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坤

1929年，为了增强革命凝聚力，将革命的种子深深播入群众中，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中提出革命文艺与政治结合，为群众服务。从此，革命文艺工作得到了来自领导阶层的肯定与支持，各方面文艺工作者都开始建设革命文艺事业，越来越多的音乐爱好者紧跟前进的步伐开始了革命音乐的创作。中国艺术科技研究所王丰所长认为“中国红色音乐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出来的独特的音乐文化，而且是以人民为中心的音乐文化。”[1]音乐作为一种听觉艺术，有着感化人心，美化人类心灵的作用，而红色音乐作为音乐艺术中一种特殊的音乐文化，其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特定环境下，对革命事业起到鼓舞的作用，却又因条件的限制，大部分音乐以歌曲的形式呈现，因此这类歌曲习惯上被称为“红色歌曲”。这些红色歌曲可以作为传播先进的革命思想、人物事迹、战斗精神的手段，歌词紧跟时代发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坚定不移保家卫国的决心。由于红色歌曲的目的是让群众引起共鸣，增强凝聚力，因此这类音乐较为简单，节奏紧凑有力，旋律激昂向上，不仅容易记忆且鼓舞性很强。

自1927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来，革命的文艺发展和建设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工农革命政府的高度重视，建立了最早为无产阶级培养文艺骨干的“高尔基戏剧学校”，成立了“战斗剧社”“蓝杉团”等文艺团体。这一时期的歌曲受学堂乐歌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歌的影响采用依乐填词的手法，这些歌曲大多是选用已有的民歌、戏曲曲牌、学堂乐歌的音乐加以填词完成的，这是因为在当时条件有限，且作曲家又很少，所以采用现有的曲调再填词就成为一种既简单又高效的办法。例如《工农兵联合起来》采用学堂乐歌《中国男儿》的曲调填入新的歌词，《可怜的白军》是根据黎锦辉的儿童歌舞剧《可怜的秋香》改编的，还有根据陕北民歌《观灯》和《绣荷包》填词而成的《打开米脂城》。

(一)革命根据地流传的工农群众歌曲

这些工农群众歌曲是红色音乐文化形成的萌芽阶段，歌曲不同于传统的戏曲、民歌表达对抑郁不得志的悲愤、对艰苦生活的痛诉或对恋爱及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的是反映革命运动的真实性，具有代表性的有《红军纪律歌》《工农兵联合起来》《十送郎当红军》等。尤其是《红军纪律歌》，其歌词内容简单通俗，成为人民军队纪律建设的基本要求，正是这种通俗俭朴却又亲民爱民的军纪规范了曾经的种种恶习，赢得了越来越多百姓的爱戴和拥护。《打开米脂城》也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反映了军民根据地的斗争生活。总的来说，这些工农群众歌曲内容积极向上，可视为早期产生的红色歌曲，这些歌曲的艺术形式相对较为简单，其旋律虽使用已有民歌或学堂乐歌的音乐，但是根据歌词的内容会做出新的变化，歌词是歌曲的精髓，真实的反映了根据地的生活，既有表达对红军、革命领袖的赞扬歌曲，也有反映战斗生活的歌曲，内容覆盖面很广，紧密结合革命的“红色”思想，指明了革命音乐的正确方向并将其优秀传统展现出来。

(二)受苏联影响下产生的红色歌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新道路，越来越多人前往苏联访学，我们开始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学习其文化历史，音乐作为文化传播的一种方式受到苏联文化传入的影响开始采用苏联歌曲的曲调。如《共产主义进行曲》《共产儿童团歌》《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歌》等都是使用了苏联歌曲后填词完成，但这些歌曲在创作时以满足国内唱歌习惯为目的，一般选取苏联歌曲中一段旋律或改编节拍、旋律；
瞿秋白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者，翻译了歌曲《国际歌》《共产儿童团歌》，创作了歌曲《赤潮曲》1923年发表于《新青年》，“瞿秋白的《赤潮曲》是我国工农革命歌曲中最早的一批创作歌曲之一。”[2]这首曲子不同于同时期的红色音乐作品，没有采用依曲填词的方式而是自己写词写曲创作而成，这也显示出我国歌曲创作水平的提升。受苏联影响下产生的红色歌曲其歌词内容依旧紧密结合革命年代的“红色”思想，不仅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还加快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实施的速度。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迅速进攻并侵占东三省地区，变本加厉地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霸凌及对中国领土的侵略，中国的社会局面变得愈益动荡不安，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他们一步步卑劣的行为激起了中国民族的愤怒。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发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一大批音乐工作者与爱好者纷纷拿起纸笔开始谱写抗日救亡歌曲，他们自发成立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学堂乐歌的铺垫使广大中小学音乐教育的水平不断提高及专业院校对西方作曲技术学习的掌握，这一时期的音乐创作不再采用依乐填词的手法，而是自己写词谱曲进行创作，同时还出版了《新乐潮》《音乐教育》《战歌》等音乐杂志，涌现出以学院派为代表的黄自、贺绿汀、陈田鹤、刘雪庵、江定仙及“左翼”音乐家冼星海、聂耳、田汉、安娥、张曙等音乐家，创作出《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铁蹄下的歌女》等优秀作品至今流传不衰。

