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然

(黄冈师范学院 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现代社会，各类突发事件的客观增量将人们置于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风险情境，突发事件的风险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议题。突发事件中，风险信息在多方社会行动者之间的流通和反馈是风险治理的必要环节[1]，多元参与且协同高效的风险传播有助于弥合行动者之间的认知鸿沟，推进风险共治。作为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的多发地区，乡村是突发事件风险治理的前沿阵地。突发事件风险情境中，哪些行动者在乡村社会扮演活跃传播者的角色？他们是如何形塑乡村风险传播网络？从治理有效的角度，乡村风险传播存在怎样的问题？本文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尝试回答上述问题，并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域，探讨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如何集结行动者网络，去推动乡村风险信息的协同传播和乡村风险“治理有效”。

基于前期文献梳理，结合具体研究目的，本文将普通村民、村两委干部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作为访谈对象，围绕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1)突发事件中，村民的风险信息获取和风险信息传播行为；
(2)突发事件中，乡村基层组织的风险传播实践；
(3)突发事件中，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乡村风险传播实践。相关研究专家认为，线性主题的深度访谈中，28-40个样本便可以保证研究的集中度和有效性[2]。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和异质性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30名受访者展开具体调查。访谈在2021年11月至12月期间进行，采用微信访谈和面对面访谈两种形式，由作者本人和1名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生共同完成。该本科生前期已进行访谈主题和访谈方法的相关培训，且属于来自农村的大学生，与村民和村两委干部两类受访者之间具有地域和文化上的接近性。从受访者的构成来看，5名县级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分布在湖南、湖北两省，25名村民和村两委干部受访者中，男性占52%，女性占48%，与《中国统计年鉴2021》报告的乡村人口性别分布情况基本一致(男性51.9%，女性48.1%)[3]，且类型覆盖了青年、中年和老年各个年龄段，受访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本研究还通过文献分析和微信群参与观察的方法，形成不同的数据来源进行三角互证，提高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表1 访谈对象构成

研究发现，突发事件中，乡村风险传播网络呈现出以政府、媒体等力量为外围，村两委等乡村基层组织为中观，村民个体为内核的结构特征，政府、媒体、乡村基层组织和乡村民众作为其中的活跃行动者，在风险信息流动过程中相互博弈，共同形塑乡村风险信息传播生态。

(一)政府：媒体中介传播、扁平化自主传播和垂直化组织传播的多维路径 作为突发事件风险治理的实施者，政府拥有权威独家的信息资源和控制全局的能力，是突发事件中乡村风险传播网络的重要行动者。目前，政府机构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实现对农风险传播。其一，借助专业媒体的中介传播。突发事件发生后，为确保信息传播的及时性和广泛性，政府机构会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借助电视等专业媒体向公众介绍事件的潜在风险和最新进展、宣传党和政府防范处理风险的政策措施。这类传播方式中，专业媒体仅作为政府传播的工具存在，各级政府机构从媒体获得的乡村治理力量并不均衡，呈现出从中央到县级递减的趋势[4]，而乡镇级政府机构受“四级办电视”传媒政策的影响，几乎缺失通过专业媒体开展乡村治理的资源。其二，政务新媒体的自主传播，即政府机构通过自有的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政务新媒体发布突发事件风险信息。这种方式很好地契合了移动社交时代乡村民众信息接收个人化、移动化和社交化的趋势，但也遭遇到政务新媒体在中国乡村实际采纳率不高的困境[5]。其三，组织传播渠道的下行传播。政府通过会议、文件等形式，将突发事件处置和应对措施等风险信息沿政府系统内部的传播渠道进行下行传播，到达乡镇机构、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再经由他们将风险信息传递给乡村基层组织和村民。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是政府对农传播的直接行动者。访谈中，有村民表示，“遇到突发事件，第一书记都会及时告诉我们(男，46岁)。”

(二)主流媒体：电视权威报道和“村村响”在地广播为核心路径的传播 以党报、党刊以及电台、电视台的新闻综合频道为核心的主流媒体[6]，在乡村突发事件风险治理中肩负着感知风险、推动应对、协调关系和促进认同的重要使命，是乡村风险传播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动者。访谈结果显示，尽管各级主流媒体已经形成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多渠道联动的传播格局，但突发事件中真正实现乡村风险传播“最后一公里”的媒介依旧是传统电视和农村有线广播。有村干部表示，“电视对于农村中老年人来说，是必备的信息获取途径(男，45岁)。”突发事件中，电视通过权威及时的新闻报道帮助村民正确感知风险、科学判断决策和增强应对信心。各级电视台的乡村风险治理能力因制播水平和村民态度而存在较大差异，中央电视台制播的新闻节目被村民给予了更多热情和信任，而市县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却较难激发村民的收视兴趣。有村民表示，“遇到像新冠疫情这种大事，需要了解消息的时候，还是得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县里的节目不行(男，40岁)。”另一方面，农村有线广播(“村村响”)作为充分地方性的媒介，成为媒体融合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开展对农传播的重要渠道。2020年以来，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重启和重建“村村响”应急广播成为乡村风险治理的重要举措。突发事件中，县级融媒体中心发布的应急信息沿“县区广播站—乡镇广播站—村广播站”三级传播路径精准抵达村庄，通过“村村响”的广泛渗透性将村民的注意力及时吸引到突发事件风险治理上来，营造乡村“风险共治”的意见气候。

