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胜艳 左春雨

（天津职业大学，天津 300350）

自2019年底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持续三年之久，作为一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当前疫情蔓延态势仍旧不容乐观，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疫情防控走向常态化，我国步入后疫情时代。疫情不仅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干扰人们的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而且对人们的心理健康造成很大影响。高职院校学生的心理普遍呈现出价值观念多元化、内心充满矛盾、以自我为中心、意志力相对缺乏等特点。疫情期间停课、复学频繁切换，线上学习缺乏监督效果不佳，长期居家亲子关系矛盾重重。新冠疫情当前呈现出多点散发态势，各地政府及卫生部门疫情防控政策不断调整，众多的不确定性给学生带来巨大压力。另外由于学生心理发展尚不成熟，情绪稳定性较差，因此抑郁、焦虑、偏执等心理问题极易出现，影响学生乃至家人的身心健康。积极心理学提倡用积极的方式对人的心理现象做出新的解读，认为人类自身存在着可以抵御精神疾病的力量。[1]针对高职学生运用积极心理疗法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能够挖掘他们潜在的心理能量，增强个体的韧性，通过自我心理调适，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系列心理问题。笔者以天津职业大学疫情期间团体心理健康活动为例，分析验证积极心理疗法对疫情期间高职学生心理问题的干预效果。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一词最早在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提出。积极心理学是心理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是研究人的优势与幸福的一门心理学学科。它采用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幸福，倡导心理学的积极取向，以研究人类的积极心理品质、关注人类的健康幸福与和谐发展。[2]它着眼于建立：①积极情绪；
②积极个人优势；
③积极组织。通过快乐、参与和意义三个途径来帮助人们通往幸福与快乐。[3]

积极心理治疗（positive psychotherapy）是指以积极心理学视角为理论指导的一种心理疗法，咨询师通过鼓励引导的方式，从来访者的积极品质入手，挖掘其积极品质优势，在不断体验自己积极优势和积极人格带来的美好感受的同时，改善其心理问题。[4]

积极心理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体现在幸福课的设计与实践中，大学的实践始于1999年宾夕法尼亚州大学，随后包括中小学在内的欧美精英学校争相开设。幸福课传入中国后，浙江大学心理系的徐青老师模仿哈佛幸福课的体系，开始在大学讲授积极心理学。国内一批学习并应用积极心理学的先行者，开始结合欧美幸福课实践，以及传统团体心理活动课的教学实践，在北京、贵阳、昆明等地进行了基于积极心理学的团体活动设计与实践的诸多探索。阳志平和他的研究团队认为：幸福课应关注积极优势、积极情绪、积极关系、积极应对、积极成长、积极组织六大主题。近年来，高职院校学生工作愈加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但多以心理危机干预为主，以心理问题为中心，较多关注学生的心理及人格的消极面，重视疾病治疗、忽视个体心理成长。后疫情时代，高职院校的教育工作者亟需将幸福课融入教育教学中，开发设计适合职业院校的幸福课，并运用团体心理活动、个案咨询等多种方式进行干预。

（一）研究对象

采用随机抽样法，选取天津职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20级专科生36例。

纳入标准：①年龄18～22岁；
②全日制在读专科生；
③自愿参加本次研究。

排除标准：①因伤病行动不便者；
②休学、退学者。

研究对象中男生3 例（8.3%），女生33 例（91.7%）。年龄分布情况：19 岁10 人（27.8%），20 岁14 人（38.9%），21 岁9 人（25.0%），22 岁3人（8.3%）。所学专业情况：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14 例（38.9%）、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10例（27.8%）、人力资源管理专业7例（19.4%）、现代文秘专业5例（13.9%）。所在地分布情况：天津市27 例，内蒙古1 例，海南1 例，河北2 例，北京1 例，甘肃3 例，山西1 例（如表1 所示）。疫情期间，家人朋友疑似感染的同学2 例，其中，女生1例，男生1例。当前居住地防控等级情况：低风险31例，高风险1例，管控区2例，防范区2例。

