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刚

（西藏民族大学财经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中国人民点亮了前进的灯塔”。[1]（P51)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1]（P117）

近代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就是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的历程，由此也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2]（P65）

作为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3]

当前正是西藏同全国一道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的起步期。回顾梳理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西藏工作，丰富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本文将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西藏工作分为四个阶段，探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在西藏的伟大实践。

西藏和平解放前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4]（P182）农奴主和农奴是其两大根本对立的阶级。农奴主阶级约占西藏总人口的5%，农奴阶级约占西藏总人口的90%左右，分为“差巴”“堆穷”、游民等几个等级，他们没有土地所有权、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依附在领主庄园的土地上，另有5%左右称为“朗生”的奴隶阶级。[5]西藏的土地几乎全部被三大领主（地方政府、贵族、寺院）所占有，有资料显示，地方政府占38.9%，寺庙占36.8%，贵族占24.3%。[6]正如民间流传的那样：“雪山即便化成酥油，依然由官员占有；
河水即便融成牛奶，也没有喝一口的权利。”[7]

由于西藏自然地理复杂多样、经济状态差异明显，因此其封建农奴制在具体管理和经营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卫藏地区主要实行谿卡庄园制，昌都地区和阿里的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实行领主庄园制，那曲、阿里和昌都的纯牧区实行部落制。[8]（P2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中央人民政府就发出解放西藏的命令。毛泽东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人民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4]（P31）“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4]（P6）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此后西藏社会制度从封建农奴制社会跨越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越到社会主义。[5]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针对西藏极其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在革命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方法。1950年7月21日，邓小平在欢迎赴西南地区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讲到“‘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慢性病’”[9]（P25）“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当以贸易为中心”。[9]（P27）在“十七条协议”中提出“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0]这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解放西藏、改造西藏的基本态度、工作方法与基本遵循。

面对全国即将完成的土地改革，1952年4月毛泽东在“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中指出“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进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4]（P62）同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说：“少数民族地区分不分土地，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西藏地区现在谈不上分地，将来分不分，由你们自己决定，并且由你们自己去分，我们不代你们分”[4]（P89）。1953年7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提出：“对于这些针对全国即将完成的土地改革，地区的社会改革可考虑不再采取其他民族地区已经采取过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方式去进行社会改革，而采用比较和平的方法，即通过曲折迂回的步骤和更加温和的办法去进行社会改革，以便十分稳妥地推动这些地区向前发展。”[6]

1955年9月中央就西藏现在改革的性质进行答复指出：“由于封建农奴制度仍然是西藏民族全部的生活基础，统治西藏民族的势力仍然是贵族僧侣。在西藏民族中进行的改革，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厅委员会进行的一些改革，在一定时期还只能是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并且由于西藏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特别落后，由于宗教在西藏民族的整个生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西藏民族中的民主改革就需要用更多时间和采取较特殊的方式去进行”。[9]（P141-142）1956年12月毛泽东指出“目前应把在六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藏族上层普遍加以传达，工委可以在最近约自治区筹委会和噶厦的主要官员座谈，向他们说清上述中央的方针。”[4]（P158）“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4]（P18）

195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西藏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指示中指出：“对于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除西藏地方政府的土地所有制必须废除，其土地应分配给农民所有，其债务、乌拉和差役应予废除以外，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废除，但在作法上应根据他们的政治情况，加以区别对待。”“牧区不进行民主改革，牧主的牲畜仍然归牧主所有，牧民的牲畜仍然归牧民所有。叛乱分子的牲畜没收归牧民所有。”“工商业一律不动，无论贵族经营的或者寺庙经营的一律不动，但是要废除商业中的封建特权。”[9]（P254）自此，西藏社会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5]中共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指导西藏开展社会主义革命。

结合西藏地广人稀、居住分散、组织动员能力不足的限制，政府以乡为单位废除封建农奴土地所有制，建立土地个体所有制，20万户约80万农奴分到了280万藏克（1藏克约28市斤）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牧区28万人完成了草场集体所有制下的牲畜个体所有。[11]196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从今年算起，五年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搞合作社（连试点也不搞），更不搞人民公社，集中力量把民主革命搞彻底，让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经济得到发展，让翻了身的农奴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9]（P254）到1961年底，西藏土改复查工作基本结束，并给翻身农奴颁发了土地证书，至此，民主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实现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8]（P89）

