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 瑜

杜甫在韩国的声望很高，被誉为“诗圣”“诗史”“诗宗”“诗神”“诗典”等。杜甫是韩国学者研究最多的中国诗人，在《韩国诗话全编校注》收入的136部诗话中，涉及杜甫及杜诗的著作有62种，占46%，其中尊杜的内容占绝大多数，但也不乏非议之声。韩国文人对杜诗的态度深受中国文学思潮的影响，同时与其内部的政治文化环境密切相关。

韩国诗话分为中古、近古、近世三个发展阶段，历经高丽、朝鲜两个朝代。①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文学评论》1993年第5期，第50页。任范松、金东勋：《朝鲜古典诗话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朝鲜王朝建立之后用儒家思想作为立国之根，杜甫受到高度重视，成为崇高无比的文坛典范。尽管朝鲜文坛五百年的风气并非一成不变，或学宋诗，宗尚苏、黄，或转而学唐，尚明人之习，或兼采唐宋，受清人影响，但杜甫的典范地位却从未被转移或降低。②张伯伟：《典范之形成：东亚文学中的杜诗》，《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81页。从新罗时代起，韩国的诗学宗尚先后经历了几次演变，大致呈现宗唐→宗宋→宗唐→兼宗唐宋的轨迹。

自新罗至高丽之初，朝鲜诗坛崇尚唐诗，到高丽中末叶则转而宗宋。③任范松、金东勋：《朝鲜古典诗话研究》，第9页。李仁老（1152—1220)《破闲集》是古代韩国的第一部论诗之作，也是现存最早谈及杜诗的文献。杜甫被江西诗派奉为祖师，在宗宋风气下，李仁老对杜诗推崇备至，认为“琢句之法，唯少陵独尽其妙……及至苏、黄，则使事益精，逸气横出，琢句之妙可以与少陵并驾”，开启了韩国学者评价杜诗的先河。

李朝前期文坛仍处于宗宋潮流中，批评杜诗的篇目不多。徐居正（1420—1492）《东人诗话》是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著作，标志着朝鲜诗话之崛起④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第50页。，书中首次称杜甫为“诗圣”。其中有一则非议杜诗之夸张笔法云：

古之评诗者曰：“武侯庙柏才十丈，杜云‘二千尺’，过于太高。”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是则高二千尺，而径七尺，过于太细。”老杜，诗圣也，后之评者尚有之。金英宪《之岱洛山寺》：“云间绝磴七八里，天末遥岑千万重。”其曰“千万重”则然矣，绝磴指称曰“七八里”，何耶？是殆失之于词尔。①蔡美花、赵季主编：《韩国诗话全编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第173页。

上文引用的内容来自胡仔《苕溪渔隐丛话》②原出处为（宋）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杜甫《武侯庙柏》诗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这两句诗的是非争论乃宋代诗学的一桩公案。徐氏认可杜甫为“诗圣”，又认为诗中的夸张“失之于词”，未免胶柱鼓瑟。可见受宗宋思潮影响，“《东人诗话》在评论具体作品时，援引宋人诗评颇多，甚至有亦步亦趋之态。”③张伯伟：《〈东人诗话〉与宋代诗学》，载蒋寅、张伯伟主编《中国诗学》第8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256页。

李氏朝鲜中末叶，诗话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这是朝鲜诗话创作鼎盛的黄金时代。④蔡镇楚：《中国诗话与朝鲜诗话》，第51页。受明代七子“诗必盛唐”思潮影响，诗坛又转而宗唐，由尊崇苏轼变为宗尚杜甫。

杜甫以学力作诗，无形中开宋诗先声，这与盛唐“兴象玲珑”的创作风尚有所偏离。“明人鉴于‘杜诗魔宋’的教训，对宋人学杜的流弊一直抱有警惕，在师法杜甫的同时也不断地对其典范性加以质疑乃至某种程度上的颠覆。”⑤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历代贬杜论的谱系》，《国学学刊》2009年第3期，第108—123页。受此影响，文坛在尊杜的同时，对杜诗的负面评价也逐渐增多。

