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春玲，叶 樱

(龙岩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龙岩 364012)

强化理想信念的机制，是指巩固和坚定理想信念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形成的运行模式。大革命失败的逆境催动中国共产党人奋进，使他们重新谋划未来。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重新确立了党的革命方向。八七会议后的一个多月，中国共产党放弃国民党的旗帜，“从此之后，便是举起苏维埃的红旗为中国革命唯一的旗帜。”[1]在苏维埃革命红旗的指引下，党领导工农群众重新集合起来战斗。中国革命开启创立、巩固、发展苏维埃的革命时期，也称苏区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高扬革命理想信念，实践革命理想，在全国各地创建苏区。同时在极为艰险的苏区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强化理想信念，并形成了巩固理想信念的革命奋斗目标导向机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机制、共产主义的组织涵养机制、“为群众谋利益”的利益引导机制等几个有所区别又相互影响的机制，从而发挥理想信念凝聚和团结党和苏区人民的精神力量的作用。当前学界对坚定理想信念研究的相关成果是丰硕的，这为本文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文献和研究视角。但从强化理想信念的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形成的模式进行研究的较少。而以特定的历史时期(苏区时期)、以特殊的历史条件(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逐渐转移到农村)为研究背景，以“思想建党”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信仰)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揭示强化理想信念机制的研究则更少。本文拟对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复杂而又艰难的形势下强化理想信念的机制展开研究，以期推进中国共产党强化理想信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

目标导向机制是指理想信念作为一种前瞻性的社会实践活动，以明确的、具有现实可能的目标，有计划地引领社会成员改造当前社会现实，是理想性与现实性相结合的导向体系。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这一机制运行的前提。列宁在对费尔巴哈《宗教本质讲演录》作摘要时写道：“人需要理想，但需要人的、与自然界相适应的理想，而不是超自然的理想。”[2]由此推之，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的形成、巩固，既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主观愿望，又离不开中国的实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确立了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首先必须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因此，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相统一的思想成为苏区时期党强化理想信念的指导。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现在阶级中党的任务，是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然而他将来是要领导这一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3]639这表明，苏区时期党强化理想信念，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反帝反封建的具体任务和目标相结合。坚定的理想信念具体表现为党领导人民为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不懈奋斗，并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方向前进。

苏区时期共产党强调：现在革命的根本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统一中国，实行土地革命，消灭封建势力，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的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无疑地是正确的。”[4]可以说，创建苏维埃，既是苏区时期党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重要途径，又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目标。在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进程中，党相继领导创建了井冈山、中央苏区、海陆丰、湘赣、湘鄂赣、闽浙赣、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陕甘、琼崖、川陕、湘鄂川黔等13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对中国共产党人强化理想信念起着重要的作用。海陆丰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张闻天就以广东通信的形式热情称颂其为“中国第一个苏维埃”，认为“新的革命政权正由东江扩至全广东，乃至全中国”。[5]由海陆丰到东江，再到广东，再实现全国政权理想，这就清楚勾勒出中国共产党人在苏维埃运动中实现革命理想的路径，即由一个个小块的苏区的创建，到实现全国政权理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更燃起人民“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6]的理想信念。走苏维埃的道路，为苏维埃新中国而斗争也就成为苏区时期党强化理想信念的重要内容。苏维埃理想也通过政纲、法律规定、宣传教育以及苏维埃建设的事实和实践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中共中央在给湘东特委的一封信中指出：必须“一方面普及政治的宣传解释苏维埃的意义和作用，一方面事实上充实苏维埃的作用而提高其信仰。”[7]178苏维埃政权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是新的国家政权形式，改变了中国工农劳苦群众在政治上不仅没有参与国事的权利，还深受三座大山压迫剥削的地位。人民从中看到了光明灿烂的前途，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和希望，革命斗志受到极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进行苏维埃革命和建设，救中国求解放的信心，“只有苏维埃政权能够挽救中国于沦亡，使全中国民众得到彻底的解放。”[8]苏维埃政权成为中国工农劳苦大众心中一面鲜艳夺目的旗帜，一座充满希望的丰碑。可见，建立、拥护苏维埃，建立苏维埃新中国成为苏区时期党和人民的共同追求和奋斗目标，也成为鼓舞人民继续推进革命的精神力量。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贯彻党的最低纲领，把反帝反封建的信念具体化于建立和拥护苏维埃的革命实践中，把建立苏维埃新中国作为革命队伍的共同理想。但同时，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也体现党的最高纲领，即坚持共产主义的奋斗方向。因此，这一时期党在强化理想信念时也注重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并提出通过苏维埃道路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路径的构想。1928年，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文件指出：共产主义者必须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为什么发生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归宿地、怎样达到目的地”等基本问题，并对共产主义者应当怎样做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9]1929年在前委宣传科的《训练材料》中，对共产主义的产生、目的、实现步骤等作了通俗而准确的解读，特别对“把共产主义认为共财主义或抢产主义”“把共产主义误为均产主义”“把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误为一谈”[10]等种种错误观点作了剖析，明确提出要把“什么是共产主义”作为宣传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还明确了苏维埃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联，指出应通过苏维埃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思想和观点多次在党的文献以及苏区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中体现。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指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最容易完成从民权革命生长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11]同年11月，《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强调：苏维埃的任务是“镇压并消灭一切反革命势力，巩固工农政权，力谋无产阶级经济文化的建设，准备着行向共产社会的道路！”[12]5这些论述表明，当时党内基本达成共识，那就是只有苏维埃才能保证革命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转变。毫无疑问，这一思想也体现在理想信念的教育中。《工农读本》对如何实现“人类的乐园”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构想的：“目前中国革命是反帝与土地革命。革命的前途是经过许多阶段，很顺利的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将来的社会是共产社会。”[13]788据参加过苏区斗争实践的同志回忆说：那时的党员培训班，“除了讲民主革命阶段党的纲领以外，对共产主义也作一些通俗的解释，指明将来的目标是要实现共产主义”。[14]可见，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理想目标的追求上就具体体现为从苏维埃到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和奋斗方向。

