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锡东 贺雪娇

宋代官员公务迎书的出现与发展，表明宋代迎送礼仪进一步完善，标志着宋代官员迎送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官员公务迎书从通书中脱离出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书信文体，具备独立完成信息沟通的功能，具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宋代荐举制度推动了官员公务迎书的发展，使其脱离格式化的模式，彰显出写作者个人的特性，公务迎书的书写与官员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官员通过公务迎书展现自己的才华和诚意，品级越低的官员所作公务迎书的政治性诉求越强烈。

脱胎于唐末、五代动乱基础上的宋王朝，在建立伊始，为防止地方割据和武将专权，实施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如大幅度增加科举取试人数、文人出任地方官等。为保障官员顺利赴任和出使，宋代制定了较为详备的官员迎送制度。据官员品级不同，出使任务不同，迎接的规格迥异，但从最终目的来看，皆是为了保障官员赴任或者出使任务顺利完成。官员迎送制度的一项核心内容就是信息传递，各级地方官员为保障顺利迎接官员，必须及时有效地获取待迎接官员的信息，并根据信息提前做出安排。有关官员赴任或公务出行的信息除了官方下发的任免文书、邸报，主要是依靠官员之间的信息沟通。迎书是沟通迎接官员与被迎接官员之间的重要信息载体，是官员在正式会面前的一次重要了解。迎送本为一体，目前学界关于送别诗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但关于宋代官员公务迎书的专题研究并未出现①，只零星存在于有关研究的宋人年谱中。故本文拟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上，对宋代官员公务迎书进行分析和论证。

宋代官员公务出行从任免诏令下达到整装出发，再到出行完成皆有一定的程序。信息沟通是保证出行任务顺利完成的一个重要环节，官员之间如何及时获取信息至关重要。有宋一代，官员对信息沟通就十分重视，认为“邮传天下之脉络也，人之脉络雍滞则必病，国之脉络雍滞则必危”［1］（卷五《论淮东浙西递角违期奏》,P69），故宋代建立了完善的驿站制度。为更加有效地传递信息，宋代实行驿递分离的措施，并成立了据信息重要程度进行传递的步递、马递、急脚递等，“驿传旧有三等，曰步递、马递、急脚递。急脚递最遽，日行四百里，唯军兴则用之”［2］（卷一一《驿传等次》,P78）。此外，为及时有效地应付西夏战事，熙宁中又设立“金字牌急脚递，如古羽檄也，以木牌朱漆黄金字，光明眩目，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日行五百里。有军前机速处分则自御前发下，三省、枢密莫得与也”［2］（卷一一《驿传等次》,P78）。金字牌递不入递铺，而是在驿路上直接交接，以免文书传递延误。为保障文书的传递，朝廷规定驿使稽程“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若军务要速，加三等，有所废阙者，违一日加役流，以故陷败户口、军人、城戍者绞”［3］（卷十《驿使稽程》，P166）。在法律上严格规定文书传递时限，保障了国家信息的高效传递。

宋代官员差除文书传递主要由进奏院负责，“国朝置都进奏院，总天下之邮递，隶门下后省。凡朝廷政事施设、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合播告四方令通知者，皆有令格条目，具合报事件誊报”［4］（职官二之五一，P3020）。差除文书的重要性直接影响到下达次数和时间。遇紧急差除文书则“批时辰付受。无故违滞，随事科罪。一日杖八十，一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4］（职官三之八,P3027）。朝廷对官员差除信息的传达极具准确性，官员差除文书只有经过封驳，才能由进奏院按照程序发放到地方。元符元年（1098）六月，给事中徐铎上书：“奏报等文字，经监官签书定本，方许传报。或官员差除，未经封驳，私先传报，及虽于法许报事，与元定本不同者，并科杖一百罪。许诸色人告。”［5］（卷四九九，元符元年六月甲申，P11873）经封驳后与原定本相同的文书经进奏院传递到地方，官员不得私先传报。建炎二年（1128），宋高宗下诏：“今后官员差除、降黜及外路合通知事件，令六曹各随所行事类聚，每五日一次行下，进奏院缴连传送所属监司。”［4］（职官二之四八，P3016）官员任免文书由六曹整理分类，每五天下发一次，由进奏院严格按照已定格式再次整理、誊报后，通过驿递系统传达到诸路。