（一）许筠

宣祖时的许筠（1569—1618）的《惺叟覆瓿稿》最早表达尊唐黜宋的观念：“诗至于宋，可谓亡矣。所谓亡者，非其言之亡也，其理之亡也。诗之理，不在于详尽婉曲，而在于辞绝意续，指近趣远，不涉理路，不乐言筌为是上。乘唐人之诗，往往近之矣。宋代作者不为不少，俱好尽意而务引事，且以险韵窘押，自伤其格。”⑥任范松、金东勋：《朝鲜古典诗话研究》，第10页。许筠的《鹤山樵谈》中载：

仲氏论学文章……为诗，则先读《唐音》，次读李白，苏杜则取才而已。⑦《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446页。

“仲氏”指许筠仲兄许篈，他认为学诗首先要读《唐音》（唐人诗歌总集，不收李、杜、韩三家诗），再读李白诗，苏轼、杜甫可以选择性地借鉴。可见许氏尊唐却不宗杜，将杜甫作为唐人的对立面，排于苏轼之后，与宋诗归为一类。

（二）柳梦寅

同时期的柳梦寅（1559—1623）也属宗唐派。在《於于野谈》中记载了文人蔡祯元对李杜优劣的态度：

蔡祯元，儒士也，好古文，虽不自工其文，论文有佳处。……或问李杜优劣，答曰：“李诗曰‘柳色黄金嫩，梨花白雪香”，杜曰“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赋花柳一也，而李自然，杜雕琢，优劣可立辨。”⑧同上，第1023页。

“李杜优劣论”是中国诗学史上旷日持久的公案，这起争论一直延伸到日韩。蔡祯元比较了李白《宫中行乐词》和杜甫《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认为同为吟咏花柳树木，李白诗风自然，明显优于杜诗，充分体现出对盛唐诗风的推崇。

（三）李睟光

宗唐派批杜的最典型代表当属李睟光（1563—1628）。其《芝峰类说·文章部》共收录了135条有关杜诗的资料，占1300条诗话内容的10%还多。⑨全英兰：《由〈芝峰类说〉看李睟光的杜甫诗论研究》，载郑判龙主编《韩国诗话研究》，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39页。一方面他将杜甫视为“异世知音”⑩《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070页。，称杜诗为“诗史”，“读之可以知其世”①《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153页。，推许甚高；
另一方面他并不讳言杜诗的不足之处，书中有近20个条目对杜诗提出批评，涉及审美风格、语言、形式等各个方面。

1.对写作手法的批评

李睟光追求自然天成的美学观，强调“自然”“真美”“自得”，反对雕饰、蹈袭、剽窃等手法。《芝峰类说上·文章部二》表示：

文贵自然，不假人巧。至此，则为无所用其力矣。凡为文辞者，不可不知言。

凡为诗者，贵乎自得。

诗以含蓄天成为上，雕镂险怪为下。

得之自然者无痕，得之人为者有迹。②同上。

李睟光对雕饰、蹈袭、剽窃等手法表示极力反对，这种崇尚唐诗、倡导自然表现手法的诗学主张，同样体现在对杜诗的评价上，如批评其费力雕琢及因袭前人：

杜诗：“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李白：“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王荆公诗：“绿搅寒芜出，红争暖树归。”此三诗皆用“归”字，而古人以荆公诗为妙甚，余谓不然。老杜巧而费力，荆公欲巧而尤穿凿，李白为近自然。③同上，第1068页。

比较李、杜、王三者形式、内容相似的诗句，结论是李白的笔力、风格优于杜甫和王安石，杜诗虽然工巧，但属于刻意而为之。

孟浩然诗曰：“江清月近人。”杜子美云：“江月去人只数尺。”罗大经以为浩然浑涵，子美精工。余谓：子美此句大不及浩然。④同上，第1065页。

此处引用《鹤林玉露》观点，并提出个人见解，认为杜诗不如孟诗，然没有道明原因。此条当有所蹈袭，《九家集注杜诗》录宋人赵彦材《漫成》注引苏轼语：

尝闻士大夫云：东坡先生有言：“杜子美‘江月去人只数尺’，不若孟浩然‘江清月近人’之不费力。”此公论，不可废也。⑤（宋）郭知达集注：《九家集注杜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6年，第420页。

