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仕勇，贾浩伟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 400067)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指出，“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1]。这表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已全面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县级媒体数量最多、分布最广、最接近群众，担负着信息传播和政治沟通的双重功能，是连接中央与基层组织的“最后一公里”。

县级融媒体中心，是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2]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为标志，我国传媒业进入了“媒体融合”的新时代。学界、业界纷纷在理论与实践中探索媒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从最初的“+互联网”到“互联网+”，再到如今日新月异的全媒体生态，“万物互融”“万物皆媒”成为推动和引领媒体融合的基本逻辑，新政策、新技术、新应用持续深刻地重塑着媒体生态。顺应媒介技术演进和社会治理创新趋势，如今媒体融合的工作重点已从“中央厨房”进入到打通传播“最后一公里”的攻坚阶段。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Actor Network Theory)由法国知识社会学家米谢尔·卡隆(Michel Callon)、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和约翰·劳(John Law)等人提出和完善，[3]该理论为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研究提供了一套新方法和新视角。在新闻传播领域，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媒介技术成为新闻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ANT则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进入了新闻研究的视野。[4]

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ANT，由行动者(Actor)、异质性网络(Heterogeneous Network)和转译(Translation)三个核心概念构成。[5]其中，行动者由以人为主体的核心行动者和以技术、市场、平台为主体的非人行动者共同构成。在ANT理论中，人和非人统称为“Actor”(行动者)，他们具备同样的行动能力，并具备各自不同的利益，且遵从“Generalized-symmetry”(一般对等原则)。正是由于具有不同利益诉求的行动者们共同构成了“Heterogeneous Network”(异质性网络)，“Translation”(转译)就成为协调各方利益、维持网络稳定的关键环节。[6]转译过程包含问题呈现(Problematization)、利益共享(Profit sharing)、征召(Enrollment)和动员(Mobilization)四个基本环节。[7]转译的目的是使行动者满意并服从进入网络后的角色转换，[8]因此转译成为构建行动者网络的中间环节和关键所在。问题呈现作为转译的首要环节，是指将行动者之间利益的差别对象化，使核心行动者的利益问题成为“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OPP)，从而实现利益联盟。第二环节的利益共享则是通过各种途径强化行动者角色，通过利益诉求来征召(第三环节)其他行动者，使其转变角色加入新的行动者网络。动员是转译的最后一个环节，指的是核心行动者成为利益联盟的主导，并维持整个行动者网络的有序和稳定。由于“技术”成为互联网时代的关键因素，ANT对技术问题始终保持高度重视，遂该理论现多被用以研究复杂系统的整体运行，分析探讨如何实现复杂系统的有序稳定，ANT正逐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

在新闻学研究领域，从21世纪初开始，技术这一变量就已经受到新闻学界和业界的高度重视，技术对于研究互联网时代新闻业的生产变革具有重大意义，ANT由此成为分析探讨新闻业发展变革的重要方式和手段。ANT理论视角下，包括技术在内的一切相关要素都可被视为行动者，异质性行动者通过利益联盟构成行动者网络。这一理论适用于新闻研究人员考察新技术在整个新闻业中被采纳和运用的过程。总之，自ANT引入新闻学研究以来，无论是微观聚焦研究“新闻网络”(News Networks)，还是宏观研究新闻生产实践，探讨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互动关系，都可以看到ANT的应用。

ANT视域下，“行动者”是指“网络中通过与它者联系而获取力量的元素”。[9]行动者具备自主性、互动性、开放性、异质性等特征，广泛存在于一切联系之中。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由诸多“行动者”建构而成的复杂网络。全媒体时代，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政府、媒体、社会、平台、人才等行动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顶层设计、机制改革、技术革新、内容输出、人才输送等方式(参见图1)，促使县级融媒体中心走深走实、建强用好。

图1 行动者要素下的多元主体

(一)媒体：革新体制机制，建立“链式传播”新流程

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媒体本身作为行动者主体之一，首先需要革新体制机制，整合传播资源。

