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爱琴，刘 艺，霍佳鑫

(青岛理工大学 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25)

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增长动力和源泉的认识与解释，经历了从劳动力、资本等物质要素投入，到技术、制度等非物质要素变化的过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革新，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间的相互联动作用越来越明显，要素集成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增强。创业作为要素集成的基本形式，通过资源配置、创新与知识溢出等，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自熊彼特等创新性的研究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创业活动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尽管结论不尽相同，但学界的共识是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关注度持续上升，近年来文献数量明显增加，研究内容逐渐深入细致，从宏观层面逐渐转向地区和产业层面，并对创业进行分类，考察异质性创业的经济影响。

创业水平的地区差异明显，创业活动的差异可能会驱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扩大[1-2]。由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仅表现在全国层面，即使是在各省市自治区的内部问题也比较突出。因而，在区域层面上，对创业进行分类，实证分析创业的经济增长效应，能深化经济发展动力的探讨和创业活动经济发展贡献的研究。由于县级数据的可获得性，目前基于县级层面的分析相当缺乏。本文采用2008—2018年山东省137个县域单位的面板数据，基于微观企业注册数据，区分创新型创业和一般型创业，从创业异质性角度实证比较不同类型的创业对山东全省以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经济影响，并进一步从创业产业结构变动角度，考察三次产业创业活动及其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弥补了县域层面创业与经济增长文献的不足。

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献研究可追溯到Schumpter等1934年提出的“创造性破坏”理论，即新企业进入市场会打破原有的经济均衡从而引发新一轮经济增长[3]。以熊彼特为代表的德国学派认为，创新和创业是推动经济长期发展和引起经济周期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芝加哥学派在古典框架中纳入创业进行分析，Kirzner认为创业者的活动是获取创新收益的重要来源，创业是实现创新的载体[4]。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关创业的研究开始大量涌现，创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日益成为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关注的重点内容。如，现代管理学之父Druker 提出创业型经济，认为管理型经济会逐步向创业型经济转型[5]；
Romer 的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视为重要的生产要素[6]，Acs等学者提出知识溢出的创业理论，把创业纳入内生增长模型，成为解释创业、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之间作用机制的微观基础[7]。总结现有文献研究，创业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主要有：第一，作为知识实现商业化的重要载体，创业通过知识溢出影响经济增长[7-8]。第二，创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发展[9-10]。第三，创业通过促进市场竞争，提升企业经营效率和企业发展活力，拓展市场需求，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推动经济发展[11-15]。第四，创业通过劳动市场影响经济增长[16-17]。

有关创业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对多国或一国进行整体层面的考察，结论不尽相同，但大多数结论认为创业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例如，Acs等基于美国的分析表明地区经济增长和创业活动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证实了知识通过溢出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创业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载体[18]。Matejovsky等对加拿大的研究显示，以自我雇佣率衡量的企业家精神对加拿大区域发展具有关键作用[19]。不仅是单个国家，Acs对18个OECD国家1981—1998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创业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20]。我国学者李宏斌等、王琨等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也显示创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创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21-22]。然而也有少数研究结论与上述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如，Blanchflower对23个OECD国家1966—1996年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自雇率对经济增长具有负向影响[23]；
还有研究表明创业与经济增长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如Wennekers等使用GEM(全球创业观察)数据对36个OECD国家的分析发现，创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U型关系[24]，而Acs 等通过2003—2006年54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则显示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S型关系[25]。

研究结果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源于考查的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不同。Porter等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所对应的主要发展驱动力不同，随着经济发展会先后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26]。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和证实了该观点。如，Van Stel等对36个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家精神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达国家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而欠发达国家企业家的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用[27]；
宋来胜等对我国的研究发现，创业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在高创新高创业能力地区显著，其它地区则不明显。即使是考察单个产业，影响效应也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28]，王叶军对创业活力影响城市服务业发展的研究表明，我国东部、中部地区的创业活力对城市服务业经济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西部和东北地区则没有显著影响[29]。

