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杨，马艳红

（1.辽宁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2.沈阳体育学院 研究生工作部，辽宁 沈阳 110102；
3.沈阳体育学院 体育教育学院，辽宁 沈阳 110102）

体育道德是指体育职业人员在体育参与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符合体育职业特征的道德行为规范的总和[1]15。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中国体育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体育之林，然而体育道德失范现象仍有发生。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提出“强化体育领域思想引领，促进体育文化健康繁荣发展……高度重视运动员、教练员等体育从业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因此，提升体育从业人员的道德行为是我国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体育道德失范的研究方面，在提升运动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我国学者开始探索如何能够协同治理。凌加英在研究中指出当个人不再是从属于社会组织的构成因子，而变成具有个人意愿和欲求的独立体，个体性和自由化不断被强化；
同时，非强制性的道德对个体行为的约束力量在个人意志的不断膨胀中也日渐式微[3]。有学者在研究体育道德失范行为的成因时认为，由于运动员被灌输错误的利益价值观念、人文精神培养弱化、激励机制过于单一和法治建设落后等因素导致竞技体育人才出现体育道德失范行为[4]，也有学者认为信仰对提升竞技体育道德具有积极推动性的作用[5]。由此可见，在组织层面，当个人脱离组织规范，个人意愿与欲望便会不断膨胀，导致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
在团队中，如果领导做到传递正向价值观念、营造良好人文环境、严格执行法规制度，将会大幅减少运动员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在个体层面，成员对组织的信任程度将有助于改善运动员体育道德失范行为。当前对运动员体育道德领域的研究需要将组织层面与个体层面相互融合、协同治理。因此，本文重点讨论不同组织伦理氛围在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影响的过程中，组织信任和伦理型教练员发挥的作用。

1.1 组织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关系

组织伦理氛围是组织成员判断伦理行为的标准和依据[6]。目前，有3 种类型（规则型、关怀型与自利型）的组织伦理氛围被证明是稳定存在的，且在同一组织中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组织伦理氛围，极少数仅存在一种组织伦理氛围[7]121。其中，自利型伦理氛围是指个体行为决策以追求私利为首要目标而不考虑可能对他人的影响；
关怀型伦理氛围是指组织成员充分考虑行为决策可能对他人的影响，关心他人和组织的整体利益；
规则型伦理氛围是指组织成员只有严格遵守组织内既定的规则才是符合群体规范的价值取向[8]。有学者认为组织伦理氛围是“能够影响组织成员伦理判断标准与原有价值观，且在组织中占主导作用的伦理氛围，它对于解决成员所面临的伦理困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9]。组织伦理氛围反映了组织中成员对团队相关伦理问题所产生的知觉及对待伦理问题的态度，可以有效地影响组织内部员工的思考方式、判断能力以及工作行为[10－11]。这也意味着组织成员处理具体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相较于具有某些更深层次意识不到的内涵的组织文化来讲往往更适合于行为科学的相关领域[12]97。

以往研究发现，关怀型和规则型伦理氛围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3]61。自利型伦理氛围可以刺激个体的私心，诱导个体通过不道德手段满足私利，诱导私利性非伦理行为，而关怀型、规则型伦理氛围均可以减少私利性非伦理行为[14]75。在体育领域中，尽管暂时未出现有关组织伦理氛围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影响的相关研究，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能够推理出关怀型和规则型伦理氛围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具有正向影响，自利型伦理氛围对运动员体育道德具有负向影响。我国学者在对运动员体育道德的相关研究中发现，运动员道德行为“外控”机制的欠缺、道德信仰的弱化[15]，团队中体育道德教育缺失、管理体制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1]14等，导致团队组织伦理氛围错误地影响运动员的道德判断，是运动员出现道德行为失范的主要成因。因此，上述概念与成果充分揭示了组织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1.2 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

团队中的领导不仅要营造组织伦理氛围，还要不断提高运动员对组织的信任度，这一观点在管理学领域被称为组织信任。组织信任是组织成员共同拥有的一种工作氛围，不仅会带给组织成员心理安全感，还会激励成员自由表达想法，促进工作绩效的提升[16]。组织信任认知与组织情感产生的过程也是一个对组织支持感知的过程，员工通过对组织行为的判断，形成个人对组织的认知并产生相应的情感，积极的组织支持使员工形成积极的态度与情感，并愿意为组织发展贡献力量，从而增加对组织的工作满意度[17]。

有研究指出，组织文化和氛围对组织信任的3个方面都有影响，说明良好的文化氛围能减轻员工的心理压力和增强心理愉悦感，提高他们的组织信任水平[18]。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同事信任能够促进创新团队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促使拥有幸福感的创新者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19]。领导信任在关爱型和规则型道德气氛与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中分别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和部分中介作用[13]61，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图1）:

H1a:关怀型伦理氛围通过组织信任对运动员体育道德行为产生影响。

H1b:规则型伦理氛围通过组织信任对运动员体育道德行为产生影响。

H1c:自利型伦理氛围通过组织信任对运动员体育道德行为产生影响。

1.3 伦理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Grojean 等认为“伦理型领导应着重表现在对组织伦理氛围的形成、深化与保持上的作用，并且伦理型领导有较强的伦理道德水准，其自身在组织中起到榜样的作用，使下级更加明确组织的环境，引导并提高伦理行为意向，以及积极作出反馈和关怀”[20]。Brown 等认为“伦理型领导指的是个体行为结果与组织的互动机制，为下级起到典范和榜样的作用，引导其下级员工有更多伦理行为的表现，并将组织的伦理规范不断深化的管理者”[21]120。教练员与企业或行政部门的领导不同，教练员在运动队中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既是教学者又是领导者。所以结合伦理型领导的相关概念，将伦理型教练员的概念定义为:对运动员进行的一切教导行为都要合乎伦理道德，引导运动员有更多符合伦理道德的行为表现，在团队中要营造关爱他人、遵守规则、诚实守信和奋勇拼搏的团队氛围，从而提高运动员对组织的信任度。

教练员的领导行为影响着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各个方面，教练员实际的领导行为与运动员感知到的或期望的领导行为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类型的教练员领导行为对运动队的团队绩效、运动员的自我效能产生影响，同时也会给运动队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22]。对于运动团队来讲，教练员除了对运动员传授运动技能等专业知识外，更重要的还担负着教书育人的重任，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自身的道德品行与操守，借此来赢得运动员的景仰与效仿[23]。伦理型领导通过展现道德上合适的行为获得合法性，如诚实、公正和关怀；
伦理型领导不仅自己关注伦理道德，还会采取特定的行为来突出环境中的伦理特征[24]。由此可知，教练员领导行为能够影响组织氛围与运动员的体育道德，而组织伦理氛围又能够影响运动员对组织的信任。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图1）:

图1 假设模型Figure 1 Hypothesis model

H2a:伦理型教练员调节关怀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组织信任。

H2b:伦理型教练员调节规则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组织信任。

H2c:伦理型教练员调节自利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组织信任。

H3a:关怀型伦理氛围通过组织信任影响运动员体育道德的中介过程受到伦理型教练员的调节作用。

H3b:规则型伦理氛围通过组织信任影响运动员体育道德的中介过程受到伦理型教练员的调节作用。

H3c:自利型伦理氛围通过组织信任影响运动员体育道德的中介过程受到伦理型教练员的调节作用。

2.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为来自辽宁、山西、江苏、广西等省和自治区专业运动队的运动员，共计520 人。经过筛选，获得有效数据506 份，有效率97.3%。其中男性运动员304 人，占60.1%；
女性运动员202 人，占39.9%。二级以下运动员171 人，占33.8%；
二级运动员79 人，占15.6%；
一级运动员140 人，占27.6%；
国家级健将104 人，占20.6%；
国际级健将12 人，占2.4%。

2.2 研究工具

2.2.1 运动员体育道德行为测量 运动员体育道德行为的测量工具采用Stornes 等[25]修订的《多维体育道德量表》（扩展版；
EMSOS）。对量表进行结构效度检验，KMO 检验值为0.919（P＞0.5），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5 573.557（P＜0.001），表明结构效度良好；
通过计算Cronbach’s Alpha 系数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57，具有良好信度。

2.2.2 组织伦理氛围测量 采用刘文彬等[7]123的测量量表，结合运动队训练与比赛的实际情境进行了修订，共15 个题项。采用Likert 5 点计分法，对量表进行结构效度检验，KMO 检验值为0.888（P＞0.5），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4 272.511 （P＜0.001），表明结构效度良好；
通过计算Cronbach’s Alpha 系数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51，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14、0.862 和0.865，具有良好信度。

2.2.3 组织信任程度测量 组织内信任的测量工具选用Dirks 等[26]编制的《工作场所信任调查问卷》，根据本研究实际情况对相关词汇进行修改。量表共有36 个题项，采用Likert 5 点计分方法对量表进行结构效度检验，KMO 检验值为0.972（P＞0.5）， 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17 640.280 （P＜0.001），表明结构效度良好；
通过计算Cronbach’s Alpha 系数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74，具有良好信度。