(三)乡村基层组织：公共媒介、入户宣传和“线上农家院”的多渠道传播 作为乡村主要的基层组织，行使政治领导权的村支部和行使村民自治权的村委会在乡村风险传播网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突发事件中，村两委依托“上连政府、下接村民”的关系优势，对外与乡镇政府、驻村干部等外部力量沟通；
对内与本村村民交流，通过政策宣传和知识传授，引导村民科学应对风险，成为政府信息在乡村精准传播的关键节点，同时凭借地熟人熟的优势，完成对广大村民的行动动员，说服村民主动参与风险治理，成为乡村风险治理多维关系的协调者。目前，乡村基层组织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开展风险传播：一是依靠村内公共媒介广而告之，包括村布告栏、农村有线广播、村公共区域户外标语等。尤其是重建后的农村有线广播，凭借技术上的开放性和传播终端的村落化，成为乡村基层组织危机应对和风险传播的重要渠道，乡村基层组织以较低的成本成为农村有线广播的直接控制者和内容生产者[4]。访谈中，有县级融媒体中心负责人表示：“农村有线广播播出内容由融媒体负责，但村委会可自行在播出空档或特殊时期插播通知(男，52岁)。”有村民也表示，“像疫情这种消息，村支书会通过大喇叭广播(女，39岁)。”二是通过村干部入户宣传和会议传达，使风险信息沿“村两委—村民小组—村民”的组织结构在村庄内扩散。三是技术赋权下的线上沟通。有村干部表示，“突发事件发生后，乡镇会召开村委会会议，村委会再召开会议下达通知到各村小组，村小组再通知到每一户。各村小组主要通过微信群、直接上户或者广播告诉村民(男，47岁)。”在离散化现象日渐严重的中国乡村，越来越多的乡村基层组织开始借助微信群以及其他网络开放平台开展村务管理和乡村治理，将流动的村民纳入到“媒介化合作网络”，为村民之间的“缺场交往”搭建线上“村广场”和“农家院”。

(四)乡村民众：“规避风险”生存逻辑与技术赋权驱动下的圈层交流 在“规避风险”的生存逻辑与新媒体技术赋权的双重驱动下，作为治理主体的乡村民众成为特定村庄风险传播网络中的活跃行动者。传统乡村社会，“站堆儿”“串门子”是村民社会交往的重要方式，这一方式在今天依旧是乡村中老年群体的行为习惯。同时，微信群这类新兴媒介作为社区治理场域的增量要素，开始成为村民信息分享和观点交流的重要平台[7]，不仅使村民与乡村基层组织、政府机构的纵向互动成为可能，而且在横向上可以将分散的离乡村民在网络空间集结起来。有受访者表示，“村里人平时常在一起交流风险信息，稍年轻的会通过村里的微信群交流，发表自己的见解(女，38岁)。”突发事件中，乡村民众通过与关系网络中的“熟人”进行线上线下的互动交流，满足应对风险和寻求慰藉的需求。此外，乡村民众参与风险传播的动力与能力并不一致，部分活跃村民凭借较好的媒介素养和动员能力在乡村权力场域获得更多的认同，扮演体制外精英的角色，成为特定村庄社交网络中的意见领袖，对其他村民的风险认知和应对发挥重要的引导协调作用。

(一)主流媒体：传播媒介单一和深层互动不足 当下，主流媒体参与乡村风险传播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其一，主流媒体并未将乡村作为实践社会治理功能的重要场域，专门针对农村地区的传播媒介过于单一。访谈结果显示，在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现有布局中，专门针对乡村传播的媒介只有农村有线广播，且传播效果并不理想。有村民表示，“没有听到过村里的有线广播(女，19岁)”，“听不太清楚广播里说的，也不是很在意(男，58岁)”。其二，主流媒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主要表现为权威信息的及时供给，缺乏与乡村社会的深层互动。一方面，以电视、农村有线广播为代表的传统终端缺乏互动入口，尽管在突发事件风险治理中成为国家动员的重要渠道，但单向度和展演性的宣传方式制约了乡村民众的深度卷入和使用[8]，难以真正嵌入乡村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主流媒体的自有新媒体平台具备与使用者互动的技术，但因需要单独下载，乡村民众对其使用率并不高。有村民表示，“不知道新闻客户端，也不会安装，平时用手机看新闻都是通过今日头条、抖音这些(女，42岁)。”此外，主流媒体依托第三方平台搭建的传播渠道，如微信公众号、头条号、抖音号等，虽然增加了村民信息接触的可能性，但平台自主权的缺失使媒体无法利用用户的数据资源及时把握和回应乡村民众的关切和诉求，进而制约了与乡村民众的深层互动。

