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历荣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进行了伟大斗争、艰辛探索和不懈奋斗，取得了辉煌成就，先后完成了救国大业、建国大业、富国大业，如今正迈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大业的征程中。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海权兴则国兴，海权强则国强。习近平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向海洋则兴，放弃海洋则衰，国强则海洋权强，国弱则海洋权弱”，“海洋事业发展得怎么样，海洋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系我们民族生存发展，关系我们国家兴衰安危”。①. 《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人民日报》2013年8月1日，第1版。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海洋事业，形成并不断丰富其海权思想。当然，中国海权思想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复杂的历史根据，还有着鲜活的现实考量，因而对其要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个维度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

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也是“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的结果。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8页。因此，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特别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三种资源。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8-339页。而要完整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同样要融通古今中外这三种资源。

（一）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

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的理论指导下，结合世情、党情、国情和海情，对中国海洋事业、海洋问题的思考，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海上贸易、海上运输、海军建设、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等思想的继承、发展和丰富。

1.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市场和海上贸易的思想。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②《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93-494页。。因此，为了不断扩大产品销路，必须去开辟广阔的世界市场。在马克思看来，正是新航线的开辟才促使国内市场转向国外市场，加速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融合。因为联通世界的新航路开辟，世界市场得以建立，而市场、殖民化、商品贸易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页。。马克思主义还指出，海洋对国家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荷兰、英国正是通过控制海上贸易，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资本主义国家围绕海洋展开博弈，结果促使了世界霸主更替。一句话，得海洋者得海上贸易，得海上贸易者得天下。

2.马克思主义关于海上运输的思想。海上贸易的开展，国际国内市场的融合，都离不开航海技术的进步和海上运输业的发展。由于身处工业革命时代，马克思“充分地认识到了运输业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重要性”④韩彪:《马克思的运输经济理论和我国的实践》，《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第27页。。马克思指出，交通工具的飞速发展，促成了世界市场第一次真正形成。正是由于造船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使被海洋分隔的国家最后也因海洋连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页。“一个过程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⑥《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0页。工业的发展需要相应的市场，需要航运业的发展，而航运业又扩大了市场，加速了工业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指出：“除了开采业、农业和加工制造业，还有第四个物质生产部门，——这就是运输业。”⑦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66页。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联系工业革命和世界市场的中间环节便是海上运输业的发展。

3.马克思主义关于海军建设的理论。恩格斯在《海军》一文指出：殖民时代，就是建立海军以保护殖民地及殖民贸易的时代，“从此便开始了一个海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频繁、海军武器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成效的时期”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383-384页。。也就是说，在恩格斯看来，近代海军就是为了保护殖民地以及殖民贸易而建立起来的。航运业的发展需要海军为其保驾护航；
航运业的发展与殖民制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海军和殖民地为航运业提供的便利，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为了争夺海外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海洋成为了角逐的战场，海军在此时具有关键性作用。恩格斯指出：“自16世纪中叶起，新崛起的海上强国英国，不断地挑战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无敌舰队在海战中遭到惨败。从此，西班牙的海上霸权为英国所取代。”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10页。英国也正是凭借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又击败了俄国的海上舰队，才继续维持着其海上霸主的地位。恩格斯还在《反杜林论》中强调：“现代的军舰不仅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是一个浮在水上的工厂。”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6页。海战能使战场空间变宽、规则改变、海战逻辑创新。海军建设依靠科技，但不能完全依赖进口，要有自主生产能力，否则必然受制于人。

4.马克思主义关于海洋争端和平解决的思想。第一，遵守国际条约的思想。马克思说：“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而不是单个的个人恣意横行。”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91页。马克思主义充分肯定国际条约的制衡作用，并强调“国际条约必须遵守”，违反国际条约必须遭受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或制裁。第二，倡导和平解决海洋争端。马克思主义认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了以和平与合作，而非战争与对抗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先例。马克思主义非常认可这一解决问题的方式。

总之，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海权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形成、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

