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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实现机制

2023-01-18 10:15:08

林 俊

古语有云:“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建设共同富裕社会不仅是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应然要求,也是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关键举措,对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组织实施了规模空前、力度最大以及惠及群众最为广泛的脱贫攻坚战,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夯实基础。据《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显示,截至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我国共有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表明我国如期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任务,为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受文化水平低下、内生动力不足以及技能素养欠缺等因素影响,不少脱贫地区农民仍面临贫困代际传递、返贫致贫等潜在风险。为此,党中央针对这一现实问题进行一系列部署与规划。

202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下称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指出,要“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与农业、农村和农民交织融合的教育类型,承担着防范规模性返贫、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大使命。但不容忽视的是,农村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教师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教学方向出现偏差等现实困境[1][2]。这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在防范规模性返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作用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制约着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共同富裕视角,系统探究农村职业教育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理论机制、掣肘因素以及突破路径,期望为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筑牢共同富裕基石提供有益借鉴。

正所谓“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当下,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提升农民的心理资本和技能资本,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人力资本保障。

(一)“扶志”之维:助力提升心理资本,阻断农民精神贫困代际传递

就理论维度而言,由美国社会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提出的贫困文化理论可知,贫困代际传递主要是由于孩子从父母身上继承了冷漠、自暴自弃等引发贫困的价值观与态度,继而形成一种与社会主流文化相背离的贫困文化[3]。也就是说,除历史、生态、资源等因素外,思想观念和外部文化是产生贫困代际传递、加剧返贫风险的重要影响变量。受到贫困文化的潜在影响,贫困农民缺乏致富增收和迈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存在“等靠要”“得过且过”等消极思想和心理状态。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对后代产生负外部性影响,使得子辈复制父辈的亚思想和亚价值取向,最终走向跨代贫穷。

就实践维度而言,历经多年奋斗,我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但在由绝对贫困治理迈向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传统意义上的物质扶贫无法从根本上提高贫困群体的脱贫意愿与积极性,甚至会导致贫困人口过于依赖该种扶贫方式[4]。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激发贫困农民内生动力的类型教育,有助于转变农民的价值认知,帮助农民形成致富增收的坚定信念和行为倾向,消除贫困亚文化的存在环境,从文化思想层面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具体而言,农村职业教育通过发挥人才与基地优势,采取建设校村文化基地、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加强榜样示范宣传等诸多措施,可形成正向激励,淡化农民的贫困意识,由“要我脱贫”转为“我要脱贫”。同时,农村职业院校通过强化思想道德教育,弘扬艰苦奋斗、勤劳致富、爱岗敬业等精神品质,促使农民不断增强自力更生的“自扶”意识,为阻断精神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优渥土壤。总体来看,农村职业教育能够有效提高对农民思想观念的帮扶力度,发挥“扶志”在促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的杠杆效应。

(二)“扶智”之维:助力提升技能资本,阻断农民能力贫困代际传递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能力贫困理论认为,贫困并不仅仅停留于收入低下层面,其实质是个体基本可行能力的剥夺[5]。能力贫困理论强调通过重塑个人基本可行能力体系的方式,实现消除贫困的最终目标。良好的教育能够有效改善个体生活质量,增强个体致富增收的可行能力。作为提升个体能力的重要渠道,农村职业教育有利于提高农民的专业技能与文化素养,培育有知识、善管理和懂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对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具有深远意义。

作为教育活动的核心构成部分,农村职业教育在提升农村劳动力素养方面具有独特价值[6]。与城市职业教育相比,农村职业教育扎根广大乡村地区,与“农民、农业、农村”联系紧密。特殊的区位优势促使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度融合。这不仅能够缩短农民参与教育活动的空间距离,提升农民群体与农村职业院校之间的沟通效率,还可提高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实效性,为阻断能力贫困代际传递、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基础。与普通教育相比,农村职业教育培养对象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包含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群体。并且,农村职业教育具有更强的实用性与职业性,能够帮助农民获取契合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农村职业教育通过开展学历培训、非学历培训,为农民群体提供再教育机会,帮助广大农户掌握种养殖等特定领域所需的技能与技术,提升其生产经营和管理营销能力,实现长效可持续发展。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职业院校通过开展现代化实训和科技知识培训,可进一步增加农民知识资本存量,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水平,挖掘农民就业和创业潜能,阻断能力贫困代际传递。