由于创业本身存在差异，学者进一步关注到创业异质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差异。创业异质性分类研究中，Anokhin和GEM(全球创业观察)提出“创新型创业”概念，定义为“带来新产品、新服务、新技术的创业”[30]。有学者据此将创业划分为创新型创业和一般型创业进行实证研究，其中前者是指提供新的产品或者服务且具有一定市场定价权和竞争力的创业，后者指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同质性、准入门槛较低，且是价格接受者的创业[31]。也有学者从创业机会发现的视角分为创新型创业和套利型创业[30]，按创业对生产率净贡献分为生产性创业和非生产性创业[32]。GEM根据创业动机分为生存型创业和机会型创业，前者是人们因为得不到想要的工作而被迫进行创业，后者指人们基于创业偏好而主动进行的创业。从不同角度划分创业类型，实证分析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不尽相同。如齐玮娜等基于我国30省市区2003—2011年面板数据的研究表明，在创业活跃地区机会型创业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在创业不活跃地区生存型创业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用[33]。邹欣基于GEM 数据对33个国家2002—2013年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创新型创业可以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且对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要高于高等收入国家，而一般型创业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没有明显影响[31]。然而，创业活动的差异，不仅表现为创业类型，还表现为创业产业的选择，也即微观资源在不同产业的配置。现有研究对创业产业选择及其引起的创业产业结构变动方面关注非常不足。

总之，在创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方面，国内外文献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参考。但县级层面的实证研究非常缺乏，且从微观企业是在资源配置(也即创业产业结构)的角度探讨创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相当缺乏。本文基于山东省137个县域单位的面板数据，考察异质性创业、创业产业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深化现有研究，丰富已有研究成果，亦能提高对策建议的科学性和实践指导的针对性。

(一)数据来源和山东省创业活动的特征性事实

本文数据来自“天眼查”数据库中的工商注册数据以及《山东省统计年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山东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个别区县与年份缺失的数据由各区县《政府工作报告》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补齐，仍无法补齐的极少量数据使用插补法进行填充。“天眼查”数据来源于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各大政府网站的公开数据，有包括企业注册地点、注册时间、经营状态、所属行业以及企业经营范围等的详细信息。通过对工商注册数据进行整理分类，根据创业企业所属地区、行业和产业进行细分，可以得到比统计年鉴数据更为深入细致的各地市每年新增的创业企业数量，以及新创企业所属地区、产业等方面的详细信息。由于新进入某行业或某产业的企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行业或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因而基于新增创业企业数量及其变动的创业产业结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大致反映各地市产业结构调整情况。之所以说是“大致”，是因为工商注册数据库中缺乏企业注销和吊销的具体时间，因而无法计算每年新增企业净值。但总体上处于吊销和注销状态的企业占比非常低，不到0.5%，对本文分析影响不大。

通过对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按照产业进行分类整理，考察山东省层面2008—2018年间每年新增企业数量的变化及其趋势，如图1所示。整体上来看，2013年开始新注册企业数量上升速度明显加大，表明我国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举措是顺势之举。

图1显示：(1)第三产业创业增速大大高于第一、二产业，成为创业最活跃的领域，带动山东省整体创业水平大幅提升。(2)山东省新创企业数量的总体变动趋势与第三产业新增企业数量高度一致，表明山东省的产业重心逐步转向第三产业，传统的工业大省正在经历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阶段。(3)整体上第一产业每年新增注册企业数量相对稳定，且在三个产业中增幅最小，表明农业企业化、产业化经营在稳步推进。(4)第二产业每年新增企业数量，在2013年之后呈现出小幅上升趋势，但远远少于第三产业，且与第三产业的差距有逐年扩大趋势，由2013年的约2/5扩大到2018年的1/6，表明山东省整体产业结构重心转向第三产业。根据分行业的统计结果也验证此结论，2013年之后每年增幅最大的是租赁和商业服务类，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也有较大增幅。

图1 三大产业每年新增创业数量

图2显示的是山东省2008—2018年创新型创业和一般型创业每年新增数量变化幅度。关于二者的划分在下文“变量说明”中有详细描述。可以看出，2013年之前，两种类型的创业每年新增数量的变动并没有明显分化趋势，而在2013年之后创新型创业每年新增幅度大于一般型创业。综合图1和图2的分析结果，有力地证明，2013年起山东省的产业结构已经开始优化转型，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效果明显，技术创新逐步增强，经济增长的新旧动能正在发生良性转换。