总的来看，西藏和平解放到1959年3月民主改革，再到西藏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西藏历史、政治等的深刻把握，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趋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结合，创造了解决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策略，丰富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如“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4]（P182）“解放军到西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这是我们有意的，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4]（P190）“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4]（P203）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1]（P198）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实现了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带领西藏广大人民走向新生活。到1965年，西藏粮食产量由1959年的36581万斤，增加到58145万斤，农业产值也由4591.2万元增加到8304万元。[8]（P96）全区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38亿元，比1959年增长82.7%，年均增长10.62%。[8]（P1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2]随着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成立，中国共产党带领西藏广大人民在西藏高原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社会。从1965年到197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西藏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全面跨越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和平解放后西藏社会制度实现跨越的第二步。[5]

在西藏自治区刚刚成立的1965年9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西藏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稳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继续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因地制宜地发展工业和交通事业，相应地发展商业、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8]（P298）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少数民族地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个新的开始。1964年西藏着手进行“小三线”建设，当时拟定的项目有小型电站、水泥厂、化肥厂、钢铁厂、修理厂以及所有生产生活配套设施。1966年在上海人民支援下，西藏组建了第一个现代化毛纺企业——林芝毛纺厂。1973年10月建成了滇藏公路，1976年新建的公路总长达1.58万公里。商业发展方面，1976年百货用品销售额比1965年增长60%。[8]（P111-113）1974年国务院通过内地院校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帮助西藏教育事业发展。[9]（P291-294）

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西藏经济建设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受到了不小损失。全区手工业产值由1965年的892万元下降到1976年的不到300万元。从1968年到1979年，地方财政收入都是负数，完全靠中央补助。[8]（P114）西藏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不顾刚刚废除不久的封建农牧制度的影响，生产力低下的实际，盲目实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生产关系严重脱离西藏农牧业实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真正履行对人民群众所负责任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虽然，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但是在西藏经济建设中，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藏的实践与发展，给了我们完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经验，为其后西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1]（P3-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1]（P214-2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的提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1]（P125）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和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的理论与实践的创造性结晶。[1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科学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其重要意义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12]

西藏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我们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藏社会主义经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藏高原实践的伟大成就。以中央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为标志，形成了一系列指导西藏经济发展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方法、新理论。

1980年3月，中央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及《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不良影响，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战略奋斗目标。我们党运用矛盾论，在1984年中央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批判了两种错误思想，即只看到西藏的特殊性，不承认西藏同全国其他地区的共同性，以及只看到西藏同全国各地的共同性，忽视西藏的特殊性等问题。[9]（P359-365）

这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针对西藏远远落后于全国的具体实际，提出了“减免放”①的政策，“两个长期不变”②、“两个为主”③等政治经济学新理念，充分尊重、正确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规律。

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明确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不等于”论断，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P373）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高超智慧，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刻理解、精髓把握，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就西藏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央在1994年7月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时明确提出“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④为西藏工作的指导方针，提出逐步建立新体制，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基本要求。明确西藏工作应从国家大局与西藏发展实际出发，遵循实事求是基本原则，着眼于造福西藏人民，改善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着眼于促进民族团结、民族进步。号召全国各地方和中央各部门从人才、资金、技术、物资等方面支援西藏建设。

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与推进，西藏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2001年6月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江泽民同志指出，“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实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推进改革开放，改善人民生活，是新时期西藏工作的中心任务。”[9]（P552）朱镕基同志提出“五个必须”重要论断，即“必须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实现速度与效益的统一；
必须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必须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必须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显著改善人民生活。”[9]（P564）

中央第三、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西藏发展的指示与意见，是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西藏的创造性实践，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研究部署西藏工作，为加快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安排部署，有力推进了西藏的改革开放，有效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2002年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党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西藏“两屏四地”⑤重要发展定位。

到2010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到达507.46亿元，是2000年的4.3倍，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63.26亿元，是2000年的近7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0.84亿元，是2000年的4.2倍，进出口总额83594万美元，是2000年的6.4倍。这些数字的背后，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在西藏经济建设中巨大作用的发挥，促进了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

