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里希·Н·Л(俄)， 列杰尼奥夫·А·В(俄)杨可(译)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一位以俄语写作的作家，她以其用虚构纪实体裁形式创作的作品而闻名。这种虚构纪实体裁在现代文学批评中常用英语术语“non-fiction”(“非小说”)表示。正如诺贝尔委员会颁奖词中所言，“她的复调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

颁奖词的措辞非常具体：作者作品的主要成就被称为“复调”，指使用多人的真实证据以及苏联和后苏联空间的居民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和21世纪初所经历苦难的主题化。

将诺贝尔奖颁发给白俄罗斯作家极大地增强了白俄罗斯在世界文学地图上的文化地位。

白俄罗斯知识分子因此欢欣鼓舞，但俄罗斯作家圈对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持克制态度。在众多采访和社交网络上的发言中，人们一般用以下政治原因来解释诺奖委员会的这一决定：诺奖新得主有着乌克兰-白俄罗斯混合背景①，尽管她用俄语写作，但在现代地缘政治背景下，这可以被解释为是一种对俄罗斯不太友好的姿态。对俄罗斯而言，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成就一直都能够引起民族自豪感。众所周知，在С·阿列克谢耶维奇之前，有5位举世闻名的俄语作家：И·А·布宁、Б·А·帕斯捷尔纳克、М·А·肖洛霍夫、А·И·索尔仁尼琴和И·А·布罗茨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

尽管如此，阿列克谢耶维奇小说的成就还是被大多数俄语作家所认可，而且这些成就本身也可以解释为其对俄国文学传统的继承，以及可以在对白俄罗斯民族深层自我意识的反映中得到解释：白俄罗斯人对俄罗斯文学语言传统的“嫁接”促进了引人注目的艺术成果的产生。

在与白俄罗斯苏维埃作家阿列斯·阿达莫维奇相识后，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对非小说类体裁产生了极大兴趣②。

正是阿列斯·阿达莫维奇最先将新闻报道、文献证据和虚构元素(艺术片段)结合在一个文本中。1970年，他完成了著名的《哈廷故事》(又译《哈廷物语》)。该书于1976年获得以雅·科拉斯命名的白俄罗斯国家奖和一系列其他奖项。1970-1980年代，阿列斯·阿达莫维奇与Я·布莱尔和В·科列斯尼科夫合著的《我来自火光熊熊的村庄》(俄语版，1975)和与Д·格拉宁合著的《封锁之书》(1982)在公众中和文学界引起强烈共鸣。

1985年，Э·克里莫夫以阿列斯·阿达莫维奇的《卡廷故事》和《惩罚者》为基础编写剧本并导演拍摄的电影《自己去看》(又译《来看看》)搬上苏联银幕，引起国际艺术界的广泛关注。在1987年，阿列斯·阿达莫维奇就完成了故事片《这颗星的名字叫切尔诺贝利》的剧本，该片得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的正式认可，但由于不明原因，该剧本未能投入拍摄。

阿列斯·阿达莫维奇与当时年轻的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关系友善，他成了她创作的主要导师。大师在风格方面的经验被很好地吸收：阿列克谢耶维奇继续依靠对现场声音和文献证据的记录和“人类文献”的汇集，从中组合出广义的文学画面；
她还积极着手处理反战主题。其书籍的内部情节是基于多年来所收集的重大历史事件证据的一种不和谐的蒙太奇，这些历史事件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和考验，它们包括从伟大的卫国战争(《战争中没有女人》，后更名为《我是女兵，我是女人》，1983)到阿富汗战争(《锌皮娃娃兵》，1994)；
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又译《切尔诺贝利之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死亡还是爱情：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切尔诺贝利的祭祷》，1997)到后苏联时期生活心智和社会政治变革(《二手时间》，2014)。

从表面上看，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者立场是有意从民族的、种族的具体事物中精心抽象出来。

然而，在文体层面上，她书中的人物(《最后的见证者》)表现出一种特殊的“边界”心态，这是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主人公所固有的特征③。

经历极度贫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穷人的生活，道德犯罪和自我惩罚的动机——《罪与惩》小说作者的所有这些主题元素在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中，在新材料和新历史背景下得以再现。

同时，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转变成哲学小说的复调性“犯罪故事”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小说中获得一种新的面貌——史诗般规模和文献证据的“合唱”式悲剧内容。