图2 三大产业每年新增创业数量

(二)模型构建和变量说明

为解释创业活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构建如下静态面板模型：

lngdp_pcit=α0+α1Eit+α2lnXit+μi+ε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lngdp_pcit为人均实际GDP的自然对数值，表示人均收入增速；
核心解释变量Eit衡量创业指标(包括整体创业活动指标entry_tolit，创新型创业的创业活动指标entre_inoit和一般型创业的创业活动指标entry_norit)。实证研究中采用的创业衡量指标主要有自我雇佣率[34]、创业活跃指数(过去三年累计增加的私营企业数量占当年劳动人口的比值)[35-36]、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29,33,37]、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占总人口比重[38]、新创企业数量[39]、新进企业比率[2,40]，以及以私营和个体户数衡量套利型创业，以高技术企业数量衡量创新型创业[41]。由于本文考察各县域地区的创业产业结构，因而要基于各区县历年国有、民营、个体等所有类型的新创企业数量变动，同时又因为各区县劳动力规模差异明显，仅以新增创业数量来衡量的创业活动不够准确，也会造成数据的非平稳性，所以必须纳入人口基数。基于此，本文借鉴高建等采用的指标——新进企业比率[2](也即每年新增企业数除以当年劳动人口数)作为衡量创业活动的指标，其中每年新增企业数量来自工商注册数据，劳动人口数量来源于《山东统计年鉴》和各地市统计年鉴。

本文对创业类型的划分，参考了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相关文献资料。《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定义，是“指为了增加新知识，以及运用这些新知识创造新的应用所进行的系统性和创造性的活动，该活动仅限于新发现、新理论、新技术、新产品研究与发展”，这与Anokhin和GEM(全球创业观察)对于创新型创业的界定相符[30]。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科技的发展，5G、大数据、物联网等一系列新技术和新服务应用到传统行业，给传统行业的生产和管理方式带来颠覆性改变，在改变供给的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捷，因此，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领域的创业符合创新型创业的定义。本文根据所属行业，将新创企业分为一般型创业和创新型创业。其中创新型创业包括2个行业，即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一般型创业包括15个行业，即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林、牧、渔业，采矿业，制造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由于创业对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作用是创业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路径之一[7-8]，因此，本文引入的另一解释变量为创业产业结构IND(也即第一、二、三产业过去三年累计新创企业数量分别与新创企业总数之比，对应表1中的fip，sip和tip)，旨在考察某一产业新创企业数量变动，也即创业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构建如下静态面板模型：

lngdp_pcit=α0+α1INDit+α2lnXit+μi+εit。

(2)

另外，为提高估计的准确度，添加控制变量Xit。参考以往相似研究，本文选取物质资本mc[29]、人力资本hc[42]、对外开放度ol[22]、金融发展程度fd[39]和政府支出规模gs[22]作为控制变量。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乏县域层面平均受教育年限等数据资料，且部分区县没有高等院校，因而人力资本指标的选取参考吴玉鸣的做法，采用中小学生在校学生与人口数的比值[42]。一方面，在县域地区中，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劳动力是劳动市场的主力军，而高等教育资源在县域地区之间差别较大，使用中小学在校学生数与人口数的比值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是合适的[42]；
另一方面，县域层面每万人中的中小学生人数，大致能反映本地区对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吸引程度，因而可以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指标。

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山东省统计年鉴》《山东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影响以及数据平稳性，对所有的控制变量取ln。实证分析所采用的变量、计算方法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实证

鉴于静态面板模型可能遗漏被解释变量自身的动态演进关系而造成估计结果偏误，进一步使用含有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动态面板进行拟合，若滞后一期被解释变量系数显著，扰动项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情况下，使用动态面板进行估计更符合本文所研究内容，结果更加准确。通过Arellano-Bond检验和Hansen检验确认以上条件得到满足后，使用系统GMM对以下两个动态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拟合结果和检验结果展示在表2。

lngdp_pcit=α0+β1lngdp_pci，t-1+α1Eit+α2lnXit+μi+εit，

(3)

lngdp_pcit=α0+β1lngdp_pci，t-1+α1INDit+α2lnXit+μi+εit。

(4)