思想观念与实践行为的根源在于文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战略都根源于其深远的历史与文化。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既秉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营养，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结合时代特征予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的基因。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归根到底是根源于文化，是文化、理念的产物。习近平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65页。，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从本质上来看，中华文明是和平文明，中国传统文化是和平文化。从儒家“和为贵”思想、孙子兵法“慎战”思想与中国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中国具有和平主义的历史传统；
而中国共产党因承袭中国历史传统和优秀文化，自然也具备这样的传统。④Arthur.Waldron，“Chinese.Strategy.from.the.Fourteenth.to.the.Seventeenth.Centuries，”in.Williamson.Murray，Mac.Gregor.Knox&Alvin.Bernstein，eds.，The Making of Strategy：Rulers，States，and War.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p.85-114.中国主张亲仁善邻，兼爱非攻，协和万邦，“德化天下”而非以霸道治天下。中国历史上曾拥有开拓海疆的实力，但却无扩张海洋权益的要求。不管是“塞防”，还是“海防”，其本质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和平性的“防御”思想。自古到今，中国“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
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⑤习近平:《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77页。。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海军，主要是为了保卫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7页。。邓小平也指出：中国海军不称霸，是防御性的。不管什么武器，包括核潜艇都是战略防御武器；
不管海军发展到什么程度，也还是战略防御。⑦《邓小平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论述选编》，北京:八一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2.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仁”的基因。“仁者爱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仁”为核心。因此，处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明之间的关系的原则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以和为贵；
处理利益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坚持利己及人，共赢共享的原则。中国实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谐海洋”“一带一路”倡议，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都是力求合作共赢，强调世界各国利益与共，这就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求同存异、包容多样、休戚与共的文化基因。习近平指出：“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①习近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0一七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17年1月1日，第1版。以“天下一家”与“和谐包容”为特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体现在海权思想上的就是“世界之海”而非“国家之海”的情怀与理念。党和国家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天下，和而不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辩证思维处理文明的冲突与海洋争端，共建共享共治“世界之海”。

3.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继承和发展着中华优秀海洋文化。“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海而居的中华先民早就受益于海，他们得‘鱼盐之利’，享‘舟楫之便’。”②张开城:《海洋文化与中华文明》，《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4页。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海洋文明，自古就具备厚重的海洋文化气质。尽管海洋文化从来没有占据主流，但丝毫没有影响它在开发、利用、保护、治理海洋伟大实践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精神，“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和谐理念，“单则易折、众则难摧”的协作诉求。中国海洋文化是和平文化，是包容文化，是文明文化，也是秩序文化。“‘郑和模式’的‘文明海权’”是不以侵略为目的，而是以传播中华文明、追求世界和平为价值目标的国际友好交往典范。③何平立、沈瑞英:《郑和模式：现代海权构建的思考与启示》，《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4期，第81页。中国海权思想有机融入中华海洋文化蕴含“海纳百川”“和谐包容”“天下一体”“亲海敬洋”理念。中国共产党倡导“和谐海洋”“一带一路”、海洋命运共同体，无疑闪烁着和而不同、“以和为贵”这些杰出智慧的光辉，其所倡导和坚持的共赢共享原则，正是传统文化的“天下为公”、利己及人理念的实践。

（三）西方海权思想的批判吸收

从西方思想史看，主张发展海权的不乏其人。以马汉、莫德尔斯基、莱曼、科贝特为代表的西方经典的海权理论和以戈尔什科夫为核心的前苏联海权思想，都强调依靠军事力量实现制海权，为争取制海权无视他国主权。它们既是海权争夺的产物，也是海洋争霸的指导思想或工具。无可讳言，这些海权思想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强烈的侵略性、疯狂的扩张性和时代的局限性，反映了海洋霸权国家的意志和野心，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列强侵略扩张的工具。但客观来说，其并非没有一点可学习借鉴之处。它们通过对海洋历史的总结，揭示了海洋与国家、民族的兴衰荣辱紧密相联；
揭示了开发、利用和控制海洋，建设海军的重要性；
揭示了构建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性。

1.强调海洋对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被世界公认为“海权理论之父”的马汉认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④Alfred.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1890，p.25.。“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⑤Alfred.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1890，p.27.。乔治·莫德尔斯基和威廉·汤普森认为海权对世界大国的崛起具有重要的意义，具有“控制海洋”“力量投射”“海上控制”“海上联系”等功能。⑥George.Modelski.and.William.R.Thompson，Sea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Macmillan.Press，1988，pp.11-17.戈尔什科夫强调：海洋是桥梁和交通线，连通了世界，具有重大价值。“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地球财富和地球本身”，“国家海权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因而也确定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作用”，“国家海上威力的实质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最有效地利用世界大洋（或如常说的地球水域）的能力”。⑦[苏]戈尔什科夫：《国家海上威力》，房方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5年，第9页。因此，开发海洋资源、利用海上交通要道，对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人类开始利用海洋以来，一个大的历史教训就是囿于陆上战略的一方最终必败。”①俞学标:《海权—利益与威胁的双刃剑》，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年,第14页。

