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艳兵

【导 读】 后期疫情时期, 顾名思义, 是指后期疫情的时期, 或者说疫情的后期。卡夫卡的那种生活方式原本以为永远也不可能有机会体验一下, 不料在2020年春节期间还真有了一回真切的体验。

不过, 只有到了两年后的2022年, 才算是真正地、深刻地经历了卡夫卡地洞式生活体验。

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重读卡夫卡, 发现与“卡夫卡式” 还真有着许多的相似或相同之处。

在隔离的状态下重读卡夫卡及其作品, 不仅可以消磨许多难挨时光, 或者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启示和收获。

后期疫情时期并不是指疫情之后,而是指后期疫情的时期,或者说疫情的后期,因为自2020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还远没有结束,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病毒变种,譬如,德尔塔病毒、奥密克戎病毒等,花样翻新、多变且善变,人类似乎有些防不胜防,最后,我们一直所期待的“疫情之后”终于变成了“后期疫情”。疫情没有结束,生活还在继续。2020年2月,我在自我居家隔离期间写了第一篇有关疫情的文章《地洞式写作》(《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3 期),以后又陆续写了几篇文章,譬如,《疫情时期的隔空网课》《疫情时期,网课还在继续》《从“地洞”到“洞喻”》等,至2020年岁末写了《不乐观的希望》。当时关上电脑,曾发誓不再写有关疫情的文章了。仿佛感觉自己越写有关疫情的文章,病毒越随之兴奋起来,疫情也就变得绵绵无期了。这纯属自作多情,其实我的写作与病毒、疫情毫无关系,与在疫情中生活的人倒多少有些关系。

我们通常总说,卡夫卡的创作不可模仿,正如卡夫卡的生活方式不可模仿一样。卡夫卡的那种生活方式原本以为永远也不可能有机会体验一下,不料在2020年春节期间还真有了一回真切的体验。不过,比较而言,两年前的体验恐怕还只能算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两年后的2022年的体验,才算是真正地、深刻地经历了卡夫卡地洞式生活体验。所以,以前的发誓不得不收回,因为这个誓言并没有公之于众,收回与否也无伤大雅,那就重新写一篇有关疫情的文章。这就是《后期疫情时期的“卡夫卡式隔离”》。这篇文章年初就已写成,后根据疫情变化多次修改,蹉跎了将近一年,终于将一篇关注现实的文章延宕成一篇叙述历史的文章。光阴已将文章中的棱角磨蚀平滑,岁月终将文字中的情绪冲刷干净。

2022年元旦过后,就疫情而言,新年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新气象。零星的感染病例时有出现,西安疫情让全国人民揪心,但总体形势良好。相较于世界范围的疫情,尤其是欧美的疫情状况,中国的疫情控制良好,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大家期待这一年能够彻底战胜病毒,告别疫情。虎年来临,人们的脸上洋溢起喜庆的颜色。北京的冬奥会如期举行,记忆犹新。2022年1月5日,提前做好核酸检测,乘着新年的曙光,我从天津回到北京参加过几次小型的活动。原计划周末工作完毕后返回天津,可是1月8日风云突变,天津出现了疫情。“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小区却被封了。”

随后的几天可以说“居家”,但算不上真正的“隔离”。居家是自觉自愿的,所以尽管外面纷纷扰扰,内心却波澜不惊。关门在家,闭门不出,看书写作,饮茶吃饭,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原本就是自己的生活习惯,无意之中却顺应了抗疫政策的要求。自以为这算不了什么,却为抗疫做出了贡献,尽了自己的一份义务和责任。但不久,居委会电话要求居家隔离,紧接着又通知第二天会有人上门来做核酸检测。