苏轼认为杜甫诗句不如孟浩然之“不费力”，即认为孟诗比较浑然天成，杜诗则显得费力穿凿。李睟光的评论，当是接受了苏轼的观点。

阴铿诗“大江静犹浪”，杜诗曰“江流静犹涌”；
铿诗“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杜云“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铿诗“中川闻棹讴”，杜云“中流闻棹讴”；
铿诗“花逐山下风”，杜云“云逐度溪风”。老杜祖袭前作如此！⑥《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063页。

李睟光主张感物自得，不认同“祖袭前作”的写法，也就是批评江西诗派的“无一字无来处”，对之前的宗宋诗学观进行反拨。

2.对语言的批评

“历来对杜甫的非议最多的集矢于他的诗歌语言，这大概也是所有批评意见中最无可争议的。”⑦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历代贬杜论的谱系》，第108—123页。李睟光批杜的重点之一也是语言，认为存在用语俚俗、拙辞累句及用语不当等问题。

李睟光反复指出杜诗措辞不雅，并反对盲目学杜。如批评杜甫以虚词、俗语入诗：

罗大经曰：“诗用助语，如老杜云‘古人称逝矣，吾道卜终焉’、山谷云‘且然聊尔耳，得也自知之’、韩子苍云‘曲槛以南青嶂合，高堂其上白云深’皆浑然妥帖”云云。余谓：“如此句法，后生效之，恐有刻鹄之讥。夫已，多乎道。”

罗大经曰：“杜陵有全篇用俗语者，不害为超妙，如‘一夜水高三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傍’‘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欲颠狂’‘白头老罢舞复歌，杖藜不寐谁能那’是也。杨诚斋多效此体，痛快可喜”云。余谓：以此格为“超妙”，“痛快”则不可知也。①《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057页。

罗大经认为用助语“浑然妥帖”，使用俗词俚语“超妙痛快”，李睟光不以为然，担心学诗者画虎类犬，弄巧成拙。随后举了几个反面例子：

杜诗“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杨慎以为此句法不雅。而后人多效之，按梅圣俞诗“南陇鸟过北陇叫，高田水入低田流”，盖出于杜，而似村童俗语，恐不必效也。②同上，第1058页。

杜诗曰：“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其语近俗。顷岁，洪志诚博洽于书而不善属文，尝有诗云“明月皎皎卧盗贼”，世皆笑之，盖学杜而误者也。③同上，第1069页。

李睟光诟病杜诗语言俚俗，世人不宜轻率效仿，以免贻笑大方，这都与罗大经的观点背道而驰。关于杜甫以俗语入诗，杨慎亦有论及，为李氏所引述：

杜子美《送人迎养》诗曰：“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杨用修以为：“此句用孟宗姜诗事，‘青青’字自好，‘白白’近俗。韦苏州《送人省觐》诗云：‘沃野收红稻，长江钓白鱼。’杜不如韦多矣。”余谓：用修所见似是，但韦诗“红稻”“白鱼”，皆是泛说，则恐不如杜之用事亲切矣。④同上，第1068页。

李睟光认同杨慎的观点，然后提出了自己的理解：韦诗不如杜之“用事亲切”，为杜甫进行辩护。

《早朝大明宫》诗，古人以岑参为第一，王维为第二，杜甫为第三，贾至为第四。余谓：四诗俱绝佳，未易优劣。若言其微瑕……杜甫诗“五夜漏声催晓箭”，既曰“五夜”则似不当言“晓”；
且“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工则工矣，但于早朝，似泛矣。⑤同上，第1071页。