作家本人经常强调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爱，他无疑是她文学上真正的“祖师爷”。

下面这段引文就是很好的证明：“可以遇到一些很会讲故事的女性，她们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在我所挚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也都不常见。人类需要如此扭曲，需要从上方——从天上，从下方——从地面如此清晰地看到自己”(阿列克谢耶维奇， 2021-04-25)。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诀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讲述苦难的故事，使读者在了解故事时所感受的痛苦不亚于她所创造的角色。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俄罗斯文学讲座”中将文体融合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体特色之一，这是一种新闻策略与戏剧性感伤和宗教崇高元素的组合。在纳博科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情节手段是“使主人公处于屈辱的境地，并从他身上汲取最大的同情心”(纳博科夫, 1999:177)。换言之，被理性之美所遮蔽了的丑只有在被置入文艺作品时才有得以展示的机会，即在文艺作品敞开的世界里得以展示出来，并因之而存在(陈永国，2021：51)。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中，非杜撰的主人公被置于真正的危机灾难情节框架中，比如世界大战、骇人听闻的人为事故、构造性地缘政治变化等，她痴迷于讲述未经修饰的真相。

在小说《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借目击者历史学家之口指出自己艺术解决方案的源头：“切尔诺贝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题。是试图为人去辩护”(阿列克谢耶维奇， 2021-04-25)。这部作品正是用最大的悲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手法完成的：暴露屈辱的情境，揭示人类遭受痛苦的一个个案例，忏悔式的情感独白，以及一种特别有效的手法——孩童们流泪情节的重复。这种手法效果极佳！

顺便指出，我们注意到作家、记者伊戈尔·沃尔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一书中特别记录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俄罗斯经典作家的先辈们都是来自白俄罗斯-乌克兰这片土地④，沃尔金甚至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位同时代人对他的观察，此人如此描述他：“一个瘦小的男人，一个白俄罗斯破落乡村的农民走上舞台。

这个男人不知为何穿着一件黑色双排扣长风衣”⑤。

新闻与文学策略独创性结合的这种“陀思妥耶夫斯基效应”不仅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而且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作家们的其他作品中都格外引人注目。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民历史悲剧命运的共性导致小说中明显的主题重叠。乌克兰作家、编剧叶甫根尼·古察罗的中篇小说《浴火重生》(1976)中出现的就是罪与罚、罪恶与背叛的主题。这是一个由有关纳粹占领时期波列西村生活的文献和人类历史证据构成的中篇小说。作者满怀悲怆之情，对这些偶然幸存下来的人们关于惩罚者和警察的证词进行了艺术加工。

1981年，符·雅沃里夫斯基《永恒的卡廷》一书问世，在书中，根据文献资料和奇迹般幸存下来的目击者的证据讲述了沃里尼亚地区卡廷村的悲剧。1942年9月，德国和乌克兰纳粹向2875名村民开枪射击，其中包括1620名儿童，并烧毁了715座房屋。作者的愤慨之情跃然纸上。

1991年，尤里·谢尔巴克的《切尔诺贝利》一书问世。

该书是切尔诺贝利悲剧见证者们声音的一种奇特的大合唱(蒙太奇)，这些见证者包括普通农民、消防员和士兵、军事专家、核科学家和苏联主要官员。就体裁而言，该书更接近于对事故原因和后果的文献——文学虚构性调查。而就其结构而言，则是对事故发展的一种重构：第一章关于РБМК-1000型反应堆装置， 第二章关于事故前一天的预感，第三章关于事故本身，接下来是由其中一位人物日记组成的章节，结尾部分关于疏散。

“三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切尔诺贝利的痛苦之中，试图了解事故的原因及后果，不断思考切尔诺贝利英雄们和罪犯们的问题”，尤里·谢尔巴克(2021-04-25)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写的《作者自我访谈》，实际上充当了《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一书的序言。在其中我们看到相反的情形：“我感兴趣的不是事件本身：那天夜里核电站发生了什么？谁之过？作出了什么决定？……而是触摸到未知世界的人们的感觉和感受。是秘密。

切尔诺贝利是一个仍然需要我们去解开的谜”(谢尔巴克，2021-04-25)。尤里·谢尔巴克《切尔诺贝利》一书风格的基调是非情绪化的、中立的，充满了术语和事件事实：“释放的能量冲破了1000吨反应堆的防护罩，并导致反应堆堆芯两侧所有冷却通道被切断。2-3秒后，传来第二声爆炸声，反应堆的热块被抛出所炸毁的建筑。

