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甜，周 毅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巴蜀文学的发展与“巴蜀文化”息息相关，“巴蜀文化”包括四川自古以来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其中与文学直接相关的因素主要有三：一是生态环境，指的是四川作家所生活区域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
二是教育基础，指的是四川作家所在区城整体的教育设施、文化氛围和人们对待教育的态度；
三是文学传统，指的是四川作家所接受的四川历代文学书籍、典故的熏陶。“巴蜀精神”，便是指四川作家受到巴蜀这一特定区域的生态与人文环境熏陶后在其作品中所展现出来的一种独属于巴蜀的价值取向[1]。“天府广记三部曲”是指蒋蓝立足于四川本土文化，聚焦于巴蜀历史书写的三部散文随笔集，依次为《蜀地笔记》《成都笔记》《锦官城笔记》。其中《蜀地笔记》侧重刻画蜀地风物，《成都笔记》着眼于蜀地人物，《锦官城笔记》则同时包含了蜀人和风物，并从往昔的历史写到了今朝。本文旨在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于蒋蓝“天府广记三部曲”的作品细节中探寻“巴蜀精神”的三种具体表现形式，并拟从文学地理学的视角透视 “蒋蓝式”散文的书写特质，以窥其笔下“巴蜀精神”的成因。

在蒋蓝笔下，巴蜀人都懂得这样的道理：是非成败不过转眼云烟，功名利禄远不及一杯盖碗茶、一句“安逸”来的痛快。不疾不徐的生活步调，使成都人愿意花时间去考证古蜀大象的历史踪迹，然后揭秘“想象”一词的来源。由于活着的象很少人能见到，古人只能通过残存的象牙和象骨来对活象进行联想。而之所以无人怀想牛、狗、老虎、犀牛，是因为“这些动物要么过于寻常，要么难以驯服，无法与人产生依恋之情”[2]15。于是在某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蜀人尽情飞起了想象的翅膀，从而有了一位传奇的山精，可以由男化女，一跃成为蜀国王妃。怎料王妃因水土不服而香消玉殒，蜀王悲痛欲绝，派人将王妃故乡的泥土挑回成都，将其厚葬。挑担只能用左肩挑，所以“左担道”之名诞生了，埋葬王妃的地方也被叫作 “武担山”[2]19。从成都人的处世态度到想象力，从神秘莫测的巴蜀图语到象征璀璨文明的天府广场石犀，蒋蓝的书写上接蜀地古族文明，下临西方异族文化，在多元素的融合交汇中彰显着海纳百川的巴蜀包容精神。

由物及人，在蒋蓝笔下，蜀地的包容气概不仅滋生了争奇斗艳的蜀地风物，还孕育了一代才人的文采藻思和坚毅品格。学者陈寅恪，原籍江西义宁，初入蜀地，夫妻二人双双病倒，居住在用篱笆墙围成的简陋居所，妻子需要自己养羊挤奶才能给陈寅恪短暂地补充一点营养。后情况愈演愈烈，陈寅恪竟至双目失明，幸有挚友吴宓慨然以万元付陈寅恪作为家用，并劳心劳力搜罗枸杞子等药材给陈治病，才得以宽慰其寂寥之苦。在蜀地的一年零九个月，他生活拮据、体力透支，可勤奋治学之心却不曾更改分毫，《长恨歌笺证》等12篇论文便诞生于此。成都，既是他的第二故乡，也成了他的学术丰收之地。才女林徽因在蜀地也曾有过一段艰苦的时期，李庄的天气潮湿、闷热，交通也不发达，常至音讯阻断的境地。在一次实地考察中，她偶感风寒，后竟发展为肺病，在床上一躺就是十年。当地条件恶劣，缠绵病榻的林徽因为了出版梁思成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得不亲自造纸、刻写、绘图、排版，将数量众多的史籍、照片、草图和数据一一记录。她的生命力在日复一日的伏案劳作下日渐委顿，而认真严谨、坚毅不屈的学术精神却随着《中国建筑史》的诞生而经久不衰、百世流芳。一代散文家朱自清也与成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第二任妻子是成都新女性，首当其冲引领了剪短发热潮，与他相识后一见如故，最后二人相知相守了一生。在清贫而忙碌的成都时光里，他衣敝衣、吃珠米，却丝毫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拼命写作，参加会议，举行讲座，尽力像蜡烛一样燃烧着自己的所有价值。做人做事本就极为严谨的他，却依然在日记中感叹自己资质平庸，不时反省自己是否足够勤奋努力。蜀地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环境滋润着文人间的相知相惜之情，为中国文化事业的繁荣昌盛作出了显著而独特的贡献。