李睟光认为“四诗俱绝佳，未易优劣”，其中杜诗的白璧微瑕处则是其拙辞累句，语言尚欠精炼生动，这一点也是历代的诗评者所公认的。

杜诗：“战连唇齿国，军急羽毛书。”注：“有急，则插羽于檄，谓之‘羽檄’。”今加一“毛”字，则乃剩语。⑥同上，第1164页。

该句出自《赠李八秘书别三十韵》，李睟光引用了王洙的一条注释，外加自己对诗句的评价。李氏认为，“羽”“毛”同义，言“羽檄”或“羽书”即可，“羽毛书”之“毛”则多此一举，认为用语欠精炼。

杜诗曰：“莫令鞭血地，再湿汉臣衣。”注：《汉书》云：“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鞭血地”，指禁中也。余谓：以《汉书》“非鞭血之地”为用事，则似不成语。杜诗中如此强造处多矣。⑦同上，第1073页。

上文指出杜诗用词不当，认为杜诗多“强造”。李氏的分析也不无道理，据《汉书》，禁中并非“鞭血之地”，而宋人旧注多将“鞭血地”释为禁中⑧如古逸丛书覆宋麻沙本《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二十一：《汉书》：“禁中非刑人鞭血之地。”鞭血地，乃指禁中也。，诗中的意思恰与原文含义相反，故认为用典不合逻辑。

3.对体裁的批评

除了语言，李睟光对杜诗体裁也有所批评。王世贞最先批评七言排律创作之流弊，李睟光受到《艺苑卮言》的影响很大。

王世贞曰：“七言排律创自老杜，然亦不得佳。盖七字为句，束以声偶，气力已尽矣。又欲衍之使长，调高则难续而伤篇，调卑则易冗而伤句。”信哉斯言也！⑨《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055页。

同时指出“排律”这一体裁以辞害意的弊端：

五言排律始见于初唐，而杜子美为一百韵，而高丽李相国奎报为三百韵。七言排律始见于盛唐，而皇明张天使宁为六十韵，至近世车五山天辂为一百韵，可谓尤多矣。然中多累句，不足称也。①《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062页。

李睟光再引王世贞语，反对盲目泥古、效仿杜诗：

《艺苑卮言》曰：“杜诗‘淮王门有客，终不愧孙登’，颇无关涉，为韵所强耳。”余谓：世间一种人不解利病，概谓“古作皆善”，并其不好处好之，率以为法，惑矣。此等疵病，今人指摘之，则必无信之者矣。②同上，第1068页。

韩国诗坛从16世纪出现极度宗唐的风气以来，偶尔也有不同的声音，直到18世纪中后期转入唐宋并宗的诗学观。其发展脉络在对杜诗的态度中也可窥见一斑。

（一）宗唐时期

申钦（1566—1628）的《晴窗软谈》模仿《沧浪诗话》以禅喻诗，阐释唐诗、宋诗的区别：

唐诗如南宗，一顿即本来面目；
宋诗如北宗，由渐而进，尚持声闻、辟支尔——此唐宋之别也。③蔡镇楚：《比较诗话学》，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289页。

申氏以为唐诗相当于禅宗中的南宗，特色在于“顿悟”；
而宋诗相当于北宗，风格在于“渐悟”，同时还保留了晚唐诗的特点。④严羽《沧浪诗话》曾以声闻、辟支比喻晚唐诗：“论诗如论禅……晚唐之诗，则声闻、辟支果也。”陈超敏：《沧浪诗话评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第3页。

他认为唐宋诗各有千秋，不能率意进行绝对性比较：

世之言唐者斥宋，治宋者亦不必尊唐，兹皆偏已。唐之衰也，岂无俚谱？宋之盛也，岂无雅音？此正钩金舆薪之类也。⑤《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364页。

