间小屋之中，进入一种冥想的忘我境界。他还曾多次提及想找“一个隐修养心之所，清空杂念，安度余生”[13]209。因此，对狄公钟爱道庄哲学的彰显，实为高罗佩本人内心困惑与精神需求的外化表现。

在插图中，狄公的书卷旁边还醒目地摆放了一架七弦古琴，半幅锦缎琴套褪在一旁。高罗佩在译序中解释道，狄公精通音律，睡前常常会弹奏几曲。在中国，古琴寄寓着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品格和审美情怀，高罗佩十分喜爱中国古琴，不仅习琴，而且研琴，完成了一部系统阐述中国琴文化之作《琴道》。他认为，七弦古琴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对于中国官员、诗人、画家、哲人等文人雅士来说，古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因其雅致，逐渐成为中国文人生活的象征，寄寓了一种超然、豁达的意趣追求，其音乐属性反而退居其次[14]vii。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人基本素养的一种象征，七弦古琴自然也成了高罗佩插图中必不可少的部分。

《狄公案》译本插图的很多元素在高罗佩本人生活中都能找到影子。高罗佩之子托马斯回忆时提到，虽然他们一家住过很多地方，但是房子里总是有某些固定元素，其中之一就是高罗佩的中式书房。在他的写字桌上，常“摆放着印章、毛笔、砚台，以及各种各样的宣纸”[12]51。而这些文房四宝，在狄公审案的两幅插图中，同样被有意凸显出来了：在公堂案桌上摆放的审案用具中，不见惊堂木，官印也或有或无，然笔、墨、纸、砚，每图必现，彰显出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品味与生活雅兴。由是观之，高罗佩借助为《狄公案》译本绘制插图，有意或无意地指涉了自己的现实生活空间，在丰富狄公形象的同时，也投射出他本人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生活的推崇，体现了他的文人意趣与文人思想。高罗佩这种文人化的审美观念与文化品格，在插图人物的样貌行为中也有所表现。如前所述，在阴司审案插图中，不论是判官、差官，还是被审之人，人物仪态皆风雅有度。在乔装问路的插图中，狄公的装扮不像是一位江湖卖药郎中，反倒更像一位儒雅不凡的学者。

此外，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风貌在高罗佩插图人物的礼仪交往中也可见端倪。如第十四回叙述了狄公初次见到赵万全的情形，插图(图4)与原文之间又一次产生了显著的缝隙。原文讲述的是丝行老板陆长波派店内伙计去请赵万全来店中会见狄公，然后就和狄公在店内等候，不多一会，就见伙计与“那个大汉一同进门”[8]51。但在高罗佩所绘的插图中，陆长波领着狄公等在店门口，专门出来迎接赵万全，陆长波站在门外，向前来的赵万全拱手作揖，立于门口的狄公，同样谦和有礼。由此，原文文本的店内等候，在译本插图中变成门外相迎，高罗佩显然意在展示中国迎来送往的礼节，尤其借图突出了中国古代士人宾主相见时的揖让之礼。《礼记·曲礼》有云：“礼者，自卑而尊人。”拱手作揖，讲究以自谦的方式，向他人表达内心的诚敬，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生活的程式化礼仪，也是身为文人雅士必不可少的素养与礼节。

中国传统士大夫主张以出世的情怀从事入世的事业，追求以洒脱、自在为旨趣的隐逸文化，强调以琴棋书画等手段和方式，来调节内心的情感平衡，乃至寻求心灵的最终解脱。在这种士大夫生活态度与精神意趣之中，高罗佩找到了跨时空的共鸣。高罗佩虽身为外交官，但更多地给别人“留下的是学者而不是外交官的印象”[12]265。他对政治兴趣不大，所关心的皆与文化事务相关，尤其作为学者和作家的工作，对他来说，始终最为重要，且“比他同时代大部分东方学家们，更加深入地钻研了中国人的生活，特别是学者型官员们的生活”[12]165。《狄公案》译本插图中的士大夫形象，无疑对高罗佩的自我身份构建作了生动而又贴切的注解，凸显了其沉潜向内、自省内敛的品性涵养与审美趣味。在某种意义上，借助给《狄公案》译本绘制插图，构建出理想的中国人形象，是高罗佩对个体自我重新唤醒与印证的过程，是其对自我内在精神需求和个性化情感表达的外化与彰显。

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形象创作主体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空间，“是理解、诠释一个文本、一个作家所塑造的异国形象的关键”[15]186。个体离不开所隶属的社会群体及其意识形态的统治与影响，由于个体长期浸淫其中，社会意识形态会日益侵入个体的习惯性思维意识之中，构成其生命密码，促使个体常常潜意识地迎合社会偏见与固有套话，造成了对他者文化及文本本真意义的遮蔽。高罗佩给《狄公案》译本绘制插图，显然也受到了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制约，导致所建构的形象某种程度上陷入了西方套话体系之中。