朝廷在传递官方任免文书时，尽可能地保证信息传达的时效性，在极大程度上确保了地方官员及时获取官员任免信息。要保证在准确的时间迎接官员，还必须保证被迎接官员准时赴任并严格按照驿程行驶，宋廷对官员公务出行程限有严格的要求，包括任免文书下达、出发再到抵达目的地。官员在接到任免文书后，为了保证国家政务的有效运行，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出发，以便顺利完成交接。对于“限满无故不赴者，罪止杖一百”［6］(卷五《之官违限》，P52)。诸下班祗应之官虽前去赴任但无故超过时间者，“一日杖六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6］（卷五《之官违限》，P52）。宋代官员公务出行，由政府发放行程历，官员在经由州县批书所到时间，并在国家规定的时间内到达，“诸小使臣、校尉、下班祗应及翰林院医人外任者罢任，所属给行程历，有故留滞，于所至官司批书月日、事因，候到缴纳所属。下班祗应之官准此，仍到任日点检”［6］（卷五《到罢》，P57）。官方驿递系统的完备以及官员公务出行的规范化，为公务迎书的产生以及传递奠定了基础。

迎接官员获得公务出行官员信息的主要途径是官方系统传递的邸报。虽然宋代文书传递系统十分完备，朝廷也规定了官员赴任的时限，但由于公务出行路程常遇突发状况，官员不能按原计划到达的情况时常发生，其中天气状况是公务出行路程中最常见的突发状况。如王十朋在出行时途经池阳遇大风被迫留十日，“舟楫何濡滞，秋深风未西。五旬从白帝，十日尚清溪”［7］（卷二四《池阳阻风留十日》，P458）。当然在一路坦途的情况下，也存在人为因素导致行程延误的情况。如程俱在乘坐驿马赴行在的过程中，“道由浦江县，雇夫不时得，留滞一日”［8］（卷三八《初召到越州呈宰执论事札子》，P650）。由于官员赴任或公务出行的文书，大部分并非紧急文书，因此其传递具有滞后性。为避免迎接者耽误重要信息，一般途经或赴任的官员会提前与将抵达地区的地方官通信。此类书信形式多样，内容也据通信人之间的关系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较为重要的是通书，即将出行的官员在接到任命状后，一般先通书告知将要到达地区的地方长官，以便地方上做好交接工作以及迎接新任官员到来的准备。通书之外，还存在一类具有明显礼仪性质的书信，即告至信。现存宋代告至书信较少，主要是由于告至信的目的是告诉对方自己即将抵达以示尊敬，“敬奉一笺，告至于行马之前”［9］（卷二九《杨参政》，P155）。专门的告至信并不涉及其他内容，且篇幅极短，叙事的功能和文学价值较低，故官员之间的告至信与官员之间的通书相比并不具备优势。通书中有时也涉及告至的内容，如咸淳九年（1273），文天祥在赴任湖南提刑时写予侍郎丁应奎的通启《通丁侍郎应奎》中记载：“误节谳湘，驰驱上日；
抠衣过洛，咫尺中台。拜下有期，恭先告至。”［10］（卷七,P264）宋代告至信有三种形式：一，告至札；
二，到状；
三，先状。目前所见告至札仅一封，即陈著的《告至札》：“无禆枢椽，过领藩垣。六月于征，岂人情之难已；
一日即发，如上旨之甚严。遵陆此来，兼程而进。将涉君地，忽鼓舞之由中；
瞻仰福心，已照临而在上。盍簪孔迩，削椟以闻。”［11］（卷八六，P470-471）告至札为四六文体，除专门传达自己将要抵达的消息外，并不涉及其他。与告至札相比，到状较多，但较之其他书信却极少，据统计约19篇，到状篇幅也较短，多则近百字，少则10余字。与前两者相比，先状较多，主要是由于先状具备部分叙事功能。告至信与通书相比极具准确性，它以合于礼的形式传达自己即将抵达的准确信息。