其中，下角标i=1， 2…i=137代表山东省137个县域单位，t代表年份，t∈[2008,2018]。μi为不同城市的个体固定效应(个体异质性)；
lngdp_pcit为各区县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以2008年为基期，使用市级GDP折算指数对各区县各年度的GDP进行平减得到实际GDP，再除以当年人口总数得出实际人均GDP。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创业，分3个角度进行实证分析，也即所有行业整体的创业活动(tol_entre)，以及按异质性分为一般型创业(nor_entre)和创新型创业(ino_entre)。在分产业进行实证分析时，考虑到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一段时间，故仅用当年新增创业数量不能很好地反映，因而借鉴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指数计算所选取的时间长度，选取过去三年累计新增创业量作为计算标准。实证分析中具体使用的各产业变动指标通过每个产业过去三年新增企业数量除以过去三年新增企业总量而得，作为第一、二、三产业结构变动的量化指标。

尽管动态面板模型通过包含动态变化特征，进而减轻了内生性偏误。但根据前文文献梳理，创业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性，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创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差异；
如果主观地把样本分成高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地区，难免造成选择偏差。为克服主观设定结构突变点带来的偏误，本文进一步以实际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为保证面板门槛模型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需要对门槛效应是否存在，以及门槛估计值是否等于真实值进行检验。经检验，所涉及的模型大多为双门槛，且门槛估计值在95%置信区间内，结果见表3。构建的门槛模型为：

lngdp_pcit=α0+α1Eit·I(gdpit≤r1)+α2Eit·I(r1r2)+α4lnXit+μi+εit，

(5)

lngdp_pcit=α0+α1INDit·I(gdpit≤r1)+α2INDit·I(r1r2)+α4lnXit+μi+εit。

(6)

I(·)为示性函数，括号里边表达式若为真则I(·)=1，若为假则I(·)=0；
地区实际人均生产总值gdpit为门限变量，r1为第一个门槛值，r2为第二个门槛值；
其余变量含义保持不变。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1.创业异质性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2中系统GMM对动态面板的拟合结果显示，山东省整体创业活力指标entre_tol系数为正且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省级层面上创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创业进行异质性分类考查结果，拟合2中创新型创业的创业活力和拟合3中一般型创业的创业活力系数值均在1%置信水平下显著，表明两类创业均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具有积极影响，但前者明显大于后者，说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创新型创业活动更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表明，山东省正处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期和新旧动能转换期，近年来一致致力于对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级，大力倡导以创新为驱动的发展模式，涌现出一大批创新型企业，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成效明显。另外，使用静态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结果也得到同样结论，限于篇幅不再展示。

2.创业产业结构及其变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2中拟合4、5、6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新创企业总量中，第二产业企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企业占比上升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且根据系数绝对值大小，第二产业创业占比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第三产业创业占比上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这意味着，山东省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还处在攻坚期，第二产业的发展已相对饱和，山东省经济要持续快速增长，应当减少资源型、重型化第二产业企业的创业增量，着力促进第三产业创业。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产业创业占比系数在两种估计方法下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值显著为正，而系统GMM估计方法估计值并不显著，考虑到农、林、牧、渔分散生产的特性，也即工商企业注册信息没有反映绝大多数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户的行为，所以根据工商注册数据的指标计算，不能完全体现第一产业的实际创业情况，得到的结论不一定稳健，因此不把第一产业作为分析重点。

