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珍， 高岩， 殷瑛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胸外科，江苏 南京，210029)

肺癌是国内外发病率和病死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手术是治疗肺癌的重要手段之一[1]。在肺癌手术中，由于清除的病灶广和创口大，会导致创缘不整齐，且易产生瘢痕神经增生，引发术后疼痛。术后切口疼痛可直接给患者带来主观性生理不适，且可能会导致肺部炎症、免疫系统及内分泌系统功能异常等，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及预后[2]。因此，术后疼痛管理对于缓解肺癌手术患者的疼痛具有重要意义。活动性疼痛是由于活动或刺激导致的一种诱发性疼痛，患者早期功能活动的开展受其影响较大。因此，对肺癌患者术后的活动性疼痛评估具有重要研究意义[3]。为提高临床疼痛护理质量，本研究探讨心理干预结合活动性疼痛护理评估在肺癌患者术后疼痛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8年12月至2021年1月期间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行肺癌手术的97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且研究已获得本院医学伦理委员会审批后同意开展。纳入标准：① 确诊为肺癌，且满足胸腔镜手术指征；
② 具有一定的学习和理解能力；
③ 对本研究知情同意；
④ 采用的功能活动在病情允许范围内。排除标准：① 术前有新辅助化学治疗或其他靶点治疗史；
② 非首次行肺癌手术；
③ 合并其他恶性肿瘤或先天性疾病；
④ 合并肝、肾功能不全或复杂型心脏畸形；
⑤ 存在血液、免疫系统疾病；
⑥ 伴有精神、言语等功能障碍，或依从性差。根据护理方法的不同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49例，男30例，女19例；
年龄36～64岁，平均年龄为(51.39±4.28)岁；
腺癌46例，鳞癌2例，其他1例；
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24例，初中及高中15例，初中以下10例。观察组48例，男28例，女20例；
年龄37～63岁，平均年龄为(48.45±6.07)岁；
腺癌43例，鳞癌5例；
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 26例，初中及高中16例，初中以下6例。2组间病理分型、年龄、文化程度及性别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常规疼痛评估护理 对照组实施常规疼痛评估护理，干预至术后出院，具体如下。① 疼痛宣教：采用多媒体形式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集体化疼痛宣教，由科室疼痛专科小组进行答疑，教会其使用术后镇痛泵及数字评分法(NRS)[4]。② 心理护理：与患者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告知其可能出现的疼痛，使其做好心理准备。③ 疼痛评估：在手术结束后，指导患者每隔6 h使用NRS评估1次疼痛情况。④ 疼痛干预：根据NRS评分情况给予患者相应的疼痛处理措施。

1.2.2 心理干预结合活动性疼痛护理评估 观察组实施心理干预结合活动性疼痛护理评估，干预至术后出院。

1.2.2.1 活动性疼痛护理评估 成立活动性疼痛评估小组，结合主、客观评估对患者的活动性疼痛进行评估，具体如下。① 疼痛宣教：向患者讲述活动性疼痛的概念、影响及干预的重要性，并指导其于功能活动开展前按压镇痛泵，同时教会其以正确的方式进行呼吸、咳嗽等。② 疼痛评估：在手术结束时，指导患者每隔6 h使用NRS评估1次疼痛情况，并对其静息性和活动性疼痛进行评估。同时采用四等级功能活动评分法(FAS)[5]评估患者的功能活动受疼痛影响程度。④ 疼痛干预：根据NRS评分及FAS分级情况的给予相应的疼痛干预措施，当NRS评分≥3分、FAS≥Ⅲ级时给予相关镇痛干预措施，措施实施1 h后再次评估，直至NRS评分≤2分、FAS为Ⅱ级时，恢复常规评估。⑤ 干预措施：对于重度疼痛患者给予其镇痛治疗，并为其补充营养液；
对于轻度疼痛患者采用放松训练干预，并给予其相关疼痛护理指导。

1.2.2.2 心理干预 ① 认知干预：邀请心理咨询师为患者讲解不良心理的发生原因及负面作用，帮助其初步建立对疾病和术后疼痛的认知，解答其疑问，认知干预每周1次。② 社会支持及家庭陪伴干预：指导患者与家属或朋友建立密切联系，以协助患者建立积极正确的观念，通过面对面或网络交流的方式增加关爱与陪伴，将其转化为对抗术后疼痛的精神支撑。③ 团体心理干预：通过开展团体交流会的方式鼓励病情好转的患者讲述自己对抗疾病的心路历程，并在病情允许范围内，开展一些小游戏以转移疼痛，并传递积极的信息。