迎接在官员公务迎送中颇具仪式性和复杂性，迎书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迎书的出现使得宋代公务接待进一步标准化，符合宋代官员公务迎送逐渐成熟与完善的整体趋势。

一般而言，口头信息与书面信息相比较为随意，且存在一定虚假性。宋代公务迎书将口头信息传递转化为书面的形式，使得官员迎送制度更加规范化，其传递方式一般为近距离书信传递。宋代最常见的迎接方式为郊迎，即一般地方官员提前遣人在交界地携迎书前去迎接。宝元元年（1038）欧阳修被贬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将入境”，知州朱正基“率僚属远郊迓之”［12］（卷三，P81）。嘉熙元年（1237），方大琮知建宁府，当时的福建路转运使姚瑶遣人携迎书迎接。方大琮接到迎书后回复姚瑶：“某积诚浅薄，莫效亩忠；
弹罪播闻，至烦台疏。特借闽士，大儆国人。念所累朋侪之多。岂不为封部之辱？奔归属苦于就道，引咎未容于杜门。犹当收占牌匿行影，岂期候吏尚识累臣。至彻崇听于大府之尊，乃遣迎书于百里之外。得存意垕，捧读手惊。”［13］（卷一三《回闽漕姚检详玟》，P448）可见官员公务迎书的传递距离与迎接距离相差不大，官员认为收到对方的迎书是一件极为荣幸的事。方大琮在《建宁府重建建溪驿记》中也提及此事：“明年秋，余自西省出，公走书相迎，辱此木馆。”［13］（卷三二，P719）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因秘阁校理孟逸途经舒州时，王安石未及时和他相见，故在写信时提及此事，并表示“欲及其将至，使人以书迓之”［14］（卷七八《与孟逸秘校手书九》，P1389）。可见，宋代公务迎书从其他书信尤其是通书中分离出来，其主要功能是礼仪性地表示对对方的尊重。随着公务迎书的普遍化及宋代荐举制度的发展，公务迎书的书写格式逐渐规范化，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

官员公务迎书有专门的处理人员，宋代官员公务出行，通常配备各类吏人以处理途中的各项事务，如书表司、通引客司或者随行吏人。公务迎书的处理由随行通引客司和书表司负责，通引客司和书表司属于接送人员中高配置人员，专管迎送礼仪、文书等事务，且宋朝明确规定了不同官员配备的通引客司和书表司的资格，如表1所示。［6］（卷一〇《接送》，P188-189）

由此可见，影响通引客司和书表司人员配置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点：一，官员品级是影响官员配备通引客司和书表司的直接性因素之一。二，为权衡官员品级与实际差遣之间的矛盾，差遣也成为影响吏人配置的重要因素。三，官员的性质及其职掌。只有文官从四品以上、武官正五品以上的官员任知州、都转运使等五品以上官职以及通判才可以配备两名书表司。通判之所以配给两名与其自身的工作性质密切相关，其余路级长贰以及州级长官只准许配备一名书表司人员。从通引客司的配备来看，首先受到官员品级的影响，其次则为差遣。通引客司负责接待前来送信的官吏的部分事宜，书表司则负责各类文书汇总处理，将公务迎书与其他书信分离，呈交给上级官员。二者是宋代官员迎书的初步处理者。