由于多数县级媒体都属于传统事业单位，存在着机构繁杂、体制僵化等问题，严重影响县级媒体参与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活力。可以说，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最大阻碍就是县级媒体本身存在的一种“矛盾性”，即媒体的基层管理方式仍是事业单位体制，但运作方式趋于市场化、企业化。[10]这一矛盾就造成了现在的县级媒体编制复杂且名额有限、晋升机制不完善、绩效考评不合理、人才流失严重等一系列问题。部分县级媒体为顺应全媒体时代的发展，开始有意识地解决现有矛盾，在原有组织机构的基础之上增设“融媒体中心”这一部门，但大多浮于表面，仅仅是将原有部门组织起来联合办公，并未改变原来的组织部门间的区隔，更没有触及体制机制的深层革新。此类“融媒体中心”更多意义上是个“形象工程”，受制于固化的体制机制。其结果是管理难度较大，也难以发挥融媒体中心的真正价值。

为释放县级媒体加入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活力，必须解决当下县级媒体存在的体制僵化、权责不清、缺乏创新等问题。首先，媒体自身应着力革新体制机制，形成“管办分离”的运作理念。对于媒体机构内部的各部门要分工确权，各司其职；
同时整合各部门媒体资源，进行“存量改革”，推进媒体机构的整合，促进机构员工的转型。其次，县级融媒体中心兼具“政治”与“传媒”的双重属性，革新体制机制、释放发展活力的同时，更要注意融媒体中心的改革方向与价值引领等问题。为此，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思想引领，在机制革新、内容制作、人才吸纳等方面必须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理念，坚持“党管媒体”的基本遵循，强化媒体党性原则，确保新闻宣传工作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再以此为基础进行方法创新和思维转变，提高县级媒体传播的“四力”，巩固好基层思想舆论阵地。最后，改革生产流程，建立统一的调度机制。从新闻信息的“策、采、编、发”等全环节进行升级改造，对记者、编辑、技术等各工作人员进行分端统筹、有效调度，建立“链式融合传播”新流程，实现信息传播的高效协同、开放共享、分端加工、精准推送。

(二)政府：优化顶层设计，确立融媒体中心建设战略导向

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政府作为行动者主体之一，需要完善相关政策，支持和引导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

在行动者网络中，党和政府应成为核心行动者，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引领者、监督者。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提出，“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11]自此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当年在浙江长兴县召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现场推进会，要求到2020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实现县级融媒体中心全覆盖，并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作出了整体部署和安排；
同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意见》，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坚持“管建同步、管建并举”的方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守社会责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随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2019年先后发布多个文件，对政府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中的职责作出了明确规定。例如，《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提出，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发挥“政务服务”功能，要“对接政府部门技术平台，按照‘媒体+’的要求，实现政务服务功能，为智慧政务提供信息发布及宣传、互动业务，包括新闻发布、政务公开、政务办理、建言资政、服务评价等”；
《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要求政府等相关部门建立“省级技术平台”，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展媒体服务类、党建服务类、政务服务类、公共服务类、增值服务类等业务提供支撑，并更好地支持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内容、渠道、平台、管理、运营等方面的深入融合。《县级融媒体中心运行维护规范》中强调，县级融媒体中心应确立运行维护工作的管理目标，建立完整的管理制度和管理程序，明确运行维护的范围以及责权界限。《县级融媒体中心监测监管规范》则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建立完善的自我监测机制，此外，相关部门也应设立“监测监管机构”，负责对辖区内县级融媒体中心监管事宜。[12]这一系列规范文件，为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操作标准。

可以说，在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作为一种外部力量，为其指明了方向，指导、引领、推动着县级融媒体中心建强用好。这些政策不仅包含了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总体方向的指引，还对其予以资金、政策、人才等全方位支持。[13]如今，在我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走深走实的过程中，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更需要党和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文件，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为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提供政策保障。

(三)平台：升级媒介技术，立足分众建立全媒体传播体系

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作为行动者主体之一，需要创新技术，打造全媒体传播体系，来驱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强用好。

技术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基础和先导。现代传媒业是一种技术密集型产业。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也要依托于全媒体技术，某种程度上，技术的发展水平可以决定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水平。技术影响着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具体功能设置和媒体平台搭建等具体细节。中宣部联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于2019年发布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省级技术平台规范要求》，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出了具体的技术规范要求，在政策的指引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技术标准日渐规范。