2.海军是控制海洋的先决条件和核心力量。马汉强调指出：要控制海洋就要有强大的海军，因为强大的海军是控制海洋的先决条件和核心力量。而控制海洋主要又是实现对海上交通线与战略基地的控制。为了争取和保持制海权，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舰队、庞大的商船队以及分布广、战略定位重要的海军基地。海权既体现在海上商业上，也表现在海上军事行动上。②Alfred.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1890，p.27.莫德尔斯基和汤普森认为，“要想拥有全球性的强国地位，海军虽然不是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③George.Modelski.and.William.R.Thompson，Sea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494-1993，Macmillan.Press，1988，p106.。而且海军力量的大小是区别地区性大国与世界性大国的重要标尺。戈尔什科夫也指出，要实现对海洋的利用，就需要一定力量的海军，海军在国家海洋权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莱曼提出了“海上优势”论，认为美国必须具有“确信无疑的海上优势”④.[美]莱曼:《制海权：建设600艘舰艇的海军》，北京: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1年，第150-151页。，要以前沿部署、海上威慑以及与盟军联合为支柱。

3.全面发展海权的思想。要发展海权，政府一定要有海洋意识和发展海上力量的决心，且政策要具有连续性。海洋权固然重要，陆权也不可或缺。“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⑤马汉:《海权论》，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234页。朱利安·科贝特反对把海权的作用绝对化，认为海权是利用而非占领海洋。发展国家海权体系也决不意味着只是单纯地开发利用海洋，而必须全面发展海军力量、海运能力、海洋科研以及海洋保护等。

因此，西方传统海权理论仍然影响着世界对海洋、海军和海洋战略的决策过程，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海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海洋自身价值日益丰富，海权的目标也不再只是控制海上交通线，谋求海外殖民地，而谋求更大的利益范围。那种传统的追求独霸海洋，实施海洋资源和海上交通线垄断的海权思想，既不符合国际法，也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所以，中国共产党吸取和借鉴这些海权理论有价值的部分，在国际法和国际海洋法的范围内行使海洋权益。这些海权理论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国，并为中国海洋政策的制定与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所以，西方海权思想成为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一个重要外部思想基础。

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形成的历史依据，必须通过看前人“走过的路”明确自己“从哪儿来”。中华民族很早就开始认识和利用海洋，在历史上留下过辉煌成就，也经历了近代百年的海上屈辱及艰难探索实践，这是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历史根据。

（一）根植于中华民族海上历史的辉煌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利用和开发海洋的民族之一。根据考古显示，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就与海洋有了接触。正是在与海洋不断接触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开始“萌发并逐渐形成本民族最初的海洋观念”⑥黄顺力:《海洋迷思——中国海洋观的传统和变迁》，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第17页。.，即“行舟楫之便，兴渔盐之利”。历史文献也有不少记载，如《易经》上曾有“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记载。《尚书》有“四海会同”“环九州为四海”“江汉朝宗于海”，华夏先民“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的记载。《庄子》《竹书纪年》等载有“投竿而求诸海”“东狩于海获大鱼”等捕鱼活动。《管子·禁藏篇》载有“渔人之入海，海深万初，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荀子·王制篇》载有“东海则有紫祛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海道出师，已作俑于春秋时”等等。

据记载，公元前485年中国发生了第一次海战，即吴齐黄海之战，吴国“徐承率舟师自海入齐”，结果是“齐人败之，吴师乃还”。①张铁牛、高晓星:《中国古代海军史》，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第14-15页。到了战国时，韩非子提出“历心山海而国家富”的著名论断，强调海洋开发利用的重要性。西汉时期，中国开辟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从事海洋贸易。唐朝的航海技术达到一定水平，指南针应用于航海，并直接促成了后世“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唐朝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广州港“巨商万舰”“万舶争先”“大舶参天”。广州设“市舶使”，管理海外朝贡，管理进口货物。唐朝的海上丝绸之路和汉代一样，分北道和南道两条线路，航线更长、港口更多、规模更大。