表1 宋代不同品级官员配备通引客司和书表司人数

宋代官员公务迎书现存数量与其他书信相比较少，据《全宋文》统计共89封，另存1封谢迎书。实际上现存官员公务迎书的数目要多于《全宋文》统计，但也仅130余封。宋代官员公务迎书主要存于宋人文集之中，因公务迎书有固定格式，其文体又皆是四六骈文，因此与文人的其他作品相比，并无明显的优势。从现存的作品看，官员公务迎书存在一明显特点，品秩越高的官员所留存的公务迎书越少。一方面是由于官员在收录作品时就经过筛选，公务迎书多为官场应酬之作，这类作品不能被优先选择，但这并非绝对。如周必大的《文忠集》共收录18篇，仅次于孙应时的《烛湖集》，二者仅有1篇之差；
但加上杨万里写给周必大的答谢迎书《答周丞相远迎》和《入城回周丞相远迎》，其篇目要超于《烛湖集》。细究周必大所作公务迎书，发现一特殊现象，与其他官员所作公务迎书背景不同，周必大所作公务迎书大部分都是在其致仕归乡之后，这一时期周必大已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且其身体状况欠佳，对于到任的地方长官不能一一亲迎，故以迎书表示自己对地方长官的尊重。另一方面，代写公务迎书也是影响现存公务迎书分布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洪迈指出宋时“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饷以钱酒”［15］（四笔，卷一五《教官掌笺奏》，P808）。因公务迎书有固定格式，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发挥，但多是针对下层官员，高级官员的公务迎书一般较为简洁，这就决定了其存在代写的空间。如强至所作公务迎书现存10封，主要是代魏国公韩琦和天章阁待制张焘所作。②如治平三年（1066），强至代天章阁待制、陕西都转运使张焘作迎书《代都运张待制与宣抚郭枢密远迎书》，迎接枢密使郭逵。［16］（卷三〇,P457）同时附递自己所作远迎书《与郭枢密远迎书》。［16］（卷三〇，P458）

除文集外，魏齐贤所编宋人文章选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以类编排，将公务迎书列入通启状一目，集录了部分宋代公务迎书。书序中自言“是编皆录宋代之文，骈体居十之六七，凡表笺、制诰、简疏、赋颂、记序、铭跋无不毕备。题曰：‘五百家’，而卷首所列姓氏，实五百二十家，网罗可云极富。中间多采宦途应酬之作，取充卷数不能一一精纯”［17］（《提要》，P1）。书为“南宋绍熙（1190—1194）建阳崇化魏齐贤富学堂刻本”［18］（P87）。《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与《烛湖集》存在13篇相同的公务迎书，经证实《烛湖集》中许多篇目并非孙应时所作。清代王太岳《钦定四库全书考证》中考证出《迎韩相自洛西由阙判北京状》《迎蔡相自裕陵还阙状》等篇并非孙应时所作［19］（卷八三《烛湖集》，P2051-2052）；
黄宽重在《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随者对南宋中期政局变动的因应》中也指出《迎文太师到阙状》《迎文太师入觐状》《迎韩相自洛西游阙判北京状》《迎韩相自裕陵还阙状》以及《迎郑资政状》皆非孙应时所作。［20］（P333）孙应时为淳熙二年（1175）进士，但其开始任官则在淳熙五年；
庆元五年（1199）罢官，直至开禧二年（1206），再被任命为邵武军通判，并于此年亡故。显然《烛湖集》的成书年代要晚于《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且其迎书的主要写作应在淳熙五年至庆元五年这段时期，故其部分公务迎书极可能是误收，且来源于《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误收的最大原因可能与公务迎书的规范化、格式化，以及公务迎书与其他书信相比，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有关。

宋代公务迎书虽现存较多，且出现辑录性著作，但在辑录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出公务迎书固定化书写格式的则是元初的《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该书所收诗词文章，未署作者姓名的和署有姓名的大致对半，署名多署‘姓+字号’，作者以南宋及由宋入元人士为主”［21］（P85），且此书“编纂成书的上限不会早于1292年，应在1292年之后。至于下限，定在1324年重刊之前”［21］（P84）。从此书所收录的文章和编纂时间可以看出，此书是根据宋人的文章和习惯编纂总结出来的以供时人方便使用的日用性书籍，是对宋代书写方式的总结。该书中共记载了8种迎书书写格式，如表2所示。［22］（卷二《庆贺仕途简札》，P201-202）