《狄公案》译本第八回所配插图就充分展示了西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渗透与操控，映射出了西方社会的自我文化需要。这幅插图主要描绘了狄公对嫌犯周氏初次动刑拷问的场景。在原文文本的叙述中，周氏先被鞭背四十，仍呼冤辩白，哭骂不止，狄公见状，欲叫人抬夹棍伺候，但被洪亮劝止。然而，在高罗佩为文所配的插图(图5)中，周氏赤身露体，双手卡在夹板刑具中，头发散乱，仰面躺在地上，双眼紧闭，表情痛苦，正在经受原文未付诸实施的夹刑。此外，画图中周氏不着丝缕，袒胸露乳，与原文以及中国公堂刑审史实严重不符，图文缝隙再次产生。在对周氏初次施加鞭刑时，原文提及“将周氏上身的衣服撕去，吆五喝六，直向脊背打下”[8]27，但未言明周氏受的是裸刑。依据中国古代公堂刑审常识可以推断出，此处“上身的衣服”应指外衣。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无论男女，自身裸体被人窥看，都被视为羞耻之事，女性身体尤忌暴露。即使处决犯人，裸刑在中国古代也并不常用，只有被统治者视为穷凶极恶之人才会遭受此刑，以贬其身份，辱其人格。高罗佩对此并非全然不晓，在第二十七回周氏第二次受刑时，他译为“They took off her robes，leaving her only one undergarment……”[9]197，显然，高罗佩清楚狄公不可能对周氏施加裸刑，尤其第八回狄公见周氏在公堂之上撒泼无礼，故只是施刑以示惩戒，并非握有确凿实证给周氏定罪，若在此情境下就擅用裸刑，必定颠覆了狄公为官仁德、处事公正的光辉形象。

在这幅插图中，高罗佩不惜产生图文缝隙，也要彰显中国的刑审场景、东方女性的裸体，投射出其潜意识中对西方话语与社会集体想象物某种程度上的认同与维护。高罗佩后期创作的狄公案英文小说中，也常常出现类似的女性尤物形象、暴力主题等插图，“提醒了西方读者，甚至强化了他们之前存在的把中国跟古代、女性、被动和神秘等概念结合在一起的东方想像”[16]。历史上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描述大概始于13世纪中后期，一部《马可波罗游记》引起西方人对中国的无限想象与憧憬，但在18世纪中期出现了转折，西方话语中负面的中国形象逐渐呈现，中国文化隐去了光辉，西方常将中国与专制、野蛮、落后、愚昧等概念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定型化、程式化的中国形象，在不断重言的过程中，负面的中国形象在西方话语中具有了历史传承性，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所改观。在《狄公案》译本中，高罗佩脱离原文文本，自行创作出周氏受夹刑的画面，某种意义上陷入了西方历史上曾用“野蛮”“非人道”“兽性”等否定性词汇形容中国人的套话体系之中，正如法国学者米丽耶·德特利指出，西方作品中“一切有关于中国的叙述中都少不了对‘中国酷刑’的描写”[17]250。而将周氏以裸身形象呈于图中，则唤醒了西方读者对有着“异域特色”东方作品的审美认知与定向性期待，迎合了他们关于中国女性化、性感化、脆弱化的东方主义想象。

在高罗佩所生活的年代，西方还处于贬低、歪曲和丑化中国的阶段，高罗佩也意识到中国人及中国元素常常被“误读”[9]I，但中国的他者形象已成了西方文化和政治的现实，是一种难以动摇的观念体系和话语方式。高罗佩虽对中国传统文化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但他对中国形象的感知与建构，与其隶属的社会意识形态及其集体想象物密不可分。在来到中国之前，高罗佩是通过中国物品、文字作品等间接方式，认知和理解中国形象的，中国曾是他的研究和观察对象，是他“好像在用强大的望远镜观察遥远的景象”，而且高罗佩意识到，跟非专业人员相比，东方学家更难适应东方，因为他们“必须使这个新世界同常年在思想上形成的认识结合起来”[12]41。虽然高罗佩后来亲赴中国，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对中国有了更多的理解与认同，但他毕竟是成长于西方教育背景，与西方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他有多么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对中国和中国文化如何推崇，如何亲善，都不可能绝对脱离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樊笼，正如接替高罗佩在重庆工作的博恩博士指出，“尽管他关于中国的知识很渊博和深入，他仍然强烈地觉得自己是个欧洲人”[12]139。高罗佩自己也意识到，“虽然我在思想和感情上部分地变成了‘中国人’，但我的最大和最本质的部分仍然完全是西方的”[12]207。

因此，虽然高罗佩声称，他翻译《狄公案》，旨在让西方读者了解更为真实的中国，而非他们臆想的中国和中国人[9]IX，但立足于视中国为“非我族类”的西方文化立场，高罗佩使其插图偏离甚至背离了原文文本，导致图文缝隙的生成，在言说自我心中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将中国纳入了西方套话体系之中，使插图呈现的中国形象迥异于西方现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的东方主义文化观念及意识形态进行了确证与强化。

“所谓中国形象，只是‘他者’镜像，而所有关于‘他者’镜像的研究，最终都落实到自我的主体性身份的建构。”[18]《狄公案》译本插图虽基于原文文本，但大量图文缝隙的存在，指向了译者对自我的言说，证明了中国“他者”化形象是基于高罗佩自我世界的需求与欲望构筑而成，即译者现时态生活、深层自我、社会集体想象物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乃知识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的并存。因此，对于翻译研究而言，探讨他者形象不应视为最终目标，研究焦点应在于揭示形象创作主体的自我。比较文学形象学视角“将文学外译研究从源语端的‘自说自话’推向目标语取向下的‘反观自省’”，“已俨然成为翻译研究领域的又一重要发展方向”[19]，必将进一步拓深译本插图研究，为文学翻译研究领域带来新的启示与发现。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商务英语专业2017级徐程程同学帮助查阅了该文的相关资料，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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