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辽，马超林，岳晓娟

（1.国家开放大学，北京 100039；
2.北京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先后形成了三个“历史决议”，分别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三个“历史决议”共同演绎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自立自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奋斗的历史缩影。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最丰富的营养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正确历史观、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1］在大历史观视域下，整体性学习和把握三个“历史决议”，梳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对铭记“我们从哪里来”、牢记“我们是谁”、坚定“我们到哪里去”，从而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三个“历史决议”虽然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且历史背景大相径庭，但产生的历史背景的特点具有相似性，即三个“历史决议”都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关键历史节点。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形成于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时期，中国共产党内部始终存在着或“左”或右的错误路线，主张这种错误路线的思想甚至延续到抗日战争时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深远影响。在这些错误路线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间最长、破坏力最强。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2］。中央红军战略转移至陕北后，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遵义会议解决的只是当时最紧急的组织路线和军事问题，“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的清理”［3］。同时党内仍存在一些错误思想，例如，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场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并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致，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于“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之初的历史转折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紧锣密鼓地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推动“一化三改”，推进“五年计划”，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遗憾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接连出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等错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2］。1976年党中央果断粉碎“四人帮”后，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依然较大，甚至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和国家的发展陷入徘徊。不解决思想的混乱，就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的公开发表，掀起了全国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极大破除了“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时代形势和人民呼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但是，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一些人受“左”倾思想的束缚，不能理解和接受改革开放的政策；
一是少数人利用“解放思想”的口号，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这两种错误倾向的核心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为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统一到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顺利实现了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形成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彪炳史册的重大成就。“向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为了全面总结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而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进一步统一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了磅礴力量。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主线，三个“历史决议”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4］中国革命、建设、改革恰是在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在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上渐次推进的。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即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而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个“历史决议”一方面重视对前一个阶段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另一方面明确今后一个阶段我们党的前进方向，指引中华民族这艘巨轮朝着伟大复兴的航向驶去。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民族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压迫和封建王朝的愚昧统治下，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许多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殚精竭虑、奔走呼号，但都没能改变旧中国的命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既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经阶段，也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只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可能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只有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也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记在心里，将此历史重任扛在肩上。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剖析当时社会各阶级的情况，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4］。解决这些主要矛盾是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前提和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领导中国人民，积极倡导、促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一个“历史决议”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从而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促进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2］。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推动中国顺利实现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助力改革开放，为民族复兴提供了体制保证和物质条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先后进行抗美援朝、废除封建剥削土地制度、镇压反革命运动，逐渐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新中国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2］。随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了许多有益探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我国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遗憾的是，在国内外环境的影响下，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准确分析、科学概括，坚定维护了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的形象，坚定维护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所必须遵守的指导思想的地位；
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主张改变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注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丰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2］。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前行的根本遵循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实现大发展大繁荣，社会更趋和谐稳定。“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如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考验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智慧。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新时代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三个“历史决议”强调“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机活力，党心军心民心空前凝聚振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备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2］。“两个确立”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继续前进的行动指南。

（一）第一个“历史决议”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加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理论上，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整体写作思路是将各种错误思想路线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作比较。“决议”开宗明义，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决议”的结尾继续强调，正是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并不断地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割裂开来的各种错误路线进行坚决斗争，党才能够在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取得胜利，“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6］。而错误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正如“决议”指出的，在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所犯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
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
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6］。通过正确与错误思想路线的对比发现，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但却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特征总结了出来，即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党的六届七中全会是中共七大的前奏，所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初步概括，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

实践上，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不同于苏俄的革命道路；
科学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对象、动力、前途等问题，积极倡导、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果断打击悍然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二）第二个“历史决议”确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路线的正确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始形成，并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理论上，第二个“历史决议”一方面将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分开来，准确概括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在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历史功绩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高度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并从十个方面概括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7］。此后，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实践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沿着第二个“历史决议”所指出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协调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整体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彻底改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三）第三个“历史决议”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强调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理论上，第三个“历史决议”一方面坚持大历史观，系统梳理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程，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三大飞跃，分别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另一方面坚持突出重点，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方位出发，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十个明确”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2］。

实践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强化从严治党，深化经济领域改革，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文化繁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全面小康社会如期建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中华民族迎来了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高歌猛进，我们必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所谓大历史观，指我们在分析总结党的历史时，要“准确把握百年来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曲折，从成功中吸取经验，从失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开辟走向胜利的道路”［2］。坚持从大历史观的视角学习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形成的三个“历史决议”，具有某种相通的重大意义。

（一）“历史决议”具有总结经验教训的功用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和最丰富的营养剂，蕴含着我们奔赴未来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对历史的总结。第一个“历史决议”分析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的错误思想路线的表现、特征和社会根源，突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以此为我党工作方针的正确思想路线，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工作方针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工作方法，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基本理论遵循。

第二个“历史决议”简略地回顾了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新中国成立后三十二年的历史作了基本总结，分析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表现、发展过程和深层原因，科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强调了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贡献，同时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系列政策，帮助我们党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发展提供指导。

第三个“历史决议”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将其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性成就进行总结，并将取得如此重大成就归结为十条历史经验，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些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血与火的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行的行动指南。

（二）“历史决议”实现了思想、意志和行动的统一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思想认识统一，才会有意志和行动的一致，才能够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接续奋斗。“历史决议”以中央全会的形式、以重大历史问题为内容进行分析、总结和定性，统一了党内外人士对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认识，确保了结论的权威性，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政治基础和组织基础。

一是确立或事实上确立一定历史时期内党的指导思想。第一个“历史决议”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卓越贡献，第一次从党的指导思想高度确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为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作了充分准备［8］。第二个“历史决议”一方面科学总结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确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事实上是邓小平理论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肇端。第三个“历史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高度评价了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主要特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是确立或事实上确立了一定时期内的党的领导核心。第二个“历史决议”强调，“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确立党的领导核心，维护党的权威和领袖的权威，是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观点和重大原则，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核心地位、领袖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第一个“历史决议”明确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核心地位、领袖地位，这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最大保障，这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障。第二个“历史决议”一方面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肯定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进行的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第三个“历史决议”明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

（三）“历史决议”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提供了行动指南，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三个“历史决议”确立或事实上确立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党的领导核心，与时俱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行动指南。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第一个“历史决议”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个“历史决议”实现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进一步统一了全党对毛泽东同志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力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第三个“历史决议”深刻总结了百年党史的重大成就，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2］。历史将证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在新时代迎来民族复兴的新的伟大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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