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江良

中央苏区时期的粮食征集，除了依靠征收农业税、市场购买等方式外，还根据当时战争形势的发展情况，采取向农民群众借粮、突击集粮运动等方式，解决根据地军民的粮食消费需求。

向群众借粮是中央苏区依靠群众解决粮食问题的一项创举。从1933年起，中央政府在全苏区开展了3 次借谷运动，其声势之大，效果之好，较好地缓解了军粮紧缺的局面。

第一次借粮发生在1933年春，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红军队伍迅速扩大，粮食供应发生困难。为保障红军供给，粉碎敌人进攻，当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定前面党的紧急任务》中强调：“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借20万担谷子来帮助革命战争。”2月1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借20万担谷给红军的号召》，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这一任务”。在中央苏区中央局和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号召下，第一次借粮运动在苏区轰轰烈烈展开。

借粮数量的分配，取决于当地的实际情况及群众有粮的可能。在老苏区，按产粮的程度分配任务，产量丰的地方多借，产粮少的地方少借；
在新苏区，根据群众对革命的认识程度来决定，对革命认识程度较深的地方多借，反之，则少借；
在与国民党统治区相邻的边区，则根据受国民党摧残的程度来决定，受害严重的地方不借，受害较轻的地方，酌情安排借粮数量。

在借粮运动中，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统一印制了借谷票，盖上乡苏维埃主席及经办人的印章，交群众作为借粮收据。凡群众借出粮食，均取得借谷票据。借谷票可抵纳当年农业税，相抵有余者，可待政府经济好转后兑取现款。

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粮食调剂局的宣传动员下，苏区群众展开了热烈的借谷竞赛运动。永丰县动员群众借谷1400 余担，超过原定800 担的任务；
博生县黄陂区原定借谷1500 担，完成借谷4000 担；
公略县白沙区计划借谷4133 担，实际借到4433 担，受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表扬。

苏区的第二次借粮是1934年6月，当时正处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联合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强调：“第一，开展群众节省三升米运动，从节省中得到7.5万担谷子；
第二，没收地主、征收富农粮食6.5万担；
第三，努力发动群众借10万担谷给红军。”党和政府一声号令，苏区群众再次热烈响应，踊跃投身粮食动员之中。兴国县节省并借出粮食20991 担，达分配任务的169%。瑞金县在动员借谷21600 担后，又要求中央增加借谷任务，得到党中央“粮食动员模范”的奖旗表彰。

1934年7月22 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这是中央苏区开展的第三次借粮运动。《决定》指出：“为了保证红军今后粮食的供给，中央特批准各地苏维埃与工农群众的请示，举行秋收60万担借谷运动，并决定立即征收今年的土地税。”此次借粮60万担的归还方式，顶抵1935年、1936年的农业税。

第三次借粮运动，明确由各级武装保护秋收委员会领导，不仅要领导群众完成秋收，而且与苏维埃主席团一起，负责督促各级粮食部完成粮食的收集、运输与保管工作。同时，粮食部也得到了苏维埃政府其他部门的大力支持，财政部给粮食部以人员帮助，军事部给以运输帮助。乡一级组织了粮食收集委员会，以苏维埃主席或党支部书记为主任，负责本乡的粮食收集工作。

在各级苏维埃政府和粮食部的组织下，至9月底，各省秋收借粮运动已超额完成预定计划，动员借谷68.8万余担。有兴国、胜利、石城、万太、赣县等10 多个县超额完成借粮任务。在借粮运动中，苏区人民表现出对红色政权高度的政治热忱，长汀县赤田区的一位妇女干部向群众宣传时说：“我丈夫是红军，我哥哥是红军，为了让红军丈夫、红军哥哥吃饱饭去消灭敌人，保卫我们的土地及一切利益，我自动借谷60 担给红军。今年我有30 多担的收成，其他不够的数量，我会将家里养的猪卖掉，买进谷子借给红军。”在她的影响下，当地很快完成了借谷计划。许多群众在借出了粮食后，自发地提出“借谷给红军不要还”，不顶抵下年的农业税。不少群众还主动地退回了政府发给的借谷票。

1934年，中央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曾先后组织了3 次大规模的收集粮食突击运动，其目的就是充裕红军和苏区群众的给养，打破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粉碎奸商的操纵，通过集粮，多掌握反“围剿”战争需要的粮食资源。组织收集粮食突击运动，成为当时各级粮食部和财政部的主要工作。突击运动针对的对象，主要是粮食征收和开展借粮运动比较落后的地区。

1934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完成推销公债征收土地税收集粮食，保障红军给养的突击运动的决定》，要求从2月1 日开始，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迅速开展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突击集粮的办法是组织突击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重点突击。工作最落后的是突击的重点区域，由中央财政部与国民经济委员部组派突击队，其他各县则由省一级组派突击队。

2月2 日，中央召开粮食工作会议。会议指出，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谷价高涨，土地税与公债谷的收集还差很大的数量，因此，会议对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作出决议：土地税一律收谷子；
由中央机关指派特派员到各重要省份指导收集粮食突击运动；
在突击运动中，健全各地粮食机构等。

由于原定于2月底结束的突击收集粮食计划没有如期完成，中央人民委员会于2月26日决定，3月份继续开展粮食突击运动，并特别强调在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要加强建立健全各级粮食部组织，转变突击方式，充分依靠和发挥区乡苏维埃政府和乡苏代表会议、贫农团、工会等组织的作用。至3月底，共征集公债谷和土地税谷50万担。

4月，中共湘赣省委作出《关于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决定》，要求从24 日开始组织全省粮食突击运动，目标是收集粮食3万担。具体措施有：发动群众每人节省20 斤谷子，卖给红军；
向每家富农征收谷子2 担；
已公开逃跑的富农，家里谷子全部没收；
清理过去公有的粮食，把被贪污的谷子清查出来；
严禁奸商、富农偷运谷子出境等。到5月14 日止，除个别区县超额完成任务外，全省收集粮食只完成原定计划的45%。因此，湘赣省委决定，延长开展粮食突击运动的时间，直至完成收集计划为止。

苏区第3 次的粮食突击运动发生于1934年6、7月第2 次借粮运动期间。由于王明军事路线的错误，第5 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中央根据地逐渐缩小，而红军队伍急需扩大，数十天内红军队伍增加5万人，粮食需求量急剧增加。6月初，中央政府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后，至24 日，粮食实际收集量与计划量仍有较大差距。27 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采取措施，中央机关和省级政府分片包干负责，组织开展粮食突击运动。中央和省派到各地的收粮突击队要保证完成动员计划，各级党的书记要负责检查粮食动员，各级苏维埃主席要督促检查粮食部的工作。各级粮食部应保障不散失或损坏一粒谷子，要与任何不负责任的现象、与贪污现象作坚决的斗争。在粮食突击运动的强力推动，以及超额完成任务先进地区的带动影响下，24万担粮食的收集任务，于7月底基本结束。

中央苏区的粮食突击运动和第2、3 次借粮运动，是1934年2月中央粮食部成立以后，苏区各级粮食部门在中央政府和中央粮食部领导下进行的粮食工作的具体实践。在这几次大的粮食征集活动中，中央苏区的粮食工作者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依靠各级组织的力量，依靠先进模范的带头作用，较好地完成了粮食征集任务，为革命战争时期做好粮食工作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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