总之，就强化理想信念的目标导向而言，中国共产党既重视发挥苏维埃旗帜把具有共同理想信念的人们凝聚在一起的作用，又不把革命停留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是强调苏区土地革命暂时胜利后仍须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号召党员干部、革命者为实现苏维埃新中国和共产主义不懈奋斗。在革命理想目标的指引下，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发扬了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聂荣臻在其回忆录中曾这样说：“试问我们的每一个红色战士，为什么要当红军，他们都会回答你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再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苏维埃中国！’……更进一步问，他会回答你‘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许多战士在临危受命时，是一面喊着‘为了苏维埃新中国’，一面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15]可以说，有了苏维埃和共产主义理想目标，革命斗争就有了方向，革命也有了前进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就有了长期坚持斗争并战胜千难万险和物质匮乏的毅力。

要发挥理想信念目标引导人们改造旧世界的作用，需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觉在党员、广大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传播。周恩来在《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中强调：“理愈明，信愈真，感愈切。”[16]大革命失败后，党在总结原因时已认识到失败与党的理论水平低密不可分，认为要完成革命任务，首先就要提高全党的理论程度和政治水平。但苏区相对封闭的农村环境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提出了挑战。一是党员的成分主要是农民，他们的理论水平低，且党内存在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一封信中说：“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17]二是有“很好的群众”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之一。但在反动统治长期的愚民政策下，广大农民文化水平低，他们虽痛恨地主军阀的剥削和压迫，可他们“对于革命的认识，政权的认识，工农的武装的认识，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认识……发育得要慢些。”[18]苏区党认识到系统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对于强化理想信念的重要性，指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除了用革命实际所给予的鲜明训练之外，又应经过有系统的宣传，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深入于广大群众的意识中。”[19]197在苏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环境为形成较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宣传机制奠定了基础。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理论教育和理论宣传等几个方面。