(一)“左翼”运动诞生的红色歌曲

为反击国民党统治势力所进行的“文化围剿”，在中国共产党的齐心协力下，于1930年成立“中国左翼作曲家联盟”，他们高举无产阶级革命大旗，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开启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新篇章。在它的影响下，1933年田汉领导聂耳、张曙等人成立了“苏联之友社”音乐小组，后又成立“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4年田汉带领聂耳、任光、张曙、吕骥等人成立了“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左翼音乐的创作。这一时期也是以词曲加自己作词作曲为主，例如聂耳为电影配乐《义勇军进行曲》《码头工人》《大路歌》《开路先锋》；
冼星海的电影配乐《救国军歌》《夜半歌声》，还创作了《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生产运动大合唱》《锡盟大合唱》；
任光为《渔光曲》编写的同名主题曲《渔光曲》；
张曙创作的群众歌曲《农夫苦》《筑堤歌》《保卫国土》。“1940年，身在延安的冼星海坚持认为，音乐艺术——是一种宣传工具，利用了它去宣传；
它是改造社会的工具，它不但反映社会，而且更进一步改造社会……它是一种教育工具，在抗战中教育了广大民众……用音乐做唯一的斗争武器，配合着抗战。”[3]“左翼”音乐工作者热血方刚且斗志昂扬，虽为了斗争过于激进，视音乐艺术为唯一途径，但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精神方面鼓舞了民众的抗战热血，凝聚了人心。

在聂耳的诸多创作当中，有许多歌曲在当代也有流传，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义勇军进行曲》现在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首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的主题曲。在歌曲创作方面，采用2/4拍，具有进行曲的风格，庄重且严肃，以中国传统五声音阶为主，在开头处使用了偏音si，使作品吸收西方革命歌曲优秀成果的同时又保持了民族音乐特点。这是一首非方整性结构的作品，第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D-G始于弱起小节，是属到主的进行，在这句结束的地方又停留在了主音上，仿佛是为了把当时沉睡的中国人民从睡梦中叫醒。中间一句“起来！起来！起来！”虽始于G-C，但却与歌曲刚开始的情绪大有不同，力度越来越强，音调越来越高，语气坚定又强烈，一方面呼应了开头，另一方面发出了中华儿女内心的怒吼，鼓舞着我们奋勇向前。《风云儿女》这部电影也是中国影坛最早以鼓励我们勇敢地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为主题的电影，《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该电影主题曲，在当时符合反帝爱国的时代主题，唤起了群众意识的觉醒。

(二)学院派音乐家们创作的红色歌曲

“30年代‘学院派’一词是‘国立音专’的代称。其本义概念应指以我国最高音乐学府为核心的音乐流派，是一个国家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标志。”[4]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以黄自为代表的学院派作曲家创作了最早的抗日救亡歌曲混声四部合唱《抗日歌》，“一二八事变”之后，又创作了混声四部合唱《旗正飘飘》，这两部合唱曲均有严谨且层次分明的结构，节奏紧凑有力，旋律气势磅礴，充分体现了当时团结抗日的爱国情怀。受黄自的影响，诸多音乐家也创作了大量曲目，陈田鹤自抗战爆发后于重庆国立音专任教，创作了齐唱曲《巷战歌》、合唱曲《兵农对》；
刘雪庵创办了音乐刊物《战歌》，受“七七事变”的影响创作了《流亡三部曲》第二、三曲《出发》《前线去》、独唱曲《长城谣》；
江定仙创作了《新中华进行曲》《打杀汉奸》《焦土作战》《为了祖国的缘故》等歌曲；
贺绿汀曾创作我国最早的工农群众歌曲《暴动歌》，抗战爆发后赴前线宣传抗日，为抗日影片《风云儿女》《十字街头》配乐，创作《上战场》《游击队歌》《胜利进行曲》等作品；
陈红洪创作了救亡歌曲《上前线》《冲锋号》等。

