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成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青年马克思以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之谜”的解答为思考线索，第一次系统探讨和阐发了刚刚形成的新世界观——共产主义思想。由于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这一时期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述表现出理想化色彩，并且还带有明显不成熟性和过渡性特征，但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详细论证是打开“传统共产主义理解何为、为何”的钥匙。

共产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关系着共产主义运动方向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前途，具有较强的导向作用。其中，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与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学说的理解具有直接关联性。基于《手稿》，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反观趋向于物质化的传统共产主义理解，其一定程度上具有历史合理性，因为时代发展水平及当时的社会条件决定着处在那个时期的人民大众最关心外在的“物质状态”。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执政党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凝心聚力，为使人民大众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首先也需要解决人民最为急迫的生存问题，以给予人民更加直观、可摸可触的劳动果实。

时代持续发展变化加剧了社会的复杂性，传统物质化的共产主义理解必然受到追问，新时代该用怎样的话语继续倡导共产主义理想？这是当今时代发展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结合《手稿》中关于马克思共产主义观点的总提要，即“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共产主义是一种运动”“共产主义并非人类的最终理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对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传统共产主义理解进行再思考，对重新认识共产主义的实质与核心、重新确立“人的本质的复归”的价值理念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产主义理想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及实现无产阶级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科学学说。在共产主义理论指导下，共产党人始终将共产主义作为追求的理想目标。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共产国际的成立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指导与帮助，社会主义由理论走向实践。作为20世纪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前苏联在《苏共纲领》中对共产主义作出的阐释影响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包括：将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理解为“生产资料单一的全民所有制”；
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人类整体的全面发展”；
把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追求物质需要的社会经济形态与“劳动的社会”；
片面强调生产力发展，仅仅从财富的增长和分配来理解共产主义中“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基本原则[1]。新时代之前的中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及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理解深深打上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烙印。为应对近代中国面临的生存、发展难题，中国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的传统理解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均表现出物质化的特征。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就已经产生了初步认识。这一时期中国处于革命战争状态，“中国何去何从”这一问题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的探索目标。正值中国“寻医治病”之时，俄国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随之掀起了一股共产主义思潮。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应用于解决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解读集中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方法、手段、原理以及对未来社会轮廓的勾勒”，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趋向于前苏联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其中对未来美好社会制度大致框架的初步勾勒就建立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善劳苦大众物质生活上。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并根据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作出的说明①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社会形态按照经济成熟度的不同划分为初级与高级阶段，列宁首次将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提出来，斯大林在继承与发展了列宁的观点之后，依据所有制的不同将共产主义划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对共产主义作出了进一步的理解。毛泽东认为社会始终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社会主义也不例外。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本身又可划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必定是一个“相当长相当复杂的发展阶段”[2]（P114），且过渡需要满足生产力极大提高，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发展条件。在该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改变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大力倡导将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就强调，“既然热心于共产主义事业，就必须首先热心于发展我们的生产力，首先用大力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计划”[2]（P115）。在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上，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实现这一分配原则的基础仍在于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将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条件。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需要思考与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的问题。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国社会生产发展滞后，经济发展滞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观点重新得到重视。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重要论断，“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3]（P171-172）。由此可见，只有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才能满足人民现实的物质需要，才能为以后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

从长远来看，传统共产主义物质化理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从短期来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限致使“物质”成为人们追求的最大目标，此外，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需要千千万万、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理想教育应切合人民大众的实际需要才可能得到广泛认可。因此，以往将共产主义作为“物质标识”进行理解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

（一）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传统共产主义的物质化理解

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起，中华民族不断遭遇敌国外患，内忧外侮的境况致使近代中国民族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历经风雨、饱受磨难，但也在一次次抗争中觉醒、奋起。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历史揭开了全新篇章。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人民成功走出了一条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康庄大道。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处在一个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时期，大多数民众面临着生存困境，于是，国家必须解决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的严峻问题。在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贫富分化越发明显、阶级斗争此起彼伏，国家经济生活受到极大限制，满足吃饱穿暖的基本生存需求成为人民大众的迫切心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依然没有改变生产力落后的基本国情，继续着眼于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从而满足人民大众对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直至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正确认识到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的基本国情，指出中国当前的发展水平仍然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为此，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可见，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最突出的国情就是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直制约着中国的前进步伐。根据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生产落后导致人民大众生活过不去、文化上不去，各阶层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如何改善生活状态、如何提高生活水平上。大众需求停留于生存、生理等较低层次的物质层面，致使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本质内涵不能被所有阶层的人民所理解，尤其是知识水平不高的农民、工人群体。由此观之，只要社会还处于提高人民物质水平、解决民众生存困境的发展阶段，只要社会还达不到物质富足的状态，共产主义的精神盛宴就要往后推迟。所以，共产党人将共产主义话语转化到具象化层面进行宣传，人民大众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物质指标是不可避免的，传统共产主义物质化理解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二）传统共产主义物质化理解为共产主义理想教育作了物质基础准备