第二天一早我便开始耐心等待上门做核酸的,从上午等到下午,不见动静。下午居委会来电话称,核酸检测不能来家里了,因为需要做核酸的人太多,顾不过来了,得自己去海淀桥街心花园检测点做检测,并叮嘱戴好口罩。我有些纳闷: 不是居家吗? 怎么还可以出门去那么远的地方自行做检测呢? 既然已经出门了,怎么还要求居家隔离呢? 这种隔离岂不是有点“卡夫卡式隔离”?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卡夫卡式”(Kafkaesque)了,诸如卡夫卡式写作、卡夫卡式风格、卡夫卡式职业、卡夫卡式婚约、卡夫卡式疾病、卡夫卡式遗嘱、卡夫卡式审判、卡夫卡式思维、卡夫卡式世界……什么是“卡夫卡式”呢?“总的来说,Kafkaesque除了在文学意义上理解为卡夫卡的写作风格外,一般的理解是指人受到自己无法理解、无法左右力量的控制和摆布,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不能以理性和逻辑去解释的荒诞神秘的景况中,内心充满恐惧、焦虑、迷惑、困扰和愤怒,但又无可奈何,找不到出路; 那任意摆布人的力量是出自那样庞大复杂的机制,它又是那样的随意,它无所不在,又无所寓形,人受到它的压抑却又赴诉无门。”[1]疫情期间的居家隔离与“卡夫卡式”还真有着许多的相似或相同之处,这就是“卡夫卡式隔离”吧。

在卡夫卡的长篇小说《诉讼》中,主人公约瑟夫·K 在他30 岁生日那天突然被捕了:“一定有人诬告了约瑟夫·K,因为,他没有干什么坏事,一天早晨却突然被捕了。”[2]3一大早闯进K 房间的陌生人告诉K:“您已经被捕了。”但是,他们既没有逮捕令,又没有任何证件。于是,K 问为什么被捕。陌生人说:“我们无权告诉您。”随后一个自称监督官的说得更清楚:“我也无法告诉您是否被控告犯有罪行,或者更确切地说,不知道是否有人控告您。您被捕了,这倒是千真万确,但更多的我就不知道了。”[2]11-12不过,现在既然已经告知K 被捕了,他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K 也可以去银行了。K不解地反复问道:“既然我已经被捕了,又怎么能去银行呢?”监督官道:“您被捕了,这不假,但这并不妨碍您从事您的职业,也不妨碍您过正常的生活。”[2]13-14

原来如此。这正如我被告知居家隔离,但同时又被告知必须出门去做核酸检测一样; 你被隔离了,但这并不影响你四处活动,当然,活动时必须戴好口罩; 你可以四处活动,但是你已经被隔离了,你并不是自由的,这一点你应该很清楚。11日下午5 时,我骑共享单车去海淀桥街心花园检测点做核酸检测。12日凌晨核酸结果出来了: 阴性;而几乎与此同时,我的北京健康码出现了问题: 一个弹窗。于是,卡夫卡《变形记》开头那句话又可以改写成:“一天早晨,我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我躺在床上,北京健康码出现弹窗了。”13日上午,弹窗解除,健康码恢复正常。“阴性”加“绿码”,原以为可以自由走天下了。然而,此时居委会电话通知:你不仅要居家隔离,还要封门居家隔离。我说:“我的核酸检测是阴性,而且我的健康码是绿码,为什么还需要隔离?”对方说:“这个我不知道,但是,我要给你封门隔离,这是必须告诉你的。”这仿佛是说:“你被隔离了,这是事实。至于你为什么被隔离,无须告诉你,这应该是你自己心里清楚的。”看来,分析、推理甚至说理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只好接受,待你接受后它就成了现实。非常时期总有一些非常之举措,这一点有时不能理解,但也并非不能接受。正如在小说《诉讼》中,卡夫卡借神父之口说道:“用不着把他的每一句话都看作真理,只要当成必须如此就行了。”[2]177

于是,平静地开始了自己的居家隔离生活。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平安无事。第三天,按规定可以送生活物资进来,开门接收。我和居委会联系,居委会说:“你不能和我们联系,你应该和你的所在单位联系,由单位再联系居委会。”居委会同意送生活物资后,再告知单位,然后由单位告知我。原来非常简单的事,一定要让它复杂一些方能显示管理者的水平。原来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问题,现在至少要四个电话方能解决。这其中的奥秘是什么? 我琢磨半宿,终于明白了一点: 这就是程序。既然程序是这样规定,且不管是谁规定了程序,那还是按程序走吧。我向单位申请,单位联系居委会……联系完毕,单位特别叮嘱我不能与送生活物资的人见面。他可以将物品放在门口,待离开后电话告知,方可开门取物。抗疫的细节似乎设计得滴水不漏、密不透风,但又似乎缺少点什么。

