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耀规

(广西教育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3)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从外部因素到内部因素严谨细致地研究了其对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成果丰硕，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对创业中最关键、最急需又是大学生最缺乏的创业资源因素的研究却甚少，尤其是学生的家庭创业资源更是鲜有关注。基于此，本研究基于创业拼凑理论，以广西13所高职院校在校生为研究对象，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创业自我效能和风险偏好的链式中介作用，实证分析其家庭创业资源对创业意愿的影响机制，为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和政府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决策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证支持。

1.1 家庭创业资源与创业意愿

创业资源是创业行为的先决条件，创业拼凑理论认为，在资源束缚条件下，创业者应通过对手头掌握的资源进行创造性地重组、整合和利用，最大限度地解决实际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寻找新的资源去解决问题。这些创业资源包括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内部资源是指创业者自身所拥有的个性特质、智力知识、经验技能等内化无形资源，它对个体的创业意愿和创业行为起支撑作用；
外部资源包括来自家庭、高校、社会、企业和政府等方面的支持资源，而家庭资源是其中最容易获取的资源。因此，根据创业拼凑理论，家庭资源应是创业者首要考虑的外部资源。家庭创业资源是指个体在实现创业机会、进行创业活动及提高创业业绩时从其家庭中获得的资源支撑[21]，它包括创业态度、创业经验、人脉资源等软件资源和经济实力、融资渠道等硬件资源。雄厚的家庭资源禀赋可以为大学生创业带来更加丰富的资源，为大学生创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22]。一方面，从软件资源看，家庭的亲缘关系具有更强的吸纳整合作用，家庭成员的榜样示范作用和行动支持效应比其他社会成员更能促进人的意愿和行为的转变，家庭资源会影响个体的创新思维、创新品质和创业理念，为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活动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持和后援保障；
另一方面，从硬件资源看，家庭经济资源往往是大学生创业资金的主要乃至唯一来源，因此，家庭经济的强力支持更能激发起强烈的创业激情和愿望。由此，可以提出假设：

H1：家庭创业资源对创业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1.2 家庭创业资源与创业自我效能、风险偏好

创业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自己在特定环境中，是否有能力去完成创业行为或产生创新成果的期望或感知能力。它不是指创业者所拥有和掌控的实际知识、技能或能力，而是强调个体在特定情境下对自身运用知识、技能和资源进行创业的自信心和能力的评估和判断，是与个体能力有关但却不是能力本身的概念[23]。个体对创业资源和创业环境的感知会直接影响其创业信心和创业决策，创业者对家庭创业资源支撑的感知越强，其创业自我效能感和创业意愿就越强。

创业过程必然会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创业者的风险偏好就成为了其创业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风险偏好是个体对承受适度风险的基本态度或认可度，创业者不仅是风险偏好的主动承担者，同时又是风险程度的控制者，其风险偏好必然会受到创业资源环境及自身认知能力特质的影响。一般地，家庭创业资源支撑力越强，创业自我效能感越强，个体的创业风险偏好就越趋于激进，反之就会趋于保守。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提出假设：

从国际经济发展经验来看，短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经济效应比较明显；
从长期看，其将制约经济整体发展。因此，经济新常态下，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方式转变的重要方向[2]。

H2：家庭创业资源与创业自我效能呈正相关；

H3：家庭创业资源与风险偏好呈正相关；

H4：创业自我效能与风险偏好呈正相关。

1.3 创业自我效能、风险偏好与创业意愿

心理学家班杜拉[23]认为个体对自身创新力的自信是提升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自我效能感会影响个体对参与特定活动的意愿强度和投入程度，自我效能感越强的人，为自己设立的目标越高，越能激发个体挑战自我的动机。对大学生而言，创业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面临许许多多困难、挑战和不确定性，只有自我效能感强的个体才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理状态、持久的专注力与探索力，才有勇气迈出创业的第一步。

由于现实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存在，人们的各项决策往往会涉及风险，为追求风险溢价，越喜好风险的个体越偏向于选择高风险的决策，因此，Knight通过理论研究证明：越偏好风险的个体越可能成为创业者，越厌恶风险的个体越可能成为工资获得者[24]。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提出假设：

H5：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H6：风险偏好对创业意愿存在正向影响。

1.4 创业自我效能、风险偏好的链式中介效应

Zhao[25]首次提出了创业自我效能感在创业意愿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家庭创业资源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给大学生提供支持和保障，效能信息促发心理调节机制，通过认知过程、动机过程、情感过程、选择过程四种中介机制发挥着对个体机能的调节作用[23]，使其内在心理状态发生改变，激发创业自我效能和创业动力。在这些心理变量干扰下，个体的创业风险决策会受“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影响而依据期望收益价值来评判风险信息，从而做出激进的倾向性行为，即风险追求倾向。在这种风险偏好的驱动下，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去自主创业，或者倾向于成为“希望创业的工资获得者”，而不甘于成为“开心的工资获得者”[26]。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提出假设：