反应堆的破坏形成了一个空气通道，引起石墨燃烧。

事故导致一部分石墨和燃料热块被抛到附近建筑物的屋顶上”(谢尔巴克，2021-04-25)。这听起来像是专家的报告，或者是历史学家关于事件的简约信息。

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则是通过目击者的眼光，以极其情感化的方式呈现同样的事件：

我没有看到爆炸。只看到火焰。

一切都像在闪闪发亮……整个天空都亮了……高耸的火焰。烟灰四起。

热得可怕。热度渐渐消失。

由于沥青在燃烧，因此烟灰弥漫，核电站屋顶被沥青覆盖。后来我回忆起来觉得人们当时就像行走在树脂上。大家去灭火。用脚踹掉燃烧的石墨……他们没有穿帆布服就出发了，当时只穿着衬衫，就这样出发了。

他们没有被预先告知，他们只是被召集去扑灭一场普通的火灾……(阿列克谢耶维奇， 2021-04-25)

混乱的话语，简短的句子，对间歇性呼吸的模仿——所有这些都营造一种真实感，这些于阿列克谢耶耶夫的文字非常重要。在讲述第一批在反应堆屋顶上工作并死于急性放射病的消防员时，尤里·谢尔巴克使用的是一种标准的新闻手法：

苏联英雄弗拉基米尔·帕夫洛维奇·普拉维克中尉。

苏联英雄维克多·尼古拉耶维奇·基别诺克中尉。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瓦休克中士。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伊格纳坚科上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季坚诺克上士。

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季休拉中士。

……黑相框中是六幅肖像，六位优秀的年轻人从切尔诺贝利消防局的墙壁上看着我们。看起来，他们眼神悲哀，苦涩、责备与无声地质疑皆凝固于其中：怎么会发生这种事？(谢尔巴克， 2021-04-21)

在此，艺术效果通过特写手段得以实现：呈现6幅肖像，上面写着牺牲者的全名，准确指出其军衔，并提及追授的奖项。

作者的最终评论似乎是多余的，因为谈论悲剧性事件时最好是极简，在此情形下作者应该在事实的悲剧性自证面前保持沉默。

而在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中，同样是这些事件，却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呈现。

这里没有任何全景图，没有任何头衔和职位的罗列。小说以遇难消防员瓦西里·伊格纳坚科妻子柳德米拉·伊格纳坚科的故事作为开篇。利用女人的视角，将视线固定在一些小细节上，这从根本上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的六个小伙子……消防员……值同一个班……当晚他们都在值班：瓦休克、基别诺克、季坚诺克、季休拉、普拉维克。

我在商店给他们所有人买了牙膏、牙刷和肥皂。

这些东西医院里都没有。还买了几条小毛巾”(阿列克谢耶维奇，2021-04-25)。

女主人公回忆当时她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当她试图设法去帮助因急性放射病而已经奄奄一息的消防员们时，她在医院所经受的煎熬：“一大早，我去市场，从那里去朋友家，熬汤。

一切都毁了，崩溃了……他们当中有人吩咐我：‘带些苹果来’。我带了六个半升大小的罐子……一直都是带六个！ 于是去医院……”(阿列克谢耶维奇，2021-04-25)。

此处精心挑选的心理细节非常重要：在极度紧张的压力面前，女主人公继续做饭：“但我还是想法子熬了肉汤。

把快热器放到一个玻璃罐里……往里边搁了几小块鸡……很小块很小块的……后来有人，好像是清洁工或旅馆服务员什么的给了我她自己的锅。有人给了我一块小木板，我在上面切了新鲜的欧芹”(阿列克谢耶维奇，2021-04-21)。

这一细节——没有实际意义的肉汤，成为可以使人们克服绝望痛苦的爱与关怀的普遍象征。

在描述其丈夫去世的场景时，身体混乱的平行表达增强了这种效果：“我抬起他，于是他一小块一小块的肉皮粘在我的手上，粘住了 ……我抬起他的手，可是骨头散架了，晃来晃去，骨头上的肉脱落下来…… 小块小块的肺，小块小块的肝从嘴里流出来”(阿列克谢耶维奇， 2021-04-21)。

阿列克谢耶维奇书籍中的大部分私人证词中渗透着对人民不公正的悲惨命运、对无谓的牺牲、对徒劳的壮举和无尽痛苦的生存性焦虑。被国家机器不明确的目标所欺骗，被优裕的邻居们的冷漠所冒犯的人民的形象得以重塑。

