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磊,王 婧

中央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北京 100081；
2.普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云南 普洱 65500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1]马克思将交往活动视为决定民族生产和发展的重要助推力[2]。族际交往作为淡化族际差异、改善族际关系和增进各民族团结的重要助推力，是民族团结和共促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促团结，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同繁荣发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举措。

然而，由于自然环境、语言、经济等因素制约，各民族发展差异性和不均衡性问题依旧突出，族际交往在局部区域和特殊群体内仍然面临挑战。张俊明等认为，由于民族心理距离产生族际交往隔阂和偏见，导致交往意愿不强[3]；
聂爱文等调查发现，认知偏差和族际接触频率是影响族际交往的重要因素[4-5]；
李静研究了民族交往心理包含要素[6]，并具体分析了交往认知对民族关系的影响机制[7]。李立认为，交往频率是影响交往认知的主要因素[8]。现有研究在研究对象上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各民族群体；
从研究内容上看大多关注族际交往行为结果，对交往认知的研究关注不够；
从研究方法上看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居多，个案研究较少。“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理论认为：良好的族际交往认知是消解交往偏见、促进交往行为产生的重要前提[9]56。因此本研究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纲”，从“接触假说”理论视角审视东部地区汉族中学生(以下简称“东部地区中学生”)族际交往认知个案，就其交往意愿、交往认知、认知习得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为改善东部地区中学生族际交往水平、促进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助益。

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将族际接触中的“偏见”视为一种心理动力机制。人们将一些不良的特征“投射(project)”到其他族群身上，由此造成的偏见和刻板印象便顺理成章。事实上，个体往往因为自己身上具有同样的特征而受到困扰。这种“寻找替罪羊(scapegoating)”的心理动机是一种极端非理性的自我防御机制[9]200。偏见和刻板印象不仅仅是对群体认知偏差的描述，更是一种认知结构，具有塑造人们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能力[10]。由于个体的认知极易受到所在群体认知的内部参照系统影响，其行为表现为对群体行为的规范和遵从，所以偏见和刻板印象往往在群体文化共享性特征下得以长存。奥尔波特还提出了降低偏见和刻板印象的有效策略——“接触假说”。这是族际交往研究中的重要理论，被誉为社会心理学领域最有效、最成功改善族际关系的策略之一。该理论认为：族际交往过程中的偏见和刻板印象态度是源于群体间不充分或错误的认知信息导致；
澄清认知不足或认知错误的途径在于创设适宜的条件——群体在情境中的平等地位，共同的目标，群体间的合作，官方、法律或习俗的支持[9]281。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群体间的有效接触通常会减少群体交往偏见和刻板印象[11-12]。然而，另有研究既承认群体间接触具有减少偏见的潜力，但也强调了群体间接触与偏见之间联系的复杂性，如接触环境、被研究的群体和涉及的个人特征都可能有助于增强或抑制接触的效果[13]。为进一步寻求“接触假说”理论核心问题(群际接触是否通常会减少偏见)的答案，佩蒂格鲁和特罗普通过一项综合了20世纪大量研究成果的大型元分析(meta-analysis)来纠正和回应早期研究的问题与争论[14]。这项综合研究收集了来自38个国家的超过25万名被试者的515项研究，得出了较为权威和坚实的结论：研究越严谨，接触与偏见减少之间的关系就越稳健。这是对奥尔波特“接触假说”理论的有力支持，同时也证明了“接触假说”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好的普遍适用性。

综合而言，“接触假说”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第一，交往认知不充分或认知偏差是族际交往偏见和刻板印象形成的根本原因，是族际交往领域研究的最核心问题；
第二，创设适宜的条件有利于改善交往认知不充分或认知偏差现象，从而促进交往行为合理产生；
第三，改善交往认知是促进良好族际交往的前提和“接触假说”理论的重要内容，交往前的认知习得和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认知优化是改善交往认知的重要策略。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选用质性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法，以远程在线视频、电话、微信文本及语音聊天等访谈形式，以叙事分析的研究取向获取和分析研究资料。访谈时间为2021年5月至7月之间。为了不影响访谈对象学业及生活，每次访谈时间选择在周五晚上，一次访谈持续45～60分钟不等。力求在访谈对象在真实的族际交往情境中了解、理解和阐释其对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成员、族际交往行为和族际交往认知等方面的基本态度和水平。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purposive sampling)的方法选取研究对象。目的抽样又称“立意抽样”，主要用于选择特别能提供信息或难以接近的对象个体[15]，以获得持续、深入的研究信息。为了研究的深入性和便利性，研究者请H市第六中学、第七中学相关老师直接推荐了QY同学和ZY同学作为研究对象。QY同学：女，16岁，汉族，自小在H市生活和学习，目前就读于H市第六中学，父母均为H市本地人，是典型的“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其生活经历和学习经历一定程度上具有东部地区中学生的普遍特点。另外，根据H市政务网统计发现，自21世纪以来，H市外来人口逐年增加，常住人口中近70%为外来人口，作为典型的外来人口城市和多民族聚居地，H市具有典型的族际交往场域特征。此外，本研究选择ZY同学作为外来人口中学生的个案代表。ZY同学：男，17岁，汉族，幼儿园、小学在西部民族地区就读，初中后转入H市就读，目前就读于H市第七中学，父母曾长期就职于西部民族地区，后因工作调动定居H市；
居于H市之前，家庭成员从事过与民族相关的工作，接触少数民族成员较多。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开展调查，一方面围绕访谈提纲既定的问题有序展开；
另一方面对就受访者感兴趣的访谈问题进行聚焦和追问。通过开放式、非判决式的问题引导，鼓励受访者深度呈现与族际交往认知、态度相关的故事情境。访谈提纲见表1。