理论创新是重要条件。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教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党强化理想信念必须面对的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苏维埃运动在中国的开展，不可否认得到了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实践地是在中国，并由中国共产党自己独立领导。在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中，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时，从中国实际出发，在解决革命实践问题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为苏区党强化理想信念提供了更加切合实际的理论遵循。在早期创建苏区时，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中，论证了白色恐怖政权包围下农村红色政权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解答了党内、军内存在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从理论上廓清了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迷雾。随着苏维埃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党在《古田会议决议》中确立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破解了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建党建军难题，为把苏区党和红军建设成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武装组织提供了重要遵循。面对革命队伍在斗争中只要一遇到挫折就弥漫的悲观情绪，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初步提出了中国革命道路新理论，进一步科学解答了红旗能坚持下去的道路问题。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中国革命需要的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明确了把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强化理想信念的重要原则。概言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实现了传承中创新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革命特点的经验和理论说服了红军官兵、苏区民众，从而构建起苏区军民的精神支柱，并最终解决了困扰苏区军民的理想信念问题。

理论教育是重要渠道。苏区时期，为使理论教育更好地为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创造出独特的教育结构，主要由干部教育和国民教育构成。在干部教育中，在职干部第一位，国民教育中则是社会教育重于普通教育。这种独特的教育结构，是当时环境条件的产物。一是干部教育，为苏区建设培养具有坚定革命信念的人才。在各苏区各种专门人才训练班、短训班中都突显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除大力开展干部教育办短期培训班、训练班外，苏维埃政府还创办了许多正规的干部学校，以供较正规的教育使用，体现较规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红色中华》对开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目的有这样的表述：“纪念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鼻祖，广泛的有系统的来传播马克思所创造的共产主义”。[20]二是社会教育，广泛地开展群众共产主义教育。苏区社会教育系工农兵民众的业余教育，其对象是成年的，不脱离生产、不脱离战斗岗位的广大群众，主要形式有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等，中心任务是以识字为主的扫盲运动。但苏区社会教育在提高广大民众文化知识水平的同时，“要努力宣传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理论，……提高一般工农的政治文化水平”。[21]苏区教育之深入，使苏区广大工农民众懂得了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革命胜利，实现自身解放的道理。许多新名词如参加生产、工作、同志、革命斗争、支前、扩红、参加红军、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打土豪分田地、苏维埃、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红旗、共产党等被苏区民众熟悉。

理论宣传是重要的方式。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强调了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重要作用，指出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重大工作。中国共产党运用所建立的宣传系统开展宣传工作：一是要求每个宣传部都有实际的工作内容，有切实具体的分工，这样使每个在宣传部工作的同志能够专注于整个宣传鼓动工作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如经常的教育，临时纪念节与各种政治运动，出版物的审查，等等)。二是宣传品的内容上，要求以简单的、易于为广大苏区群众所理解，切合群众实际生活的内容，有效地提高群众的革命情绪。三是宣传鼓动方式上，广泛采用口头的、活动的形式。除贴布告外，党和苏维埃政府常用的宣传方法还包括群众大会演讲、化装演讲、组织宣传队深入群众中演讲、画报、壁报、歌咏、标语等。通过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深入群众，苏区到处“都普及了党的政治主张的标语，……拥护共产党的标语，群众自动的张贴，‘拥护苏维埃’‘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家常便饭”。[3]341由此，群众更加坚定相信党，党的威信在群众中提高。

通过理论宣传教育机制不断发挥作用，苏区广大工农民众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也不断更新，他们的革命意识得到唤醒，甚至在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苏区后，国民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赤区一般群众都能解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等名词。同时，在他们的言语之中，什么‘统治之下’‘地主’‘富农’等新名词，能随口说得很适当。”[22]

组织涵养机制是指滋润养育、培养富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的措施和规则。共产主义理想作为一种体系，有自己的信仰者和由这些信仰者所组成的、为实现这个信仰而奋斗的组织。共产主义的组织通过提供一定的平台和载体，借助一定的规则与仪式，营造一定的环境和氛围，促进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者的理论认知、情感认同、意志增强。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强化理想信念的实践中，努力建设共产主义的各级组织，将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儿童团称为“共产主义的三代组织”，(1)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5辑，1984年，第163页。使它们成为把具有共同理想信仰者凝聚在一起的坚固堡垒。