1.3 观察指标

① 于手术结束后，比较2组患者的首次下床时间、肛门排气时间，以及术后第1天、第2天和第3天的下床活动距离。② 于术后24 h，采用FAS记录并对比2组患者因疼痛对功能活动的影响程度。FAS分为Ⅰ、Ⅱ、Ⅲ、Ⅳ级，等级越高则疼痛及受限越严重；
采用NRS评估患者的静息性和活动性疼痛强度，总分为10分，得分与疼痛强度呈正相关。③ 于术后24 h和出院时，分别采用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估2组患者的心理状态，其中HAMA和HAMD的临界值均为7分，得分越高则患者的焦虑或抑郁情绪越严重[6]。④ 于术后24 h，采用自制疼痛质量问卷评估患者的疼痛管理质量，共分为疼痛最剧烈程度、疼痛最轻程度和有效咳嗽时疼痛程度等6个条目，各条目总分均为10分，得分与对应情况呈正相关。

1.4 统计学方法

2.1 日常功能恢复情况

观察组的术后首次下床时间和肛门排气时间均比对照组早(P均<0.05)，术后第1天、第2天和第3天的下床步行距离均比对照组长(P均<0.05)，见表1。

表1 2组术后早期日常功能恢复情况

2.2 FAS分级和疼痛强度

观察组的术后功能受限程度较对照组低(P均<0.05)，术后静息性和活动性疼痛强度均较对照组低(P均<0.05)，见表2。

表2 2组FAS分级和NRS评分比较

2.3 心理状态

出院时，2组的HAMA、HAMD评分均比术后24 h更低，且观察组的上述负性情绪评分均比对照组低，均存在统计学差异(P均<0.05)，见表3。

表3 2组HAMA、HAMD评分比较分)

2.4 术后疼痛管理质量

观察组的疼痛最剧烈程度、疼痛最轻程度和有效咳嗽时疼痛程度得分均比对照组低(P均<0.05)，中重度疼痛发生频率、疼痛信息告知充分程度和对疼痛处理结果满意程度得分均比对照组高(P均<0.05)，见表4。

表4 2组术后疼痛管理质量比较分)

疼痛是肺癌手术后的常见症状，若未得到及时控制，则会形成慢性疼痛，导致患者出现紧张、恐惧和抑郁等不良情绪，不利于创伤愈合和身体恢复[7]。有研究[8]显示，肺癌患者在术后由于对手术有错误的认知，加上经济压力等，易导致术后康复效果不佳，加重疼痛。术后活动性疼痛评估是近年来新型的护理干预模式，可使医护人员及时得到患者疼痛的反馈并开展疼痛干预，但在肺癌术后疼痛管理中的效果仍有待研究。

肺癌患者术后12～48 h通常会产生剧烈的急性疼痛，不利于术后恢复，镇痛对促进早期活动的恢复尤为重要，其中镇痛措施的开展常依赖于对患者的疼痛评估[9]。本研究发现，观察组的术后首次下床时间和肛门排气时间均比对照组早(P均<0.05)，术后第1天、第2天和第3天的步行距离均比对照组长(P均<0.05)，术后功能受限程度、静息性和活动性疼痛强度均比对照组轻(P均<0.05)。这是由于通过主、客观疼痛评估工具对患者的疼痛情况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分别对其进行疼痛干预，更具有科学性和针对性，同时与心理干预相结合，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得到提高，疼痛得到控制，功能活动的自主性提高，进而使恢复速度加快[10]。本研究发现，观察组的 HAMA 和HAMD评分均较对照组更低(P均<0.05)。其原因是由于疼痛本质上是一种情绪和感觉的心理体验，患者不仅可接受疼痛干预，还可接受团体心理干预等多种模式结合的干预；
既可因评估及时、准确而得到有效的疼痛干预，又可获得正确的疼痛认知，从而有利于患者积极应对疾病和疼痛，使其自我效能增强、心理状态改善。有研究[11]结果显示，术后切口疼痛是影响肺癌患者康复效果的主要原因之一，若控制不佳，则可能会发展为慢性疼痛，它也是改变患者心理状态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术后疼痛管理中，心理干预及疼痛评估均十分重要，本研究发现，观察组在术后的疼痛管理质量各项评分均较对照组高(P均<0.05)。分析原因为，肺癌患者术后在心理干预下，通过认知行为改变及支持、陪伴等干预，其信念、期望及应对能力均得到改变，舒适度及满意度提高，疼痛应激降低，疼痛感受减弱，从而促使其术后疼痛管理质量得到显著提升[12]。

综上所述，心理干预结合活动性疼痛护理评估应用于肺癌患者，能够改善其早期功能活动情况及心理状态，提升其术后疼痛管理质量，缓解其术后疼痛，应用价值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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