宋元时期，“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货贿”。②徐松：《宋会要辑稿》职管四四，稿本第4347页。海船船型以福船、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认为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远洋航行区域扩大到了南洋、北印度洋和地中海等区域。经过唐宋元时期的发展，我国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海船建造业，到明初更建立起了规模庞大的官营造船业，除南京宝船厂外，在苏州、松江、镇江等地均设有官厂。在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和作用下，郑和先后七下西洋，创造了中国古代海洋事业发展的最高峰。郑和下西洋沿东南亚，经过印度洋，最远到达红海和非洲东海岸，纵横于亚非海域，其规模之大，航程之远，历时之久，堪称空前。李约瑟曾写道：在公元1100至1450年之间，中国海军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③[英]李约瑟:《李约瑟文集》，陈养正译，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258页。郑和的海权不仅具有主动性、开拓性，其运用的范围也比元朝大，方向更明确。④秦天、霍小勇:《中华海权史论》，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2页。除此之外，郑和海洋权更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平性，包容性，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拓展一块疆土、带回一个奴隶、签一个不平等条约，真正“开创了海上和平友好往来的世界范例”⑤吴胜利:《共同努力建设和谐海洋》，《人民海军》2009年4月22日，第1版。。更为重要的是，郑和已经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了解可能来自海上的威胁，主张捍卫国家海权。“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海上。”⑥徐质斌:《海洋国土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4页。

（二）启发于近代中国的百年海上国耻

郑和的海上远航并没有使中国走向海洋，走向富强，带来安全。相反，正如伯纳德所说，在明朝，“中国到达了海外海军部署的巅峰，不过也看到了它的海军力量的崩溃”⑦Bernard.D.Cole，The Great Wall at Sea：China’s Navy Enter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nnapolis，Maryland：Naval.Institute.Press，2001，p.3.。明朝政府先后出台一系列抑制海外贸易的政策，取消了所有出使海外的任务，还停止建造海船，甚至将私自出海者以间谍罪或叛国罪论处。这些政策标志着中国逐渐丧失了在世界海洋上的领先地位。

到了清朝，朝廷多次颁布禁海令，进一步强化“海禁”政策，“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并“不许片帆入海”，一度几乎完全断绝中外正常贸易往来。而且采取了严厉的迁海措施，造成了福建、广东等地大片沿海变成无人区，陷入有海无防之境地。长期且严厉的海禁政策不只是扼杀了中国的海洋贸易，更为严重的是严重阻滞了中国海洋意识的发展。中国实行背向海洋的闭关锁国政策之际，正是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纷纷从海上向东扩张之时。例如，英国颁布《航海条例》规定：亚洲、非洲、美洲，无论为英国人或别国人的殖民地，所生长、生产或制造的任何货物或商品，如不是由英国人所有的船舶载运的，都不准输入或带进英国、爱尔兰或英国所属的任何其他地方、岛屿、殖民地或领土。英国重视海权，通过立法以保护本国商人海外贸易特权，同时积极开展殖民扩张和争夺。而清朝政府却忽视海权，实行海禁政策，闭关锁国。不言而喻，中国闭关自守失去了发展海洋的战略机遇，海上挨打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而纵览世界历史，世界强国崛起无一不始于海洋，海洋是进入世界强国之林的必由之路。马汉指出，海权“是国家兴衰的决定性因素”①. Alfred.T.Mahan，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Boston：Little，Brown，1890，p.25.，“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②.[美]马汉:《海军战略》，蔡鸿幹等译，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7页。。英国战略家富勒认为，“在一个商业的时代中，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③.[英].J.F.C·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2卷，钮先钟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孙中山强调指出，“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势”④.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9页。。古罗马由海起家而雄踞一方；
西班牙、葡萄牙靠海曾称霸世界；
英国向海扩张，铸就了日不落帝国；
美国奉行马汉“海权”理论，成就了海洋霸主和超级大国……，所有这一切，无一不印证并诠释了“海兴则国强”的道理。“自有史以来，海权都是统治世界的决定性因素，任何国家要称霸世界，并在国内达到最大限度的繁荣与安全，控制海权为首要之务。”⑤.George.Modelski.and.William.R.Thompson，Sea Power in Global Politics，1949-1993，Macmillan.Press，1988，p.13.世界霸权更替，实质就是海洋权易手。拥抱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发展海权，也是海洋大国走向成功的共同经验。