表2 创业异质性、产业结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

3.创业异质性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门槛效应

以实际人均GDP为门槛变量，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探究创业异质性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因经济发展水平而存在差异，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创新型创业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存在门槛。结合固定效应和系统GMM的估计结果，表明在任何经济发展程度的地区，创新型创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都非常显著，且大于一般型创业。而山东省整体创业和一般型创业活动的经济增长效应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拟合7和拟合9在第一门槛区间和第二门槛区间系数并不显著，在第三门槛区间则显著为正，说明无论是山东省整体创业活动，还是一般型创业活动，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整体性创业和一般型创业对经济增长均显著的推动作用。可能的原因，高收入地区容易吸引和留住人才，人力资本水平较高，高校和科研机构更集中，这些高校和科研机构往往有知识外溢效应。当然，是否是由于人力资本等原因导致创业对经济的影响具有区域差异性，还有待于进一步实证分析。从门槛估计值看，拟合7、9的门槛估计值相同，各变量估计系数也较为相近，说明山东省一般型创业在整体创业中占主体，主导着总体的创业效应，应当大力鼓励创新型创业。

表3 创业异质性、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

4.创业产业结构对于经济发展影响的门槛效应

以实际人均GDP为门槛变量的分析显示，随着实际人均GDP的增加，第二产业创业占比系数从-3.09变化到-1.86再到不显著，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新增创业中第二产业企业的增加，会对经济增长带来负的边际影响，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负向影响的幅度在降低。而第三产业新增企业占比的变动系数的变化与之相反，从不显著逐渐正向显著。因此低收入地区应当降低工业和建筑业新创企业增量，降低第二产业创业在创业总量中占比，为第三产业创业活力的释放提供空间，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此时创业总量中第三产业创业占比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表明在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新增创业总量中第三产业创业数量相对较少，处于边际影响力上升阶段，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和占比，才能彰显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即第三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随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而逐渐增强。

从具体的门槛估计值看，为促进经济增长，人均实际GDP超过7.729 2万元的地区应大力鼓励第三产业创业，在5.376 8万元至7.729 2万元区间的地区，加大第三产业创业的同时也应兼顾对第二产业创业的调整，低于5.376 8万元的地区，应重点推动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降低第二产业创业占比，释放经济潜力。

5.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替换控制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如表4、表5所示。把原有模型控制变量人力资本lnhc计算方法变换为中小学专任教师数/人口总数，Eit的计算方法由原来的当年新创企业数量/人口数变换为过去三年累计新增创业数量/人口数(借鉴中国私营企业创业指数的计算方法)，INDit的计算方法由过去三年新增企业数量与过去三年新增企业总量比值变换为过去六年新增企业数量与过去六年新增企业总量比值。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创业和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创业会受到过去经济增长的影响，故本文通过延长核心解释变量在计算时所选取的时间跨度，使之包含更多过去的信息，提高所得结果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1)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2)

替换变量后对所有的模型进行重新估计。对照回归结果检验上文中得出的结论发现所有结论仍然成立，说明本文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槛模型和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基于2008—2018年山东省137个县域的面板数据，探究创业异质性、创业产业结构及其变动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结论有：第一、总体创业活动对山东省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创新型和一般型两类创业均对经济有积极影响，且不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前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都显著于后者。第二、创新型创业的经济效应不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而有差异，而一般型创业和山东省整体层面的创业活动，只在高收入地区具有明显的经济促进作用。第三、全省层面上新增创业中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拉动作用，且在高收入地区第三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显著，表明创业资源更多向第三产业配置，经济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第四、不同产业创业的经济贡献存在门槛效应，人均实际GDP超过7.729万元的地区应大力鼓励第三产业创业，在5.377万元至7.729万元区间的地区，加大第三产业创业的同时也应兼顾对第二产业创业的调整，低于5.377万元的地区，应重点推动第二产业的转型升级，降低第二产业创业占比。第五，第一产业创业活动的经济影响，不同估计方法结论不一致，但第一产业创业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没有负向影响。

政策启示为：一是大力鼓励和支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通过有针对性地引导创新型创业和制定区域产业发展政策，能提高山东省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均衡发展。二是各地应当大力引导、鼓励和支持服务业创业，通过引导创业资源的配置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并充分发掘第三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三是要充分认识当地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主要驱动力，因地制宜地制定创业政策，高收入地区集中引导发展第三产业及其集聚，低收入地区重点在于引导第二产业与其它产业地协同发展，并为第三产业创业释放活力提供空间；
四是第一产业要加强与第二、三产业的融合，形成“新六产”，充分释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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