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C.H.森津

内容提要 20 世纪中叶，黑格尔辩证法既在纯哲学思考中，也在以符号意指为对象的具体理论建构中遭遇批判性重申。

在苏联，辩证法曾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也影响了它在一些苏联学者心目中的威信。

尤里·洛特曼却认真对待辩证法并努力予以践行。

他创建了在文化符号学中运用的辩证法实践版本。

洛特曼所征用的辩证法，与其说是指发展的动态过程与矛盾的扬弃，不如说是指所考察对象本身的静态张力。洛特曼在后期著作中不再使用“辩证法”一词，而是试图提出一种文化理论，将之作为一个流动的系统，转变是基于内部矛盾和竞争发展的潜能。本文旨在梳理洛特曼的一些见解，将其置于世界思想智识运动的语境，以期确定辩证法可以被应用于符号学的总体框架。思想史和阐释学应有助于对人文研究方法论的自由反思。

尤里·洛特曼学术思想中的辩证法是由米哈伊尔·加斯帕罗夫（М.Л.Гаспаров）在他原题为《洛特曼和马克思主义》（1996年）一文中大力宣扬的：“洛特曼严肃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方法，对意识形态则以其理应获得的态度来对待”①。

他在艺术文本的动态活力中看出思想的辩证进程，并指出：

不论是辅音重复， 还是节律， 抑或隐喻群，不论是形象，还是思想，都是彼此并存，彼此交织， 只有在相互对比的背景上才能被感知……这就是文本的结构， 况且是一个辩证的结构——在这个结构中， 一切都形成于紧张的对立。

正是主要的辩证的对立在赋予诗的文本以生命力， 这个文本是一个规范同违背规范之间的张力场。②

几年后，在为金尚元（Ким Cу Кван）的专著所作的直接以“洛特曼的辩证法”为标题的序言里，加斯帕罗夫指出洛特曼理论中一系列辩证的二律背反：科学与艺术、线性与空间、假定与直观、分析与综合、文本与文本外，等等。③纳塔莉娅·阿夫托诺莫娃（Hаталья Автономова）则认为，加斯帕罗夫关于洛特曼的“辩证法”的结论夸大其词，她指出洛特曼那儿有“自发的辩证法元素”，他“在许多方面追随卡尔纳普（Карнап），因而他遵循的是直接同（黑格尔） 辩证法相对立的逻辑实证主义纲领”④。这场辩论被发起后并没有获得进一步展开，我们下面将尝试继续这场辩论， 主要是根据洛特曼最重要的几个文本中对这个词的运用来明确他的“辩证法”概念的内涵。

在苏联， 辩证法曾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而这同时也就影响了它在一些苏联学者心目中的威信。

尽管对先验的哲学思维一向持不信任态度，尤里·洛特曼还是认真接受了辩证法并在其著作中努力践行辩证法。

他并没有截然而明显地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 而是创建了他那种理应在文化符号学中运作起来的实用版辩证法。

与此同时， 他的文本中那些对辩证法的征引在具有纯粹的学术内涵之时，还经常有附加的、意识形态上辩护性的内涵。

例如，1970年洛特曼在其与奥列格·马列维奇（Олег Малевич）一起编选的扬·穆卡若夫斯基（Ян Мукаржовский）著作俄译本所作的长篇序言中，曾好几次提及“辩证法”这一概念：“结构这一范畴本身被穆卡若夫斯基辩证地诠释为关系的层级……”，“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不是被理解为机械的总和， 而是被作为辩证的统一”⑤。

这一出版计划在当时并没有实现，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苏联武装干涉之后，所有的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 包括忠诚的穆卡若夫斯基，都处于政治上被怀疑的状态。

1990年，苏共政权已然近于垮台，洛特曼重校他的文章，在做修订时有两处划掉了“辩证的”一词（诚然，在其他几处保留了这个词）⑥：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化，频繁地征引辩证唯物论的用语已然显得落伍了， 而此前倒是可以将其作为对获得出版的捷克斯洛伐克学者进行“正面评价”的一种方式。