共产党既是一个信念体系，又是一种组织体系。1931年《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党必须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因此“党的每一个分子，都必须是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党员。”[3]462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吸纳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成员，并规定加入党组织需要经过一定的仪式或手续，在加入之后还要遵守一定的组织规定。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对新分子入党的条件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1)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2)忠实；
(3)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4)没有发洋财的观念；
(5)不吃鸦片、不赌博。”[23]并对入党手续作了明确的规定。各苏区党组织对党员标准也有要求。赣东北苏区发展党员是“以斗争坚决，在群众中有信仰，对革命忠实，工作积极”为主要标准。[24]湘鄂西苏区在发展党员时注重从政治地位、经济状况以及对党和无产阶级使命的认识等方面进行考察，并指出发展党员要严格履行手续、注重发展质量。入党誓词为“我誓用忠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愿意牺牲个人，服从集体，遵守纪律，严守秘密，接受批评，阶级斗争，努力工作，誓不叛党”。(2)《洪湖文史》编辑部：《洪湖文史——湘鄂西苏区革命和建设史专辑》第17辑，洪湖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2006年，第67页。川陕苏区规定吸纳新党员要有如下的方式和手续：在各种群众大会上，宣传党的主张，说明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每个带群众性的会场上都放一块大门板，上面写着“加入中国共产党报名处”，将报名加入党的人登记起来，会后加以简单的审查，举行入党宣誓，誓词有四条：“1.我诚心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
2.忠实于党，执行决议；
3.遵守纪律、保守秘密；
4.牺牲个人，死不叛党。”(3)川陕苏区将帅碑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历程大事记》，2006年，第47页。中共琼崖特委要求发展党员时严格履行入党手续，要求介绍同志须有两人签名，经支部通过交区委批准。从上述入党誓词、入党条件以及入党后履行的职责规定等可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把党建设成具有共同理想信念者的共同体，强调党组织吸纳的新成员应对党忠诚、有坚持不懈斗争的决心和英勇奋斗、勇于牺牲的精神。

共青团(4)在苏区文献中，“共产青年团”也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更常使用“共青团”。本文统一使用“共青团”。作为共产主义的组织，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主义理想为共同纽带的先进青年的组织。1928年中国共产党、青年团中央联合发出第17号通告指出：从共产主义运动方面论，共青团“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支队”；
从阶级方面讲，共青团“是无产阶级的少年先锋”；
从党方面讲，共青团“是党在青年群众中的核心”。[25]因此，党与团的正确关系是：团接受党的政治指导，但应保持团在组织上的完全独立。从而明确了共青团的政治性质和政治信仰，即共青团是相信共产主义，有政治性质的无产阶级的青年团体，也是青年无产阶级的先锋，真正在共产党政治领导下的政治组织，领导广大青年劳苦群众作政治斗争，执行共产党的政策，推翻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通知为各地苏区建立党团正确关系、开展共青团活动提供了指导。共青团还担负起教育青年群众的重要任务，它的教育对象是广大青年群众，不只吸收进步的青年分子，而且尽可能广泛地吸引青工和其他劳动青年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培养共产主义精神。因此，共青团注重对团员尤其是新团员的共产主义教育。同时，共青团在领导青年群众以及青年的其他团体进行革命斗争时，也注重强调共产主义的目标和方向。针对一些苏区群众在土地革命取得暂时胜利后存在小农主义的满足现象，共青团指出：“团应站在教育群众的观点上，指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批评土地革命的不够，继续的起来向着社会革命的前途斗争，务须加紧对青年群众共产主义的教育。”[26]从而使劳动青年在反资本家的斗争中，在反白色恐怖斗争中，在苏区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在苏维埃建设中都发挥重要作用。

共产儿童团是中国共产党在苏区为少年儿童建立的共产主义教育组织，并把儿童团的政治领导权委托给共青团。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着眼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未来，始终关心和重视少年儿童事业。中国共产党不但在政治上领导，而且委托团组织开展少年儿童运动。1930年共青团五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议，把苏区的儿童组织统一称为“共产儿童团”，把儿童运动的性质确定为“共产主义儿童运动”，并规定其任务是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儿童，把他们培养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为此，中央苏区为实施儿童教育，编辑了《共产儿童读本》八册。《共产儿童读本》说：“木菩萨怕火，泥菩萨怕水，纸菩萨又怕水又怕火，菩萨，菩萨，你有什么灵呢？有口不会说，有手不会做，有足不会走，有耳有眼不会听看，菩萨，菩萨，你有什么用呢？”[13]654通俗地阐述了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观，所谓救苦救难的菩萨，不过是木头、泥土、纸而已，根本解决不了任何苦难，只是剥削阶级用于麻痹人民精神的工具，要实现解放还得靠自己的斗争。同时，党指出培养将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时，要注意结合儿童的特点采取适合的教育方法。1933年，中央教育部编写的《共产党、共产青年团、儿童团讲授大纲》指出：“对儿童团训练的方法，是要用运动、游艺、无产阶级的文化等方法。”[13]837

