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越优，阚 阅

（1.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
2.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健康是经济增长、人类发展和全球安全的基石，而高等医学教育合作则是推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维护人类健康、促进全球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支柱。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在全球爆发，世界各国对卫生人才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习近平主席强调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对于强化全球战疫信心，加强协调与合作具有重要引领作用。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指出，尽管COVID-19 引发了全世界极大关注，但人们每天仍然面临许多健康问题，处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都需要医务工作者[1]。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推进“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够顺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意需求，切实解决卫生人才短缺问题。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30年，全球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将存在4000万卫生人才缺口，而同期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人才缺口也将达到1800万[2]。另一方面，高等医学教育合作比经济贸易合作更能获得民众心理上的认同。再一方面，高等医学教育合作将有助于向世界积极分享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国与沿线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等签署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实施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中国－东盟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等项目，累计与沿线国家合作培养数千名公共卫生管理和疾病防控领域的专业人才[3]，并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公立部门与私立部门、学校与企业等双边、多边合作，共同筑就高等教育的“民心之路”[4]。但是，从目前的高等医学教育国际合作来看，点式的、盲目的合作仍居多，缺乏构建合理的评估体系对合作对象国所具备的合作能力等进行综合性评估，导致合作效果欠佳甚至失败。因此，高质量的医学教育合作，亟须进行综合评估，并对“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政策制定和项目推进提供参考依据。

高等医学教育合作涉及医学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合作、学术研究合作、人员交流等方面，本文中的高等医学教育合作主要是以医学人才培养合作为核心的教育合作。而“合作能力”主要是指某一国家具备高等医学教育对外合作的综合实力。对“一带一路”国家高等教育、卫生健康、社会发展环境等方面的综合了解，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规避不必要的风险，实现高质量的合作。“一带一路”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合作所具备的资源与条件差异较大，而有效分析各国差异与能力水平则需要构建合作能力“评估标尺”，即综合评估指标体系，以便全面和客观地予以衡量，并形成“‘一带一路’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指数”，为有效推进合作提供参考。

（一）文献述评与指标构建

1.文献述评

从国际研究来看，世界卫生组织（WHO）长期以来十分关注全球高等医学教育合作及卫生人才的培养与发展，其研究报告《卫生人力资源全球战略：卫生人力2030》（Global strategy on human resources for health:Workforce 2030）明确提出，加强卫生体系建设并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实施有效政策，确保卫生人力的可获得性、可及性、可接受性和质量，促进改善健康和社会经济发展，并指出一些国家对高等医学教育方面的投资长期不足，医学教育政策与卫生系统和人口需求之间的错配，导致卫生人才短缺持续存在。分析并强调了教育因素（高等教育水平、教育财政投入、课程设置）、劳动力市场因素（就业、社会福利）、人口学因素（增长率、老龄化）、国际移民、政府政策环境因素（卫生财政投入、卫生政策）、专业协会参与影响因素等是影响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关键因素[5]。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发布的《世界人才排名》（IMD World Talent Ranking）报告从投资与开发、吸引、保持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评估，包括教育投入、大学教育质量、雇员培训、卫生基础设施、人才流失等30个指标[6]。由布鲁诺·朗文和费利佩·蒙泰罗（Bruno Lanvin and Felipe Monteiro）主编的《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2020》（GTCI）主要衡量一个国家及重点城市在人才培养、吸引、留存等方面的表现，其评价指标体系基于“输入-输出”模型，涉及使用、吸引、增长、保留、职业技能和全球知识技能六个基准维度，包括人才数量、高等教育入学率、研发投入、政府效能等70个指标[7]。