这种用语在洛特曼的其他文本中也可以找到。这在“辩证法”一词与它的那些派生词由一个偶尔出现的近义词——“复杂性” 这个词——伴随着出现之时就最为明显：“……这三种成分之间的关系要更为辩证地复杂”⑦，“这会创造出艺术现象之复杂的辩证性”⑧，“融合与对立的复杂辩证法……”⑨，“相对与绝对之复杂的辩证法……”⑩，“取代机械的……是一个复杂的、辩证地矛盾着的进程”⑪，“揭示充盈着这个‘我’的复杂的辩证法……”⑫，“揭示诗性的‘我’与‘本我的灵魂’之关系的复杂的辩证法”⑬，“辩证地复杂的类比”⑭，像韵脚这样辩证地复杂的现象之出现”⑮。

“复杂的辩证法”曾是苏维埃意识形态化的话语， 包括科学理论话语的一种标识性印记。

尽管如此， 意识形态的内涵从来不会囊括洛特曼笔下“辩证法”一词的全部涵义，他曾直白地声称， 这个词语中有比政治忠诚这一符号更多的涵义。

在1967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法”， 然后马上做出校订：“不是那种辩证法，那种其实无异于念咒似的挂在口头上的空泛的哲学公式， 一到研究本身就被弃于门外的辩证法”⑯。

洛特曼著作中对“辩证法”这一概念的使用大多是在20 世纪60年代， 其时他开始涉足文学理论。

在论文学史的几本书中这个概念几乎是缺席的。例如，在论普希金和论卡拉姆津的三本书中一次也未出现。

这一概念也很少见之于七八十年代撰写的文化符号学论著；

在正是讨论文化理论符号学的《文选》第一卷，只有四次使用这个概念，还有一次是出现在对别人的征引中。

在基本上是文学史论著的第二卷和第三卷， 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较高，但主要是作为对他人的思维特点的描述，也就是作为历史对象， 而不是作为学者洛特曼自身的思维工具，诸如“经院哲学的辩证法”、“卢梭的辩证法”和“古希腊罗马的辩证法”。⑰这个词在《在思维的宇宙内部》一书中还出现过一次，在《文化与爆发》一书中也出现过一次，况且也还是用于复述他人的理论见解：“……语言的发展中决定性的、质的转变这一观念是由H.Я.马尔（H.Я.Марр）提出的，它源自黑格尔的辩证法法则。

”⑱

洛特曼对“辩证法”概念的使用主要见之于论诗学的三本书：《结构诗学讲义》（1964年）⑲、《艺术文本的结构》（1970年）和《诗文本分析》（1972年），以及那个年代写下的一系列文章。

富有特征意义的是，在《诗文本分析》第一部分即一般理论部分，辩证法一词出现了13 次，在该书第二部分具体文本分析中却一次也未出现。

在《电影符号学》（1973年）中这一概念也被提及好几次，主要是在讨论电影的艺术假定性之时。因此，辩证法最初对于洛特曼是一种理论描述的工具， 不是对整个文化的描述，不是对某种文化语言的描述，而是对文本，况且正是对艺术文本，即最终的、完整的符号学对象进行描述的工具。

用索绪尔的术语来说，辩证法这一概念不是用来分析“语言”，而是用来分析“言语”，分析具体的艺术表述。

洛特曼本人将他的诗学称为“结构主义的”，他以两篇文章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论证，一篇是“论文学学中的结构主义原则”（以《文学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为题发表，1967年），一篇是为百科全书撰写的辞条 “文学学中的结构主义”（1967—1972年），尽管作者做了两次认真修订，但该文终究还是未被《简明文学百科全书》采用。

结构主义在那个年代苏联官方的思想家那里是不受待见的，那些人曾试图与洛特曼进行论战，在论战中那些人所援引的恰恰就是辩证法，例如，指责洛特曼“在研究中将逻辑层面和历史层面、‘共时’层面和‘历时’层面非辩证地对立起来”⑳，具体说来，就是指责洛特曼试图考察文本的内在构造而将“历时性的”、文学-历史的维度“悬置”起来，这一维度则是被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把控得甚好。然而，洛特曼正是在文本的内部结构中看到了辩证法。

他在对德米特里·塞加尔（Дмитрий Cегал）和尤里·谢诺科索夫（Юрий Cенокосов）为百科全书撰写的辞条《结构主义》（1968—1969）刊发前的审读意见中指出“结构概念本身会具有辩证性”㉑，含蓄地意指上文已提及的列维·施特劳斯的文章《结构与辩证法》。

洛特曼之文本辩证法有时接近于从19 世纪批评家们那里继承下来的“有机统一”概念，即各个部分之间具有深层的相互关联， 而非简单的并置。洛特曼亦如此界定结构主义研究的对象，而指责形式论学派的文本理论对“统一”的忽视：