纵观中国历史，海权兴则国兴，海权衰则国衰。近代中国的门户被西方殖民者从海上打开，从此中国陷于门户洞开、有海无防、有海无权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1840年—1949年，日、英、法、美、俄、德等国从海上入侵中国达470余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84次，较著名的有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1937年的中日战争”⑥.张序三:《海军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1255页。。西方列强通过这些海上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对中国沿海地区及岛屿的侵占，同时也使中国近代海权，如沿海和内河航运权、引航权、港口管理权及海关管理权等损失殆尽。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通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列强取得了在中国的驻军权，控制了中国通商口岸、海关和对外贸易以及交通事业。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28页。正是基于对历史经验和近代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负有强烈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担当的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重视海洋事业，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海洋事业真正成为了新中国国家战略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来源于近代中国海权的艰难探索

随着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一步一步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患频繁、主权受损的情况下，在救亡图存、奋力抗争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丁日昌、李鸿章、严复和孙中山等人深感海防危机的严重，大声疾呼加强海防以退敌御侮，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海权意识的觉醒与萌芽，为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提供了历史的基础和借鉴。

1.加强海防以抗击外敌海上入侵的近代海防思想。林则徐是中国近代萌发海防意识的先驱者。他最初坚持“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思想，后来发展到“建设水军”“以战为守”的海防思想。魏源提出了著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海防思想，冲破了中国士大夫“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其海防思想首先强调“守”。不能守，“何以战”？“何以款”？且“守外洋”，不如“守海口”；
“守海口”，不如“守内河”。要守“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驾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①魏源:《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75、100页。。丁日昌鉴于海事迭起、海防空虚的现状，提出建立中国海洋水师，将东南沿海分为三大军区以加强海防，甚至主张向西方购买铁甲舰装备海军，以增强我海军的战斗力。“天下断无无害有利之事，但得利多而害少，自当速举而兼营。”②丁守和:《中国历代奏议大典》第4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第766页。严复是最早接受与传播马汉海权论的中国人之一，并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海权思想。他已经认识到海洋的重要性，强调“古今未有能奋海权而其国不强大者”③严复:《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7页。。因此，一国要富强，要拥有国际地位，不能置海洋于不顾，“存亡生死，其权仍旧操之于我!”④[英]赫青黎:《天演论》(上),严复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71年，第13页。“必有海权，乃安国势”⑤严复:《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9页。，不缔造海权，陆权也只能随之丧失。更为可贵的是，严复已经认识到海洋的双重价值，即海权是“国振驭远之良策，民收航海之利资”⑥严复:《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7页。。这一重要的海权思想，标志着中国海防意识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变。孙中山是中国最早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海权的领导人。他提出中国走“兴海权，振中华”的海权思想。孙中山认为，海权对近代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掌握了海权国家才可能强盛。今后世界海权之争，主要集中在太平洋，“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
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太平洋问题？即世界之海权问题也”。⑦.《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9页。为此，孙中山极力支持国人收回海权的反帝爱国运动，明确指出列强“绝无干涉之权”，如其干涉，则以武力对抗。同时，孙中山还重视中国海关问题，明确海关是国家机关，必须捍卫，为此，发表了《关于海关问题之宣言》，表达中国人民捍卫海关主权的坚强决心。