(三)“扶业”之维:助力提升人力资本,阻断农民经济贫困代际传递

乡村是防范规模性返贫、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只有充分挖掘乡村社会文化资源与农业资源,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加快实现产业兴旺,才能推动乡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从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出发,促进农民稳步增收。作为助推乡村产业发展的“人才蓄水池”,农村职业教育以满足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实用型人才,为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人才支撑,进而以产业兴旺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

具体来讲,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紧密联系的教育类型,承担着服务乡村产业发展的天然使命。在科教兴农、乡村振兴等战略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依据乡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打造农林特色优势专业集群。这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涉农专业适应性,加快农村产业人才成长,培养更多契合当前乡村产业融合发展需求的新型职业农民和乡土人才,为促进产业兴旺夯实人才基础,进而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与此同时,农村职业院校通过为农民提供各类形式的职业培训,能够有效提升农民群体的就业素养与业务素质,满足其生存技能需求,为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注入人才“活水”。整体而言,农村职业教育能够培养数量充足、懂现代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和实用型人才,最大限度发挥其统筹乡村产业发展与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以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
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7]。在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各地应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的赋能效应。然而,目前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在多方面存在亟待破除的掣肘因素。

(一)历史因素:城乡二元结构拖缓农村职业教育发展步伐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视程度,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及国家发改委印发的《2022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等一系列利好政策,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城乡二元制结构仍然存在,“城市中心论”价值取向尚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城乡二元体制催生出“二元教育”结构,形成了城乡分割的职业教育发展格局,对农村职业教育发展造成较大阻力。

详细而言,农村职业教育是指在广大乡村地区举办的各类职业教育和短期技能培训活动,旨在培育一批契合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农村职业教育举办机构一方面包含技校、普通中专等相关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另一方面包含高职高专等各类高等职业教育学校。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对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作用,离不开各类公共产品和资源的有力支撑。然而在城乡二元制结构影响下,城市与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较大差距,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大量优质公共产品不断向城市倾斜。不管是在教育资源供给数量上还是供给质量上,城市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等办学主体都掌握着充分的话语权,占据大量师资、教育经费以及教学条件等资源。与之相比,农村职业教育资源严重匮乏、公共产品供给总量相对不足、教育经费投入有限。换言之,城乡“二元社会”造成了城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处于弱势和不利地位,使得农民等群体法定平等的受教育权难以得到充分保障。“重城轻农”“城市优先”等倾向极易形成城市职业教育优势循环发展圈与农村职业教育劣势循环发展圈,很大程度上固化了城乡教育二元结构[8]。这制约着农村职业教育在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中作用的充分发挥,给振兴农村职业教育、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带来较大挑战。

(二)办学因素:办学模式缺陷制约农村职业教育良性发展

农村职业教育主要目的在于培育一批可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具备农业农村现代化管理能力的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进而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筑牢根基。但就现阶段而言,农村职业教育无论是在专业设置还是在教学方面,均存在亟待克服的缺陷。

就专业设置而言,部分农村职业院校为快速扩大办学规模、缓解生存压力,盲目对接社会热门专业,招生计划多聚焦于热门专业以此吸引生源,削减涉农专业招生人数,导致农林牧渔等专业学生人数减少。同时,一些农村职业院校所设专业忽略本地区农业发展特色与专业内涵建设优势,背离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目的,难以为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提供精准有效助益。以河南省某县域职业中学为例,其所设招生专业主要以教育类和信息技术类为主,未制订农林牧渔等涉农专业招生计划,专业设置与城市职业院校逐步趋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区域经济发展特点[9]。

就教学方式而言,农村职业院校仍按照传统培训方式安排固定时间进行学习,没有根据农民生产作息习惯开展季节性阶段划分培训。消除绝对贫困后,脱贫群众大多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工作的农民,具有季节性忙碌和空闲的特点。而采取连续性农村职业培训模式不仅会浪费大量培训资源,还极大降低了脱贫农民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10],是制约农民学习现代化知识与技能、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影响因素。整体来看,农村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教学方式方面面临灵活自主性不强的问题,难以真正满足脱贫农民致富增收的实际需求。