全媒体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坚持“移动媒体”优先策略。有学者指出，技术仍是互联网更新迭代的关键因素，[14]技术对传媒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今国家大力推行媒体融合，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就是想借助新兴的媒介技术，更好地优化传播效果，从而增强媒体“四力”，占领信息传播的制高点。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方面，着重利用5G、VR、AI等新技术，大力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尤其是移动媒体的融合发展，促使传统媒体借力新媒体技术焕发新生。但也必须认识到，技术是县级媒体的短板，新的媒介技术成本较高，难以在县级媒体广泛推行。为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一是必须要有来自党和政府的“技术政策”扶持，[15]推进“技术下乡”，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技术标准；
二是可选择与互联网技术公司进行合作，例如快手、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都曾聚焦县乡一级推出过专门的帮扶手段；
三是寻求省市级融媒体中心的技术和人才支持，技术领先的省市级媒体应做到与所辖地区县级媒体点对点的对接。中央、省市、区县相关部门层层发力，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技术标准、功能业务和建设目标作出完善的规范，实现技术创新下驱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强用好的目标。

(四)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内容和服务本土化创新

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市场作为行动者主体之一，需要优化传播内容资源配置，增强市场中各主体内容创作活力。

“内容为王”在全媒体时代仍是不变的规律。融媒体中心建设拓展了信息的传播渠道，但并不能保证信息传播效果一定会提高，优质内容仍然是吸引受众的王道。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新平台，应贯彻“媒体+”思维，利用本身的平台优势整合优化县级传播资源，拓展传播内容的可能性，成为集“政务、服务、新闻”为一体的综合性内容枢纽。

与此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应以用户为中心，注重用户体验的提升。全媒体时代，要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县级融媒体中心要优化原有的策、采、编、发流程，使其与用户使用习惯、阅读习惯相适应，为用户提供优质内容产品；
要改变既有的单向传播模式，积极吸纳UGC(用户生产内容)，树立以用户为中心，以用户体验为核心的思维理念；
要调动用户内容创作热情，积极学习借鉴网络“爆款”内容，例如人民日报社的“项目制”内容运作模式，创新传播内容；
还可学习借鉴一些地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经验，例如邳州广电县级融媒体中心，以“兴趣组合+跨界搭配”的模式，搭建融媒体产品实验室；
积极鼓励中心员工生产创意内容，并成立内容评审委员会，通过评审的内容提案可配备团队，由此创作出一批优质精品内容。总的来说，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坚持内容和服务的本地化创新，注重“传播内容具体化、外部经验本地化、本地探索特色化”，通过市场化、公司化运作方式，实现采编经营两分开，主动贴近本地市场，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五)人才：组建全能型、专家型创意人才队伍

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人才作为行动者主体之一，需要提升全媒体素养，组建起一支全能型、专家型创意人才队伍。

人才是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关键，一支结构合理、能力突出、领导有力的全媒体人才队伍是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有力保障。当下县级媒体优秀人才缺失、人才流失严重，成为阻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强用好的一大难题。

县级融媒体中心人才队伍的理想状态，首先应人员精简、精干高效；
其次以年轻人居多，理念新、互联网思维强；
最后要能力突出，既具有新闻传播学基本素养，又能够熟练运用各类新媒体技术。在人才搭配上，县级融媒体中心要有一位综合素质高、领导能力强的人才作为“一把手”，统筹协调融媒体中心的日常运转，这位“一把手”要愿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具体来说，一是对新闻传播的基本规律了如指掌，又具备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二是锐意改革创新，敢于推动融媒体中心创新发展；
三是具备相当的领导能力与组织协调能力。关于如何吸引人才、留住人才，这需要在政策、待遇、考评机制等方面做出统一的部署。总之，全媒体人才队伍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关键支撑。

转译(Translation)是ANT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它是指行动者根据自身的价值取向，将他者的利益诉求转达翻译，进而实现各方利益的协同，实现行动者网络的稳定。[16]转译是行动者网络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也是行动者网络有序稳定运行的重要机制。ANT理论中，不同的行动者正是通过转译来彼此联系、相互作用，进而共同构建起整个行动者网络。[17]

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一个由技术和政策共同驱动的复杂系统，必须建立完善的“转译”机制，才能确保融媒体中心从“相加”实现真正的“相融”。为解决之前县级媒体重复建设、各自为营的弊端，要将区县的广播、电视、报纸、网站以及客户端统筹调度，集中管理。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求建立一套切实可行，能够很好地协调各方利益的转译机制。可以说，完善转译机制，是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关键环节和必由之路(参见图2)。