理想和奋斗目标对个人的人生历程起着引导作用，是个人思想与行为的定向器，同样地，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对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政党也起着引领与支撑作用。共产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原产物，作为思想与社会制度其已诞生2500多年[4]，是无数人类文明积淀的思想文化成果，书写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共产主义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追求和现实指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阶段。

在《手稿》中，马克思首次全面论述了共产主义，这是马克思早期的共产主义思想，尽管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痕迹，但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反思、继承、发展为其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做好了逻辑前提。这一前提主要表现以下方面，一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反思，这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场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莱茵报》时期的社会动荡不安，普通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众利益被统治阶级剥夺得所剩无几。在这一背景下，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由法哲学批判转移到现实的政治经济学领域；
二是对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批判，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粗陋的原始的共产主义”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实际上是要求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将物质财富看作人的统治力量，没有看到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具有平均主义色彩和反文明性。马克思对这种“共产主义”进行极力批判，指责这种“共产主义”开历史倒车，具有反动性，是人类文明的退化。但同时，他也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所造成的社会矛盾，让“粗陋的原始的共产主义”的物质特征能够最为直观、最为直接地将“共产主义理想”展现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这一“共产主义”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针对“按政治性质是民主或专制的共产主义”“废除国家的共产主义”这两种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这种“共产主义”虽然意识到共产主义不仅是物的问题，而且是实现人的复归，但“因为它还没有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也还不了解需要所具有的人的本性”[5]（P185），没有指向人的物质解放，取得物质财富的能力，“所以它还受私有财产的束缚和感染”[5]（P185），其结果注定驶向“乌托邦”。三是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为早期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场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5]（P156），这一社会现实推动着马克思开始为解决“人”的问题进行不断探索。在现实中，宗教问题、“物质利益难题”、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学说无不显现出关于“人”的问题，这一社会现实呼唤新理论的诞生，青年马克思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勇敢地投身于实现全人类彻底解放的伟大事业中[6]。

由以上可知，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是实现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但也不排斥将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基础，共产主义是在以往发展起来的全部财富范围内的自觉生成。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分为第一阶段或初级阶段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将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所以，也可以说，共产主义理想是一场社会历史运动，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高级阶段需要低级阶段生产力的完满作为条件，正如马克思提出的“两个绝不会”思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7]（P592）在物质财富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尤其是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作为意识形态范畴内的共产主义理想自然被贫苦的人民大众归结为共产主义理想能否实现、何时实现的问题。如果实现这一理想的确定时期不能被明确告知，那么人民大众将会认为这一理想是空想。因此，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宣传不能仅限于毫无现实意义的理论宣传，而更应立足人民大众的现实需要，将共产主义理想化为最为直观的物质标识摆在人民大众面前，让他们能够切身感受到共产主义能为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与好处，促使人民大众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推动人民大众主动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综上，从开展理想教育这一层面来说，传统共产主义物质化理解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8]。

新时代，对传统共产主义物质化理解进行反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现实来看，如今人民大众的需求不仅仅停留于物质层面，而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生存环境优化等层面。这就意味着，传统共产主义物质化理解已不合时宜，我们需要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正确认知和准确把握共产主义话语，实现共产主义理解的现代化；
同时加强并创新共产主义话语传播路向，实现共产主义广泛有效的传播。

（一）新时代对传统共产主义物质化理解进行现代反思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大幅提高，经济实现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迈上新台阶。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长足进步，中国面貌焕然一新，发展之路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极大解放了生产力、释放了社会活力，但另一方面社会也变得物质与功利，大众逐渐被裹挟到无止境的物欲之中。社会上为满足个人利益而牺牲、伤害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导致社会不和谐的现象此起彼伏，不断累积和加深了社会矛盾。此外，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人们向大自然索取资源提供了更多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9]（P170），每一次获得自然福利不是结束而是标志着新一轮满足欲望的开始，资源的有限与人的欲望的无限之间矛盾凸显，导致生态危机向人类步步逼近。面对这一系列的社会弊病，仅从“物质状态”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理解让不少人开始怀疑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和美好性，大大影响了共产主义理想的可信性，从而影响了人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态度[10]。传统共产主义物质化理解显然已不再适应社会。因此，随着时代进步，对传统共产主义物质化理解进行再思考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下，党领导人民走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向共产主义理想迈上一个新台阶，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高度文明”是必经之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11]（P53）；
“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12]（P246）。回到共产主义理想可知，马克思虽然并没有否定“物”的重要性，但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的本质的重新占有，这一主要目标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就要求家家户户达到“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的物质状态和思想境界。因此，对传统共产主义物质化理解的再思考对把握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新时代正确认知与准确把握共产主义话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牢记我们党从成立起就把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而奋斗确定为自己的纲领，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断把为崇高理想奋斗的伟大实践推向前进。”[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怀揣共产主义理想不懈奋斗的过程。实现共产主义理解的现代化，需要正确认知和准确把握共产主义话语。