从国内研究来看，王建强等[8]指出，区域人才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包括：人才现状，指某一区域人才的总量、结构情况；
人才投入，指对高等医学教育人才培养和医务人员培训投入资金的情况；
人才产出，指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人才环境，指人才工作和生活的各种软硬环境。辛越优等[9]根据国际人才竞争力评价体系梳理提出的“一带一路”人才竞争力评估指标体系包括人才政策、高等教育发展、科技研发、雇员劳动生产率、拥有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经济发展水平六个指标。潘莹等[10]基于人才培养视角，运用层次结构分析法建立包括临床诊疗能力、公共卫生服务能力、科研能力和人文素养四个指标的全科医生综合能力评价体系。

综合而言，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评估基本上较多关注高等医学教育质量、卫生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高等教育和卫生人才培养保障条件、教育与人才发展环境等指标维度。关于人才发展竞争力或高等教育国际合作能力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对高等医学教育人才培养能力评价的研究态势由重视人才培养数量、人才培养质量、人才培养投入等到逐步重视高等医学教育交流和人才培养与发展的全过程（如投入、环境、政府效能等）以及高水平的人才流动（如国际化人才、人才迁移等），人才培养能力评估的指标体系逐步完善。但是，针对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的评估体系仍然局限在微观层面，如关注医学教育专业设置、卫生人才专业化程度、师资队伍建设等，而未更多地考虑内外部的投入、环境、高等教育质量、科技发展水平等因素；
且针对“一带一路”国家这样大多处于发展中国家范畴的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评估还较为欠缺。以往这些国家的高等医学教育合作及卫生人才开发除了自身的培养外，主要依靠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援助和医学教育援助。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全球高等医学教育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及时补给卫生人才需求，而在“健康丝绸之路”深入推进过程中，卫生人才支撑问题则更加迫切需要解决。

2.指标构建

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分析，并根据“一带一路”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发展现状特点及数据的可获得性，在继承和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数量、质量（能力）、条件、环境为评估分析维度，构建了包括“高等医学教育卫生人才供给数量（密度）、卫生人才发展能力、高等医学教育及卫生保障条件、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国家环境”4 个一级指标，涵盖14 个二级指标的“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指标属性兼为正向性，即评估值越大，其能力表现越好。评估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权威机构的官方数据库和年度统计报告，并采用可获得的最近年度数据进行评估测算。

表1 “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评估指标体系

（二）评估方法与指数排名

本研究主要通过量化指标测算出综合评分予以表征“一带一路”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的大小，并以“指数”的形式进行排名。在评估计算方法上，借鉴和采用了客观赋值的熵权法。该方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一般而言，若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小，表明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提供的信息量越多，在综合评价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越大，其权重也就越大；
相反，某个指标的信息熵越大，表明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小，提供的信息量也越少，在综合评价中所起到的作用也越小，其权重也就越小。与主观赋值法相比，熵权法完全依赖于样本数据，反映了数据间的差异性，并且由于权重不是人为设定，评价结果客观且唯一[11]。熵权法在各领域的评估中得到广泛运用，且其科学性、客观性和可靠性也得到了事实验证。

熵权法的计算步骤[12]如下：

均值规范化（Z-SCORE标准化）

计算第j项指标下第i对象指标值的比重pij

计算第j项指标的熵值Ej

其中k＞0，ln为自然对数，m为评价对象（“一带一路”国家）数目，Ej≥0。如果，xij对于给定的j全部相等，那么

此时Ej取极大值，即

对于给定的j，xij的差异越小，则Ej越大；
当xij全部相等时，Ej＝Emax=1，此时对于对象的比较，指标xj毫无作用；
当各对象的指标值相差越大时，Ej越小，该项指标对于对象比较所起的作用越大。定义差异系数

则当Gj越大时，指标越重要。

定义权数

计算综合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指数值Vi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和“一带一路”官网对“一带一路”成员国家的界定范围①，选择47 个国家（以下用“一带一路”国家指代），将“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评估指标体系中的14 个指标原始值按上述步骤，代入计算公式（1）-（9），得出综合评分值，并对综合得分以指数方式进行排名（见表2）。

表2 “一带一路”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指数排名表

（三）“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的“聚类分析”