表2 《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所载迎书格式

从表2可见，虽然官员出行任务不同，公务迎书的书写也存在一定的差别，但它们有着诸多共性：一，远迎官员的姓及官职；
二，获悉某官将到某地任职或公务出行的消息；
三，赞扬某官品德、功绩或履历；
四，告知对方迎接的位置；
五，对对方的到来表示热切的期待和欢迎；
六，书写时间和写信人的姓名和官职。各类公务出行官员迎书的书写方式不同，可以证明此时公务迎书已极为成熟。从公务迎书中的称呼来看，迎书皆以姓氏加官名相称，一方面是对官员身份地位的肯定，另一方面则由于公务迎书具有通书的性质，官员之间可能并不相识，标注官员的官职差遣有利于官吏安排迎接的各项事宜。吴丽娱在《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中提出：“书仪的制作程式决定于它所要体现的等级秩序。在家族内外决定尊卑等级的是长幼亲疏，但在社交场合是官品高低，这是中古社会颠扑不破的原则。书信的种种写作格式，乃至于信首信末的月日称呼、信封的封题包装，无不显示着等级的重要性。”［23］（P237）从公务迎书的内容与格式看，公务迎书所体现出的本质恰恰是这种不同品级官员之间的等级秩序。

受史料限制，公务迎书出现的具体时间难以断定，就目前所见，现存最早的公务类迎书出现在宋代；
从公务迎书发展状况观察，官员之间公务迎书的出现时间不会很早，极有可能出现在北宋，且在宋英宗治平年间才初具雏形，而真正格式化或者规范化的公务迎书直至北宋晚期才得以形成。宋初的官员公务迎书较为简洁，且并未形成规范，直至北宋末才逐渐格式化；
南宋时期逐步复杂化，不仅篇幅明显增长，辞藻更加华丽，而且加入了官员的政治诉求。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曾总结宋代笺启的书写概况：“宣和间，虽风俗已尚谄谀，然犹趣简便，久之，乃有以骈俪笺启与手书俱行者。”［24］（卷三，P37）宋代公务迎书书写也符合陆游所述的这一趋势，最初的公务迎书格式远没有《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所记载的固定格式复杂。最初的公务迎书篇幅较短，有的仅20余字，最明显的特征是缺少某官显膺这一部分，即对官员德行、履历、功绩、家传等方面的赞扬，以及最后一部分书写公务迎书官员的自身状况。宋代公务迎书虽繁简各异，但因书写之人官秩不同，书写的目的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因而通过官员的公务迎书可以窥探出书写者的心态和政治诉求。如淳熙十二年（1185）曾丰在广东任司理参军时，为迎接广东转运副使但中庸作迎书《迎广东运使坦大夫启》③，因其长时间在广东地区任官，虽官职职掌有所变化，但对广州的政务、民情等有较为深入地了解，故迎书中着重介绍了广东的地理、税收、经济、民情等状况，以向即将到来的直属上司表明诚意：“某一从度岭，便欲扫门。受知未得所依，闻命不胜其喜。”［25］（卷一一，P117）事实证明，这封迎书的确为二人关系的友好发展奠定了基础，后曾丰代但中庸作了数封书启，如《代但大夫自广东宪除广西漕又易广东漕到任谢表》等，可以看出二者关系较好。［25］（卷一〇，P105）曾丰在广西任漕幕官时所作《迎广西经略赵侍郎启》与《迎广东运使坦大夫启》书写方式类似，其表达的核心宗旨也基本一致。［25］（卷一二，P128）

宋代官员迎接的先行文书除规范化的迎书外，还存在公务迎诗。与公务迎书相比，迎诗更加灵活化，受限较少，并无统一格式，这就弥补了宋代官员公务迎书的不足，如熙宁十年（1077），苏轼被任命为徐州知州，在赴任时途经济南，知州李常以诗迎苏轼，苏轼作《至济南，李公择以诗相迎，次其韵二首》［26］（卷一五，P715）。宋代迎诗多用于相识之人或士人、隐士等迎接官员，如许棐所作《迓张宰》：“倦骨畏寒如畏虎，何曾一步出柴扉。因迎令尹西郊外，折得梅花满把归。”［27］（卷三，P205）迎诗与迎书共同构成了宋代书面表达迎接官员的一部分，丰富了宋代公务迎送制度的内容。