《晴窗软谈》有三分之二的篇幅论中国诗，涉及50余名唐代诗人。多数持论客观，也有对杜诗的批评：

子美和李北海诗，甚似北海。北海之雄，出子美上。⑥同上，第1365页。

李北海即杜甫的忘年交李邕（678—747)，申氏认为杜甫与李邕诗作风格相似，而李邕诗风之雄壮在杜甫之上。另外还涉及对李杜的评价：

七言古诗，王勃之《秋夜长》《临高台》、卢照邻之《长安古意》、骆宾王之《帝京篇》，李、杜所未道。使太白为之，足以优为，子美恐输一筹也。⑦同上，第1368页。

《晴窗软谈》的选诗大多出自高棅《唐诗品汇》。《唐诗品汇》提倡李杜并尊，但列李白为宗。受高棅的影响，申钦也有偏向李白的态度。此处从体裁入手，认为杜甫的七言古诗成就不及李白。

除了古诗，申钦还诟病杜甫排律以辞害意，也受到王世贞的影响：

律诗已病排矣，又长之为排律。子美为至百韵，诗之病也。诗贵言尽而意不尽，作排律者，意已尽而言犹多。甚者钩取外边物色连缀，如饤饾饰案，苦无意味。⑧同上，第1370页。

申钦在诗话中表示反对尊唐或宗宋的偏执态度，但毕竟也处于宗唐风气很盛的环境下，他对杜诗的某些批评角度与同时期的李睟光还是很相似的。

（二）“自我发见”时期

17世纪中叶之后，韩国诗学主张从宗唐转为推求“自我发见之论”⑨赵钟业：《中韩日诗话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84年，第393页。。有些诗人不再囿于宗唐或宗宋，对唐宋诗的评价较为客观。

1.金万重

随着诗坛风气的消长，对李杜优劣的评价也有相应演变。显宗时期的金万重（1637—1692）的《西浦漫笔》评述了自唐迄明李杜之争的几种情况：

李杜齐名，而唐以来文人之左、右袒者，杜居七八。白乐天、元微之、王介甫及江西一派并尊杜；
欧阳永叔、朱晦庵、杨用修右李；
韩退之、苏子瞻并尊者也。若明弘嘉诸公，固亦并尊，而观其旨意，率皆偏向少陵耳。诗道至少陵而大成，古今推而为大家，无异论，李固不得与也；
然物到盛便有衰意，邵子曰“看花须看未开时”，李如花之始开，杜如尽开，夔后则不无离披意。①《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2247页。

金氏列举了历代中国诗家对李杜的评价，结论是“诗道至少陵而大成，古今推而为大家”，然后引用宋诗“看花须看未开时”②（宋）陈著《本堂集》卷三《与弟侄观小圃梅花二首·其一》：“看花须看未开时，到七分开看已迟。前辈咏梅多此意，水边竹外两三枝。”金万重录为邵雍诗句，当误。，认为李诗像刚刚开放的花朵，杜诗像完全开放的花朵，夔州之后的诗歌江河日下，“不无离披意”，指杜诗后期盛极而衰，大不如前。论述有理有据，见解比较客观。相对上文蔡祯元“李自然，杜雕琢，优劣可立辨”的简单贴标签，判断和认知更为深刻、更令人信服。

金氏对杜甫入夔后的诗作有所微词：

朱子谓：“子美入蜀诗，分明如画。夔州以后，横逆不可当。”又曰：“夔州诗郑重烦絮，不如初年诗。鲁直固自有所见，今人见鲁直说好，便却说好，如矮人看戏耳。”

窃谓：自古文章大家只有四人：司马迁、韩愈之文，屈平之赋，杜甫之诗是也。是皆具四时之气焉，不然不足为大家。《史记》之《酷吏》《平准》，昌黎之志铭，楚辞之《九章》《天问》，子美之夔后，皆秋冬之霜雪，谓之“不佳”则固不可，谓之反胜于《范蔡荆聂》《五原》《序书》《离骚》《九歌》《出塞》《吏》《别》、入蜀诸诗者，吾不信也。③《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2265页。

金氏赞同朱熹的言论，认为杜甫为“文章大家”，然其夔州后作品则如“秋冬之霜雪”，虽不至于不好，但远不及入蜀诸诗。

2.洪万宗

洪万宗（1643—1725）也是“自我发见之论”的代表人物，在《诗评补遗》中质询前述申钦、李睟光论杜存在的问题。如申钦认为杜甫输李白一筹，包括上文说李邕诗风之雄壮在杜甫之上，洪万宗表示不能苟同，认为申钦将杜甫置于李邕和李白之后，有失公允：

