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周芳 张学强 马以念

（1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兰州 730070；
2西安文理学院学前教育学院，西安 710065；
3杭州师范大学经亨颐教育学院，杭州 311121）

1937年5月，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日，在与国民党政府多次谈判后，将陕甘苏区改称为陕甘宁边区。由于其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封建迷信盛行，陕甘宁边区是当时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成立之前，40万边区人口中，99%都是文盲，小学初高级中学合计才120处。[1]当地婴儿死亡率达60%，全区巫神多达2 000余人。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旧社会给边区的遗产就是‘贫穷、愚昧与疾病’。”[2]边区是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3]抗战爆发后，由于大批革命战士奔赴前线，儿童面临着失教失养的悲惨境遇，为了科学养育革命后代，解除革命战士的后顾之忧，解放妇女使其成为抗战建国的中坚力量，党中央以延安为中心，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儿童保教方针政策，组建了一支钢铁般的师资队伍，总结了丰富的儿童保教经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十年来，为了缩小城乡学前教育差距，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学前教育方针政策，重点发展农村学前教育。如提高农村学前教育事业发展的责任主体层级，实现每个乡镇至少有一所公办园的目标：实施专项西部学前教育项目与农村学前教育项目：实施免费农村定向学前师范生培养项目、农村幼儿园教师特殊津贴制度，并采取城乡结对、片区教研、送教下乡、园长轮岗、教师支教等措施推动农村学前教育的发展。以上措施对推动农村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基本上解决了广大适龄儿童“有学上”的问题，但这只是解决了数量的不足，提升质量仍是未来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重点。[4]因此，仅靠“外力”不能从根源上提高农村学前教育的质量，必须重视农村学前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力”。在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只有以激发系统“内生力”为核心，以城乡教育资源均等化为手段，以特色强、质量高为主要特征，不断提高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优质化程度和水平，由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5]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学前教育，才有可能打破贫困的代际循环，促进社会公平与稳定。[6]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正是在极度困难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体保教人员在没有任何可资借鉴经验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一切为了孩子”的保教宗旨，积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保教精神，书写而成的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是我国儿童保教事业史上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篇章。站在当前我国学前教育发展的新起点上，回溯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历程，总结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经验，从中汲取智慧与力量，对弘扬马背摇篮精神，发展高质量的农村学前教育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宋庆龄先生说：“我已经发现了一座桥梁，可以沟通环境、种族、宗教和党政方面的分歧，这座桥梁就是儿童——我们的儿童。”[7]儿童这座桥梁不仅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最广泛地团结了国共两党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及海内外爱国民主人士拥护并支持我国儿童保教事业，这是我国儿童保教史上前所未有的篇章，也是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儿童万岁——保育为主，教育为辅（1937—1940）

战时儿童保育会的成立，拉开了儿童保教事业的序幕。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成千上万的儿童流离失所，无家可归，遭受着失教失养的空前厄运。在沦陷区，敌人把大批儿童装运回本国，施以奴化教育。面对儿童的悲惨境遇，中国共产党人及一些进步民主人士首先喊出了“救救儿童”的呼声，呼吁海内外志士仁人伸出援手，共同“抢救难童，养教难童”。1938年3月10日，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开启了儿童公育的历史篇章。同年7月4日，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在总会领导与帮助之下，尽一切力量保护、教育新中国的后代，[8]并确立了“儿童公育，集体养教，全面推进儿童保育工作，为全边区儿童谋福利”的保教方针。[9]同年10月2日，战时儿童保育院正式成立，主要为7岁以下（不包括乳儿）的边区党、政、军机关子女，烈士遗孤和战区难童实行免费的学前教育。毛泽东亲自题词“儿童万岁”。[10]1938年冬，毛泽东亲自题词“好好的保育儿童”。随着新生儿的不断增加，1940年3月7日，中央托儿所成立。同年6月1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通知，对边区保育院的收托对象、入托手续、保育院的具体工作做了具体规定。随之，银行托儿所、女大托儿所、鲁艺托儿所相继成立。[11]由于受战争等因素的影响，保育院面临着经费的短缺、保教人员的不足及医药物资的缺乏等巨大困难。因此，儿童保育工作坚持“保育为主，教育为辅”之方针，优先保证了儿童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随之逐渐扩大了儿童保教范围，拉开了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序幕。