受“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外国侵略者瓜分中国侵略中国的种种表现极大地激怒了黄自，于是他创作了混声四部合唱《抗敌歌》，其曲式结构为一部曲式，两段旋律基本一致，歌词不同。开头前三个音位于主和弦构成了大三度加小三度的五度创作动机，并使用了进行曲常用的附点节奏，从开头便奠定了明朗向上、坚定有力的歌曲风格，第一句4小节“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其旋律线似拱形，始于主音并结束到主音，又可以理解为整句都是在主和弦进行的，其稳定性很强，似乎是在坚定地回答我们中国人才是这里的主人翁。第五句13—16小节也使用了开头五度和弦的创作动机，此外这里还采用了对位的写作手法，“家可破，国需保”先是由女高声部演唱2拍，男高声部紧跟女高声部做相同旋律的重复2拍；
继而后半句“身可杀，志不挠”变为男高声部先演唱2拍，女高声部紧跟男高声部做相同旋律的重复。这是第一首以反帝爱国为主题的歌曲，斗志昂扬地唱出了四万万同胞反对侵略者入侵的心声，以歌唱的方式宣传了爱国主义思想，紧跟时代潮流。

总 结

综上所述，自20世纪20年代起，红色歌曲在我国开始诞生，从早期工农群众歌曲的形成阶段到抗战初期的觉醒阶段，再到抗日救亡高潮阶段，红色歌曲的存在主要是从歌词、旋律、节奏等方面给予群众以精神鼓舞。早期革命根据地形成的歌曲，由于创作水平的限制，主要使用依乐填词的方式，因此其“红色”思想主要在歌词方面得以体现；
受苏联影响下产生的歌曲也是采用依乐填词的方法，但是由于民族曲调元素的不同，那个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有改编的意识，在改编的过程中，旋律开始像《国际歌》一般具有斗争性音乐元素，其“红色”思想不仅在歌词中得以体现，在旋律方面也开始展现出来；
直至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开始，我们才实现了在真正意义上自己谱曲进行创作，无论是国内音乐水平的提升还是曾经国外先进创作手法的传入，都使当时的音乐家在歌曲的旋律及节奏上更具“红色”音乐特点。

(一)红色歌曲中歌词所表现的“红色”思想

在中国早期的红色歌曲创作当中，歌词宛如歌曲的精髓，可直观反映歌曲内容，有歌颂祖国、领袖及人民群众的，例如郑律成《延安颂》中的歌词“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
冼星海在《黄河大合唱》中写到“黄水奔流向东方，河流万里长。”；
刘雪庵《长城谣》的歌词“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这类歌曲是表达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还有歌颂人民群众的歌曲，例如黄自《抗敌歌》中“中华锦绣江山谁是主人翁？我们四万万同胞。”还有反映斗争生活的歌曲，例如贺绿汀《游击队歌》的歌词“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冼星海《游击军》“我们是游击队的弟兄……不怕敌人的机械兵！”《在太行山上》“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哪里灭亡。”这些歌曲都是通过歌词表现其“红色”思想。

(二)红色歌曲旋律发展特点

红色歌曲大多以民族调式为基础，中国风味十足，很少会用到fa、si两个偏音，又因其产生于战争年代，其主要目的是增强凝聚力，起到鼓舞斗志的作用，因此旋律大多慷慨激昂，具有进行曲风格，多使用四度音程，例如《赤潮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开路先锋》等。四度音程属于宽音程，适合表现激动、昂扬、奋进的情绪，且四度音程在演唱时相对大跨度音程更容易演唱。分解和弦的旋律也经常运用其中，例如《义勇军进行曲》前奏开始使用的主和弦的分解和弦，黄自的《抗敌歌》开头也是使用了主和弦的分解和弦构成旋律，主和弦稳定性强，色彩明朗，将主和弦分解和弦作为起始旋律可塑造鲜明、大气、宏伟的音响效果。

这些音乐家及音乐爱好者用音符谱写时代篇章，用笔谱创作歌曲唤起群众意识的觉醒，在那个阴云密布的年代，这些歌曲像穿过云层的阳光，不断指引着人民群众追寻远方的光亮，又像一把利剑，狠狠刺进了侵略者的胸膛。在嘹亮的歌声中，不屈的英雄儿女不断站起来，他们前仆后继，勇往直前，最终赶走了豺狼，保卫了自己的家乡。

注释:

[1]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国红色音乐文化传播研究》成功开题[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20(04):191—193.

[2]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第二次修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华乐出版社,2002:160.

[3]《冼星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冼星海全集[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85.

[4]刘再生.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上)[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6: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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