根据47 个“一带一路”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评估得分，利用SPSS 20.0 对其进行系统聚类分析。依据实力的强弱及其应在“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中的定位和角色，分别归纳为引领型、支撑型、潜力型、后发型、脆弱型五类国家集群（见表3），各类型国家主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表3 “一带一路”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聚类分析特征表

1.引领型：综合实力相对较强，高等医学教育合作潜力明显

“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需要沿线重点国家发挥引领带动与辐射作用。从对该类国家整体分析来看，在高等医学教育人才供给数量、能力、保障条件、支撑环境等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实力。一是高等医学教育供给卫生人才总量较为丰富。该类国家的医生、护士、药师、医学研发人员密度均位于五类国家之首。尤其是乌拉圭、希腊和塞尔维亚具备明显的优势，医生密度（每万人口拥有医生的数量）分别为50.5、45.9、31.3，位列“一带一路”国家前三位，甚至高于某些西方发达国家。二是卫生人才发展能力水平位居世界前列。世界卫生组织对国际卫生发展能力评估中，马来西亚位列“一带一路”国家第二位，乌拉圭、希腊和塞尔维亚也表现出较强实力，这既是对该类国家医疗卫生系统能力的肯定，也是对该类国家卫生人才开发能力的信任。三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各类资源能有效保障。乌拉圭、希腊和塞尔维亚在经费支撑方面给予了相当大的投入，对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均在8%以上，而马来西亚的研发（R&D）占GDP 比例达1.44%，位居47 个“一带一路”国家之首，为推动高端研究型医学科技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科研保障。

2.支撑型：地理临近性突出，高等医学教育保障条件相对良好

推动互利共赢的“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需要沿线国家同样具备一定的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和特色优势。该类国家群在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整体能力方面位列“一带一路”国家的第二层次，涉及国家多，对卫生人才的需求也大，在支撑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各要素上也相对较好，是“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重要合作伙伴。一是地理位置相对临近，推进高等医学教育合作在空间上更便利。该类国家大多是我国周边国家或与我国距离较近的国家，在合作空间上可能更具可行性。如泰国、伊朗、蒙古等国家因距离近长期以来保持着与我国在医学人才培养方面的良好合作，来华留学生的数量也位居“一带一路”国家的前列。二是高等医学教育供给卫生人才数量均高于“一带一路”国家整体水平。该类国家的医生、护士、医学研究人员、职业卫生人员、药师的密度均高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实力仅次于第一类国家且差距不大。三是卫生人才发展能力整体良好，且个别国家极为典型。在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的13 项国际能力评估中，该类14 个国家仅有约旦低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其余13 国均高于平均水平，其中阿曼位居“一带一路”国家的第一位。四是高等医学教育发展的经济支撑与保障能力强。该类国家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位于五类国家的第一梯队，对教育的投入占GDP 的比例达4.85%，居五类国家之首，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为高等医学教育发展及卫生人才培养提供较为充足的经费支撑。五是高等教育实力水平相对良好，合作效果有保证。该类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平均值为48.2%，接近大众化水平，且智利、伊朗等国家高校实力与声誉相对良好，为切实支撑“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创造了可靠的高等教育条件。

3.潜力型：重点国别需求空间大，但合作支撑条件略显不足

“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成效与沿线国家的积极性，取决于沿线国家对卫生人才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程度等多个方面。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整体来看全球各国对于卫生人才的需求都是空前迫切的，但从“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及沿线国家人口、经济等规模来看，需求的程度也有差异。该类国家从推进“一带一路”合作重要性和扩大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规模来看，都有较大发展空间，而相应的合作支撑现实条件却较难满足。一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潜在需求大。该类8 个国家平均人口5680 万人，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等为“一带一路”沿线的人口大国，而其卫生人力资源短缺问题较为严重，未来需要更多卫生人才支撑其健康体系发展。二是医疗卫生支撑条件不足。在该类国家中，仅有秘鲁、牙买加的医生密度高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10.3 人）；
在卫生支出占GDP 比例上，也仅有牙买加、纳米比亚和卢旺达高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5.4%）。三是高等医学教育保障条件也相对短缺。仅有印度尼西亚、埃及、秘鲁的大学实力与声誉高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且仅有秘鲁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但是，该类国家的高等教育毕业生中医学相关学科专业的学生比例为10.8%，却高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8.9%），为医疗卫生高端人才培养合作增加了更多需求和可能性。