宋代官员公务迎书的出现与发展同宋代政治及官员迎送制度息息相关，宋代政治为官员公务迎书的产生提供了沃壤，而官员迎送制度则促使官员公务迎书逐渐走向成熟，二者共同影响着宋代公务迎书发展。成熟化的公务迎书则对宋代官场风气以及官员迎送产生深远影响。

宋代公务迎书的出现与宋代君臣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宋代将君臣关系视为宾主关系，认为“君臣之际体统虽严，然而接以仁义，摄以威仪，实有宾主之道焉”［28］（卷一一六《宾礼一》，P2743）。尤其是在大观年间（1107—1110），宋徽宗将臣子朝见、辞别等纳入宾礼的范畴，认为“宾礼《鹿鸣》之诗，以燕群臣。而其诗曰‘以燕乐嘉宾之心’，盖方其燕乐，则群臣亦谓之宾，非特诸侯也。王尊宾卑，君为主而尊，臣为宾而卑，此宾主尊卑之义辨矣。今虽不封建诸侯，宾礼岂可废缺，自罢侯置守，守臣亦古诸侯也。其赴阙来朝，被召奏事之类，则朝、觐会、遇之礼，岂可废乎？唐不知此而移于嘉礼，非先王制礼之意。可依《周礼》参详，去取修立”［29］（卷首，P17）。将臣守与诸侯等同起来，无疑提高了臣子的地位，符合宋代君臣共治的理念，也为公务迎书的出现提供了理论与制度支持，从而使其从通书中独立出来，与“国际”迎书并存，成为一种新的礼仪制度。

在交通不发达的宋代，书信是保持远距离联络的重要方式，故书信就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渠道。官员公务迎书的发展与宋代荐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游彪认为“与隋唐以前相比，（宋代）荐举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选拔官员入仕变为了官员升迁和考核的一种制度”［30］（P142）。荐举的制度化直接影响到官员的考核和升迁，如绍兴年间（1131—1162），右谏议大夫林大鼐指出：“方今朝廷清明，吝惜名器，士大夫改秩，只有荐举一路，舍此则老死选调而无脱者。”［4］（选举三〇之二，P5823）宋代荐举制度要求“承直郎以下选人，在任须俟得本路帅抚、监司、郡守举主保奏堪与改官状五纸，即趋赴春班改官。谢恩则换承务郎以上官序，谓之京官，方有显达。其举主各有格法限员，故求改官奏状，最为难得。如得，则称门生”［31］（卷三《改官》，P70）。下层官员想要跨入中上层首先必须获取五位官员的举荐状，其中三封必须是直属上级的。因朝廷对举主的官职与被举人的关系以及每年所能举荐的人数有严格规定，故导致下层官员一状难求，这一政治生态就决定了官员为求得一状，不得不积极寻求举主。要进一步了解荐举与迎送的关系，就必须先明确举主的范围，游彪总结：“宋朝有资格担任举主的官员范围比较宽泛，通常是现任地方行政或军政长官以及曾任地方长官的中央中高层官员。”［30］（P143）举主普遍在地方上任过长官这一特性，决定了地方官员对监司、郡守以及高级官员迎接的态度，地方官员公务迎送为下层官员接触可能成为自己举主的官员提供了便利条件，甚至为官员之间的迎合与攀附提供了契机。官员迎送与荐举都是建立政治关系网的重要途径，如乾道八年（1172），周必大因反对张说除签书枢密院事被贬，在归家途中经平江府（今江苏苏州），舟困于吴江，教授“崔从政敦礼仲由携启檝迎，谢举削也，留饮”［32］（卷一七一《南归录》，P1605）。嘉定元年（1208）黄榦赴任江西临川县令，途经豫章（今江西南昌），见巡检陈毅，因陈毅才能卓著且“颇有相从之意”［33］（卷五《与李敬子司直书》，P62），黄榦十分重视此事，专程写信询问司直李燔的意见。从此次事件可以推测，巡检的任务之一就是迎接官员，作为巡检的陈毅前去迎接黄榦，两人在迎送过程中相互欣赏，为以后的互动奠定了基础。