表1 访谈维度及访谈问题

(一)认知不足导致交往认知偏见并产生交往心理距离

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都是奠定在对象性实践的基础之上的[16]。将交往放置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情境中来考察，族际交往实质上是一种有意识的理性社会行为。理性行为理论(TRA)认为，个体的行为意向是由其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决定的[17]。因此对交往态度的把握是研究族际交往行为的重要前提。从层级性结构来看，态度由认知、情感和意向构成。就三者的关系而言，认知是基础和核心，决定着态度的功能和走向。族际交往中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的产生源于群体间不充分或错误的认知信息。正确的交往认知有利于形成良好的交往态度，从而促成理性的族际交往行为产生。族际间语言、习俗和文化等方面相似的认知能够建立族际交往的“亲近感”，从而形成、维持和加深良性的族际交往行为。

访谈发现，QY同学缺乏一定的族际交往认知，如她提道：“实事求是地说，我对少数民族各方面的了解仍然停留在他们的节日活动上。”“彝族火把节载歌载舞很有风味，但是容易引起火灾。看看可以，我不敢玩。”“他们的服饰很有特色，然而我们却不敢穿出去，还是正常点穿着比较好吧。”(1)访谈时间：2021年5月14日；
访谈形式：电话访谈。交往认知缺乏导致交往主体在心理上对其他民族产生距离感，由此产生族际交往过程中的天然心理防线，导致交往内驱力(drive)不足和交往行为偏差。QY同学在访谈中常提到的“我们”“他们”就是典型的族际交往心理距离体现。虽然她对少数民族没有明显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还与一位侗族同学成为朋友，然而交友的动机是因为这位少数民族同学“和我们没有什么区别，都一样”，其交往不能完全体现族际交往的基本特征。在对待少数民族学生高考相关优惠政策上，QY同学表示“赞同”的态度源于个人认知的偏差，如她谈道：“民族地区的教育较发达地区还有一些差距。”(2)访谈时间：2021年5月28日；
访谈形式：视频访谈。

(二)族际交往认知习得途径和习得机制尚待建立

认知习得是“接触假说”理论的重要内容，了解他人是族际接触促进族际关系的重要步骤。对群体信息习得包括以下三个递进层面：了解的增多、习得的增加以及新信息获得。随着习得的增加，偏见就会减少[18]。交往认知习得在本研究中具体指东部地区中学生对族际交往认知的领会、巩固和运用的过程，具体包括对其他民族认知的习得和族际交往的认知习得两个方面。认知是一种相对稳固的状态，习得则是通过理念渗透、理论学习及实践活动等手段打破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产生新的认知体系，是对原有认知的进一步丰富和升华。在此过程中，良好的认知习得机制至关重要。

访谈中，QY同学描述了东部地区中学生学习生活的基本样态：即追求学业成就成为本阶段的核心任务，在时间和空间上极大地压缩了其他学习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高考升学的压力很大，学校课程安排、课外活动、课堂教学这些方面几乎都没有涉及少数民族的内容。”(3)访谈时间：2021年6月18日；
访谈形式：微信访谈。可见，族际交往认知习得并不是学校教育重点关注的领域，难以进入课程、教学和学校活动计划。缺乏习得途径和机制使学生的族际交往认知难以获得发展，学生难以通过学校教育途径获得族际交往认知改善机会。如访谈中QY同学谈道：“我们学校是全封闭管理，几乎都是学校、家庭、辅导机构几点一线。”(4)访谈时间：2021年6月18日；
访谈形式：电话访谈。