不过,这次送生活物资倒有机会开一下门,发现门上并没有贴封条,只是在门的右上方装了一个门禁。你可以开门,甚至可以自由进出,没有人阻挡你,因为门口并没有站着一位看守; 但是你不能出门,因为这个门禁在监视着你,一只无形的眼睛在盯着你,你出门就会有记录,甚至会报警。这种情景不由得让人想起卡夫卡的小小说《法的门前》:

法院门口站着一个值班的门警。一个乡下人来到这个门警跟前,要求让他进去。可是门警不让他进去。乡下人问:“以后我是否可以进去?”门警说:“那倒有可能,但现在不行。”乡下人没有料到进入法门有这么多的难关,他原以为法律人人有份,随时都可以进入它的大门。接着,乡下人做了各种努力,他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送给了门警,门警笑着都收下了,但并不放他进去,只是说:“我之所以收下你的土特产,是为了让你明白,你能做的事你都做了,但我就是不放你进去。”于是,乡下人开始了他的漫长的等待,直到他临死前,他终于忍不住向门警提了一个问题:“人人都在追求法,但是,这些年来,怎么只有我一个人跑来要求进去呢?”门警看出此人已经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了,为了让他正在消失的听觉还能听得见,他对他大声号叫道:“这里再也没有人能够进去了,因为这道门仅仅是为你而开的。我现在就去把它关上。”[2]171-172

这篇小说充满了悖论: 大门敞开着,却又有守卫; 门警答应放他进去,又一直不肯放行; 乡下人最终没有进去,而门又是专门为他开的。居家隔离的门禁就像那位守门人,它守卫着门,而门是可以敞开的; 门禁并不阻止你出门,你可以随意出入; 但是门禁又是一位无形的具有权威的守卫,你不能通过它,它是有权力的。所以,最后你只能等待。卡夫卡笔下的“门警”在这里变成“门禁”,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仪器,一只电子眼。时势的变化就浓缩在这一只电子眼里。

关于隔离,根据疫情的严重程度,可分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控区,后又增加了静默区,隔离政策亦随之逐渐变得宽松一些; 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又可分为自愿隔离、被迫隔离、强制隔离、永久隔离,等等。通常隔离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隔离是为了不隔离,隔离是为了更好地沟通和交流,是为了没有任何风险和危险的沟通和交流。现在的隔离是为了将来的不隔离,眼下的隔离是为了未来的欢聚。然而,我们有时候长久地专注于隔离,关注于手段,甚至开始迷恋这些手段,反倒忘却了目的,最后将手段当作了目的。这就是卡夫卡所说的反转。卡夫卡作品的一个奇特特点就是,在最后,它们总是提供一个完全颠覆其意义的大逆转的可能性。隔离一旦走向了它的目的的反面,这时候隔离就成为悲剧。这样的悲剧常有发生。

永远的隔离就意味着死亡。卡夫卡《变形记》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最后就是在隔离中去世的:“他刚进入房间,房门就被极速关上,闩上门闩,锁了起来…… ‘现在怎么办?’ 格里高尔自言自语,在黑暗中环顾了一下四周。不久他便发现,他现在几乎再也动弹不了了……在钟楼上的钟敲响凌晨3 点之前,他便一直处于这种空洞和平和的沉思状态中。窗户外面的朦胧晨曦他还经历着。然后他的脑袋便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下,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3]格里高尔·萨姆沙退居到自己的房间,被迫隔离、永久隔离,最后在隔离中悄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和迅捷,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全球化的趋势势不可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仅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疫情也变成全球化的了。防范疫情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隔离。因此,从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隔离成为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词,有些国家、有些地区、有些社区常常会突然被划定为隔离区。隔离区乃至于成为世界的一种常态。早在一百年前,卡夫卡在与雅诺施的对话中似乎就预感到了这种情景,有朝一日“世界变成了隔离区”:

图画技术越完善,我们的眼睛就越弱。仪器麻痹了器官,光学、声学、交通,无不如此。由于战争,美国来到了欧洲。大陆互相交错到了一起。一点火星在瞬息之间就把人的声音传遍了地球。我们不再生活在狭窄有限的空间,而是生活在一颗小小的、无望的星球上,被亿万个大大小小的世界所包围。宇宙像喉咙那样张开。在它的喉管里,我们一天一天地失去我们个人的行动自由。我想,用不了多久,我们连走出自己的院子也一定得有一张特别通行证才行了。世界变成了隔离区。[4]395