2.建设近代海军的海权思想。林则徐很早就意识到海军的重要性，尽管他一直没有提出并建立起水师，但其“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却内涵建立外海水军的光辉思想。魏源基于其“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出发，强调建设海军以抗击外敌海上侵犯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战舰、火器、养兵与练兵之法，是谓夷之长技。为了改变明清海防的落后，他提出设铸造局、购火炮、设炮台、整水师、开海运、增水师科科举考试等。⑧魏源:《海国图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99-101页。洋务运动采用了魏源的思想，将其思想转化为实践，从而迈出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第一步。左宗棠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
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⑨左宗棠:《左宗棠全集·奏稿三》，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60-61页。丁日昌更是提出了崭新的、切合实际的海防战略布局思想。1867年，他提出建立三洋舰队的主张，建议在天津、吴淞与南澳设水师提督衙门，平时分防北洋、南洋、东洋，战时“则一路为正兵，两路为奇兵，飞驰援应”，相互支援，海防联为一气，则“滨海有长城之势，而寇盗不为窥视”。⑩丁守和:《中国历代奏议大典》第4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第766页。李鸿章强调加强海军舰队建设，打造海军军事基地，成立海军领导和管理机构，培养海军人才，建立后勤保障体制。严复呼吁中国加强制海权，强化海军舰队、军港和海岸炮台建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1888年，清廷批准了《北洋海军章程》，中国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同时，一些重要的海军学堂也相继开办。孙中山则在深刻反思近代海军积弱严重后果的基础上，认识到海上力量是海权的重要象征，呼吁为了捍卫海权，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国海军。他指出：“中国之海军，合全国大小战舰，不能过百只，设不幸有外侮，则中国危矣”，“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建设不可”。①《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90页。因此，他把海军建设视为“强国之基”“国防之要”，主张“兴船政以扩海军”，强调“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②《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44页。

3.发展海洋实业和航运业的近代海洋经济思想的萌芽。随着鸦片战争后对外通商口岸的增加和关税主权的丧失，中国海洋航运权也完全丧失。为保护日渐衰敝的华商船业和挽回中国的海洋权利，一批有识之士主张发展海洋实业和航运业。魏源认为要发展国内外贸易，就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和航运业，且提出要把经营南洋作为藩镇。李鸿章强调经济是海防的基础，要有强大的国防，必须先有丰厚的经济基础。统治者应考虑海防与经济的关系，力图使军事与经济互通互利。李鸿章为此还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这不仅是中国航运史上的一项创举，也是中国近代海洋观念的一大变化，“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孙中山认为海洋联通了世界市场，促进了经济发展，因而主张发展中国自己的海洋实业。他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向海求存、向海求富的发展海洋实业思想，体现孙中山海洋经济建设与海防建设相统一的思想主张。他高度重视港口的地位及作用，规划建设北方、东方和南方等三大港的宏伟蓝图。

任何理论创新都是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的。.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4页。。而在近代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伴随世情、党情、国情和海情的不断变化，中国共产党立足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以“问题为导向”与时俱进地发展中国海洋事业，使其海权思想经历“向海图存”“向海图富”“向海图强”三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一种推进与升华、继承并发展、既有阶段性目标又有总体性目标的辩证逻辑关系。④胡军良:《交往融合·价值重塑·实践创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性自觉的三个维度》.，.《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2期，第4-5页。由于“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44页。。因此，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所追求的目的、关怀的现实也不同。

（一）基于生存安全“向海图存”的海权思想

纵观古今中外历史，国家安全始终是一个国家所有利益中最根本的或者说是最重要的利益。“安全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基础，只有安全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其他国家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⑥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24页。就本质而言，国家利益问题就是事关国家生存安全和发展问题。受国家安全和发展需求的驱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力图拥有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需求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为之进行了艰辛探索和革命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把捍卫新生政权放在首位。为了一个和平的经济建设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就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希望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公函。但美国依然奉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军事包围，试图把这个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里。新中国初期所处的国际环境是险峻的，国家安全不断遭受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威胁。

当时，国际社会处于美苏冷战对峙的格局，美苏以军事为手段，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全面性的对抗，彼此以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世界形成了两大对峙阵营。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在苏联领导之下，有自治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他亲自制定了“一边倒”和反对美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明确“你不是站在世界‘进步’力量的一边，就是站在它的敌人一边”①肖欢容:《中国的大国责任与地区主义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47页。。“一边倒”，就是倒向社会主义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这使新中国从苏联获得了非常急需、及时且极其重要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支持，推动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工业发展。“实事求是地讲，苏联给我国的援助是非常大的，也是非常及时的。”②王京清:《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世界意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第41页。“一边倒”政策也使新中国赢得了北部边境的相对安全和来自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保护”。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胜利的时候，帝国主义并未干涉我们，并不是怕我国人民，主要是有苏联存在。”③裴坚章:《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23页。如果没有苏联存在，美国一定会侵略我们的。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迅速从中国北面、东面、南面三个方向分别向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派出武装力量，构筑起了对新中国的战略包围圈。④芦青、徐莹:《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新中国的基本判断》，《军事历史》2020年第1期，第100页。在美国看来，台湾在战略上是一个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地方，必须“尽早和逐步采取有关措施”，以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例如，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宣布：为阻止台湾被攻击，美国已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杜鲁门同时还正式提出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对此，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号召：“全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⑤《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54页。周恩来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的霸权行径。但美国通过直接参与朝鲜战争，派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同时增加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加大对印度支那的援助，从而实现对新中国从北到南的军事包围圈。毛泽东指出，美国建立的众多军事基地和防线，对我们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使我们很难睡安稳觉”⑥《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65页。。