（二）保证儿童心身平均发育——保教结合，全面发展（1941—1946）

因时因势，保育战时儿童。1941年至1942年，日本军队及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经济的双重封锁，使整个边区陷入了极度困难的时期，几乎弄到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的地步。[12]同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战士不断奔向延安，使延安新生儿数增加，加大了儿童保教事业的困难与挑战。但党中央及边区政府依然提出“孩子第一，科学养育”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儿童保教政策，规定了保育科的设置、产妇的待遇、婴儿的保育、托儿所的规模设备、保育人员的训练、分配及待遇等问题，[13]毅然决然地抢救、保护难童。1942年5月16日，为了感谢美国洛杉矶慈善家对边区保育工作的援助，中央托儿所改名为“洛杉矶托儿所”。同年，边区相继成立了15个托儿所，收容了1 904名儿童，[14]扩大了儿童保教范围，将儿童保教事业推向了民间，这是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保教结合，保证儿童身心全面发展。1943年，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及第三次精兵简政运动的开展，使边区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保教人员积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儿童为本，因材施教，保教结合，全面发展”的原则，使边区儿童保教工作从“不正规化”逐渐走向“正规化”。1944年，边区分会积极响应政府“民办公助”的方针，先后创办了不同形式的儿童保教机构，如附设在完全小学的幼稚班，母亲变工托儿所、哺乳室，以及集零为整、分散在人民群众中的托儿所，[15]使陕甘宁边区形成了从乳儿部、托儿所、保育院、小学、中学、大学、研究院直到成人社会教育机构的教育序列。1945年6月1日，延安第二保育院成立。1945年底，边区受公育的儿童共有2 100多名，属集中性质的（保育院、公立托儿所、幼稚园）有1180名，属分散性质的（机关托儿所）有930余名，[16]“打破了共产党不要老人和孩子的谣言，在政治上扩大了影响”。[17]抗战胜利后，复员与复原工作的开展，加大了边区保育院的人事调动，为儿童保教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但随后很快又步入正轨，并加大了儿童保教范围。1946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终止，其作为引领与支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支柱，极大影响了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

（三）一切为了孩子——保教结合，保育为主（1946—1949）

内战爆发，开启战略转移。1946年11月，解放战争爆发后，党中央要求保育院必须在3～5天之内迅速撤离延安。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让一群没有任何行军经验的妇女带着年幼的孩子行军，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让人不敢想象。但在中央领导人的鼓励下，全体保教人员顶住压力，全力准备，总结了行军路上可能遇到的所有困难与问题，提出了“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口号。[18]1946年11月9日至12日，第一保育院、洛杉矶托儿所及第二保育院的孩子们惜别延安，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转移之路。转移路上，敌机的侵袭、环境的险恶、妇女儿童的特殊性使保育院时刻处于危险与困难之中，但全体保教人员始终坚持“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孩子，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口号，积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用自己的生命与智慧保护了儿童的周全，谱写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马背摇篮精神。

革命胜利，开启儿童保教历史新征程。1948年9月22日，第一保育院回到延安李家洼。同年底，陕甘宁边区各机关家属队为了腾出妇女干部参加工作，相继成立了5个全托及变工托儿所。[19]1949年4月，洛杉矶托儿所进驻万寿寺，并更名为中央军委保育院。同年9月25日，第二保育院到达北京，1950年10月4日，更名为“北京市六一幼儿院”。1947年8月17日，东北干部的37名子女从襄垣出发，经过海陆六千余里的艰难征程，全部到达哈尔滨。1949年9月，孟林带领延安保育院的30余名儿童随军到兰州，开启了甘肃省保育院的儿童保教历程。[20]1949年11月1日，第一保育院入驻西安市一区信义巷，1950年4月14日，更名为西北儿童保育院。从此，我国儿童保教事业开启了历史新征程。

（一）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实践证明，教育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正确的发展方向。[21]在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发挥着总揽全局、引领、协调各方的作用。儿童保教方针的确立、保育院的选址与规划、保教经费筹措与分配、儿童保教工作的开展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进行的。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后，边区政府积极响应总会“儿童公育，集体养教”的方针，形成了以“战时儿童保育会陕甘宁边区分会、陕甘宁边区政府及各机关组织部”为核心的组织领导体系。第一保育院建院初期，毛泽东、朱德、项英同志为保育院捐款700余元。毛泽东亲自题词“儿童万岁”，洛浦题词“未来的希望”，朱德题词“保育后代”，周恩来题词“革命娃娃万岁”。[22]1940年，朱德、林伯渠和徐特立分别前往保育院指导工作，并为其题词“耐心地培养小孩子”“新的战士在孕育中”“保证儿童心身平均发育”。[23]革命领导人的题词，使儿童地位得到了充分的确认，给保教人员以巨大的鼓舞，并为儿童保教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第一保育院形成了以杨芝芳院长为核心的领导体系，并制定了一系列院部工作细则、制度及相关条例，[24]引领着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中央托儿所、第二保育院及各机关托儿所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完成了党赋予她们的历史使命。行军前夕，毛泽东专门去托儿所看望了孩子们，仔细询问了托儿所的准备工作，挥笔写下了“已有进步，更求进步”[25]八个大字，极大地鼓舞了托儿所全体同志的信心。行军路上，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密安排与保护下，保教人员以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用自己的智慧与敌人周旋，与疾病抗争，与反革命分子斗争，最终战胜了各种困难与挑战，安全将孩子们送到党的怀抱。正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了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才能从普及走向高质量，进而走向可持续性发展。