1.共产主义话语的科学性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以往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憧憬大不相同，它的确立并非一次构建，而是经历了重重考验与论证。在它诞生以前，也出现过一些“共产主义”，但历史上这些“共产主义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么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或为维护阶级统治，要么是因找不到解决现实问题、改变现状的实践主体和理论主体而出现的带有“反动性”或“小资产阶级性”或“保守或资产阶级性”或“空想性”特征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科学理论并非横空出世，而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条件，正如列宁指出的：“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14]（P186-187）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就在于该理论从客观实际出发，将生产力作为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理论与实践的切入点，对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扬弃”，进而产生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在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发现了剩余价值理论。正如恩格斯提到的，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以这两个重要事实为依据的”[15]（P461）。另外，从未来发展方向来看，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还是对社会发展趋势作出的一种大胆预测，但这种预测并非超越时空界限对未来社会进行详尽的刻画，而是依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发展规律，指出未来社会状态应是“每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其价值指向符合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马克思共产主义话语的科学性在其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及价值归宿上被深刻地体现出来。

2.共产主义话语的发展性

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状况的批判与否定，是对时代困境的回应，也是对“人类向何处去”作出的科学指引。马克思阐明共产主义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资本主义社会并非一次性就能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为此提出了共产主义阶段论，阐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内含有发展进阶关系，即共产主义理想也有阶段性特征和阶段性目标，初级阶段应达到生产力极大提高，高级阶段就是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高级阶段需要低级阶段的发展为其奠定物质基础，高级阶段是低级阶段的归宿。马克思还阐明，“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态和有效的原则，但是，这样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5]（P197），“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16]（P223）。这一经确立就成为人类社会现阶段追求的社会形态，并不意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止。所以，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强调共产主义以前的人类社会都只是人类社会的“前史”，共产主义并非人类的最终理想，共产主义阶段也并非人类社会最后的归宿，人类社会发展没有终点，而是在实践中不断超越自身，又不断驶向一个新的阶段。这些都证明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死的“理想社会”，而是在社会不断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得到构建与完善。中国在传播共产主义话语的过程中，没有将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仅仅作为理论概念对人民群众进行教条化宣传，而是不断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对共产主义理想进行传播，旨在说明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性，进而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下，明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还应该做什么及该如何去做”等问题。

3.共产主义话语的实践性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并作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论断。但马克思也指出，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需要满足一定的内在条件，“两个必然”还需要在不断提高生产力的实践中去实现。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并没有停留在观念上，共产主义理想也非凌驾于实践活动之上的“空理论”，而是存在于实实在在的实际行动之中，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在人类历史运动中经验地诞生出来的。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主要体现于无产阶级与现存社会的斗争运动及不断扬弃自我异化的运动。从共产主义理想形成过程看，以往“共产主义”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弊病与缺陷，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产生的基础条件，没有以往“共产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探索，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社会现状的考察与揭示，就没有马克思共产主义。从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条件和路径看，共产主义理想“坐等”不来，它的实现不仅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作为基础。在中国，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致力于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和建设中，使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实践表明，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需要将其融入伟大实践中，并不断肯定其现实力量。

