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恩全 田 瑞

后疫情时代是伴随着季节交替、国际回流等因素而产生的疫情小规模暴发的时期，此时传播学领域内的学界研究呈现出多主体、多维度、多层级的特点，“后疫情时代和疫情时代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时间界限,很难用一条横杠将两个时代严格区分开来。”①但不断改变的社会情境打造了新式的社会生活模式，脱域式社交活动的崛起、全沉浸式数字化体验升级等等，加速了人类拟态化的进程，放大了日常生活中在缓慢进行的社会实践和行为模式，重构了人们的社会心理模式，也为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们生活于现实与虚拟两个社会②，现实中的信息传播渠道不仅连接了受众与信息，也连通了现实与虚拟，“无处不在的场景入口，使受众可以自由地获取可供选择的任何信息”③，人们在网络发表言行，打造前台形象，撰印自身的刻板印象，个人意见的交互与统合形成网络社会中的公意，亦即舆论。在李普曼看来，舆论并非先天自然的存在而是后天人为的创造，背后意涵着权力机构对于人性弱点的利用和操纵。早期，中国的新闻舆论观念援引自西方，因此难逃精英主义视角，强调从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视角及以传者为中心的框架下探析大众思想的影响与指导作用。④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善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思想成为新闻舆论研究的普世观，正如张友渔所言：“唯有人民自己制定、执行由人民选举并最终受到人民监督的法律才能真正保障新闻自由。”⑤国内针对新闻舆论的研究可以统合于舆论过程研究和舆论结果研究两个范式集合，舆论过程研究注重舆论生成的主观臆想（情感、言论、反馈等）、客观要素（中介、议题、场域等）；
舆论结果研究则从社会实际现象出发，以舆论反转⑥、舆论引导⑦、舆论危机⑧等为阐述主体或论述对象，注重于社会现实需求，对现实社会未来发展、网络生态建构及网络社会治理提供有力支撑。

（一）现实到虚拟：可供性助力沉浸式新闻生产

沉浸式新闻（Immersive Journalism）是指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通过摄像机采集新闻现场信息，再现新闻事件全过程的拟态场域，用户可以通过佩戴相应的设备融入其中，从而增强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它所实现的传播效果是“让人看不到、摸不到、觉不到的超越时空的泛在体验。”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央视特别推出“全景看战疫前沿”报道，而该报道正是通过VR技术360度还原疫情现场，让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有了全面的了解。通过这种沉浸式新闻所带来的临场感的传达，助推我国防疫政策的实施，为我国各项防疫活动的开展扫除了障碍。

从现实播报到拟态场域再现，可供性充当了有力的推手，詹姆斯·吉布森最早对其进行定义，指代环境属性所带来的人们实施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而伴随人类能动性在环境属性变动中的作用增强，媒介可供性、技术可供性等一系列可供性研究范式逐渐出现。我国学者潘忠党于2017年首次将“媒介可供性”概念引入我国传播学界，并统列出了生产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移动可供性三个要素。首先，从生产可供性视角中审视沉浸式新闻，其背后体现的是网络通信技术的升级，更大的传输渠道、更快传播速度优化了现有的新闻内容生产格局，凸显用户个性的自由视角出现，而“云采编”场景的建构更推动了行进式新闻内容的生产与分发。其次，在社交可供性视角下，沉浸式的新闻叙事不再是单向的新闻信息传递而是行为主体与叙事场景的互动，实现了媒体可传情、可致意的功能。最后，在移动可供性的视角下沉浸式新闻突出表现为“在场”，通过简单的连接设备就可以实现个人在过去或未来叙事情境中的“在场”，推动虚拟与现实的结合。

（二）分散到聚焦：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回归

社会化媒体的出现使得每个人拥有了发声的机会，主流媒体对于舆论事件的报道也往往被多方话语所冲淡和解构，难以形构主流舆论场地。而后疫情时代的当下，从新冠肺炎疫情阴霾中走出的人们，对国家政府及官方媒体更加信任，使得主流媒体的话语权逐渐回归。网络舆论代表着网络社会大多数网民的集体意见，而在舆论发展演化的过程之中，主流媒体的及时发声是舆论引导关键的环节，尤其在突发事件中，网民往往被单一言论所裹挟，无法从全方位的视角去审视事件的经过，只能从各类媒体网站中取得分散性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所具有的分散性特征又会带偏甚至极化信息接收的个体或群体，因此及时的发声止谣是主流媒体的应然之态和必然选择。