诗固未易作，诗评亦未易也。玄翁、芝峰两公，皆深于诗家，而其所著古人诗评，间有未妥处。余表以录之，以俟骚坛公议。玄翁《晴窗软谈》曰：“北海之雄，出子美上。”又曰：“王勃之《秋夜长》、卢照邻之《长安古意》，太白则优为，子美恐输一筹。”无乃其予夺太过耶？④同上，第2473页。

《芝峰类说》曰“子美《岳阳楼》诗‘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与上句不属，且于岳阳楼不相称”云，是大不然。凡律格有先景物而后实事者，有先实事而后景物者，岂必以景物彻头彻尾也哉？盖此诗子美避乱到此而作也，上一联全言景物，下联叙述其情，乃诗之体也。芝峰所谓“不属”“不相称”，何哉？⑤同上。

李睟光认为《登岳阳楼》颈联与主题不符，是很机械的判断，反映出对律诗布局谋篇的误解。明人徐火勃《笔精》中也有类似观点。⑥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5页。事实上《登岳阳楼》结构严谨，层次清晰，采取了标准的“起承转合”章法，颔、颈两联进行诗意或情绪的转折，是律诗的典型创作手法。中国台湾学者李立信也认为此处“对杜诗之指摘，似可看出，李睟光对诗之识见与鉴赏颇成问题。”①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第122页。洪万宗持之有据地反驳了李睟光的偏见，为杜诗进行了合理辩护。

（三）唐宋并宗时期

“李朝英祖、正祖年间，朝鲜诗坛受清代乾嘉诗风影响，又转向‘兼宗唐宋’，极力推崇清代诗论家王士祯和袁枚之辈。”②任范松、金东勋：《朝鲜古典诗话研究》，第11页。18世纪后，韩国文坛对李杜优劣的态度不再偏激，对杜诗的批评也显得理智公正了。

1.申景浚

申景浚（1712—1781）的《旅庵论诗》对“李杜优劣论”进行了两分法解读，认为李杜各有高下。然而从诗歌风格的角度，杜甫则不及李白：

论者必以李、杜并称大家数。而余尝断之，以为杜甫之忧爱君国，扶持义理，可以为经，可以为史，可以为有关于世教处，则李白固当逊其矫矫之牛耳矣；
至于冲淡坦正，能近邃古之风味者，则惟李白有之，杜甫卒未免为后世之体。③《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3582页。

申氏指出杜诗中充溢着的儒家思想教化，可以作为经典传诵，可以作为历史明鉴，其地位矫矫不群，可执诗坛之牛耳，李白固当逊色一筹；
然而李诗所蕴含的冲淡、拟古之风格，是李白所独有的，在艺术上杜甫未必称得上后世模范。

2.李瀷

李瀷（1681—1763）在《星湖僿说》中论及李杜，认为李白诗作意蕴源于《离骚》，屈原之词采华茂“惟李白得其意”④同上，第3803页。，同时指出杜诗的不足：

杜甫却是句句气力，字字精神，如冲车拐马，方隅钩连，但欠参伍机变之术。若“三大篇”溶溶涆涆，无容议论；
至《八哀诗》亦恐有累句间之，只是江汉之大，腐胔不恤也。⑤同上。

肯定杜诗的“气力”和“精神”，但认为缺乏“参伍机变之术”，表示其“三大篇”⑥据金启华先生《论杜甫的五言古诗（一）》，“三大篇”指杜甫的三首五古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壮游》。载钟树梁编《杜甫研究学刊》1992年第4期，第5页。未见其他中韩古文献出处。一泻千里，无懈可击，然而《八哀诗》却存在语言繁复的缺憾，但毕竟“江汉之大，腐胔不恤”⑦《淮南子·要略》：“夫江河之腐胔，不可胜数，然祭者汲焉，大也；
一杯酒白，蝇渍其中，匹夫弗尝者，小也。”四部丛刊景钞北宋本刘安《淮南鸿烈解·要略间诂》。恤：忧虑。，瑕不掩瑜，不足为虑，在批评之余持有回护的态度。