文本，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并非是“手法”、“元素”或“主题”之机械的堆积，而是有机的统一。㉒

所谓的“形式论方法”的主要毛病在于，它常常将研究者引向这样的观点：
文学被看成是手法的总和、机械的堆积。㉓

有机的整体——这不完全是结构性的统一，也不完全是辩证性的统一。它与结构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组成部分具有现实的而非抽象的品质。㉔这些部分之间存在着彼此协调性的而非冲突性的互相作用，而辩证法则要求对立面之间的矛盾、统一和斗争。有机的整体性会解释互相作用，而不是发展；
会描述整体的统一之存在方式，而不是它的转换方式。

在对整体性这一思想加以更准确的界说时，洛特曼经常不是称其为“有机的”，而是称其为“功能性的”， 依然把这一概念回溯到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尤其是蒂尼亚诺夫（Ю.Тынянов）那里。有别于“手法”——封闭于自身机制之中的“手法”，每个因素都对应着一定的功能， 凭借这个功能每个因素会超越自身，而进入与整体的关系。洛特曼认为，这正会开启对事物的辩证观点：

这样一来， 诸因素与整体的关系便不是被理解为机械的总和， 而是被理解为辩证的统一。㉕

……形而上的概念“手法”在这里会被“结构性元素及其功能”这一辩证的概念所替代。㉖

……作为艺术之基础的“手法”这一形而上的概念要被艺术功能这一辩证的概念所取代。㉗

因此，形而上的概念“手法”就被辩证的概念——“结构性元素及其功能”所取代。㉘

不过，在对结构之功能上的整一性加以肯定时， 洛特曼并没有将这种思想方法进一步拓展延伸到这些结构的研究方法上。

文学文本拥有其自身的总体性， 但由此并不能得出关于文学的认知具有总体化的结论， 一如萨特在其《辩证理性批判》中所描述的那样：

辩证法，如果它存在，它只能是针对各种具体的总体化之总体化，具体的总体化则是经由众多的单个的总体化的极向而进行的。㉙就文学而言，在承受“具体的总体化”的，看上去，就是文本。文本具有整体的、结构的特质，这在洛特曼的著作里得以宣称， 但这一特质并没有延伸到文本研究者的活动之中；
文本研究者，用萨特的术语来说，在其工作中实现的并不是“辩证的”理性，而是“分析的理性”。

洛特曼辩证法一个不同寻常的来源是安德烈·别雷那本《节律即辩证法》（1929年），该书在《诗文本分析》中被引用，在另一些著作中也不止一次被提及。㉚洛特曼大多是在其专著中谈论作诗法的章节提及辩证法，这也在间接证明《节律即辩证法》一书对他的影响。

下面是有关“辩证法——诗”之间关联的一些例子：

韵脚在其本性上就具有辩证性。㉛

展开“焦虑不安”主题的第二诗节，将之作为活生生的、发展的世界之最重要的特征并与之匹配的主题来展开的第二诗节——是灵活的、具有辩证观点的诗节。㉜

于是， 取代 “相同元素之机械的重复”——乃是一个复杂的、辩证的矛盾过程：一方面， 经由对相似的发现而突出差异；

另一方面， 在看上去是深刻的差异中揭示与他者的共性。㉝

揭示充盈着这个“我”的复杂的辩证法，便是（沃兹涅先斯基的）这首诗基本的层面之一。㉞

对诗歌和散文关系这样的理解， 使我们能够辩证地窥探这些现象之间的边界问题，窥探自由诗这类跨界体裁的美学本质。㉟

……诗的结构不仅会呈现出词语意义的新色彩——它还会揭示出概念的辩证法……㊱

我们在每一步都会确信， 诗的结构——这是最为出色的辩证法训练班。㊲

韵脚——这是诗的结构中最具有冲突性、最具有辩证性的层面之一。㊳

安德烈·别雷论证了两个概念——灵活而有变体的诗之节律和固定的音步——之间的区别，并通过复杂的统计出来的数字试图创造出某种类似于微分学的诗歌节律学。

他所勾勒的诗文本节律“曲线” 表达了显示诗行节律变体函数的“导数”：相邻诗行之间的重音和停顿之实际的（而非假定的节律上的） 分布差异越大， 导数的值就越高。安德烈·别雷正是将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诗行之间的动态互动称为“辩证法”：