相对而言，家庭成员的族际交往认知和交往实践对中学生的影响更为明显。“我13岁之前都跟随父母生活在CX州(CX州为西部某民族自治州)，我的同学和好朋友几乎都是少数民族，现在我们都保持密切的联系。我爸爸在H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家里也经常有各个少数民族的朋友来做客。”(5)访谈时间：2021年5月21日；
访谈形式：视频访谈。虽然在上学的4年间远离民族地区生活环境，但从小的民族地区生活背景带给ZY同学的影响至今犹在。他父母尽管不是少数民族，但其族际交往认知基础和水平对ZY同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其父亲从事的工作性质且常与少数民族成员接触，所以这样的影响仍在持续，虽然ZY同学目前的族际交往行为和活动较之于之前来说减少了，但其交往认知情况依然较好。

总之，通过对两名同学的深度访谈发现：生活环境和家庭成员族际交往认知水平是东部地区中学生族际交往认知习得的主要途径，学校尚未建立起切实有效的族际交往认知习得机制，社会宣传力度和广度仍然不够。这无疑不利于改善中学生族际交往认知现状。

(三)元认知水平高，但认知改善交往内驱力不强

“接触假说”理论认为交往是一种双向互动过程。在策略讨论时否认了简单和低层次的“仅接触本身就能带来积极的效用”，奥尔波特指出：“从理论上来讲，每一次肤浅的接触只能强化我们已有的负面联想。”[9]264互动性是交往的重要特征，族际交往是体现主体间性的互动过程，而不是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单向认知。因此，交往主体的元认知水平和认知改善交往内驱力非常重要。元认知结构中包含了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调节[19]，最终目的是监测认知活动的进展(即给主体提供有关进展的信息)，并间接地促进这种进展[20]。在元认知这一动态过程中,元认知调节是整合元认知知识和元认知体验的关键所在[21]。因此，探讨主体族际交往元认知一方面能够帮助他们增强自我认知管理意识，促进形成交往认知习得内驱力，另一方面能够提供指导其交往认知习得和改善的适切性策略。

访谈发现，两位同学族际交往元认知水平较高。首先，两位同学在元认知知识上都具备较高水平：QY同学非常清晰地阐明了自己对其他民族认知及交往认知上的不足，ZY同学对有过族际交往经历的其他民族认知和交往认知较好，但承认自己对其他民族认知和交往认知了解不多。其次，在元认知体验上：QY同学表现为认知不足但能做到“避而不谈”，ZY同学的交往体验感很强，元认知体验水平也较强。最后，在元认知调节上：两位同学对与其他民族同学交友表达了强烈的意愿，也基本掌握了进一步提升族际交往元认知的方法和手段。因此，总体上看，两位同学均具备了较高的族际交往元认知水平，自我认知、管理和调控意识较强。

此外，认知习得是主体内部建构与发展的过程，是内外部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内驱力作为主体内部动力系统中重要的非智力因素之一，是在主体对其内部某种“缺乏”和“不平衡”状态进行审视后，为达到稳态所具备或激发的内部推动力。内驱力的诱因是需求，但并非需求就会直接引发内驱力，取舍往往是辨别复杂的多重因素后艰难做出的。访谈发现，两位同学族际交往认知习得需求并未引发内驱力及产生习得行为。“我对和其他民族同学交友一点都不排斥，我也愿意去学习更多的民族文化。但现在学业压力太重，我没有时间和精力专门去为了交朋友而交朋友，只能是顺其自然。或许考上大学之后，我会有意识地去结识一些其他民族同学。”(6)访谈时间：2021年7月2日；
访谈形式：电话访谈。可见，虽然他们有改善族际交往认知的需求，但过重的学业压力成为阻碍需求转换为行为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族际交往行为产生。

见微知著，东部地区中学生族际交往认知水平有待提升，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生活和学习环境所致的族际接触频率不高；
二是族际交往认知习得途径受限，于中学生群体而言，学校教育是其认知习得的主要途径，而目前学校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有关族际交往认知内容略显不足；
三是族际交往元认知水平较高，但迫于学业压力，认知改善内驱力不强。为了进一步改善东部地区中学生族际交往认知水平，增进族际接触，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助益，提出以下建议：

(一)深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的族际交往认知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2]，这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23]。良好的族际交往认知是交往态度产生的基础和交往行为发生的关键，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动因，同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认知的概念丰富且复杂，若要以任何明确不变的方式对认知概念加以界定并限定其意义，既不可能也无必要[24]。随着个体之间、个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发生越来越紧密的联系，对认知的研究更应关注认知结构内部各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不同认知结构在个体内部表现为认知方式的差异性。因此对族际交往认知的研究应该从普遍走向更加具体的群体，从族际交往认知水平的研究逐步深入认知框架及各要素作用机制的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实际[23]。目前，各地区、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均衡、不充分的矛盾。各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群体及个体之间的认知结构和认知框架不尽一致，即“认知的民族性”特征[25]。当下有关族际交往认知的研究多停留在针对不同群体交往认知水平的状态描述上，缺乏对不同民族个体或群体交往认知框架的研究，所以族际交往问题会在不同区域和不同群体间表现得更为复杂。本研究中两名受访对象均为东部地区中学生，但由于生活环境、家庭环境、学习环境之间的差异，其族际交往认知结构实际上也存在着差异。如果仅仅从描述性状态数据进行判断，难免失之偏颇。只有深入把握族际交往认知结构和框架，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升族际交往认知水平，以促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行为发生。从思想观念到行为方式上正确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方能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最终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好局面。