从“蜀地笔记”到“成都笔记”再到“锦官城笔记”，书籍的命名蕴含浓厚的地域色彩，独属于巴蜀的精神开掘，离不开蒋蓝的实地考察。海德格尔认为，文学作品的诞生像是建立一个世界，只有写作时紧贴大地，才能将最真实的现实生活呈现出来。蒋蓝自己也曾说过：“一个好的作家，不仅要有独立的思想，还要身体力行到山水之间、田间地头了解百姓生活，这样才能保持自己永不衰竭的创作能力。”[3]作为一个四川人，蒋蓝的散文字里行间无不弥漫着巴蜀特有的地方气息，他对于地方性知识的掌握，再加上个人鲜活的生命体验，以及学者的书斋气，淬炼出一种极具个人化的叙述[4]。什么是“地方”？由于这一词汇众所周知、极为常见，我们经常自认为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但却很难超越常识层面去深入理解它。英国文化人类学家迈克·克朗在 《文化地理学》中写道：
“地方不仅仅是地球上的一些地点，每一个地方代表的是一整套的文化。它不仅表明你住在哪儿，你来自何方，而且说明你是谁。……地方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系物桩，系住的是这个地区的人民和流逝的时间所共同的经历。随着光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5]由此看来，“地方”是一个集空间与时间、文化与地理于一体的概念，关于“地方”的书写并不是简单的空间、地理的描画，而是时空并存的历史书写与文化书写。在《林徽因的李庄时代》开篇，蒋蓝提出了“名人足迹所在之处，便是让人铭记之处”的观点[6]230。江山也要文人捧，自然的魅力、风景的魅力、“地方”的魅力某种程度上就在于它们的“人文”附加值。蜀地海纳百川的瑰丽文化孕育了蒋蓝的诗情与才华，他便以历史上的蜀地才俊和风物为书写对象，从侧面烘托出其文化内涵中有容乃大的精神底蕴，并试图以一己之力将其发扬光大。

为了客观而真实地描绘出蜀地风情图，蒋蓝采取了文学人类学式的书写方法，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亲历现场以触摸历史的脉络。来自盐都自贡的蒋蓝，乐于徜徉于巴蜀大地的山山水水，却“并不醉心于风景，而是田间地头的访谈和调研，历史遗迹中的玄机与隐秘。”[7]在蒋蓝看来，田野考察法是他创作的独家秘籍，实地调研所得的真实资料，恰是他笔下“非虚构写作”的重要素材。”[8]通常意义上的地方历史书写，无论是史学还是文学，往往凭借文献史料、考古资料，做的是“纸上文章”，推演的是线性的“因果律”，呈现的是单一的 “必然性”，缺少历史语境、历史情境的真实再现和具体细节的真实还原。随着时代的发展，像蒋蓝一般打通文史哲视野，同时又将书本知识与实践经验融合于一体的作家，正是文学更新的大势所趋[9]。

蒋蓝虽然佩戴着“非非诗人”的符标进入文坛，但后来的记者生涯却让他成为了时代所呼唤的历史书写者。他曾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去进行历史“考古”，亲自完成了考古人员的“现场”发掘和“文物”复原工作。田野调查的过程有时候比文学创作花费的时间更长、工作更细，但他却义不容辞，坚持以“非虚构写作”方式来呈现“地方”书写。他所坚守的“文学田野考察法”成为了蒋蓝式“非虚构”落地的基石，蜀地包孕万象的精神气质也在他的客观考据与实地发掘下逐渐清晰成型。

在蒋蓝笔下，蜀地名人才情与风骨兼具，体现出狂诞不羁的巴蜀英雄精神。文质彬彬的蜀地才子杨雄虽“口吃不能剧谈”，却在遭遇“投阁之祸”后依然笔耕不辍，他仿《论语》而作《法言》，学《易经》而作太玄，惆怅失志却并不消沉，体现出风流才子的傲骨与豁达。在奉节张飞庙，蒋蓝想起那些湮没在历史进程中为义而死的战士们，他仿佛回到了历史的现场，感受到一种“豁然的死”。在蒋蓝看来，当张飞意识到他是在实践“道义”之事时，他其实已经逐渐步入了死亡的深渊。一步又一步，缓慢而从容，向着安详的正义之光走去，这时的死不是终结，而是一场跋涉在归乡路上的漫漫旅途。人一辈子不能因为恐惧死亡而活，甚至为了抵抗死亡而做出些惊天动地的事情来，而是要在心里怀有对正义虔诚的期待，如此死亡这个动作便会自然而然地一再延迟，这便是大无畏的英雄精神。