表1 研究对象当前所在地分布情况

（二）干预方法

根据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相关因素编制问卷，调查高职学生后疫情时代心理健康状况。对被试者进行连续6周的积极心理干预。在干预前、干预后、干预后第1 个月、干预后第3 个月及干预后半年，分别采用自制量表对被试进行测评，评价分析积极心理疗法对疫情期间高职学生心理问题的干预效果。

（三）研究工具

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包括三个子问卷：

1.子问卷1

疫情期间学生心理状况及行为的调查问卷，由研究组自行编制，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基本情况，含年龄、性别、在读的专业、当前所在地、居住地防疫等级、家人朋友感染新冠肺炎情况等。第二部分是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总体认知情况。第三部分是新冠肺炎对个人心理及行为的影响，包括疫情期间情绪状况、关注的主要信息及获取渠道、身体不适的反应、应对新冠疫情的行为方式等。

2.子问卷2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由W.K.Zung 编制，能直观地反映人们焦虑的主观感受。该表共20个题目，得分相加为总分，总分×1.25，四舍五入取整数，即得到标准分。标准分低于50 分为正常，标准分50～59 分为轻度焦虑，60～69 分为中度焦虑，≥70 分为重度焦虑，分数越高，焦虑倾向越明显。

3.子问卷3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由W.K.Zung 编制，能直观地反映人们抑郁的主观感受。量表共20 个项目，每个项目按症状出现的频度分为四级评分，10 个为正向评分，10个为反向评分。各项得分相加为总分，总分×1.25，四舍五入取整数，即得到标准分。抑郁评定的分界值为53 分，分数越高，则抑郁倾向越明显。53～62分为轻度抑郁，63～72分为中度抑郁，≥73分为重度抑郁。

（四）质量控制

信度是测量问卷样本作答结果是否可靠的指标，本研究采用Cronbachα 系数对自制量表——疫情期间学生心理状况及行为的调查问卷信度进行检测，经多次修改调整，结果达到0.72，大于0.7，说明信度较好。焦虑自评量表SAS 和抑郁自评量表SDS国际通用，已被证明非常可靠，Cronbachα系数分别为0.75和0.77。研究组中具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资格的成员3名，并指导监督实施过程。问卷测试完，剔除无效问卷再进行数据分析。

2022年1 月8 日，肆虐全球多个国家的“奥密克戎”突袭天津，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发现时已传播了三代，津南区中小学发生聚集性传播，全市1386 万人口开展全员核酸，无论是对防疫工作者还是普通市民而言，这都是一次重大的应急事件。天津职业大学学生按照原定计划于2021年12 月25 日-31 日离校。本土疫情暴发时学生均已返回家中，转为两周的线上学习。

为了更好地掌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1月14日研究组面向36 名研究对象开展线上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共36份，有效率100%。

（一）高职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情绪及应对行为

1.总体认知

子问卷1 中包括疫情总体认知量表，包括9 个题目共分为三个维度：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①-④）、情感体验（⑤-⑦）和行为应对（⑧⑨）。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高职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

2.学生情绪状况

疫情期间学生情绪敏感、情感丰富，大部分学生情绪比较平静（63.89%），但也出现了焦虑（55.56%）、紧张（36.11%）、困惑（27.78%）悲伤（11.11%）、恐惧（8.33%）、愤怒（5.56%） 抑郁（2.78%）等负面情绪（如图1所示）。

图1 疫情期间学生的情绪状况

3.关注的信息及获取渠道

疫情期间学生关注的信息和自己密切相关，涉及封（管）控区的调整、本地及全国确诊人数的变化、核酸检测的安排及结果查询、疫情对自己学业的影响、国家防疫政策调整、新冠肺炎带来的后遗症等。疫情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及疫情对自己未来就业的影响关注度相对较低。由此可见，学生更多关注微观层面以及中观层面的信息，对宏观层面的信息关注较少。更多关注当下困境，对未来的规划较少（数据详如图2所示）。