H7：创业自我效能与风险偏好在家庭创业资源与创业意愿之间存在链式中介效应。

1.5 理论模型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透过创业拼凑理论的视野，在个体创业自我效能感与风险偏好的链式中介作用下，高职在校生的家庭创业资源对其创业意愿产生积极影响。结合以上提出的假设，可得出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理论研究模型

本研究以广西南宁、柳州、桂林三市的13所高职院校大三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各校创新创业学院或学工处向学生发放电子问卷来收集研究数据，共收回347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0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8.18%。有效样本的具体分布情况见表1。本研究的调查问卷综合参考借鉴了王心焕[7]、王志强[21]、Zhao[25]等学者的成熟量表，结合实际情况和研究需要，自变量家庭创新资源从软资源和硬资源两个维度4个题项来测量；
因变量创业意愿量表设计了创业可能性一个维度4个题项；
中介变量为创业自我效能和风险偏好，创业自我效能量表设计创业意识效能和创业行动效能两个维度4个题项，风险偏好则从风险态度、风险认知和风险人格三个维度测量。问卷采用Likert五点打分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对收集到的数据，利用SPSS 25.0统计软件工具进行模型分析。

3.1 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3.1.1 信度检验

信度分析用于研究定量数据的回答可靠准确性，本研究采用Cronbach α系数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量表总体信度为0.849，各分量表的α系数值除了创业自我效能为0.685外，其余都大于0.7，表明研究数据的信度质量较高，样本的内部一致性好。

表1 有效样本分布情况表

表2 各变量信度检验结果

3.1.2 效度检验

效度(Validity)也就是有效性，用于分析研究项是否合理、有意义。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对构面进行KMO样本测度和Bartlett球体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量表总体的KMO值为0.706，各分量表的KMO值均大于0.6，显著性检验(Sig.)p值=0.000<0.05，说明效度良好，相关性显著，数据符合要求，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3.2 假设检验

本研究以X(家庭创业资源)为自变量，M1(创业自我效能)、M2(风险偏好)为中介变量，Y(创业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分析，如表4所示，中介效应模型共涉及4个回归模型：①M1⟹X；
②M2⟹X+M1；
③Y⟹X；
④Y⟹X+M1+M2。

表3 各变量效度检验结果

表5是抽样次数5000次的Bootstrap抽样检验法中介效应分析过程，结果显示：

(1)X(家庭创业资源)对M2(风险偏好)的间接效应P值(P=0.061>0.05)在5%水平下不显著，间接效应值(BootCI)的95%区间(-0.003～0.169)包括数字0，说明不具有中介效应，假设H3不成立。

(2)其余的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P值都为0，在5%水平下显著， 95%的置信区间都不包括数字0，说明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均显著，假设H1、H2、H4、H5、H6成立。其关系模型见图2。

表4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简化格式

表5 效应分析过程汇总

图2 家庭资源-创业自我效能-风险偏好-创业意愿关系模型

表6中，“X⟹M1⟹M2⟹Y”链式中介效应路径的P值(P=0.015<0.05)在5%水平下显著，95%的置信区间不包括数字0，说明此条链式中介效应路径存在，其效应系数为0.015，假设H7成立。

表6 间接效应分析

X⟹M1⟹M2⟹Y项为链式中介，其余为平行中介。

4.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创业拼凑的视角，以创业自我效能和风险偏好为中介变量，探讨家庭创业资源对高职在校生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家庭创业资源对创业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个体的创业自我效能和风险偏好在其中起链式中介作用，但家庭创业资源对风险偏好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论说明创业自我效能无论是在家庭创业资源与创业意愿之间，还是在家庭创业资源与风险偏好之间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中介作用。

4.2 理论贡献

首先，已有研究对于创业意愿影响机制大多以单一中介变量或调节变量来构建模型，本研究构建了双变量的链式中介模型，丰富了创业意愿影响机制模型理论。其次，本研究以创业拼凑理论为基点，以最易获取的外部创业资源——家庭资源为自变量，以个体内部重要个性特质——创业自我效能和风险偏好为中介变量来剖析创业意愿的影响机理，把内外部资源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挖掘存量创业资源的潜力，延伸了创业拼凑理论的内涵价值，拓展了其应用范围。

4.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仅选取广西三个城市13所高职院校学生为研究样本，样本的选择范围过窄，代表性不强，不可避免受地域环境异质性影响，从而导致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受限。因此，后续研究要扩大样本选择的地域范围，并充分考虑创业资源的地域异质性影响因素，探索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模型，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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