诗行的不同变体之次第渐进（诗——不同变体之中的主题）正是活生生的辩证法，在这里，重复其实就是对曾经给定的正题的重复，对比其实就是反题， 而它们在耳朵里的互动便是合题……㊴

这种互动实则类似于物理中的能量交换的发生：

在某种理论整体上，封闭的诗行系统中节拍与间隔之总和乃是恒定的；
间隔——这实则是诗行的势能；
节拍——这实则是动能[……]诗行的节律原理——就在于能量转化的原理之中……㊵

这种凭借“势能的”元素和“动能的”元素之交替而形成的内在能量， 可以在洛特曼的理论中找到，且不仅仅在诗论中。例如，他在1992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发展的“文化和爆发”这一学说，诚然，在世界历史哲学中是有先例的，至少它始于19 世纪30年代初法国圣西门主义者提出的“有机的”和“危机的”时代交互更替的理论。㊶但由这位语文学家、俄罗斯诗歌研究者提出的学说，它让人回想起诗文本中延展开来的强弱音节的交替。

洛特曼比安德烈·别雷要走得更远，他不仅在文本内部，而且在其符号学周围考察了能量的/辩证的进程。在《艺术文本的结构》中，在专辟的一章“诗的能量”，他将“文本的能量维度”局限于它与语境的关系：

文本是在先于文本并存在于文本之外的一定的禁令系统的关系中发挥功能。

可是这些禁令具有并不一样的约束力。

有些禁令对于给定的系统具有绝对性而不可违反，因而，也就不存在通过违反它们而获得语义效果的可能性……在其它的极点会存在具有选择性的约束……根据或强或弱的禁令之结构性的标记， 对这些禁令的违反会拥有不同的结构性活力， 会要求不同的思想张力， 整个系统——则相应地获得不同的能量特征。㊷

在这个片段中没有“辩证法”这个词，可是在这里， 就像在洛特曼这本书中这部分不止一次出现的那样，出现一个重要的概念——“张力”，它也出现于论扬·穆卡若夫斯基的那篇文章中：

捷克结构主义的原则——对文本的构造序列之间复杂的辩证关系的强调， 对作为结构存在之规律的内在张力的强调……㊸

对结构性张力这一概念的推出是捷克结构主义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㊹

张力不外乎是结构的诸元素之间彼此吸引与互相排斥这两种力量的平衡：

……文本之任何部分都是在同文本其他部分，同作为整体的文本之相关相应（对比和对立）中获得其所有的品质、所有的确定性。这种相关相应行为的性质是辩证而复杂的：同样的一个艺术文本各部分的相关相应过程， 通常同时是意义的接近——对比与意义的排斥——对立。㊺

我们记得，米哈伊尔·加斯帕罗夫在解释洛特曼的辩证法时也连续两次使用了“张力”这一概念。

张力——此乃对矛盾之能量的显现， 况且是物理性矛盾，也就是所研究的客体（艺术文本）固有的矛盾， 而不是黑格尔的古典辩证法中那样会（自我）认知的精神所固有的矛盾。

洛特曼的结构诗学并没有提出文本内部的辩证的张力如何在文本之外， 譬如在读者的意识中获得解决这一问题（这也是那个年代德国接受美学也在关注的问题）。

辩证法不仅确认现有的矛盾，而且还会阐明这些矛盾如何在发展中被克服。

洛特曼虽然也论及“克服”，但并不是克服矛盾，而是克服“禁令”，这克服发生于文本本身，仿佛没有主体的参与。这与其说让人联想到辩证地克服矛盾， 即在更高的发展水平上，在总体化（萨特）的新阶段上“扬弃”矛盾，㊻不如说是令人联想到非辩证的越界行为，哲学家们在20 世纪50—60年代开始积极思考这一问题。

乔治·巴塔耶在1957年将越界行为界定为仪式性的犯法，认为它“在不消除禁忌的情况下扬弃禁忌”㊼。

米歇尔·福柯在其论巴塔耶的文章《越界序言》（1963年） 中对这一思想进行了重新评价， 他将越界性的否定同辩证性的否定对立起来。㊽洛特曼未必深入研究这一发生在法国的哲学争鸣，其实他正是在描述越界：由文本实施的对禁令之假定性的、有限度地违反，这一违反“在不消除它的情况下扬弃它”。