蒋蓝在描写蜀地人物身上的英雄精神时，为何要突出其独特的巴蜀意义呢？从内部因素来看，由于巴蜀是蒋蓝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乡，因而整个区域文化的影响对其创作意义重大。此外，从外界形势来说，巴蜀文化在近现代的变迁中展现出一种源于本土的独特个性，与学界主流的“外来影响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巴蜀，不存在先进文明带动落后文明的说法，而是地方文化与中心文化的共振，在双向互动的交流中共同构成了中国的现代文学[10]。在白帝城前殿，蒋蓝于刘备托孤时的痛哭中看到了其心系天下的征兆。中国历史上有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哭的是她的丈夫；
有卞和在荆山下的滔天大哭，哭的是美玉无人赏识。刘备的哭泣与二者都不同，他哭得迅猛而失措，仿佛山洪突发，一泻千里。悱恻的心痛如流水般滔滔不绝，但却并没有灰心到在泪水中病逝的程度。对刘皇叔而言，这场哭泣就像是一块遮羞布，随着泪水之河将个人与社稷紧紧相连，家国凋零的不幸便在泪水中被掩盖 。英雄生长于巴蜀大地，又以种种“惊异之举”为蜀地贴上与众不同的标签，人物性情与地方精神相得益彰，交织融汇成奇特的文学地理图景。

在书写层面，蒋蓝不以近现代传记所追求的“真实”为自己的写作准则，因其笔下的“非虚构写作”并不是以为蜀地人物歌功颂德为目的。他笔下的人物只是历史洪流中芸芸众生的一个代表，是真实而鲜活的普通人。对于大西皇帝张献忠，蒋蓝没有对其报以简单的道德评价，而是试图于丰富的史料中还原生动的人物图景，将一代“黄虎”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用一种看似冷静克制，实则暗喻讽刺的笔法揭露无疑。张献忠可以被称为一代英雄吗？他命令洋人铸造大炮，却又污其为奸细；
他杀人如麻，却俨然一副替天行道的模样；
他生性多疑、乖张无常，当爱妾悄悄走近他身旁时，他头也不回，反手便用佩刀将其掏腹杀死。徒有英雄胆，却无英雄德，如此心狠手辣、狡黠残忍之人，可堪“奇人”二字，却担不得“英雄”之名。翼王石达开又当如何？石达开的入川之路，既是一条血路，也是一条诗路[6]125。他投鞭饮马、冠山题诗，殒命后锐利的眼神仍能让所见之人心神一激、惊骇而死。在战场，他是让人闻风丧胆的翼王；
在民间，他是深受百姓爱戴的好人。如此行径，方担得起“敢当”二字。

非虚构写作按惯例要包含历史人物传记、历史事件纪实等实录性的内容，但其文学属性却要求它生动而深刻地记录下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所加之于个体的轻和重，以及历史人物对此的反抗或顺应。这种特质决定了其并不需要对传主进行按部就班的描写，或对其一生的意义做出繁杂的过度解读。从写作立场上来看，凭借细腻的叙事所展现的真实，往往比常人想象中难以企及的真实还要真实。蒋蓝一直在尽力借助各种途径使自己置身于真实的地域，并试图以一己之力复原和修补出历史所未完成的真相。他认为非虚构和虚构并非对立，非虚构写作的技术空间也并非狭窄，虽然史实碎片必须处于正确的历史地位中，遵循真实的原则，但作者使用的粘合剂，却可以在巧妙的使用之下为碎片的细节增加生动的情感。由此可见，作为蜀地文化的书写者，蒋蓝在探掘蜀地英雄精神的同时，也秉持着自身的写作理念与风骨，不盲从、不迎合，把“真诚”视为散文写作的最高境界，绝不会为了励你的志、讨你的好而唱你喜欢的歌[11],以身作则为巴蜀英雄精神作注。

在蒋蓝笔下，一代诗骨陈子昂为展宏图“一掷千金”，是巴蜀先锋精神当之无愧的代表，读来令人倍感新奇。千金买琴并当众摔碎，陈子昂的放手一搏使他名满京华，此后，他大力革新陈腐的齐梁诗风，并从自身的诗歌创作出发提倡“风雅兴寄”与“汉魏风骨”，为文学史增添了一道绚丽的创新之魂。在书写层面，为了还原赵抃治理蜀地的来龙去脉，蒋蓝在通读《宋史·赵抃传》之余，还结合《赵清献公神道碑》等史料以及蜀地的地方志，对其行为的历史意义进行了较为客观全面的分析。当描写赵抃与西蜀名园的联系时，他不禁宕开一笔，将罨画池的前世今生以及与美景相关的人事一一交代。于是，沈括、陆游的诗文便与园林美景谐和统一，显得妙趣横生。[12]5