3.朴文镐

19世纪的朴文镐（1846—1918)《壶山诗文评》载：

客有论杜诗者曰：“‘风急天高’之作，首句用力太鸷，故至其末气尽而澌。”

先生曰：“杜乃诗之圣，岂有圣者而不能完其事哉？夫此诗以每句之音响色泽观之，或有如子之言者；
若以其全篇之结构、气格察之，首、末皆作对语，以维持上下，虽盛水而不漏。有如‘城尖径仄’之作，至其末，句势似难继，而只以‘者’字上应‘之’字，以相维持，然后篇得完。圣者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故以诗而疑杜，以文而疑韩，以学而疑朱，均之为不知量而已。”⑧《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8755页。

上文记载了一则对“唐人七律第一”《登高》的非议，“至其末气尽而澌”观点有中国渊源，如王世贞的“结亦微弱”、沈德潜说“结句意尽语竭”、方元鲲认为“五六意已尽，结句未免支撑”⑨（清）叶燮：《原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1页。等。朴文镐的老师、峿堂先生李象秀对此进行批驳，认为杜甫作为诗圣，其布局谋篇自有道理，妄加揣测“诗圣”系不自量力。

胡应麟论及《登高》结句，也批评了持“结句似微弱”观点之人，他认为《登高》为“旷代之作”，“匪浅识所能共赏”①（明）胡应麟：《诗薮》，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92页。；
李象秀也说“圣者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与胡氏之言如出一辙。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文人对杜诗缺点的认知愈发清醒理智，能对不合理的指斥予以矫正和反拨。

（一）对中国诗话的模仿与借鉴

上文列举了李朝不同时期的诗话对杜诗的批评，批评角度主要集中于表现手法上，这和中国诗论一脉相承。其中着眼点最多的是诗风，即杜诗与“盛唐气韵”的背离之处，这在宗唐时期的诗话中体现更为明显；
另外语言和体裁也是重点批评对象。随着诗学思潮的变迁，到后期宗唐宗宋的对立逐渐消解，对杜诗的批评也随之趋于理性。

韩国诗话中的很多论述是对中国诗话的援引和沿袭。本文统计的28则批杜条目中，引用中国诗话的有14条，达50%，引述内容分别出自《苕溪渔隐丛话》《芥隐笔记》《鹤林玉露》《升庵集》《艺苑卮言》《九家集注杜诗》《朱子语类》《笔精》《诗薮》等。对中国典籍的征引与借鉴属于韩国诗话的普遍现象。根据韩国诗话与中国典籍的关系，最能反映韩国诗人学习中国文化与诗歌的方式及具体学习心得的是“以中国诗话为本，判以己意的研究型诗话”②赵季：《136种韩国诗话与中国典籍之关系》，载《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第二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6—42页。。《芝峰类说》便属于此类诗话的典型，李睟光大量征引《艺苑卮言》《鹤林玉露》《沧浪诗话》《升庵集》中的条目，在分析原作观点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判断思考。

（二）与中国“贬杜”的差异

中国诗坛对杜甫的批评自唐宋延续至明清，形成一套“贬杜谱系”③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历代贬杜论的谱系》，第108—123页；
袁茹：《繇唐迄清“贬杜论”之流变——从“诗圣”“诗史”的角度》，载《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三辑），2010年，第13页；
吴中胜：《也谈历代对杜甫的负面性评价》，载《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1年，第7页。，对杜甫其人其诗，从道德到艺术均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批评。时代越往后，对杜诗缺陷的批评就越专门、越深入④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历代贬杜论的谱系》，第108—123页。，对“诗圣”“诗史”的桂冠也表示过深刻质疑。