4.后发型：整体实力较弱，先期受援式合作占主导

高等医学教育援助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需要世界支持其卫生健康领域发展的重要援助形式。在“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初期阶段，该类国家将处于医疗卫生援助和医学教育援助的交汇点，先期援助是为了后期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合作。“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支撑，在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前期，给予不具备条件的沿线国家一定的医疗卫生人才培养支持与教育援助，体现我国的大国担当以及与沿线国家共享“一带一路”建设成果的初心与诚意。该类国家的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整体能力薄弱。一是涉及卫生人才数量的医生、护士、医学研发人员密度等指标均低于“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二是该类国家经济实力弱，支撑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严重不足。该类20个国家有9 个国家处于中低收入水平，11 个国家处于低收入水平，人均GDP 仅为1423 美元，不足“一带一路”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三是高等教育水平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极少有大学或医学学科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行列。对于该类在卫生领域发展的后发型国家而言，急需性、价值性的特点更加突出，实力差异性带来的问题也需要在高等医学教育合作中加以重视。

5.脆弱型：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风险防控程度高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蔓延，需要加快推进高等医学教育国际合作，为“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和沿线国家人民健康保障提供人才支撑。但是，在保障推进速度的同时，也应当保证合作的效果。因此，合作的有效性、可行性、风险性评估分析，应当成为整体设计“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关键前提。该类以也门为代表的脆弱型国家，或许在具体的卫生人才培养能力指标上并不是位于“一带一路”国家的最末端，但在推进与此类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合作时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则是实施的可行性。该类国家长年战争导致的社会不稳定、政府治理主体交替频繁、资源无法供给等风险将严重影响“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实施与推进。此外，文化认同、政府腐败、“一带一路”倡议认可程度等因素也应当成为推进“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亟须考虑的风险因素。

推进“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参考地图”，是借鉴地理学理念，根据“一带一路”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指数得分、中国对沿线国家对外投资存量、新冠肺炎确诊数量（2020年数据）等相关数据，利用地图可视化软件绘制而成（见图1）。“参考地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规划布局的空间性、指标大小呈现的可视性、国家能力比较的差异性、实施路径的可行性、区域联系的互动性、政策制定的依托性等特点，同时也是制定“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规划坐标”和“内容指南”。因此，以“参考地图”的理念、内容、路径等为基础，提出以下推进“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实施路径与对策建议。

图1 “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布局“参考地图”

（一）强化合作布局：打造“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区域合作圈”

“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需要谋好篇、布好局。合作的规划布局需要重点把握好“整体与局部、引领与辐射、统筹与联动”等几对逻辑关系。在合作布局上将集中优势力量打造“区域合作圈”，形成合作集群，有效推进并辐射周边国家。建议着力构建“中国-东盟”“中国-南亚-西亚”“中国-南美”“中国-非洲”“中国-中东欧”“中蒙俄”六大高等医学教育“区域合作圈”（见图1），分别以马来西亚、阿曼、乌拉圭、南非、塞尔维亚、俄罗斯为引领，联动印度尼西亚、泰国、巴基斯坦、伊朗、智利、秘鲁、纳米比亚、卢旺达、希腊、罗马尼亚、蒙古等关键节点国家，并强化对各区域内国家的合作辐射功能，同时强化临近“区域合作圈”的互动与协同。