同时，蒋蓝的“天府广记三部曲”为笔记体，体现出一种创作向度上的先锋精神。何为笔记？宋代的洪迈在《容斋随笔》自序里写道：“予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记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12]4根据这个说法，笔记便是作者闲来读书时所记录下来的文字，看到有趣的或者有道理的语句，便随手摘录下来，不分前后顺序，也不管因果逻辑，纯粹是一种读书人的志趣罢了。此外，在李肇的《国史补》中有对笔记内容的概括，分为记录事实、探求原理、解疑答惑、劝导教育、记录风俗和戏谑娱乐六种。中国历史上首部以笔记命名的书是《宋景文笔记》[12]4，全书共分解释风俗、考察古迹、闲谈杂论三卷，开笔记体风气之先。

蒋蓝“天府广记三部曲”中的巴蜀先锋精神还体现在尤为注重史料真实性的考辩，从而颇具学理性。他注重将人物的传记、关于历史的考证，和他历年来走访民间进行田野考察的成果相结合，生动地让历史上的人和事穿越古今、重返当下。在写赵抃的琴鹤逸闻一节时，通过细读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蒋蓝发现了赵抃担任成都转运使时“唯携一琴一鹤一龟”的细节[12]7。经过合理的推测与分析，便得出了“由于沈括曾随父亲在四川生活过，并且对蜀地的逸闻十分上心，因此其笔记可信度较高” 的结论[12]7。可是他又发现彭乘在其著作《墨客挥犀》中的记录和《梦溪笔谈》有细微的差别，《墨客挥犀》中只记载赵抃入蜀地带了琴鹤，没有说龟。由于两种说法俱有合理性，于莫衷一是时便使其两存，留待读者自行甄别，可见其严谨。在非虚构写作的有限空间，蒋蓝予材料碎片以真实还原的创造之美，活生生琢出文史艺术的和谐、空灵。因而其身份似乎越来越难以归类：诗人、散文家、随笔作家、学者、田野考察者等。但这其实并非最紧要的，在流行跨界和所谓资源整合的当下，蒋蓝一路前行，在多重身份的融合中开辟出独特的文学新境界。

此外，蒋蓝从不发表一些人云亦云的结论，而是敢于独辟蹊径，用“竖切苹果”的视角，探寻别人未曾发现的真理[13]。甚至有时候，他只让事实自己说话，却不做任何评价。但不做评价却并不意味着没有立场，神学家范泰尔认为没有立场是不存在的。因善恶于世界从未离开。蒋蓝不是要书写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而是注目于人物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在一个小空间里深挖，以此完成对“地方”的“深描”。蒋蓝“深描”出巴蜀乡土的地方性经验，从而艺术地构建了巴蜀乡土的 “地方性知识”[14]。

而这是独居“象牙塔”的舞文弄墨者们完全不具备的“质素”。蒋蓝以“在场”的方式书写历史，最大程度地真实呈现了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人、事、物的形态，“地方”的现场感成为其书写的个性与特色。深广的博物兴趣和独立的田野考察，成为蒋蓝的 “文学地标”，使其成为真正“接地气”的作家。

蒋蓝游走于地理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立足在“地方”，却放眼于现代与世界，因而其所构筑的地方史，表层是地理志、文化志，内在却是思想史和精神史。传承了蜀人的书写天性，蒋蓝以“崇史”的姿态“深描” 地方，将“地方性知识”的“考古”与“个人体验式”的描写、想象组合，编织出华丽的“四川大绸”，或者说散文的《华阳国志》[15]。他曾对流沙河散文的贡献作出较高评价，认为其构建了一座“纸上成都”，充分描绘出成都的历史、文化、风俗画卷[16]。其实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天府广记三部曲”中，一幅四川历史文化风俗画卷缓缓展开，人事风物的描绘与心灵求索的质询间杂其中。蒋蓝用个人化的理解描绘出成都的丰赡与灵秀，其穿透历史云烟的深邃思想，文史一体化书写所体现出的温暖睿智，既是散文家主体的宝贵品质，也是其创作的向度[17]。

总而言之，由于蜀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在无形中塑造了蒋蓝独特的巴蜀气质，而蜀地本身也成了他作品中描绘的文化地理空间，二者的交织使他的蜀地文化书写别具一格。同时，蒋蓝的散文不迷信前人的观点，在辩证的书写态度中有创新，在不露情感的叙述和描写中用象征和隐喻暗含褒贬，从而在感性和理性之间达成了较好的平衡。此外，作为蜀地历史文化的忠实书写者，蒋蓝始终践行着“文学人类学”式的史料考证和实地考察方法，从而使“天府广记三部曲”客观、准确地再现了巴蜀文化中包容、英雄和先锋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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