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直接促使社会主义阵营开始逐渐解体。此时中国国家安全受到多方向、多来源的外部威胁。中国对国际形势的认知也从原来的“一边倒”政策转变为“既反美又反苏”“两个拳头打人”。恶劣的外部环境，严峻的现实威胁与挑战，使毛泽东不得不把捍卫新中国的生存与安全放在首位，不得不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国防建设和战略备战上。毛泽东对时代主题的判断也就更加突出强调“战争与革命”，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面对美苏等国对新中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也就是说“图存”成为当时最大的现实需求。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始终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国家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发展军事力量以及与之相关的军事工业以“图存”，一切建设工作主要都以国防为中心。⑦《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页。

中国共产党从“图存”的现实出发，为“加强防卫，巩固海防”，把沿海作为前线，注重发挥海洋的战略屏障作用。一是积极采取措施取消外国驻军权，收回航运权、海关主权和管理权。如通过新中国第一部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第一次真正实现中国海关的独立自主。二是通过开展国际海运合作，“冲破西方的海上封锁与禁运，拒绝苏联企图侵占中国海洋权益的无理要求”。三是发布表领海声明，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12海里。同时，为捍卫中国海岛主权，炮打金门，粉碎美国“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对越自卫还击，收复了甘泉、珊瑚和金银三岛。四是为保卫海防、抵御帝国主义可能的侵略，建立新中国的人民海军。经过充实和健全，中国海军主力三大舰队全部建成，第一艘核潜艇也于1974年下水。

（二）基于和平发展“向海图富”的海权思想

“在和平条件下，即国家没有陷入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安全是国家基本的利益，发展是国家的根本利益。”①楚树龙:《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4期，第13页。“经济利益是一个国家最经常性的利益”，当国家生存安全有一定保障时，经济利益就成为国家的“最主要利益，也是最根本利益或者最终利益”。②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页。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通过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和新科技革命发生深刻变化的敏锐洞察，在对中国基本国情作出深刻分析和对历史经验教训科学总结的基础上，邓小平科学回答了“如何认识世界”以及“如何认识中国”这两个重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中华民族遇到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以及必须发展、“不改革死路一条”的重要结论。习近平也曾指出：中国之所以能改革开放，关键是我们党正确判断世界大势。正是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国内问题准确把握，中国开始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而是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明确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于是，经济利益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利益，经济因素也成为影响国家内外政策的重要因素。邓小平指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决定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40-241页。“四个现代化集中讲就是经济建设”④杨福晶等:《跨世纪的中国外交——“中国外交辉煌50年”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在新形势新环境下，邓小平强调，应付敌国的军事威胁已不再是国家安全的重点，更加强调和平、发展、综合国力的发展战略。于是，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定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我国“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正是出于发展的国家利益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考虑，邓小平决定通过海洋走出去，实行对外开放。任何民族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发达，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不可能成功。海洋不仅是走向世界的桥梁、通道，还是“富国兴邦”的宝库。因此，邓小平向国人发出“进军海洋，造福人民”，“发展海洋事业，振兴国家经济”⑤章示平:《中国海权》，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第350页。等号召。在发展思维的指引下，聚焦“兴国之要”的经济发展，“向海图富”思想开始形成并付诸实施，中国从而迈上“向海图富”的征程。“向海图富”的海权思想主要表现在：一是从战略高度认识海洋，实施海洋开发利用。不断强调“中国的希望在海洋”，颁布《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皮书。⑥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EB/OL]1998-05-29,http://www.gov.cn/zhengce/2005-05/26/content_2615749.htm.通过《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海洋问题事关国家根本利益。二是制定海洋科学发展规划，发展海洋经济。制订了诸如《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全国海洋开发规划》《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等一系列海洋经济发展的科学规划与部署。颁布了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等涉海法律。三是倡导共同开发，促进国际海洋合作。提出了“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海洋争端问题。以共同维护海洋持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提出了构建“和谐海洋”倡议。