图2 行动者网络(ANT)视域下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实践机理

(一)联结：确立共建、共享、共赢的发展理念

转变单向度联系，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联结”思维。统筹协调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需要政府、市场、媒体、平台、人才各个主体避免单向思维，寻求彼此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建立利益联盟。早期的县级媒体出现过盲目建设、资源浪费的局面，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可以很好地扭转这一局面，最大限度地盘活现有媒体，实现“1+1>2”的向好态势。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要提供相关的政策支持，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市场要积极革新媒介技术，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融媒体中心建设中的技术难题；
媒体要革新体制机制，注入现代企业运行思维；
平台要互联互通，为公众提供真实准确、喜闻乐见的优质内容；
同时，全媒体人才的输送为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充足的人才支持。各行动者主体在国家政策的统一调度下，实现有序整合、高效运行、创新联结的目标。

(二)协调：实现发展增量与改造存量一体布局

中国语境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政府做好“指挥员”角色。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由于各行动主体，包括媒体、市场、平台、人才等具有异质性、多样性的利益诉求，所建构的网络也为异质性行动者网络，各行动主体间存在各种差异，影响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与有序性。此时就需要政府这一强有力的行动者作为“核心”，扮演好“牵头”与协调各方的角色。政府在整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强化各行为主体的“联结”，平衡协调好异质性行动者的不同利益，形成并加固“利益联盟”；
其次需识别行动者网络中的薄弱环节，针对薄弱点进行加固；
再次还需要通过行政指令或政策等手段，努力消除各行动者之间存在的“壁垒”，扫清各类资源共享的障碍，组织协调好网络关系；
最后，政府需要制定一定的评价标准，或引进第三方评价机构来对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情况进行评价和监督，确保县级融媒体中心真正向着“建强用好”方向迈进。

(三)激励：建构质量和流量相结合的考评体系

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需要设立完善的考评机制和细则。技术和人才是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一大障碍。由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需要新技术的有力支撑，前期投入较大，利润微薄且回报周期较长，这一需求与县级媒体的现状具有较大差距。此外，县级的融媒体中心受制于县级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工作人员薪资水平较低，社会认可度不高，但融媒体中心又需要高素质的全媒体人才作为支撑，这一矛盾局面也成为阻碍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一大障碍。为解决这两大难题，就需要政府或社会有关部门设立较为完善的融媒体中心考评褒奖激励机制。一方面，对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较好的县级融媒体中心要予以物质奖励或精神奖励，开阔县级媒体的发展前景；
另一方面，对于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过程中，具有突出贡献的工作人员予以有针对性的奖励，坚定全媒体人才投身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一线的信心。

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主动适应如今全媒体时代的现状，适当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对于融合效度高、业绩突出、口碑良好的融媒体中心及其相关从业者需要予以充分褒奖，以增强整个融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感，进而激发从业者的能动性，创新融媒体中心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政务沟通方式等，提升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业务水平和服务能力。

ANT理论中的“网络”，是指由数个结点构成，各结点间彼此连接，体现出行动者网络状态及其嵌入关系。[18]网络中的结点遵从共同的规则、规范，能够形成共识，以维护行动者网络的有序与稳定，各结点的互动关系促进网络的形成与变革。

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在网络要素之下，重新审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功能定位。各行动者主体通过构建引导群众的网络、服务群众的网络、凝聚群众的网络，来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最终目的就是使其逐步发挥出主流舆论阵地、综合服务平台、社会信息枢纽三大功能，在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一)紧握话语权与主动权，构建引导群众的网络

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就要提升传播“四力”，夯实主流舆论阵地，将其作为引导群众的网络。努力发挥县级融媒体中心政治沟通和信息传播的功能，打造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四全”媒体，实现“万物互融，万物皆媒”。

首先，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首要指标，在于能否通过政治沟通，将党的声音有效传递给民众。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要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更好引导群众、服务群众”。[19]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我国最基层的主流媒体，应努力令群众喜闻乐见，经得起人民的检验。在“党管媒体”的体制之下，中国共产党将大众传媒视为一种执政资源，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事业体系。在党领导之下，我国的传媒体系经历了多次成功的变革，党的新闻事业愈发走向完善、科学。媒体作为乡村治理的一部分，从早期的大喇叭，到“四级办广播电视”，这些政策都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使党的意志和主张有效下沉到基层。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如今县级媒体建设泛滥、资源浪费、市场饱和、效率低下等问题。在如今的全媒体时代，党在基层的政治传播面临“失灵”压力。再加上社会转型时期，我国乡村社会存在着人口流动性强、利益诉求多元等特征，[20]加快县级媒体转型，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已成为大势所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就是中央在县域媒体层面开展的又一次重大传媒变革。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要求解决此前县级媒体存在的问题，打通传播的“最后一公里”，以“万物互融”的思维，整合广播、电视、报刊等县级媒体，盘活现有的县级媒体资源，努力完善县级媒体矩阵建设，将党的声音有效传递给民众。