除了静态的“张力”，辩证法在洛特曼那里还可以表示对立元素之间流变不居的彼此易位、互相逆转。

针对安德烈·别雷论节律的那本书，洛特曼发表了这样一种见解：

正是在别雷的那些带有其对辩证法的有机感的论著中， 一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被感觉到了：
一方面致力于突出文本与系统之间的矛盾， 另一方面则致力于通过确立它们之间的等值性来消除这一矛盾。㊾

“文本”在这里是指诗歌节律的具体排列，不是同“语境”相对立，而是同“系统”——诗之抽象的格律模式相对立，文本要与这种模式相匹配，但也不断地在偏离它。文本和系统作为外部和内部、实有和虚拟彼此相关相应：
文本被显现于可看见的纸张上或可听见的声音， 系统则只存在于作者与接受者的记忆中（这些人藉此能够相互理解）。在谈到“矛盾之扬弃”时，洛特曼实际上指的是对“语言—言语”和“聚合段—组合段”这两个索绪尔式的对立加以中和。聚合段——这是虚拟资源，语言主体从中做出选择， 组合段——则是这种选择的实际结果，即由它所产生的文本。

在艺术言语中，它们的对立会逆转为等值：

第一个[轴]提供出那些可能的结构因素的集合与它们关系的类型（系统），第二个展示连贯性（文本）。

艺术文本中这两轴间关系的辩证法已经由罗曼·雅各布森所揭示。㊿洛特曼指的是雅各布森的名篇《语言学与诗学》（1960年）。

在该文中，文本的艺术效果（它的“诗性功能”） 由文本得以组成的两个轴之互相作用而确定，即“将等值性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其中的第一个轴对于主体而言是内在的，即精神上的（或者说，对于“文本”而言是外在的），第二个轴则是文本内部的， 且对于主体而言是外在的。

艺术文本中这两轴并存可以与现代叙事学的一个术语——“转叙”（металепсис）这一概念相对应，也就是说，其人物生活于其中的作品之内部世界同作者和读者之外部世界乃是相互渗透的。

文本同“文本外结构”（或者说“系统”）之间动态的活跃的相关相应，在洛特曼这里，是经由“负手法”和“有意味的缺席”这两个概念来描述的。

因此，“手法” 这一形而上概念在这里被辩证性的概念——“结构性因素及其功能”所取代。

而对诗歌和散文之间界限的认识便开始不仅与结构的这些或那些因素在文本中的实现相关联，而且与结构的这些或那些因素之有意味的缺席相关联。物理学家合乎规律地谈论“重空穴”和“轻空穴”，作诗法专家也不得不考虑类似的现象。

文本外结构同文本内结构会相互作用， 而形成“‘作者的’与‘读者的’文学文本观的辩证法”。它们存在于读者或电影观众的意识之中。在《电影符号学》（1973年）中，洛特曼这样解释艺术假定性的二重性：

对艺术作品接受的双面性会导致这样一个事实：
相似度——艺术同生活之直接相似性——越高， 观众心目中对假定性的感觉与此同时就应越强烈， 在几乎忘记他们面前是一件艺术作品之际， 观众和读者永远不应完全忘记这一点。艺术——这是一种鲜活的、辩证地矛盾着的现象。这就要求组成它的那些对立倾向具有同等的积极性和同等的价值。与此相应， 在形构并反映观众的双重视点定位时， 文化也在整体上对假定性的符号的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

将符号和虚构相等同而同虚构进行斗争……与对符号文化的颂扬，为符号文化的发展而斗争，这两者并行不悖。这两种倾向的冲突乃是人类文明中持久的辩证的矛盾之一。在“文本”与“系统”相互作用这一节点，艺术文本辩证法在洛特曼这里增生为文化辩证法。

在这里也有内部和外部之间的 “两极性”，“外部文化”和“内部文化”之间的互相交换。洛特曼之众多的文化二律背反具有张力的特性， 张力将两种对立的功能——交流和认知、外部交际和内部交际等——兼容并蓄。

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化和思维的内在张力：离散型的与连续型的编码、大脑的左半球与右半球，等等。然而，在某些文本中，这种二分法不再被描述为分析家所采用的类型学的二分法， 而是被描述为在文化本身进行的一个积极的进程：