（二）关注重点国家：提高“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精准性

精准性的合作，需要关注沿线重点国家的卫生健康发展需求与现实社会需要，制定具有针对性的重点国家“一国一策”合作方案，以激发重点国家的示范带动积极性。重点国家或许在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方面与我国不具备对等合作条件，但是其对于助推“一带一路”建设至关重要，具有外交、经济、教育、文化等诸多领域深度合作的现实价值。2018年我国对外投资存量前十位的分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南非、柬埔寨、泰国、巴基斯坦、赞比亚、蒙古、伊朗、埃塞俄比亚，投资存量占71.8%，这些重点国家的经济合作直接决定“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效果。此外，塞尔维亚、希腊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推进与中东欧国家“17+1”合作的关键国家，合作的样板示范性较为突出；
伊朗在中东的区位影响力特殊，与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能源领域合作广泛。诸如此类重点国家，尽管在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方面不都完全能够实现优势互补，但是需要我国主动“走出去”开展合作，同时也加强“引进来”开展高质量的卫生健康领域留学生培养合作，为“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储备国际化、高层次、创新型专业人才。

（三）增强援助质量：助推高等医学教育支撑“健康丝绸之路”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全球通力合作，切实保障人类健康与安全。同时，更让沿线国家意识到，公共卫生安全是保障“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基础前提，共同推动“健康丝绸之路”建设已刻不容缓。对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后发型、脆弱型国家而言，医学教育援助、卫生援助或将成为初期推进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主要路径。从合作布局“参考地图”（见图1）可以看出，后发型国家大多数集中于非洲地区，长期受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呈显著正相关性，意味着该类国家的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处于全球末端水平。在有效管控合作风险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相关国家高等医学教育的援助强度和提升援助质量与效率，有利于帮助其解决卫生人才短缺问题，同时也有利于获得沿线国家的信任与认同，确保“健康丝绸之路”顺利推进，支撑“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

（四）创新合作模式：汇聚全球资源共同参与“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

创新“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模式，汇聚全球人力与物力资源，共同支撑与保障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质量与效果。具体将构建三种创新合作模式。一是积极建立“超国家合作模式”。充分利用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影响力与资源，制定行动框架与全球方案。二是大力推广“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参照“一带一路”建设“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的政策与要求，吸引非“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国家积极参与。从图1 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确诊密度（每百万人口确诊人数）与“一带一路”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的强弱不具有显著相关性。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可以利用其高质量的卫生人才资源优势与高等医学教育优势共同推进，同时也可以共享治理经验。三是激发高校、企业、专业团体等多方力量参与，构建“PPP合作模式”。以政府为主导，高校主承担，协同社会力量深度参与，兼顾公益性与市场化相结合，打造积极灵活的“公-私”合作模式，促进广泛的社会力量资源投入到“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全过程。

在探索分析合作对象国综合能力基础上开展“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可实现有规律可依、有路径可从的高效合作。通过研究，得出几点结论：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等医学教育合作能力指数，以量化指标的方式，可实现对沿线合作国在医学教育现状方面的“全景透视”。从区域空间看，“一带一路”沿线的欧洲国家具备较强的高等医学教育合作水平与能力，而非洲相对表现最弱，亚洲的合作潜力巨大和可操作性较强。二是从影响合作的因素分析来看，医务人才的数量、高等医学教育发展的基础条件等对推进“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具有显著影响。三是从务实合作的可持续性看，只有互惠互利的高等医学教育合作才能提升合作国双方的长期吸引力和积极性，而高等医学教育援助应当着力解决援助质量的问题。四是从合作路径和策略看，“一国一策”的方案，尊重差异、求同存异，将促进“健康丝绸之路”高等教育教育合作的效果。五是以开放包容的理念和共建共享的方式，最大化吸引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是加快推进“健康丝绸之路”高等医学教育合作的创新合作模式。

注释

①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的说明，“一带一路”建设面向所有国家开放，国家范围并没有、未来也不会设限。本文根据当前数据的可获得性所选择的47 个国家均来自中国“一带一路”网列出的与我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故在文中均以“一带一路”国家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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