(二)乡村基层组织：信息优势不足和乡村影响力式微 乡村基层组织在突发事件风险传播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主要有二：其一，信息优势不足。及时获取权威信息是乡村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基本信息需求。在现有的信息传播机制下，乡村基层组织主要通过垂直化的组织传播渠道从乡镇政府获取突发事件相关的进展、通知和要求。因自身权力的有限性和权威信息获取的多层级性，以村两委为代表的乡村基层组织在突发事件的早期阶段除了提供“我们村没事儿”这类村庄“内部消息”外，在风险传播网络中并不具备信息优势[8]，反而常常因权威信息不足而陷入无法满足村民信息需求、难以及时阻断谣言传播的现实困境。其二，影响力式微。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原本安土重迁的传统乡村变成“流动的村庄”，空心化和离散化消解了乡村基层组织治理的有效性。移动互联和社交媒体的嵌入又给村民提供了丰富的自我表达平台，体制外精英开始借助移动网络平台与村两委展开博弈[7]，带来乡村内生秩序的重构。乡村结构变迁下村民的“原子化”、技术赋权下村民信息接触的个性化以及内生秩序重构后的话语分权都对乡村基层组织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带来了冲击，乡村基层组织影响力的弱化使得其应对突发事件的风险传播效果大打折扣。

(三)乡村民众：信息分享的非理性和话题讨论的漂移性 无论是线下闲聊还是线上交流，村民的风险传播都呈现出较明显的非理性和漂移性。一方面，微信群、短视频平台的嵌入为乡村民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接触渠道，但同时也将他们推入一个信息超载、社会动向感知更有难度的空间[9]。面对网络空间真假难辨的信息和过度煽情的语言，在风险带来的不安与恐惧情绪的刺激下，乡村民众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对各类风险信息往往照单全收，极易成为虚假信息的传播者和恐慌情绪的助燃者。一旦缺乏及时有效的疏导，虚假信息和恐慌情绪会通过线下线上的共振在乡村熟人关系网络中迅速发酵与扩散，从而引发次生风险。另一方面，乡村民众的话题讨论呈现无序性和漂移性。由于突发事件往往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因个人媒介素养和科学素养不足，乡村体制外精英的组织动员常常缺乏针对性和条理性。而普通村民受时间和精力的限制，风险传播行为基本属于即兴式分享和断点式参与，围绕突发事件的话题讨论呈现个人化视角下的“无限漂移”特征，难以形成理性协商的风险共治氛围。

当下，无论是主流媒体深层互动的缺乏，还是村两委影响力的式微，抑或乡村民众的非理性参与，最终都指向乡村风险传播行动者之间信息交互和协同传播不足的问题。针对乡村风险传播存在的问题，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视角和解决思路。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行动者网络理论主张，社会“现实”是由异质行动者通过转译发生相互作用形成的网络关系，其中行动者包括所有在行动过程中发生作用的存在。所有的行动者都是转译者，成功的转译能够保障行动者网络趋于稳定[10]。相比其他行动者，核心行动者通过提出共同目标并设置合适的“必经之点”来保障网络的稳定化，使其他行动者可以根据自身条件转化行动意愿[11]，在转译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从县级融媒体中心视角，探讨乡村风险传播网络的优化路径。基于这一理论视域，突发事件中的乡村风险传播可以视为一个由多元行动者构成的复杂网络，既有政府、媒体、村两委、乡村民众等人类行动者，也包括社会关系、信息技术、文化传统等非人行动者。优化乡村风险传播网络就是要寻找风险传播异质行动者如何实现有效联结和协同传播的方法，而确定核心行动者并寻找合适的“必经之点”是优化行动者网络的关键。

乡村风险传播网络中，县级融媒体中心作为我国媒体融合的最后一公里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设施，既有资源整合和在地传播的优势，也具备重组乡村社会时空关系和实现社会主体、生活场景互联互通的潜能，有责任也有能力成为乡村风险传播网络的核心行动者。作为核心行动者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将“促进乡村风险治理有效”作为共同目标，将自有的“全媒体矩阵”打造成乡村风险传播网络中多元行动者信息获取和信息交互的“必经之点”，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招募和动员等转译环节组建行动者网络，推动乡村风险传播行动者之间的深层互动与协同传播。具体来说，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在以下几方面着力：