在此期间，我们党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所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件大事、三个确保”“跨越式发展”“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子”等发展战略，就是将国家大局与西藏发展实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等紧密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作出的新贡献，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指引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1]（P150）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十九大之后，我们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新的发展阶段，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15]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开创伟大实践，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一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16]（P1-2）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17]

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西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出“六个必须”⑥治藏方略，李克强总理指出，西藏要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小康，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发展模式，做到“五个结合”，即把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借助外力与激发内力、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开发建设与生态保护更好结合起来。

随着西藏完成脱贫攻坚，建成小康社会，中央召开了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边境地区建设，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18]

2019年西藏自治区相比全国提前1年消除绝对贫困，建成小康社会。2020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达1902.74亿元，连续1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连续6年保持全国增速第一。2020年，西藏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598元，是有史料记载的1965年的135倍。[19]

新时代，西藏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系统总结经济发展经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紧密结合，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所提出的诸如：“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必须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谋划、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等新思想、新论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藏的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0]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新的时代，孕育了伟大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给出了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动力，指明了前进方向。

现在西藏正在同全国一道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而努力。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西藏的新的伟大实践，需要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百年奋斗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进取最可靠的领导力量。[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P113）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12]

新时代，西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法保障全体西藏人民根本利益的，全体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无法得到保障。必须在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全面现代化。

二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足时代、回应时代。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P122）我国已经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今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各种困难与风险，都会提出新的课题，迫切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作出新的科学回答，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22]（P66）

西藏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区，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等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只有我们运用辩证法、两点论，发现西藏的一般性与特殊性，立足国家全局定位，结合西藏发展现实，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在西藏的实践。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3]。1950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人民解放军开入西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解脱外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压迫，所以一切开入西藏的人民解放军，到处都同西藏人民结成了朋友”。[4]（P35）198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地方大得很，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汉族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14]（P247）2015年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民委一份简报上批示：“全面实现小康，少数民族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要以时不我待的担当精神，创新工作思路，加大扶持力度，因地制宜，精准发力，确保如期啃下少数民族脱贫这块‘硬骨头’，确保各族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小康。”[23]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工作始终，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立场，是检验我们党性质的试金石，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在西藏的实践，就是要将人民利益始终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西藏全体人民的民生福祉，实现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富裕。

四是坚持新发展理念。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不断破解经济发展难题，开创经济发展新局面。”[3]新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指引和行动指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体内容。[16]（P49-50）

西藏在新的历史时期，重点就是要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把中央西藏工作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西藏要“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以优化发展格局为切入点，以要素和设施建设为支撑，以制度机制为保障，统筹谋划、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要“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把青藏高原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要“发扬‘老西藏精神’，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在工作中不断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增强能力、锤炼作风”等都为西藏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西藏的实践。

五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说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是什么？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否则就会犯错误，甚至犯颠覆性的错误”。[24]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25]“两个毫不动摇”⑦和“三个没有变”⑧是新时代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遵循。这一制度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上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3]

西藏作为“两屏两区五地一通道”⑨，就需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挖掘西藏经济发展潜力，促进生产力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同时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调动和利用其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活跃市场，改善民生的积极作用。

[注释]

①指减轻农牧民负担、免征免派购、放宽政策。

②指在坚持土地、草场、森林公有制的前提下，农区实行“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牧区实行“牲畜归户，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的政策。

③指按照西藏生产发展水平和群众意见，新办的工商业以集体、个体为主，以市场调节为主。

④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⑤指使西藏成为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

⑥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必须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坚持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的重要原则；
必须牢牢把握西藏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特殊矛盾，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对达赖集团斗争的方针政策不动摇；
必须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必须把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同西藏各族干部群众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做好西藏工作；
必须加强各级党组织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巩固党在西藏的执政基础。

⑦指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⑧指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

⑨“两屏”就是指构筑重要的国家安全屏障和生态安全屏障，“两区”就是指把西藏建设成为国家重要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示范区和民族团结模范区，“五地”就是指建设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基地、重要的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重要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和传承地、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和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一通道”就是指面向南亚开放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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