图2 学生关注的主要信息

学生获取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排在前五位的依次是新闻客户端（88.89%）、微信群朋友圈（66.67%）、电视上的官方媒体（63.89%）、自己上网搜索（52.78%）、 社区工作人员的宣传（38.89%），可信度排序依次是新闻客户端、电视上的官方媒体、社区工作人员的宣传、自己上网搜索以及微信群朋友圈。由此可见，学生对网络信息的依赖程度比较高，更加相信官方信息（如表3所示）。

表3 学生获取新冠疫情信息的主要渠道及可信度

4.身体不适的反应情况

疫情期间，一些学生出现身体不适。19.44%的学生不担心，和平常一样；
58.34%的学生稍有担心，但没有明显行为反应；
13.89%的学生比较担心，纠结要不要去看医生；
8.33%的学生非常担心，直接去医院看医生（如图3所示）。由此可见疫情期间，学生对自身身体健康关注度比较高，并觉察到自己有感染新冠的风险。

图3 疫情期间身体不适的反应

5.应对新冠疫情的行为方式

疫情对学生日常行为有比较大的影响，为了应对疫情，减少感染风险。学生减少出门次数，出门戴口罩的意识增强，通过“勤洗手、勤消毒，保持健康生活方式”“购买口罩、消毒液等抗疫的相关物资”“适度运动，增强自身的免疫力”等方式来抗击病毒，借助听轻音乐、读书、找人聊天、刷视频等方式缓解内心焦虑、调适情绪（如图4 所示）。值得一提的是，调查对象中有14名同学参加了防疫抗疫志愿服务，服务时长超过20小时。

图4 学生应对新冠疫情的行为方式

（二）高职学生的焦虑、抑郁状态

调查对象SAS 均分41.55 分，标准分≥50 分的有7人，占总人数的19.44%，焦虑的学生中，轻度焦虑5 人，占比71.43%；
中度焦虑2 人，占比28.57%。总体水平与中国正常人常模相比，除“不祥预感”“尿意频繁”和“噩梦”以外，其他17 项因子均高于中国正常人常模，分布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0.05）（如表4所示）。

表4 高职学生焦虑自测结果与中国正常人常模比较（分，）

表4 高职学生焦虑自测结果与中国正常人常模比较（分，）

项目1.焦虑2.害怕3.惊恐4.发疯感5.不祥预感6.手足颤抖7.躯体疼痛8.乏力9.静坐不能10.心悸11.头昏12.晕厥感13.呼吸困难14.手足刺痛15.胃痛或消化不良16.尿意频繁17.多汗18.面部潮红19.睡眠障碍20.噩梦高职学生（n=36）1.71 1.41 1.8 1.28 2.3 1.23 1.74 1.8 2.28 1.39 1.32 1.19 2.12 1.16 1.55 1.67 2.67 1.46 2.16 1.61中国正常人常模1.16 1.20 1.23 1.04 2.68 1.05 1.18 1.33 2.01 1.15 1.09 1.04 1.35 1.08 1.16 1.69 2.21 1.23 1.37 1.76

调查对象SDS均分为47.88分，标准分≥53分的有13 人，占比为36.11%，其中有抑郁倾向的学生中，轻度11人，中度和重度各1人，如图5所示。

表5 调查对象SDS得分情况

本研究采取Seligman 教授编制的积极心理疗法干预，参照Seligman 教授的实验范式，在指导教师带领下，以团体辅导为主，通过线上课堂讲授与讨论分享相结合开展团体活动。干预通过线上在寒假期间完成，从2022年1 月17 至2022年2月25 日，每周1 次，共6 次，每次90 分钟。本次干预活动名称：认识自我，从心（重新）出发——心灵幸福之旅，干预小组名称为：“心动力”成长小组。