宋廷的治国理念也影响了迎送制度与官员公务迎书。宋代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国，而儒道之振，独优于前代”［28］（卷四三六《陈亮传》，P12940）。宋代崇文重儒的政策提高了官员的文化水平，为宋代公务迎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杯酒释兵权”，更是开启了宋代的宴饮之风。在这一背景下，宋代十分重视官员迎送，甚至出现了官员重迎送甚于政绩的情况。如范仲淹在《上执政书》中提到：“今之郡长，鲜克尽心。有尚迎送之劳，有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贵之援，或孜孜于子孙之计。”［34］（卷九，P214）官员通过迎送获得声望，以便进一步升迁，尤其是在迎来送往较为频繁的地方，迎送显然已经成为官员进一步上升的捷径。如宋代河北地区因处于近边地区，往来使节较多，出使官员品级一般较高，且与中央密切相连，这就决定了这一地区官员迎送的特殊性与代表性。正如包拯所言：“臣送伴北使往回，窃见河北当路州军，各系近边控扼之地，所有知州等，并是朝廷一一精选，盖欲谨边防，训士卒，以为急务。今则不然，但能增饰厨传，迎送使人，及曲奉过客，便为称职，则美誉日闻，若稍异于此，则谤议纷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缘每年非次人使往来，动经七八个月，逐处豫为准备，不敢少懈；
况去岁两度非次人使，乃是一年之内迎送绝无虚日。”［35］（卷三《请选河北知州》，P225-226）河北地区官员迎送频繁，甚至形成一种风尚，致使官员忽略自己的本职工作，而以迎送为荣，这种状况在当时当地被认为是一种常态，一旦突破这种状态，就为官员攻讦提供了借口，严重者甚至导致贬谪。宋代官员尚迎送这一氛围，尤其是迎送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官员升迁，是宋代官员公务迎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官员公务迎书的成熟，在礼制上进一步阐明官员迎送的合理性，并助长了这一风气的发展。不经过州县的官员公务迎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地方官员修迎书给可能途经的官员，官员若不经过，则在回信中拒绝“莫遑枉道以瞻风”，修书的目的不单表达迎接一事，更是为了“移书而讲好。永言感慰，第极铭藏”［16］（卷二一《回不经历州军守倅远迎状》，P306）。

宋代官员公务迎书与宋代官员迎送特征相似，不仅受到官员品秩的影响，也受到官员权势的影响。如绍兴二十五年（1155）四月，秦桧的养子秦熺从建康回京时途经平江，“守臣汤鹏举伺候送迎甚谨”，此时秦桧权势滔天，作为秦桧的养子，地方长官慎重接待实属正常。但当秦桧去世后，汤鹏举升为殿中侍御史，“逐秦桧姻党凡三十余人”［36］（卷六《赐汤鹏举辞免恩命不允诏》，P485），可见权势消长对迎送的影响。官员公务迎书书写也遵循这一特色，如陈著因忤逆贾似道被贬知嘉兴县（今浙江嘉兴），后知嵊县（今浙江嵊县），但当贾似道途经嵊县之时，陈著仍作《嵊县远迎贾平章似道归绍兴私第状》迎接贾似道。迎书内容主要表明自己淡泊名利、无心眷恋权势，以及自己在嵊县任官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自己能力不足，同时表达了自己对于贾似道的到来欢欣鼓舞，并提前给在百里之外的贾似道写了欢迎信。［11］（卷五四，P269）从陈著后期的履历来看，此次迎书以及接待，至少缓和了二者之间的矛盾，使得长期任县令的陈著在任满后转为扬州通判。