这会引发两个相向而行的进程。一方面，由于需要伙伴， 文化不断地通过自身的努力创建出这个“他者”，一个以另样的方式对世界与文本进行编码的另一种意识的承载者。……另一方面……为了与外部文化展开交流， 文化应当在自己的世界内部将其形象辖域化。

这个进程不可避免地具有辩证的矛盾性：
外部文化的内在形象拥有与它被汇入其中的文化世界展开交流的语言。

文化自我发展之自生自发的进程在一些诗学著作中也得到了描述。譬如，情节的起源说——消除两个前情节的符号学对象——“神话”和“轶事”——之对立而产生情节；

或者， 艺术散文构成说——诗歌之后有艺术散文的构成：

因此， 艺术散文乃产生于特定诗歌体系的背景之上，它是对诗歌体系的否定。以上述允许我们辩证地窥探诗歌与散文的界限。在《艺术文本的结构》 一书中提出的这一假设，难以承受历史的检验，但洛特曼在其中把他的艺术辩证法推进到一个历时性的层面，在这里这一辩证法开始呈现为完全黑格尔式的，作为一种基于“否定之否定”原则而发展的（艺术的）历史哲学。

因此，辩证法，至少就它被直接用这个名字来称呼而言，在洛特曼那里，首先是在诗学特别是在诗论中运作的。

大多数时候它局限于功能上的整体性和能量上的“张力”这一静态模式，可是动力机制则渗透到对文本和语境（“系统”）之间关系的分析，这些关系有时采取转叙般的逆转易位形式。

辩证法在洛特曼这里采用这种特殊倾斜的原因，或许就在于他所与之打交道的对象的特性，这正是符号系统的特性。

看上去，他的文本/语境、实有的组合段/虚拟的聚合段之辩证法似乎可以扩展到符号这一概念。索绪尔的符号也是将现实的、可感知的客体（客体的形象就是符号的能指）和与之相对应的虚拟的概念（所指）相结合。

它们的区别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尽管当然不会等同）事物与抽象本质的区别。然而，有别于哲学的现象和本体，符号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通过社会协议产生的。

符号的主体的起源——甚至不是具体的言语主体，而是确立了语言系统的整个社会。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符号乃非辩证性的客体：辩证法会解释必然的而不是假定的进程和关系。

有别于西方理论符号学（皮尔斯那里或巴尔特那里），也有别于称名哲学（赞名派那里或分析哲学家那里），洛特曼的著作中很少有对原本意义上的符号的思考。他要考察更为复杂的综合体，由符号——词语、诗行、文本所创建的更为复杂的综合体。在这里，在自由的符号创作场域，活跃的动态的结构得以创建， 这些结构独立于符号活动的一般空间，而作为审美客体被体验，这些结构贯穿着能量的张力。

它们的独立性本身具有动态的活跃性，也可以说是辩证的特性：这一独立性之产生得力于在文本和非文本之间， 在内部和外部空间之间， 最终是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确立界限与不断违反界限（越界）。

辩证法的代偿作用也在这个层面上结束， 而一旦要分析那些更为普遍的文化结构， 洛特曼便采用其他的模式——与其说是辩证法的，不如说是类型学的模式。辩证法在这里只是偶尔发挥作用——在被假设式地重构诗歌和散文的关系史之中，或者，在能产型的三元文化模式这一思想之中 （晚年的洛特曼将它同停滞的二元模式相对立，譬如在其《文化与爆发》一书的结语中所言）。

在苏联由于官方教条主义的多年主宰而被损害了声誉的辩证法， 在20 世纪60年代遭遇西方哲学家（福柯、德里达）批判的辩证法，在尤里·洛特曼的著作中保留了其操作性价值， 这得力于对辩证法应用范围的缩小， 相应地也得力于辩证法这一概念在语义上被提纯与简约为“张力”。

这尽管未被其他研究者所接受，但尤里·洛特曼力图恢复辩证法的合法地位这一努力终究是对符号系统理论的一个重大贡献。

注释：

①Гаспаров М.Л.， Ю.М.Лотман：
наука и идеология[Лотман и марксизм]//В.К.Кантор （ред）， Юрий Михай лович Лотман， М.：
РОCCПЭH， 2009， C.191.