(二)完善东部地区中学生族际交往认知习得机制

影响族际交往认知的主要因素包括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学习环境、家庭背景等。由于东部地区大部分中学生处于类似的社会环境场域中，因此社会环境因素对族际交往认知影响相对稳定。家庭成员生活背景及认知基础对族际交往认知影响因人而异、差异较大，从认知习得长效性论域而言难以把控。因此，建立以学校教育为主的族际交往认知习得途径，可以成为改善群体族际交往认知不足的有效应对策略。

首先，学校应设置族际交往认知习得相应课程内容，从必修、选择性必修、选修三类课程中设置有利于改善交往认知的课程内容。一要科学把握本民族认知、其他民族认知、族际交往认知内容在各类课程内容中的合理搭配；
二要根据学校少数民族学生民族构成基本情况针对性地设置课程内容；
三要充分整合学校、社区及城市各类资源用于课程内容建设。其次，将族际交往认知内容贯穿课堂教学始终。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中心环节，是知识、策略、态度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场所。在课堂教学中贯穿族际交往认知需要教师具有良好的族际交往认知水平和教育策略，方能在教学设计和实施环节重点着力。同时学校还需建立制度层面的相应措施，从师资培训、过程监控及效果评价等方面施以便利和提供保障。再次，积极开展族际交往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活动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是校园文化的价值旨归，良好的校园文化是一种“润物细无声”彰显的教育境界。在不断培植校园族际交往活动中，形成具有浓厚氛围和民族团结情怀的校园文化，从而达成族际交往认知水平提升和加强交往行为的主动性。最后，合理运用评价手段推进族际交往认知习得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评价的激励、调节和增值功能，不仅要考察学生族际交往认知水平的变化结果，更要关注习得过程所带来的增长机制。尤其是学生族际交往动机、态度、情感等方面对交往行为的具体作用效能。

(三)协调统筹各相关主体职责以形成改善族际交往合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少数民族人口增加，民族地区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这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改善族际交往认知，促进各民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兄弟血肉联系，从区隔走向共融，成为新形势下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深入推进民族团结工作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议题。从这一高度把握，族际交往问题绝不仅仅是教育层面和学校场域的研究问题，应从社会全局出发，合理规划，协调政府、社会、学校及个体等相关主体职责，完善政策举措，统筹资源配置，营造环境氛围，从而形成改善族际交往的多方合力。

首先，政府部门应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其一，通过政策制定、新闻宣传、舆论引导、管理监督、督导评价、经费保障等方面措施齐抓共管，为族际交往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其二，通过动态管理、城市文化建设、就业与发展指导、利益诉求平台建设等途径实现“均等化服务”，在全社会营造包容、接纳的城市民族共融气象和良好的民族工作氛围；
其三，创设有利于族际交往的条件，引导和鼓励族际接触和群际合作。创建族际交往活动应以加强各民族深入合作共赢为目标。其次，各类媒体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坚持正确的宣传报道价值取向，正面引导社会舆论；
创新媒体报道理念、内容和形式，做到理念解读精准化、选择内容合理化、讲述方式平民化，通过积极树推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者、民族团结捍卫者及族际交往践行者等正面角色，为中学生乃至全社会积极营造族际交往和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最后，各相关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充分整合各方资源，优化社会教育环境，创造公平、文明、开放、通达的族际交往氛围。形成政府主导、媒体协作、社会各方联动的合力机制，将族际交往与各民族生产生活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全程、全方位嵌入，从而为推进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助益。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一项国家事业，也是一项基础工程。在青少年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校教育是主渠道。着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学校教育的使命担当，是落实立德树人目标任务的根本要求[26]。在学校这一特定的空间场域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始终要基于学生发展的立场，本着学校生活的宗旨，秉持开放和共生的理念，将铸牢的思想与课程教学活动互嵌、与校园文化活动互嵌、与不同民族学生的交往实践活动互嵌。支持各民族学生通过与学校场域内时间和空间环境互动，进而建构个人的身份和意义[27]。如在校本课程、教材中贯通铸牢思想，建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校园文化专题区角，各族学生混班混宿、混合培养等模式，运用主题活动、社团活动等多种方式搭建族际交往学习和实践平台，促进各族师生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总之，改善族际交往，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方能聚沙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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