而韩国批杜的层次和范围远不及中国的深刻广泛，诗话中的批评基本只涉及诗歌的艺术层面，就诗论诗，批判力度较轻，态度也相对宽容。不涉及人格褒贬，更不曾公然怀疑“诗圣”“诗史”的头衔。

李睟光《芝峰类说》中有这样一则：

庄周放言讥侮孔子，而后人多袭其语。如王绩云“褴桀囚姬旦，诗书缚孔丘”、李白云“凤歌笑孔丘”、杜子美云“孔丘盗跖俱尘埃”，不几于侮圣人乎？杜则又甚焉。⑤《韩国诗话全编校注》，第1064页。

此处指责杜诗“讥侮圣人”，情绪比较激动，然有以偏概全之嫌。李立信先生认为该言论有失偏颇，断章取义，因其“未细读”所致。⑥李立信：《杜诗流传韩国考》，第121页。这是罕见的一则批评杜诗的思想性的条目，在韩国算语气严厉的了。但相对中国贬杜派之不遗余力，如宋杨亿讥诮杜甫为“村夫子”，明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严驳杜诗至体无完肤，到清初王夫之的竭力贬抑杜甫人品等刻薄言论，这种措辞已经很缓和了。

（三）中韩差异的成因

与中国相比，韩国诗话中对杜甫的批评显得温柔敦厚，点到即止，不涉及人身攻击；
对杜诗艺术上客观存在的缺憾和不足，还时不时从中说项。之所以如此，或因杜甫在中韩典范地位的形成方式存在差异。

1.中国文坛巨擘引领诗学思潮

在中国文学史上，杜诗典范地位是由文坛巨擘的弘扬表彰而形成的。因此，它取决于文人审美趣味的变化，而文坛领袖的个人审美往往会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审美。反之，时代的不同，也会导致审美趣味的改变。①张伯伟：《典范之形成：东亚文学中的杜诗》，《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第185页。

而韩国诗坛虽然也经历了“唐宋诗之争”，但在广度和深度上无法与中国相比。中国主要是诗学理念的争论，并影响到整个时代的文学思潮；
而韩国只是一些文人表达个人的诗学倾向，并没有上升到流派之间的大论争；
因此对杜甫的批评也限于对诗歌艺术的指摘，并未和中国一样形成全方位的“贬杜谱系”。

2.韩国官方表彰奠定圣人地位

杜甫在韩国拥有高于在中国的显赫地位。由于杜诗符合儒家文学观和价值体系，李氏王朝为了教化目的进行大力推广。杜诗是受到韩国官方力量的弘扬表彰而成为经典的，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在东亚三国范围内，杜诗在朝鲜时代文学史上获得了最高殊荣，这当然与君王的直接推动有莫大的关系。……朝鲜王朝以王室的力量推广杜诗，不仅见效迅速，而且为时久远。另一方面，杜诗在北宋被塑造成文坛典范之日起，忠君爱国就成了他固有的形象，又经后代人反复强调，这一形象就被刻画得更为深入人心。②同上，第187页。

在王室力量的直接推动下，杜甫在朝鲜时期处于被顶礼膜拜的圣人地位，受到的称许冠于东亚。在这种情况下，杜甫的人格形象和杜诗的思想性都是不容置喙的。“在习惯于维护正统、排斥异端的封建社会，人们不敢公然挑战杜甫的神圣地位，就只能以挑剔其诗作的拙累和粗疏之处，来间接地表达对诗圣的质疑。”③蒋寅：《杜甫是伟大诗人吗——历代贬杜论的谱系》，第108—123页。在韩国这种情况更为典型。

韩国诗话对杜诗的态度受中国文坛影响很深，其杜诗批评也是中国诗学思潮演变的一个缩影。由于杜诗在中韩两国经典化形成方式的差异，韩国诗话对杜诗的批评多是基于认可其“诗圣”身份前提下的挑剔和苛责，与中国文学史上的“贬杜论”存在较大不同。韩国文人以“异域之眼”对杜诗进行批评，可从中窥测杜诗之域外影响，也为学界提供了更多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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