(一)强化网络建设和场景适配，成为行动者信息获取的“必经之点” 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积极推进全媒体矩阵在乡村社会的全面嵌入，成为乡村风险传播网络中行动者获取风险信息的“必经之点”。首先，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加大乡村传播网络的建设，根据乡村民众生产生活的实际以及各类媒介的属性特征，将分散的电视、农村有线广播和新媒体形式进行有机结合，通过全媒体矩阵内部各个信息分发端口的互联，以及外部与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型媒体的合作，实现全媒体矩阵在乡村社会的同频共振和协同传播。如将村民熟悉的媒介作为桥梁，在电视媒体中插入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在微信公众号提供进入移动客户端、新闻网站等自有平台的入口等。其次，利用优质和适配的服务凝聚乡村民众，进而实现对民众的组织和引导。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充分发挥服务乡村群众的功能价值，打通与县域政府各级部门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联系，聚合各个方面的资源，再基于村民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搭建信息服务、文化服务、政务服务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场景，通过服务的场景适配，主动融入乡村民众的生活空间，通过优质服务、独家内容凝聚乡村民众并建立用户粘性，将信息分发的端口同时打造成乡村服务的窗口，成为乡村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首选服务平台和交流平台。

(二)坚持群众路线和以人为媒，实现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网络的勾连 “熟人关系”是中国乡村风险传播网络中的一类重要的非人行动者。因媒介素养不足和“规避风险”的生存需要，“问熟人”是突发事件中乡村民众获取信息的常用方式，而广播、电视等“外来媒介”传播的信息通常需要借助“熟人关系”的转译和再传播，才能真正渗入乡村社会，并对乡村关系网络中的个体产生实际效用[12]。县级融媒体中心想要集结行动者去推动乡村风险信息的协同传播，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和以人为媒，充分调动“熟人关系”在乡村风险传播网络中的转接和转译作用。县级融媒体中心应主动吸纳村两委干部、乡村体制外精英作为通讯员，利用他们的“熟人关系”建立融媒体中心与乡村社会的勾连，通过他们将政府和媒体发布的风险信息分享到乡村人际传播网络，提高权威信息在乡村民众中的可见性，实现权威信息从外来媒介到内生媒介的流通；
同时通过他们及时了解乡村民众的习惯、想法和利益诉求，优化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使传播实践真正嵌入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参与乡村未来发展。

(三)重视技术转译和数据赋能，优化乡村风险传播生态 乡村风险传播网络中，“技术”作为非人行动者存在，其作用主要通过“形塑”媒体来实现。与城镇居民相比，乡村民众主动搜寻和甄别风险信息的意愿和能力较弱，技术赋能对媒介素养不足的乡村民众更为重要。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充分发挥“技术”在乡村传播网络中的转译作用，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前沿技术赋能乡村传播。一方面，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最大程度集结乡村民众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村民的网络行为痕迹，形成可采集、可计算、可存储、可应用的数据资源，为突发事件风险治理中政府实时掌握乡村舆情动态、精准回应村民关切提供数据支持，助力政府与乡村民众的有效沟通。另一方面，利用算法分发技术解决乡村民众与权威信息的关联问题，通过对乡村民众网上活动数据的深入挖掘，绘制乡村民众的兴趣图谱，以村民的个性以及所处的关系和场景为核心的关联维度，进行信息的大众化和个性化推送，提高乡村民众对权威风险信息的可获得性。此外，县级融媒体中心要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对风险信息来源的溯源，通过对不良有害信息的监测以及虚假新闻、谣言的甄别，净化乡村风险传播生态。

(四)打造在线社区和共治平台，构建行动者信息交互的合作网络 参与式发展理论认为，媒体在国家发展中的真正价值在于交流观点和让成员介入，促成利益相关者开启对话以产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策略[13]。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积极打造自主可控、以社群为核心的乡村在线社区，使其成为乡村风险传播网络中异质行动者信息交互和协同共治的“必经之点”。乡村在线社区一方面要为乡村基层组织和政府机构的风险沟通搭建快速通道，经由“虚拟在场”实现信息互通，解决突发事件中乡村基层组织权威信息获取和舆情反馈不及时的问题。另一方面要为乡村基层组织和乡村民众的在线村务管理和协同共治提供平台，为乡村精英主动参与风险治理提供权威和正统的渠道，将物理空间分散的村民集结到共建共治共享的媒介化合作网络中，实现乡村各类议题和活动的在线讨论和集体协作，通过媒介“共在”的线上交流达成共识和共同行动，培育强互动、高粘性的乡村用户社群。同时，县级融媒体中心应该安排专人入驻乡村在线社区，通过议程设置和活动组织，引导乡村民众理性、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构建共享和互助的社群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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