2.2.4 教练员伦理行为测量 采用Brown 等[21]125编制的《单维项目伦理型领导量表》（ELS），本研究保留了原有量表的10 个题项。结合教练员身份以及运动队训练与比赛的实际情境，对描述方式进行了修订。采用Likert 5 点计分法，对量表进行结构效度检验，KMO 检验值为0.937（P＞0.5），Bartlett 球形检验值为3 074.511（P＜0.001），表明结构效度良好；
通过计算Cronbach’s Alpha 系数对量表进行信度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18，具有良好信度。

2.3 数据统计分析

主要采用SPSS 23.0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检验等。

3.1 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自利型伦理氛围、关怀型伦理氛围、规则型伦理氛围、运动员体育道德、伦理型教练员和组织信任6 个主要研究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表1）。由表1 结果可知，自利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组织信任之间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其余各主要变量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表1 主要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Table 1 Results of correlations of main variables

3.2 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

3.2.1 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以性别、教育程度、运动等级为控制变量，组织伦理氛围的3 个维度为预测变量，组织信任为中介变量，运动员体育道德为结果变量，伦理型教练员为调节变量进行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

如表2、表3 所示，组织伦理氛围中的自利型伦理氛围不能正向预测运动员的组织信任（a＝－0.032，95%CI[－0.037，0.101]）和运动员体育道德（c′＝－0.112，95%CI[－0.064，－0.161]），在自利型伦理氛围－组织信任－运动员体育道德这一模型中，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包含0 值，表明组织信任在自利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中不存在中介作用，并未验证假设H1c。组织伦理氛围中的关怀型伦理氛围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运动员的组织信任（a＝0.135，95%CI[0.048，0.167]）和运动员体育道德（c′＝0.155，95%CI[0.107，0.204]）；
规则型伦理氛围能够显著正向预测运动员的组织信任（a＝0.078，95%CI[0.006，0.151]）和运动员体育道德（c′＝0.127，95%CI[0.077，0.178]）。在关怀型伦理氛围－组织信任－运动员体育道德这一模型中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 值。在规则型伦理氛围－组织信任－运动员体育道德这一模型中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 值，表明组织信任在关怀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规则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中呈现部分中介作用，验证假设H1a 和H1b。

表3 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检验结果Table 3 Test results of total effect，direct eff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此外，由表2 与图2 可知，自利型伦理氛围与伦理型教练员的乘积项对组织信任的影响效果显著（β＝0.816，P＜0.01），表明伦理型教练员在自利型伦理氛围与组织信任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由此证明H2c 成立。关怀型伦理氛围与伦理型教练员的乘积项对组织信任的影响效果显著（β＝0.903，P＜0.01），表明伦理型教练员在关怀型伦理氛围与组织信任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由此证明H2a 成立。规则型伦理氛围与伦理型教练员的乘积项对组织信任的影响效果显著（β＝0.935，P＜0.01），表明伦理型教练员在规则型伦理氛围与组织信任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由此证明H2b 成立。

图2 伦理型教练员对组织伦理氛围与组织信任的调节作用Figure 2 Moderating role of ethical coaches on organizational ethical climate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表2 中介与调节效应检验结果Table 2 Test results of mediation and moderating effects

由表2 与图3 可知，自利型伦理氛围与伦理型教练员的乘积项对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影响效果显著（β＝0.796，P＜0.01），表明伦理型教练员在自利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由于伦理型教练员在自利型伦理氛围与组织信任、自利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关系中呈现显著调节作用，可证明H3c 成立。关怀型伦理氛围与伦理型教练员的乘积项对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影响效果显著（β＝0.911，P＜0.01），表明伦理型教练员在关怀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由于伦理型教练员在关怀型伦理氛围与组织信任、关怀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关系中呈现显著调节作用，可证明H3a成立。规则型伦理氛围与伦理型教练员的乘积项对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影响效果显著（β＝0.860，P＜0.01），表明伦理型教练员在规则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由于伦理型教练员在规则型伦理氛围与组织信任、规则型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关系中呈现显著调节作用，可证明H3b 成立。

图3 伦理型教练员对组织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的调节作用Figure 3 Moderating role of ethical coaches on organizational ethical climate and athletes’ sportsmanship

3.2.2 组织伦理氛围的直接作用 通过研究不同组织伦理氛围对运动员体育道德的影响发现，运动员体育道德深受组织伦理氛围的影响。在运动队中如果自利型伦理氛围过于浓重，运动员过分注重自身利益的得失，如前文所述，自利型伦理氛围就可以刺激个体的私心，诱导个体通过不道德手段来满足私利[14]1190，从而引发运动员体育道德失范行为。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不同的组织氛围会造就不同的组织环境，进而对员工的认知倾向以及行为产生不同的作用[12]99。在运动队中营造关怀型伦理氛围能够促进运动员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包容，在得到队友与教练员的关怀与帮助后运动员对组织的情感依赖提升，会有效制约运动员体育道德失范行为。尽管关怀型伦理氛围是一种积极的伦理氛围，但也会潜在引发道德失范的风险。关怀型伦理氛围因为注重互助互爱，容易掩盖个体道德判断意识，导致个体为了集体利益而忽视伦理道德[27]。