（三）基于民族复兴“向海图强”的海权思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有目的地着力探索中国梦的实现问题。2012年11月29日，他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①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页。接着，习近平又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梦的内容、目的进行诠释。他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4页。。而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稳定的国际秩序”“各国人民的理解、支持、帮助”。“中国人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
中国好，世界才更好。”③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545页。

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强起来和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这个新时代，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④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01版）。但“富”不等于“强”，“富起来”还只是量的积累，“强起来”才是质的飞跃，从“富”到“强”是一种质变的逻辑结果。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进入一个“执政强国”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也认识到海洋不仅可以富国，还可以强国。在党“执政强国”的新时代，海洋也由服从并服务于“富国兴邦”转向“强国之要”。而从“向海图富”到“向海图强”也是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一个历史性跨越。当然，“富海”的目的是为了“富国”，同样，“强海”的目的也是为了“强国”。因此，“海洋强国梦”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海洋利益遍布全球，涵盖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囊括国家的安全、发展和责任三大诉求。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国未来能量和发展引力将来自海上，应更加认清海洋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从战略全局上关注海洋，牢牢抓住当前的战略机遇期，去经略海洋，建设海洋强国。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之路，“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⑤《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人民日报》2013年8月1日（01版）。，不挑战国际体系，不谋求海洋霸权；
中国也将持之以恒、竭力奋进地努力，既提升自我实力，又要搞好与海洋强国和周边国家关系，担负起国际责任；
中国坚定“向海图强”的决心、信心和能力，保持淡定姿态和战略定力，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实现近代以来追逐的海洋强国梦。习近平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⑥习近平：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EB/OL]2022-06-07,http://www.qstheory.cn/zhuanqu/2022-06/07/c_1128721589.htm.“走好向海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因素，也是海洋强国战略布局贯彻落实的必然要求。一是积极发展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经济是“向海图强”的重要手段和坚实基础。党注重规划用海，重组国家海洋局，理顺了海洋管理体制。二是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海洋法制是向海图强的合法性基础和法律保障。党中央从体制机制上对海洋管理机构及其制度、方式进行调整改革，使我国海洋管理不断朝着制度化、法律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三是参与海洋全球治理。国际合作是“向海图强”的和平限度和重要桥梁。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框架内海洋治理机制和相关规则制定与实施”①习近平集体会见出席海军成立70周年多国海军活动外方代表团团长,[EB/OL]2019-04-23,http://www.xinhuanet.com/2019-04/23/c_1124404136.htm.,同时也“同海洋国家一道，积极构建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海上通道、发展海洋经济、利用海洋资源、探索海洋奥秘，为扩大国际海洋合作做出贡献”②李克强:努力建设和平合作和谐之海——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的讲话,[EB/OL]2014-06-21,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1406/21/t20140621_3013176.shtml.。“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拓展海洋国际合作战略空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有效路径。四是加强海洋保护性开发。党和国家将建设美丽海洋的理念融入到建设美丽中国的总体布局中去，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循环开发利用海洋资源。

回顾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其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是国家实力发展成长的缩影；
另一方面也是危机推动和渐进理性的。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离不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离不开中华民族对完成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与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的不懈探索，更离不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离不开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政策导向和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经历了从革命与建设时期通过革命救国、“执政立国”以求“向海图存”站起来；
到改革开放新时期通过“执政兴国”以求“向海图富”富起来；
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执政强国”以求“向海图强”强起来的转变。在历史与现实情境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围绕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展开一系列的海洋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之所以经历“向海图存”“向海图富”“向海图强”三个阶段，是因为其海权思想是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总体战略，顺应国家从“求存”“求富”到“求强”的现实需求。总之，中国共产党海权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离不开海权理论的支撑，离不开历史依据和现实条件。因此，要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海权思想，就需要在理论、历史、现实的三重维度中深刻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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