(三)市场因素:市场参与不足挤压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空间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促进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在于打造多元主体共建共享体系,以产教融合共同体协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构建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长效机制。尤其是在社会主体需求日益多元化的当下,农村职业教育以促进就业和服务发展为导向,坚持深化校企合作,引导市场有序嵌入,是激发脱贫农民内生动力、有效阻止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模式。但与城市地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相比,农村职业教育存在参与主体较为单一、产教融合效果不佳等顽疾,导致农村职业教育在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的价值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具体分析来看,企业以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导向,经济性是其本质属性。基于经济理性原则,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本质上属于一种市场化的经济行为[11]。但有学者在对浙江、上海161家企业进行调研测算后发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在成本与收益之间存在极大差异性,短期内处于亏损状态的企业数量接近一半[12]。由于广大乡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城镇相比存有较大差距,企业面临投资回报率低的现实问题,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办学的动力相对不足。加之受到思想观念和地理条件等因素影响,农村职业教育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够紧密,校企合作大多流于形式。从本质上来讲,校企协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一个包括价值投入和价值产出的活动。其中,价值产出可分为显性层面、隐性层面。显性价值产出是指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为企业所带来的实用价值,而隐性价值主要包含政府认可、社会认同等政治价值、社会价值。由于人才培养质量与企业要求存在一定差距,这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在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时获得的显性价值回报,致使企业参与农村职业院校协同育人的积极性有所降低。同时,企业参与农村职业教育不仅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金等资源,还会被视为自身谋利行为,缺乏足够的社会认同感。在价值投入与产出失衡的情况下,企业往往不愿参与对新型职业农民的帮扶。

(四)社会因素:社会认可度低削弱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动力

客观而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个体作用的发挥,而个体能力大小与水平高低主要取决于教育,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教育在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农村职业教育肩负着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历史使命,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具有深远意义。但长期以来,在外部大环境影响和地方政府有限理性的利益权衡之下,许多地区普遍面临重普教轻职教以及重城市轻农村等问题[13],致使农村职业教育难以为带动脱贫农民致富增收、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不竭动力。

从本质上来看,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意在转变以城市发展为重心的空间发展体系,着力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作为助力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引擎,农村职业教育有助于全面提升农民素质,培育更多专业服务型、创业创新型职业农民,是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的治本之策。然而多年以来,社会各界对农村职业教育仍存在一定偏见和认知偏差,对农村职业院校培育的涉农专业人员认同感相对较低,难以最大限度发挥其对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价值功能。

在深入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背景下,农村职业教育应以服务共同富裕战略为办学定位,培育更多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带动农民致富增收作出应有贡献。

(一)促进城乡职业教育均衡发展,放大教育“富民惠民”效应

随着共同富裕新征程的不断推进,各级政府应持续加强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管理,通过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

首先,强化顶层设计,创新城乡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工作机制。共同富裕愿景下,地方政府应坚持高位统筹,健全“纵向联动+横向协调”工作机制,将助推城乡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摆到乡村振兴战略全局的重要位置,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就业纳入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规划。有关部门要在明确责任、分工明确的基础上,加强精准对接联络,形成强大合力效应,为放大城乡职业教育“富民惠民”效应提供保障。人社部、农业农村部门可联合做好就业政策服务落实、农民教育培训组织等工作,将工作重心适当向农村职业教育倾斜。

其次,强化要素管控,构建城乡职业教育均衡发展资源共享圈。为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缓解相对贫困、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应重塑新型城乡职业教育关系,促进人才、资本等职教资源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以破解城乡二元矛盾。具体来讲,各级政府既要提高教学场地、教学设备等“硬”性资源共享效率,也要优化数字技术资源、师资队伍等“软”性资源配置,加快创设职教资源要素城乡自由流动体系。除此之外,还可通过举办城乡职业教育帮扶办学活动的方式,协同推进教学实训基地建设,共享优质教学设备设施,助力农村职业院校不断完善办学条件,为带动脱贫农民致富增收奠定良好基础。

最后,强化经费管理,健全城乡职业教育均衡发展资金保障体系。中央、省级、地方以及县级政府应建立健全城乡职业教育经费合理分摊机制,在统筹城乡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上,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倾斜力度。各级政府需要基于权责对等原则,明确自身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责任,确保财政资金能够落到实处,为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在提高农民职业技能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中的赋能效应注入资金活水。此外,相关部门还可制定和颁布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诸多利好政策,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积极投身于农村职业教育发展中,打造以财政投入为主、民间资本为辅的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

(二)优化传统办学模式,增强农民增收致富能力

共同富裕视域下,农村职业教育应依据“三农”实际需求,探索一条符合农民基本民情且实效性更强的发展道路,在根源上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提升全体人民生活福祉。