谣言止于智者。主流媒体的发声意味着多数网民对突发事件整体情况有了相对精确的把握和统一的认识，实现了话语的聚焦，舆论场的统合。例如在此前出现的“西安孕妇”事件中，西安卫健委的及时介入调查以及官方媒体的及时发声使得网民对该事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及时抚平了网民的极化情绪。

（三）个性到共性：关系链下圈群属性凸显

媒介技术的可供性让社交媒体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展和转变，近年来网络社会也逐渐由各自为营的松散型节点向更为紧密的组织型发展，呈现出圈群化的发展趋势⑩，这种新生的网络组织形式引起了传播方式的变革，原本松散离散的个人节点依赖技术可供性提供的圈群化可能实现了聚合，这种技术的可供性体现于社交媒体社会关系链建构下的好友添加选项；
建立于意见领导和情感认同之上的关注与订阅按钮。每一个选项和按钮的点击背后都意味着一个新圈群的产生。

国外学者托夫勒将社会发展划分成四阶段，即史前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⑪，而学者刘明洋在此基础上提出各个社会时期圈层建立的内部逻辑意涵着“血缘逻辑、地缘逻辑、业缘逻辑和趣缘逻辑”⑫。网络圈群建构的内部逻辑除了上述所说的血缘逻辑、地缘逻辑、业缘逻辑和趣缘逻辑，还应包含网缘逻辑和闪缘逻辑。血缘逻辑所建构的网络圈群是依附于个人强关系链条的亲朋好友的集合；
地缘逻辑是嵌合成员地理层级要求的网络集合内层逻辑，建构地理位置要求的人的集合；
业缘逻辑构筑的是个人社会角色关系链集合；
趣缘逻辑在当下互联网社会展现出强大活力，它是用户离身化网络活动中所表现的情感认同、价值取向的深层逻辑，通过相同的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建构相应的网络圈群。网缘逻辑是指网络技术革新带来的拟态空间的群集可能，具有依托于网络节点的泛在性。除此之外，本文还提出建构网络圈群新的内部逻辑——闪缘逻辑，它建立在学者提出的泡沫圈群⑬的基础之上，意指一种随时建构或随时消散的圈群聚集逻辑，具有边界模糊、虚实交错的特点，但却可以通过用户个人的收藏、转发或再检索完成再定位，从而实现由虚拟向实在的转变。

网络圈群的建构意味着传播方式的变革，后疫情时代人们和社交媒体呈现出惯习式的生存样态，这更加剧了传播模式的革新速度。圈群化传播，既描述了传播的基本单位也说明了传播的概念形式。人们基于一定的逻辑需求构建起网络圈群，圈群之间的信息传递依靠不同圈群中相同成员的涵化来实现，圈群传播的传播效果受到传播主体的信度和效度影响。如图1所示，圈群A中的信息接受者是圈群E中的传播主体，他将在圈群A中所获得的信心传输到圈群E或者其他圈群中。传播效率越快，效度越高，圈群越聚合，效率越慢，效度越低，圈群越离散。传播主体信度越高，传播效果更好，刻画的传播主体形象越高大，越容易出现在圈群的中心，反之亦然。圈群化的传播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新冠疫情信息，而处于该圈群中的人们往往会将该信息发送到家族群、老乡群或者朋友圈。后疫情时代圈群化的传播方式仍然延续，这种传播方式的嬗变横亘于技术发展和时代变迁的整个时期，变现出历时性和动态性的特征。

图1 圈群化传播可视化模型

（一）沉没螺旋引致单向度格局

后疫情时代下，社会化媒体平台成为舆论发声的新阵地。不同于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社会化媒体平台所具有的包容属性为普罗大众提供了自由言论的平台。而在这样一个缺乏权威管理的自组织言论集群中，沉默螺旋效应尤为凸显。沉默的螺旋最早由学者伊丽莎白·内尔-纽曼提出，指代人们在意见发表过程中存在的多数观点压过少数观点，使持少数一方意见的人逐渐趋于沉没或转向多数意见的社会现象。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受制于平台对评论内容的设置，人们往往综合精力成本选择阅读被多数人所认可的意见而放弃后置于评论尾部的少数意见，难以全面地看清整个舆论，从而产生了一种意见趋于统一但正确性不明的单向度格局。