4.共产主义话语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是属于人的理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
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P11）。马克思共产主义理想的主要特征是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正确理解共产主义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现实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成为真正理解共产主义、形成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关键所在。所以，早期共产党人基于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正确认知与深刻认同，将其变成了自身的理想信念和追求的坚定目标。此外，共产主义理想本身与中国现实有着天然联系，早期中国局势混乱，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探索救国之路时，俄国的胜利让他们看到了中国“活下去、继续走下去”的希望，这也为共产主义理想深入中国人内心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时，就毫不掩饰地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就是“人民立场”，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就是党奋斗的目标。历史实践证明，共产主义话语传播的过程，既是将人民的根本利益贯穿于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活动中，明确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过程，也是党时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理论需求和根本利益继而让人民群众产生思想情感认同的过程。在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话语传播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关注人民所思所想，始终贯彻群众路线，从主要矛盾出发明晰人民群众当前的根本需求，从而对症下药开出人民满意的良方。由于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与传播直接关系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成效，所以这一过程需要充分考虑到人民群众对理论的接受能力，尤其是深入基层，实现共产主义话语的本土化、通俗化，使共产主义真正浸入人民大众的心里，从而不断推动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三）新时代加强并创新共产主义话语传播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17]（P11）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不断加强并创新共产主义话语传播路向，不断凸显共产主义话语的本质特征，从而增强共产主义话语在新时代的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1.实现共产主义话语的时代性诠释和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18]（P13）真理的实现需要恒定不变的目标信念。迄今为止，共产主义理想目标一直是人类社会追求的崭新阶段，但其理论要伴随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要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相适应。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表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整整存在36年的主要矛盾，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更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已经处于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上；
2021年，中国已经摆脱绝对贫困，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这一系列惊天动地的变化也意味着共产主义理想在这一时代的推进不能局限于以往“物质化”特征的传播，而应以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为切入点，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传播。共产主义话语的理论创新应该诉诸于人民群众所关注的、关心的实际问题，结合时代实践特色和重点热点问题开展共产主义话语的传播，避免人民大众从主观上对共产主义这一远大理想产生片面化甚至歪曲、错误的理解与认识，同时，将共产主义理想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推动实现共产主义话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具有天然亲近感的文化对国人进行熏陶，以进一步引发中国人民内心深处对共产主义理想的认同和接受。

2.将“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贯穿于共产主义话语传播全过程

“民之所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传播坚持的价值目标。当前，把“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之中，贯穿于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之中，共产主义理想才能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精神支柱和精神武器。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指导下，找到了推翻资产阶级建立共产主义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将以民为本这条红线贯穿于中国发展进程，是中国取得当前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由此可知，将“以民为本”的价值导向贯穿于共产主义话语传播过程中，是中国共产党保持纯洁性和先进性的前提条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的源泉动力。一旦偏离这一价值导向，马克思主义真理会走向谬误，中国共产党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新时代加强共产主义话语传播，必须在制度设计、法律设计、规则设计等顶层设计层面坚持以“民之所望”为“政之所向”的价值导向。共产主义话语的主要传播主体——广大党员干部，在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时要始终保持与为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在工作生活中杜绝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门面工程”“政绩工程”，遏制一切歪风邪气，保证党内党外的风清气正。同时，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的过程中要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将共产主义理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掌握共产主义的理论实质与内在逻辑。让有信仰的人来讲信仰，以推动共产主义话语在人民群众中的有效传播。

3.始终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提出的“两个必然”，深刻阐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斗争，并提出胜利必将属于社会主义。马克思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两个绝不会”的著名论断作为“两个必然”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过：“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我们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就认为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就不去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19]（P5）所以，在进行共产主义话语传播时，既要阐明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还要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联系，在历史进程中以发展的眼光审视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成就，通过生动的历史实践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具体阐发。2018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辩证关系，既不能离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民族复兴的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也不能因为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就讳言甚至丢掉远大理想。”即只有在坚守前者的基础上才能正确地践行后者，前者为后者提供精神支撑和强大动力，也只有将前者阶段化为后者，基于具体实践的理想才不会沦为空想。因此，新时代共产主义话语传播需要在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趋向理论的互动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

4.立足人的生存本质

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5]（P185）。共产主义的占有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占有，其主体是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即人的全部器官同对象发生全面的人的关系，“通过人”“为了人”都是对“现实的人”的主体性的确认。在私有制下，人的全面性、丰富性是全然丧失的，人对待物的方式，就是将其作为可以实用的客体对待，表面看起来体现出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但实际上，人以这样的方式对待物，导致物对人的统治，人作为非人存在。对物的这种占有也就意味着人的自我丧失，人逐渐沦为一种失去主体意识的“异化的人”，共产主义的实现就是要扬弃这种“异化的人”。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5]（P189）。这一论述使人从片面且狭隘的占有观中解放出来，这时候的人才是非分裂非异化的人，而是同别人同社会一致的人。这时候的人所面对的自然界和社会这个对象世界也才成为真正的人所应能占有的对象世界，人才能从对象所具有的、体现了人自身的全部丰富的本质力量中确证自己、肯定自己，且发展自己的人的本质。所以，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5]（P189）。因此，在物质相对丰沛的现代社会，对共产主义话语的传播，需要从人的生存本质出发，观照相较于物质层面更高级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层面。深刻阐明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生存才会超越物质满足，才不会发生异化，因为在那里，对人的自身存在和价值的确证不再需要通过外在财富、权力等标签式的存在来体现，每个人都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既立足于物质生存又超越物质生存的人生追求与境界。因此，从公民个人生存发展利益切入，更有利于赢得人民大众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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