这是一个永远经受痛苦的人民的形象。那些被骗到阿富汗的男孩子们，返回时已经是躺在封闭的锌皮棺材中，而如果活着回来，那也完全是一群多余的人。被骗到切尔诺贝利清理事故后果的人们讲述了那些毫无意义的行动——虚构的英雄主义，讲述了他们如何首先清洗房顶，然后将所有庭院拆除为采石场，并用泥土覆盖。被一纸命令抛进禁区的军人被迫射击被遗弃的野狗——这些灾难的无声受害者。

结束《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一书的童声合唱是死于白血病的孩子们的短暂的故事，这是关于父母痛苦和绝望的故事，是关于永恒的恐惧和厄运的故事。

“白俄罗斯人是切尔诺贝利的人民。

切尔诺贝利已经成为我们的家园，我们民族的命运。

这已经是我们对世界的态度”，阿列克谢耶维奇(2021-04-25)如是说。白俄罗斯人心中的切尔诺贝利世界末日的观点是当代白俄罗斯文学中最迫切的主题：阿尔杰德·巴哈列维奇的《沙巴内区》 《欧洲之狗》，维克多·马尔季诺维奇的《泥炭藓》《欢乐湖》，亚当·格洛布斯的《同时代人》等。

顺便要说的是，“白俄罗斯”一词是2020年互联网空间最常用的词。

在世界政治话语中，白俄罗斯常常被诠释为一个面临着无比严峻考验的国家。有趣的是，在阿列克谢耶维奇书籍中的人民集体形象特别突出了痛苦和牺牲的一种总合。

这种总合在白俄罗斯人身上是千百年来所养成的，其原因在于周围的各民族更为活跃，永久的犹太人定居线以及苦难最深重的民族——犹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

关于这一点，白俄罗斯作家伊凡·梅列日在长篇小说《沼泽地上的人们》中也有所叙述。

除了造成居住在沼泽地带人民痛苦的历史原因外，该小说作者还谈到一些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当然是以神话故事的形式。

沼泽与“坏的”地方，形形色色的“恶灵”栖息的异常地带联系在一起。令人产生幻想和幻觉的原因是沼气，沼气引起这些异象、恐慌和无法解释的恐惧。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小说中直观地表现出白俄罗斯人民受害者品质的所有特征，这是一种与痛苦感相连的品质，刻画了历来惯于牺牲和忍耐的人们的心理特征。在《切尔诺贝利的悲鸣》一书的引言“作者的话”中直接指出，苦难是当代人生命存在的基础，与此同时，作家通过使用代词“我们”，没有把自己与读者分开：“我们是谁？我们的历史是苦难的历史。苦难是我们所崇拜的。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被痛苦催眠”(阿列克谢耶维奇，2021-04-21)。

注释：

① С·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生于乌克兰伊凡诺-弗兰科夫斯克一个军人家庭。她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

后来，一家人搬到父亲的家乡白俄罗斯。其父母在那里担任乡村教师。С·阿列克谢耶维奇毕业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新闻系，刚工作时做过老师，后来在戈梅利州当记者。

② 1954-1962年А·阿达莫维奇在以Я·库巴拉命名的白俄罗斯科学院文学所工作。1962年成为语文学博士。1962-1966年在以罗蒙诺索夫命名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白俄罗斯文学课程。1967-1987年又重新回到白俄罗斯科学院文学所工作。1987-1994年任位于莫斯科的全苏电影艺术研究所所长。

③ 俄国经典的远古祖先们曾经在现代白俄罗斯的领土上生活过，他们属于贫穷贵族的波兰-白俄罗斯家族。

④ 1506年品斯基大公将陀思妥耶沃村赠送给丹尼拉·伊尔季希，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由此而来。参见：М·В·沃洛茨科伊.1933.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纪事[M].莫斯科，北方出版社。

⑤ И·沃尔金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年，第153页。Ф·М·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父亲于1809年离开小俄罗斯，进入莫斯科的医学外科学院学习。(小俄罗斯指的是古代的罗斯民族和国家。1305年基辅罗斯都主教教区一分为二，加利西亚-沃伦地区相当于今天乌克兰西部的新都主教教区，占原有19个教区中的6个，是较小的一部分，故称为小罗斯；
另一个都主教教区位于北部，被称为大罗斯。17世纪之后俄罗斯帝国的意识形态认为自己是基辅罗斯继承者，罗斯和俄罗斯等同起来，小罗斯才变成了小俄罗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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