（二）网络低门槛推动主体多元化传播

从最初的2G通信技术到现在的5G通信技术再到未来即将登上时代舞台的6G通信技术，这不仅单纯代表网络带宽的扩宽，更代表着与其相配套的现代技术的变革与演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而技术的不断发展进一步降低了用户接入互联网的准入门槛，媒介形式的更朝迭代驯化人们的使用习惯，移动手机设备成为人们的宠儿。社会化媒体平台的建设为用户提供了在网络社会中发声的机会，拟态化的网络社会的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平等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网络人士群体来源和影响力的广泛性。⑭人人拥有网络社会的发声话筒，可以在“两微一抖+快手”等的新媒体平台发表自己的观点，可以根据自身习惯选择图文、音频、视频等多元化的媒介形式利用平台本身所具有的分享功能进行多级传播，从而助推舆论群体多元化传播，营造网络社会独树一帜的舆论格局。

（三）疫情阴霾形构权威认同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速效化应急处理机制赢得了国际认同及称赞，激发了集体使命感强烈的国人的家国情怀。集体记忆回涌达到个人情感的认同的高潮，加上新闻报道的量化呈现及国家治理的优劣对比，强化了人们对于国家政务机构举措的认可和官方媒体话语的信任，从而形构了后疫情时代下的权威认同。

（一）网络匿名、算法加持带来的主观难题

互联网成为当下的主要舆论场，不仅是因为网络社会所带给我们的丰富的信息资源，还有它所赋予我们的言论自由。但是网络匿名性的存在使网络社会中的用户可以不受法律或道德约束地发表不负责的言论，提高了舆论监测的成本。而突发公共事件的舆论也极易在这种不负责的心理引导下演变成非理性的群极事件。

除了网络社会所具有的匿名性，平台算法的加持也增加了舆论管控的难度。时下的多数社会化媒体平台通常是以信息内容的流量属性为推荐依据，即信息收获的流量越多，越会被更多的人关注。但这种“流量至上”的推荐方式忽视了社会化媒体平台该有的社会责任，阻碍了舆论的有效引导。

（二）危机索引、群体狂欢带来的客观难题

“索引性”是理解网络舆论与社会危机之间关系的关键概念⑮，后疫情时代突发事件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传播效力和影响力，用户主观层面的危机索引成为舆论引导的客观性难题，其内部是对个人好奇心、信息知识索引的统合，主动的索引意涵着用户对舆论的关注，危机索引致使的舆论凸显使用户重新卷入舆论的漩涡。

学者巴赫金提出狂欢理论，并将其换分为三个层级：狂欢节、狂欢式和狂欢化。狂欢节是现实层面的对于世界感受的意涵，狂欢式则是对于精神层面的信仰和仪式的崇敬，狂欢化则是身体与思想的解放，意涵着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控制。例如现在的电商直播间营造的便是狂欢化的氛围从而诱导受众消费。群体狂欢使人们的言行更趋感性，注重于言语情感的陈述而忽视了事实真相的揭露，因此突发事件发生的舆论发酵不仅是真相浮现的过程也是解构狂欢重回理性的过程。

（一）创建实时主流舆论场并统合好其他舆论场

互联网时代赋能个人参与舆论传播，建构了不同意见主导的舆论圈子，圈内同声意见相互影响，深化人们已有的观念及认知，通过将社会场、媒介场、政治场与受众的心理场融合在一起,产生互联网舆论场⑯，意见领袖、议题、成员及传输渠道构成了动态发展的舆论场所。因此，后疫情时代下，针对突发事件所产生的舆论，主流媒体应当建立舆论源头探索和及时发声机制，坚持人本主义思想，理清舆论产生内因，对源头问题进行弥补或解决。

此外，主流媒体还应不断提升舆论掌控的话语权，议题的产生展现的是拟态社会潜在问题的涌动，议题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取向及相关程度是舆论走向的基础，因此主流媒体不仅要提升话语传播的效度还应增强舆论管控的力度，加强对意见领袖的引导，统合好其他舆论场的主导意见，营造良好的舆论生态。

（二）搭建非常态化的应急传播体系

后疫情时代，受制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社会呈现出风险常态化的时代特征，同时网络社会所具有的拟态化、离身性等特点，驱使人们争相涌入，致使现实与虚拟逐渐分离，凸显于政治、经济、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逐渐失衡、网络亚文化的浮现等等。现实社会也因独特的时代属性，呈现出特殊的情境和语境，疫情相关的衍生报道成为后疫情时代下的主流传播内容。