本次干预方案的设计主要是在积极心理学理论框架下，参考Seligaman教授制定的“6周团体积极治疗”方案以及阳志平主编的《积极心理学：团体活动课操作指南（第2 版）》，在导师指导以及咨询相关心理学专家后，进行不断修改完善，确定最后的干预方案。干预方案包括6方面：发掘自身优势、培养积极情绪、建立积极关系、学会积极应对、感恩、探索生命意义（如表6所示）。

表6 干预实施方案

截止到2022年4 月已完成三次测评，分别是干预前（T0）、6 周干预后（T1）、干预后1 个月（T2），评估干预效果。

（一）学生认知情况比较

学生对新冠肺炎的预防知识掌握更加全面，对疫情防控的担忧有所降低，战胜新冠肺炎病毒的信心逐步增强，赞同出门必须戴口罩、非必要不外出的比例有一定提高，由此可见，学生自我防护的意识不断增强，并且掌握了疫情期间自我防护的方式方法（如表7所示）。

表7 高职学生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

（二）学生情绪测评比较

三次测评显示，通过6 周的积极心理疗法的干预，学生出现焦虑、紧张、困惑、悲伤、恐惧等负面情绪所占比例逐步降低，尤其是6 周干预结束时与干预前相比明显降低，干预后1 个月数据趋于稳定，平静、快乐的情绪体验越来越多（如图5 所示）。

图5 学生情绪测评比较

疫情期间身体再出现不适，表示担忧的学生所占比例也有所降低，干预后1 个月由80.56%降至57.12%，纠结要不要看医生由13.89% 降至9.78%。由此可见疫情期间，学生对新冠病毒的惧怕感有所降低，对自己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认知趋于理性。

（三）高职学生焦虑、抑郁得分比较

结果显示，36 名研究对象在T0 时间点抑郁、焦虑得分均高于常模，在T1、T2 时间点焦虑和抑郁得分逐次降低（如表8 所示）。患有焦虑症、抑郁症的人数也在依次减少，干预后1个月仅剩轻度焦虑2人，并且标准分为51分和53分；
轻度抑郁3人，标准分为53分、54分和56分，均趋于正常。

表8 焦虑、抑郁得分比较

（一）后疫情时代积极心理疗法对高职学生心理调适的作用

由前面数据分析显示，经过6 周的干预，高职学生心理调适能力增强，抑郁、焦虑等负面情绪得分均有所降低，学生能够更加平静地应对后疫情时代的学习和生活，战胜疫情的信心增强。说明积极心理疗法对高职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起到改善作用。分析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心理干预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训练过程，[5]这使高职学生在干预过程中逐步转变对疫情的错误观念，建立客观的认知。二是借助感恩日记、“三件好事”等练习，对每天积极事件和积极情绪进行回顾，可以增加积极的记忆，培养积极情绪，以往研究显示，积极情绪对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有直接的促进作用。[6]三是干预过程中，通过小组活动，深化客观认知，小组成员自助互助搭建社会支持网络，形成持久的支持力，成员对自己情绪的觉察力和调适能力持续提升。

（二）积极心理疗法使高职学生悦纳自己

本次研究从发掘优势、积极情绪、积极关系、积极应对、感恩、探索生命的意义六个层面对高职学生进行干预，干预中帮助高职学生发现及识别自身优势，并指导他们在后疫情时代如何运用自身优势、增强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提高对幸福的体验。学生和舍友、家人的关系有所改善，85%的学生表示疫情让他们更加珍惜亲人朋友。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读书、锻炼身体等积极方式调适情绪，赋予日常生活价值和意义。在积极心理疗法的干预下，学生遇见更美好、更真实、更会爱、更柔韧、更温暖、更智慧的自己。悦纳自我的同时，对周边环境有更多的感知，与他人、环境建立了更积极的关系。

本研究结合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发展情况，运用积极心理疗法对高职学生进行干预，辅助于团体治疗，帮助学生培养积极情绪，使得学生心理调适能力得以提升，面对困境的韧性增强。该研究方法易操作、成本低，可在更大领域更多地区推广使用。本次研究后期跟进时间至干预结束后6个月，因此后续数据还会更加完善，研究会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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