制度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集合，是人为设计的各种约束，而伦理制度则是“制度化的伦理”，把相对抽象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具体化为组织成员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道德规范[28]81。在此种氛围下，个体行为决策有更广、更高层面的规则约束，很清楚哪些行为能做、哪些不能做，以及这些行为对自己、组织和社会的影响等，从而不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推脱和辩护，也不会以此为借口去从事对组织有益但违背伦理道德的行为。

3.2.3 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组织信任能对关怀型伦理氛围和规则型伦理氛围模型起到中介作用，未能对自利型伦理氛围起到中介作用。从认知资源分配的角度来分析，在低信任状态时，个体往往处于自我防备和警惕的状态，而这种自我防备与警惕需要占用部分认知资源，降低了认知资源的利用率；
相反，高度信任状态有利于减少个体自我防御与保护行为，能够更多地把认知资源投放到工作中，进而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29－30]。

在运动队中，提高运动员对组织的信任程度能够有效凝聚团队精神，更好地促进教练员与运动员的关系，形成良好的组织伦理氛围。处于对组织的高度信任状态时，运动员对团队的态度已从信任逐渐升级为信仰，会坚决服从组织领导，遵从组织规范，接受组织的关怀与培养。关怀型和规则型伦理氛围通过运动员提高组织信任，引导运动员积极向上、约束运动员遵守规则、培养运动员思想道德品质，以此来减少运动员体育道德失范行为的出现。相反，当运动员对组织出现低信任状态时，运动员与队友之间、运动员与教练员之间容易出现矛盾。运动员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会变得更为突出，抵触情绪会变得更加强烈。当团队中形成自利型伦理氛围时，运动员信任自己要高于信任组织，偏离组织的规范管理和正确引导。因此，自利型伦理氛围会降低运动员对组织的信任程度，促使运动员滋生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

3.2.4 伦理型教练员的调节作用 通过本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伦理型教练员对组织伦理氛围与运动员体育道德和组织伦理氛围与组织信任均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金杨华等在研究中指出伦理型领导者通过建立完善的伦理制度体系，对组织成员的非伦理行为加以约束，逐步实现从道德不自觉到道德自觉的转变，进而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组织伦理[28]81。同样，在运动队中伦理型教练员可以通过自身的领导方式让运动员增强对组织的归属感。在组织层面，教练员能够在团队中创建有效的沟通途径，掌握运动员的心理变化，主动帮助、关怀运动员，也可以设立合理的奖励机制来调动运动员积极训练的状态，构建团队文化氛围，提高团队凝聚力，调节运动员身心状态[31]。在个体层面，当组织成员不断被领导的伦理行为所影响时，组织成员的心理会持续发生变化，对组织的信任程度逐渐提高，自觉遵守组织规范。因此，在改善运动员体育道德失范行为中，伦理型教练员能够改善组织伦理氛围，提高运动员对组织的信任程度，在这一过程中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

4.1 结论

1）在自利型伦理氛围－组织信任－运动员体育道德这一模型中组织信任并未起到中介作用，而伦理型教练员在自利型伦理氛围通过组织信任影响运动员体育道德的中介过程中起到显著调节作用。

2）在关怀型伦理氛围－组织信任－运动员体育道德这一模型中，组织信任起部分中介作用，伦理型教练员在关怀型伦理氛围通过组织信任影响运动员体育道德的中介过程中起到显著调节作用。

3）在规则型伦理氛围－组织信任－运动员体育道德这一模型中，组织信任起部分中介作用，伦理型教练员在规则型伦理氛围通过组织信任影响运动员体育道德的中介过程中起到显著调节作用。

4.2 建议

1）组织层面:在对运动员道德培养的过程中，应以体教融合为背景，优化运动员德育教育路径，做到“以体促德”。在这一过程中，要围绕弘扬我国体育文化精神，塑造全新组织伦理氛围。教练员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采取多种教育方式抑制不良行为的发生，全面提升运动员培养质量。

2）个人层面:应注重培养运动员处理人际关系能力，在与队友、教练员相处中培养其团结互助、乐观正直的积极态度，提高运动员对组织的信任程度，正向引导其道德品质。加强对运动员自控能力的培养，使其在面对诱惑时能恪守初心，坚守道德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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