官员对公务迎书的回复也是同一道理，回复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官员的升迁。概而论之，公务性书信的行文必须符合“文有仰视，有俯视，有平视。仰视者，其言恭；
俯视者，其言慈；
平视者，其言直”［37］（卷一《文概》，P47）的基本原则，因公务迎书的出现本就是迎送礼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其文必然合于礼。公务迎书的书写与回复是否恰当直接关系到官员人际关系网络的建立，甚至是官员的升迁。“王安礼尚气不下人，绍圣初起废，帅太原，过阙许见。时枢府虚位，安礼锐意，士亦属望。将至京师，答诸公远迎书，自两制而下皆折角一匾封，语傲礼简。或于上前言其素行，既对，促赴新任，怏怏数月而死。”［38］（卷一《章惇王安礼气傲》，P16-17）从材料可以看出王安礼虽具备了角逐枢府的条件，但由于在回复诸位官员的公务迎书时，因语气不佳、轻视两制以下的官员等因素得罪于其他官员，使其与枢府之位失之交臂，最终抑郁而亡。由此可见，公务迎书的书写与回复在宋代政治交往中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宋代公务迎书的出现是宋代公务迎送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重要标志。官员公务迎书在宋代出现和发展有其特定的因素：一，宋代重文的治国方略和文人任地方官是宋代公务迎书出现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种政治环境为公务迎书的出现提供了沃壤。二，宋代官员迎送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宋代官员公务迎书出现的直接原因，公务迎书的出现，使得官员接待更加规范化，更加符合礼仪要求。三，受宋代君臣关系变化的影响，宋徽宗将诸侯与臣僚等同，将君臣纳入宾礼的范围，并将君臣共治和王与诸侯共治天下相关联。四，公务迎书从通书中独立出来，极大程度上受到迎接外使的“国际性”迎书的影响，且根据宋代政治现状以及选官方式做了进一步调整，使其更加适应宋代政治生态。宋代官员公务迎书从通书中脱离出来，成为与“国际”迎书并驾齐驱的一种礼书并非偶然，这与宋朝在亚洲地区的地位衰落和域内臣子地位上升有一定关联。比较迎接外使的迎书和域内官员之间的公务迎书，可以清晰地看出域内官员之间的公务迎书最初的格式及内容与迎接外使的公务迎书极为相近，迎接外使的公务迎书出现时间要早于域内官员之间的公务迎书。官员公务迎书的出现与宋代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且极具时代特色。

宋代官员为书写公务迎书，必然对所迎官员的生平事迹有所了解，这就为官员之间的初步沟通奠定了基础。由于古代信息沟通方式和交通的限制，想要顺利完成迎送任务，必须提前做好信息沟通工作，官员公务迎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迎接信息的准确化。事实上，官员迎送费用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宋代统治者的一大难题，公务迎书在官场的流行，客观上提高了官员迎送的效率，避免了官员误迎，降低了官员迎送成本。宋代官员公务迎书虽格式固定且多是骈文与用典，但其重要性不可忽略，尤其是在官员迎送制度中。与其他迎送文学相比，其政治性目的明确，是构建宋代官员迎送制度及官员人际关系必不可少的一环。

注释：

①相关性研究主要有：纪昌兰《宋代地方公务宴饮过度原因考论》（《安徽史学》2020年第4期，第28-36页），许伟宁、王晓龙《宋代地方政府公务接待问题研究——以成都地区为中心》（《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第45-52页），游彪《宋代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文字”传递——围绕邸报及其相关问题而展开》（《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1-17页），这些研究为宋代官员公务迎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②治平三年（1066），强至在陕西为官，但为何职，现不可考，从其履历和代都运使作迎书来看，其职务主要负责管理文书，疑为主管机宜文字之类。治平三年四月，郭逵同签枢密院事，十月宣抚陕西，判渭州。参见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卷十七，治平三年四月、十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8册，第441、442页）。

③坦大夫为讹误，经考证应为但大夫但中庸。究其误写的原因为“姓‘但’者，音若‘檀’。近岁有领南监司曰但中庸者是也”（见陆游撰，李剑雄、刘德权点校：《老学庵笔记》卷七，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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