其次，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另一标准，在于是否充分发挥其信息传播功能。面对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基层民众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现有的信息传播生态中假新闻等问题的泛滥，导致基层舆论容易被带偏。县级融媒体中心需要将真实、准确、权威的信息有效传达给广大民众，重在引导舆论，汇聚共识、凝聚民心，为乡村治理营造天朗气清的基层舆论环境。

(二)内容和服务本土化、特色化，构建服务群众的网络

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就要让人民喜闻乐见，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将其作为服务群众的网络。县级融媒体中心应秉持“媒体+”思维，高度整合交通、医疗、教育等乡村公共事业体系，将信息服务落实到个人。

拓展公共服务领域是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基本要求。中宣部联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在2019年发布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明确指出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必须承担“服务”功能，满足广大民众对于各类服务信息的基本需求。按照“媒体+”的理念，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实现从单纯的新闻传播向公共服务平台的转变。面向广大民众开展“媒体+医疗”“媒体+政务”“媒体+教育”等综合服务，将媒体的公共性发挥到极致，为广大民众提供触手可及的公共性服务。

民生服务功能是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关键指标。县级融媒体中心应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信息公开机制，做好党和人民之间的“传声筒”角色。引导群众和服务群众是相辅相成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就要做好寓引导于服务，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做人民满意的媒体。精准满足基层群众在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交通出行、求职招聘、旅游娱乐等方面的不同需求，这需要县级各部门有序入驻县级融媒体中心平台，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打造“指尖上的服务”[21]。

(三)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构建凝聚群众的网络

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就要实现基层协同治理，构建社会信息枢纽，将其作为凝聚群众的网络。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巩固群众基础的“民心工程”，要努力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广大基层民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通过提供地方性信息服务参与基层治理，是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重要标准。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四级办广播电视”政策的延伸，具备直接感知群众动向的天然优势。[22]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强化官方与民间的互动性，帮助广大民众增强大局意识和家国观念。与此同时，作为服务基层民众的综合性服务平台，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善于站在群众立场，解决与广大基层民众切身相关的现实问题。坚守社会责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成为服务基层民众的“贴心人”，得到广大基层民众的认可与信赖。唯有如此，才能提升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与公信力，巩固并壮大基层主流舆论阵地。

此外，县级融媒体中心也应更好地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成为凝聚群众的网络。大众传媒本身就具有社会整合功能，是一种新型执政资源。如今互联网早已走入“寻常百姓家”，全媒体的媒介环境，迫切要求县级融媒体中心更好地服务于整个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政治传播，实行“长臂管辖”，[23]发挥媒体的社会动员与政治沟通功能，从而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整合，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行动者”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多元主体具有内在的逻辑契合性。政府发布的相关政策引领并促进了“异质性网络”的形成及“转译”机制的发生，“转译”诠释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各个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网络”揭示了各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在行动者网络视域下探讨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现实路径及标准，可以很好地理清各行动者主体应承担的责任，以及各主体协同联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可以遵循“明确行动主体——理清主体责任——结成利益联盟——完善行动机制——建构行动网络”这一逻辑思路去探索，才能推动政府、媒体、平台、市场、人才等各个主体深度协同，向着“建强用好”的目标共同发力。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提到：“媒体融合发展不仅仅是新闻单位的事，要把我们掌握的社会思想文化公共资源、社会治理大数据、政策制定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综合优势。”[24]县级媒体作为最接近广大群众的基层媒体，是连接中央与基层的“最后一公里”，承担着政治沟通与信息传达的双重功能。通过建构有序稳定的行动者网络来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需政府、媒体、平台、社会及人才共同发力。明确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主体，是建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先决条件；
而找准其功能定位，是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必由之路。县级融媒体中心是国家治理的“托底工程”，也是基层治理的“承重工程”，唯有将其建强用好，才能将党的政策、意志和主张下沉基层，才能真正打通宣传组织战线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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