德国社会学家尔里希·贝克曾提出:“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⑰而构建应急传播体系是对风险社会认知的肯定。构建应急传播体系首先要确定好政府机构及政务媒体的主体地位，只有树立正确的舆论引领者，才能引导舆论正向发展。

应急传播体系要具备系统性，即针对不同性质的突发事件，要统筹多种传播机制，尤其注重在自然灾害引发的突发事件舆论中物理传播机制的建设，随着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被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的文化事业重点工程，应急广播公共服务⑱成为应急传播体系建设的重要一环。非常态化的应急传播体系在实践中实现了自身的不断升级与完善。

（三）建立三级舆论引导格局和监管机制

三级舆论引导格局，即社会主流媒体立足于时下的舆论，把握舆论发展的关键节点，建立有效的意见领袖沟通机制，通过网格化管理增强舆论引导的效力。首先在关键节点把控方面，监控舆论趋向，审时度势发布权威言论，及时引导舆论向常态化方向发展；
其次，对舆论呈现出的流量节点进行掌控，及时与相关意见行为主体进行沟通，向其说明舆论问题的严重性及所关注舆论事件的具体走向。对于发声人即舆论发生起点的情况，相关部门要及时调查舆论背后所呈现的具体问题，及时解决民众问题或对谣言主体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进行惩戒；
再次，结合网络社会所凸显的社群属性，通过入圈入群的方式去争取受众、获得关注、传播开来⑲。最后，建立智能化网格城乡管理机制，通过政府带头，由上到下、全员落实、实时更新、智能填报和检索，从而实现现实情境中的舆论引导。

建立个人、平台和国家政策的三维监管机制。个人层面，受众自身首先应当提升自身的媒介素养，对于从网络中获取的信息，一定要辨别真伪。同时，对于网络上的谣言及时监察举报。平台层面，要深化议程设置，强化内容审核，推行网络实名，出现问题及时发现并治理。最后，国家层面要加强主流思想的引导，出台法律法规或政策决议指导舆论监管过程中存在的无法可依、无据可查的问题。提升政务媒体新闻信息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注释：

①丁柏铨.后疫情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与社会治理［J］.新闻爱好者,2021(05):4-9.

②李普曼.舆论学［M］.林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③张成良：《融媒体传播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4页.

④朱清河,宋佳.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思想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反思——基于张友渔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背景的考察［J］.新闻春秋,2021(04):87-96.

⑤朱清河,宋佳.中国共产党早期新闻思想的理论探索及其当代反思——基于张友渔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形成背景的考察［J］.新闻春秋,2021(04):87-96.

⑥王国华,闵晨,钟声扬,王雅蕾,王戈.议程设置理论视域下热点事件网民舆论“反转”现象研究——基于“成都女司机变道遭殴打”事件的内容分析［J］.情报杂志,2015,34(09):111-117.

⑦计永超,刘莲莲.新闻舆论引导力:理论渊源、现实依据与提升路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23(09):15-26+126.

⑧王国华,魏程瑞,杨腾飞,钟声扬,王戈.突发事件中政务微博的网络舆论危机应对研究——以上海踩踏事件中的@上海发布为例［J］.情报杂志,2015,34(04):65-70+53.

⑨李沁.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43.

⑩崔家新.网络社群的圈群化转变：动因、影响及应对［J］.宁夏党校学报,2020,22(04):105-111.

⑪阿尔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黄明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

⑫刘明洋,王鸿坤.从“圈层传播”到“共同体意识”建构——基于2011—2018年“十大流行语”的话语议程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9(09):56-62.10.19393/j.cnki.cn11-1537/g2.2019.09.024.

⑬张成良,王国芸.云端社群：虚实泛化中的关系研究与模型探索［J］.中州学刊,2021,{4}(06):161-166.

⑭刘腾飞.新时代网络人士统战工作研究［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21(04):61-64.

⑮焦玉良.危机索引与资源约束:网络舆论的功能分析——对红十字会危机的解读［J］.新疆社会科学,2016(02):131-136+162.

⑯赵姗.互联网舆论场视角下主流话语引导力提升的精准化设计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03):12-19.

⑰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⑱李晓北.应急广播：现代化应急治理体系的创新［J］.青年记者,2021(17):16-19.

⑲丁建庭.“圈群”时代新闻媒体在应急传播中的作用［J］.青年记者,2021(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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