一方面,以服务产业振兴为出发点,优化专业与课程设置。第一,农村职业院校应秉持因地制宜原则,依据乡村产业结构及时优化调整专业结构,提升农村职业教育专业布局与新型职业农民培养需求之间的契合度,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同时,进一步加强专业集群建设力度,打造高质量专业群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奠定良好基础。第二,农村职业院校应创新办学模式,重视校企合作。大力推进与农业生产相契合的产业学院与行业学院建设,联合产业学院、行业学院改善农村职业教育课程设置,优化并创新课程教学内容,变革现有教学模式。将实践教学现场设在田地、企业车间或一线生产车间内,提升脱贫农民群体的技能素养,增强其增收致富本领。

另一方面,以实施分层分类教学为关键点,促进农民参与积极性提升。第一,农村地区职业院校应依据“标准不降、模式多元、学制灵活”的原则,定制并实施夜校班等弹性学习制度,创新教学方式,制订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案。第二,农村职业院校应按照农民生产作息特点和习惯,实施“农学结合、工学交替”教学模式,在农闲季节进行专业理论教学,在农忙季节进行生产实践教学,将农业生产环节与教学环节紧密联系起来。第三,农村职业院校应实施分阶段教学模式,采取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相结合、送教上门、集中教学和分散教学相结合的方式,分阶段完成教学任务。

(三)加强多元主体共建共享,持续增进农民获得感

共同富裕目标导向下,深化产教融合、构筑多元办学格局,是以农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共同富裕、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内在要求。各地要将产教融合列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农村职业教育为重点,创建政府统筹领导、企业积极举办、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办学格局,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质量,夯实共同富裕基石。

一方面,优化校企合作发展环境,集聚助力农村职业教育校企共同体发展的政策资源。各地区要以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共同富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发展资金筹措、职业农民培养等方面,通过示范引领、宏观调控等手段加强制度性供给,为深化农村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提供政策保障。具体而言,地方政府要将产教融合作为制定产业激励政策、乡村振兴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为校企共建式农村职业院校予以“财政+土地+金融”组合式激励,并根据相关规定落实税费优惠政策。政府机构可将行业企业参与农村职业教育情况,作为评选各类示范企业的关键依据,同时要将校企合作成效纳入农村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此外,要出台各类激励政策,培育运作规范和服务精准的产教融合服务组织,鼓励和帮助民间资本与农村职业院校共建实训基地、教学实施,促进农民技能提升,切断贫困代际传递链条。

另一方面,提高行业企业融合参与度,拓展校企合作形式内容。提升企业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动力和积极性,是实现农村职业教育供给与共同富裕战略需求精准对接的关键。因此,政府部门需着力健全校企合作领域的法律法规,完善企业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问责制度,以有效规范行业企业行为。同时,要加快建立健全社会利益机制,保障企业价值投入与产出成正比;
大力推广积极参与农村职业教育的企业,进一步提升其社会声誉。只有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两大维度实现企业预期收益,才能不断提高企业参与意愿和动力,拓宽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空间,阻断农民精神和能力贫困代际传递。在激发企业参与农村职业教育内生动力的基础上,农村职业院校理应坚持开放式办学方向,加强与企业、科研院所及家庭农场等主体之间的合作,打造灵活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机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四)消除社会偏见和歧视,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

2021年4月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了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理念与战略,倡导营造“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氛围。这为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站位提供了全新契机。故此,各地要紧抓技能型社会建设带来的战略机遇,多措并举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为从源头上阻断农民贫困代际传递贡献更多力量。

一方面,以发挥“头雁”模范效应为主,积极引导社会认知。农村职业院校应以农村职业教育活动周或全民活动周为平台,向群众展示新型职业农民实际收益增长变化,或邀请创业成功的新型职业农民实地分享自身成功经验,增强传统农村职业教育认可度。同时,农村职业院校应将返乡创业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典范,积极宣传其光荣事迹并编制在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表彰,促使其发挥“头雁”效应。以此方式,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农村职业教育氛围。

另一方面,以加强多元化宣传为主,重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定位。融媒体时代,农村职业教育应助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形成强大宣传合力,增加人民群众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接触频率,加快农村职业教育大众化普及进程。在中高考毕业班家长座谈会上新增有关农村职业教育政策文件讲解和学习,帮助广大人民群众重新对农村职业教育进行认知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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