总之，共产儿童团与共青团的关系，是政治上受共青团的直接领导，在总的基础上是受共产党的领导，但它在组织上有单独的组织系统。因此，共产儿童团与共青团和共产党一起，他们成为苏区时期共产主义的三代组织，为苏区滋润、养育了大批具有坚定不移革命意志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利益引导机制是指强化理想信念应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旨归，提高人民群众的利益获得感，从而为共同理想的认同和形成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的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将利益引导运用于强化理想信念中，既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也符合苏区人民群众利益需要的宏观背景：一方面，虽然就革命者而言，个人的物质利益已经被精神超越了，经济这一因素在个人革命信念的巩固中几乎不予考虑。但就阶级的整体来说，革命的根源来自阶级的物质利益并最终体现于物质利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7]这论述明确指出强化理想信念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事业要胜利地向前推进，不仅在于党能够领导和团结党内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而且更在于领导和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也就是说，强化理想信念，党不仅要说服自己的党员干部、自己的部队指战员相信共产主义，而且很重要的是说服广大人民群众认同共产主义。虽然严格意义上说，广大的党外群众还没有共产主义信仰，但党一旦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将使共产主义的信仰者脱离群众而陷入孤立，党也就失去了随时汲取力量的源泉，党的组织也不能随时并大量从群众中为自己补充新的成员。

苏维埃革命运动刚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将为民谋利益确定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指出：“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纲，我们则提议中央制定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提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28]党的“整个民权革命”政纲，就是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体现中国共产党、红军和苏维埃的崇高的宗旨。这个宗旨，就是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所说的“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各苏区颁布的政纲和举措有所不同，但他们始终强调代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政治上，苏维埃政府确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农大众当家作主的理念。党的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提出：“苏维埃应在劳动群众直接选举的基础上组织起来。”[7]461这种政治主张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主张人民群众通过直接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直接参与政务的民主意识。其次，在经济上，提出了保障广大工农大众切身利益的举措。土地革命为贫苦农民解决了土地问题，保障他们最根本的经济利益。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反映苏维埃政权保障广大工农群众经济权益的诚意在各个苏区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湘鄂赣苏区颁布的《湘鄂赣边革命委员会革命政纲》提出：“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处理，分配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及退伍的红军士兵使用。……兴办农业合作社，农民借贷机关，发展农业经济，改良水利，防御天灾，促进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29]再次，在社会建设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也为工农大众的社会权益作了的安排。《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初步规定了苏维埃政府应该建立的与社会建设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和职责，提出要设立财政部以管理税务和没收处置财产；
设立市政部以便管理学校、自来水、救助病人等；
设立社会保险部负责劳动法的监督执行、给工农分配租房以及就业等。[7]463这初步反映苏维埃政府对工农的社会利益的维护是全方位的。最后，在文化建设方面，各苏区实行了免费的初等义务教育，提出了发展苏区文化教育的措施，改变了中国大多数人不能享受文化教育的现状。《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免费教育，创设劳动人民通俗阅报室、图书室、文化讲习所、夜课学校、儿童教育、免费学校等。”[30]

苏维埃政府颁布的政纲和采取的举措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具体利益，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等各个方面都体现出执政为民的理念。从而使广大工农民众更明白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代表工农民众而奋斗，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工农民众的利益的党。因而苏区广大民众对苏维埃和共产党有极高的信仰，苏区的一切工作也获得了最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和参与，苏区民众称苏维埃政权为“埃政府”。当反动派、叛徒宣扬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论调时，中国的工人阶级和苏区劳苦农民回答道：“共产主义自然不适合于你们所为之屈膝效劳的帝国主义与地主资产阶级，可是共产主义是非常适合于我们工农的利益的，我们要以全部力量来为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权革命的胜利与其社会主义的前途而斗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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