②Гаспаров М.Л.， Ю.М.Лотман：
наука и идеология[Лотман и марксизм]//В.К.Кантор （ред）， Юрий Михай лович Лотман， М.：
РОCCПЭH， 2009， C.193.作者原注：“我们在这里立即指出加斯帕罗夫反复提出的‘张力’思想，下文还将论及这一思想。

”

③Гаспаров М.Л.， Диалектика Лотмана//Ким Cу Кван， Основные аспекты твор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Ю.М.Лотмана， М.：
H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3， C.6～7.

④Автономова H.C.， Ю.М.Лотман， переходящий в память // В.К.Кантор （Под.ред）， 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отман， М.：
РОCCПЭH， 2009， C.351.

⑤⑯㉑㉒㉓㉕㊸㊿Лотман Ю.М.， О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 ме：
Работы 1965-1970 годов，Таллин：ТЛУ，2018，C.358，C.360，C.71，C.307，C.233，C.320，C.360，C.366，C.234.

⑥作者原注：“《论结构主义：1965—1970 论文》一书已刊发洛特曼这篇文章的初稿；

其定稿刊于1994年出版的扬·穆卡若夫斯基的两卷本文选俄译本。

”

⑧⑨㉗㉘㉟㊱㊲㊳㊾Лотман Ю.М.， Анализ поэтич 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72， C.50，C.79，C.17，C.31，C.29，C.46，C.51，C.61，C.46.

⑩Лотман Ю.М.， Внутри мыслящих миров， М.：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1999，C.255.

⑰Лотман Ю.М.，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Т.2， Таллин：Александра， 1992-1993， C.36、70；

Лотман Ю.М.， Избра нные статьи，Т.3，Таллин：
Александра， 1992-1993， C.341.

⑱Лотман Ю.М.，Культура и взрыв，М.：Гнозис，1992，C.216.

⑲Лотман Ю.М.，Лекции по структуральной поэтике（1964）//Ю.М.Лотман и Тартуско-московскаясе мио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М.：
Гнозис， 1994，C.17.作者原注：“此书首页就提及辩证法这一概念（不无意识形态方面的辩护功能）：‘结构的概念属于辩证的范畴，这一事实正被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国外哲学家们越来越明确地指出。

’”在这句话的脚注中附有一些参考书目，其中包括列维·施特劳斯（Леви Cтросс）的文章《结构与辩证法》（1956）。

⑳Крутоус В.П.， Дискуссио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трукту рно-семиот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в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ении и искусствознании //Басин Е.Я.，Поляков.М.Я.（Под.ред），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за》и《против》，М.：Прогресс，1975，C.16.

㉔CериоП.，Структураицелостность：Обинтеллекту альных истоках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а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1920-30 гг.，М.：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2001.

㉙Sartre J.P.，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Gallimard， 1960， P.132.

㉚Лотман Ю.М.， Анализ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М.：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72， C.46.作者原注：“在研究作诗法的所有学者中， 安德烈·别雷首先清楚地感受到节律的辩证性质。

”后面在第48 页直接引用了别雷这本书。

㊴㊵Белый А.， Ритм как диалектика и 《Медный всадник》， М.：
Федерация， 1929， C.88，C.56～57.

㊶Волгин В.П.（ Под.ред）， Изложение учения Сен-Симона，М.Л.：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CCCР，1947.

㊹Лотман Ю.М.， О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е：
Работы 1965-1970 годов， Таллин：
ТЛУ， 2018， C.371.作者原注：“洛特曼紧接这里引用了穆卡若夫斯基的话：‘规范更多的是能量而不是规则。

’”

㊻Лотман Ю.М.， Анализ поэт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М.：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72， C.79.作者原注：“洛特曼间或会提到辩证的‘扬弃’（矛盾的中和）的概念，如在《诗文本分析》中：在建立了‘我’和‘他’之间复杂的关系体系之后，莱蒙托夫在这首诗的下一部分将其急剧简化，用一个‘我们’将主体和客体结合起来。

自我与同代人之间的融合与对立的复杂辩证法被扬弃。

”

㊼Батай Ж.， Гальцовой Е.（Перевод），Эротика//Батай Ж.， Проклятая часть：
Сакральная социология，М.：
Ладомир， 2006， C.512.作者原注：“在这里仍然保留了黑格尔的‘扬弃’的概念。

”

㊽Foucault M.，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Foucault M.，Dits et écrits 1954-1988，T.I，Paris：Gallimard，1994，P.233～250；
Зенкин C.H.，“Послесловие к трансгресии”，Логос， Т.29， 2019， No.2， C.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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