卡夫卡说:“图画技术越完善,我们的眼睛就越弱。”我们是否也可以说,医疗技术越完善,我们的身体就越弱呢? 与百年前相比,美国不仅来到了欧洲,还来到了全世界。全世界都交织在一起。宇宙张开喉咙,吐出无数的病毒,弥漫在这个世界。为了抵抗这些病毒,人类则相互隔离,甚至撕裂,失去了行动的自由。我们到处需要通行证、健康码,走出一个城市需要通行证,走出一个院子需要通行证,走出自己的家也需要通行证。世界由此变成了隔离区。卡夫卡说这段话的意思,主要是批判技术与战争。技术越发达,战争越频繁,人类彼此之间的隔绝与隔阂就越深越广。今天,我们在此起彼伏、持续不断的疫情下,许多人都实实在在地体验了封闭式管理、居家隔离乃至集中隔离。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失去了珍贵的自由,世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隔离区”。

1915年1月,卡夫卡与未婚妻菲莉斯约好见面。卡夫卡考虑像平时一样利用周末时间去柏林。以前坐长途火车去柏林就像在市区坐电车一样方便,但这样的时代已成过去,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政府担心那些有服兵役义务的人借机外逃,于是原本稀松平常的跨越国界,如今布满了官僚主义障碍。出境必须得有充足理由,递交书面申请材料,所以鲍尔家给卡夫卡专门拍了电报,说家事紧迫,亟须他前往柏林。卡夫卡深知官府衙门一向办事拖沓,于是很早就开始申请,以看望“未婚妻”之名,填了名字、地址、籍贯,连同电报原件一起递交上去,可是布拉格的皇家总督府迟迟未能批复下来。最终他在约定时间没能赶往柏林。[5]卡夫卡与菲莉斯最终解除了婚约,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这次未能如约见面,但这至少对于卡夫卡与菲莉斯感情的修复有一些影响。卡夫卡与菲莉斯这种相隔异地的痛,我们在隔离时期也多少有一些体会。

诚然,卡夫卡并不害怕人与人的交流和沟通,他并不缺乏朋友,但作为一个将写作当作生命的业余作家,他所渴望的理想生活是自我隔离。卡夫卡说:“我经常想,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掩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饭放在离我这间地窖很远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6]卡夫卡的理想生活就是一种自我隔离的写作生活,这种生活与中国的老庄哲学不无关联。卡夫卡在他的箴言集中写道:“无须走出家门,待在自己的桌子旁边仔细听着吧。甚至不要听,等着就行了。甚至不要等,待着别动,一个人待着,世界就会把它自己亮给你看,它不可能不这样。”[4]15-16这几乎就是对老子的“不出户,知天下; 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老子·第四十七章》)的翻译。卡夫卡对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也非常倾慕。本雅明说,在卡夫卡的作品里,“有一种乡村气息”,这种气息就是“邻国就在眼前,远处的鸡鸣犬吠已经进入耳帘。而据说人们未曾远游就已瓜熟蒂落、桑榆暮景了”[7]。这段话又是出自老子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第八十章》)。如果能够在一种隔离状态中毫无干扰地沉溺于自己的阅读、思考和写作之中,那不就是卡夫卡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吗?或者至少是最接近卡夫卡的理想生活方式。“卡夫卡式隔离”,我们究竟是应该拒绝它,还是拥抱它呢?在隔离的状态下重读卡夫卡及其作品,不仅可以消磨许多难挨时光,或者还会有意想不到的启示和收获。

注释

[1]谢莹莹. Kafkaesque——卡夫卡的作品与现实[J]. 外国文学,1996(1):41 -47.

[2]叶廷芳. 卡夫卡全集(第3 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3]叶廷芳.卡夫卡全集(第1 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151 -152.

[4]叶廷芳. 卡夫卡全集(第5 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5][德]莱纳·施塔赫. 卡夫卡传:关键岁月·1910—1915[M].黄雪媛,程卫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664.

[6]叶廷芳. 卡夫卡全集(第9 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213.

[7][德]本雅明.本雅明文选[M].陈永国等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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