（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构多元一体的社会支持系统

“儿童这座桥梁”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抗战爆发后，宋美龄、李德全领导战时儿童保育会以“团结”为起点，形成了最广泛的妇女统一战线，如中共长江局妇委的邓颖超、孟庆树，妇女救国会的领导人史良、曹孟君、沈兹九、安娥、刘清扬等妇女同志，动员组织各阶层妇女参加战时儿童保育工作，为全国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物质与智力支持。其次，在宋庆龄先生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宣传下，各种医疗器械、奶粉、衣物、捐款及各种注射用的疫苗转交到了边区保育院。抗战时期，来自海内外的华侨捐款达13亿元之巨。[26]再者，保教工作得到了各机关党政军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时，总是亲自阅示保育院写给总会的拨款报告。20世纪40年代初，白喉在边区难以控制时，周恩来副主席委托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的飞机特地给保育院捐了医药，遏制了白喉病菌的蔓延。[27]最后，保教工作得到边区人民群众的关心与支持，尤其在行军途中，群众承担出民工、出牲口、派车辆、撑渡船等任务，孩子们被民工叔叔背过，用箩筐挑过，赶牲口送过，大车运过。当时若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当然，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港澳同胞、国际友人、爱国民主人士、人民解放军及老百姓为中国的抗战胜利、为中国的儿童保教事业做了无私的奉献。这是我国儿童保教史上前所未有的篇章，也是我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三）保教结合，保证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孩子第一，健康第一”是边区儿童保教工作的主要方针。为了保证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保教人员根据儿童的年龄、智力发展、体力强弱、性格特征、家庭背景等条件进行分班，并根据保育员的专业背景、工作时间及工作经历分配保教人员。儿童食谱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供给标准及当地的出产率，由管理人员、烹调人员、探买员和医生共同研究决定。对患病儿童或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安排专业的保教人员给予特别照顾。对父母亲长期不在身边的孩子，建立接孩子制度，以弥补父爱、母爱的缺失。根据低能儿童的身心状况，给予他们特别的关心与照顾，引导他们积极面对生活，努力克服身心困难，不断提高自我意识，建构健康的人格。卫生工作始终坚持“预防第一，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之原则，避免了重大传染病的蔓延。如保育院每天进行一次卫生总检查，孩子每周一次进行五官检查，每三月一次体重身高检查，每半年进行一次健康检查。外界有流行病时，则进行严格的隔离。[28]

保教结合，保证儿童身心全面发展。首先，非常重视儿童道德品质的培养，以“故事化、游戏化、歌曲化”的方式将道德品质的培养贯穿在儿童的一日生活中，使其在潜移默化中习得良好的道德品质。其次，开展“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劳动教育。同时，开展社会教育活动，如成立儿童团、儿童剧社，鼓励儿童走进人民群众，向人民群众讲解战争故事、表演节目等，将其锻炼成自觉觉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及自利利他的革命接班人。再者，重视儿童心理健康教育，通过记录儿童个性、观察儿童生活、定期召开教员大会、进行集体与个别谈话、定期举行心理测验、关注特殊儿童等活动对孩子们进行心理辅导，保证其身心健康发展。最后，积极开展幼小衔接工作。孩子们的学习条件非常简陋，没有纸和铅笔，工作人员上山敲来石板，自制了粉笔和石板本，就这样孩子们都能自己看报、写字。[29]同时，开展家长工作，如通过按期召开家长联席会、组织小型展览会、按时按事给家长写信、按季给家长做报告等方式实现家园共育，共同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延安时期还开展了专门的教育活动。行军路上，环境及行军经历是最丰富、最生动的活教材，这些成了孩子们最珍贵的人生财富。

（四）坚定信心，积极面对一切困难

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边区儿童保教工作在开展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首先，经费的困难。边区儿童保教经费主要来源于战时儿童保育总会、边区政府、各机关团体及私人募捐等。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共补助480名儿童的生活费（每人每月70.25元），但由于交通等问题常不能按时送达。1941—1942年，边区经济被双重封锁，直接阻碍了海内外爱国人士对边区的捐助，使得大量物资无法到达。同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革命战士不断奔向延安，使延安新生儿数增加。孩子无法全部安置，加之物价上涨，使保育院陷入极度困难时期。1943年，保育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的困难，但因儿童人数的增加，保育院开支依然入不敷出。1946年3月，战时儿童保育会终止，即边区儿童保教经费的主要来源被终止，这直接加剧了保育院的困难，但儿童保教工作依然有序开展。经费的困难，必然导致生活设备及医药物资的短缺。1941年，最基本的器械如药棉、纱布、注射器、镊子、灌肠器等十分短缺。为了给孩子们测体重，保健医要跑到炊事班去把称粮、称菜的那杆大称抬过来，在大称一端放上大秤砣，一边钩上柳条筐，然后把孩子放在柳条筐里，两个大人用一根大木杠子抬起来测体重。[30]保育教材、书籍、乐器（如风琴、口琴）、留声机、牛奶、代乳粉、玩教具等，即使能买到也因物价昂贵而无法购买。大生产运动后，边区经济有所好转，但基本的药品及器械如体温计、橡皮输尿管、耳镜、直肠检查器、消肿膏、反光镜、橡皮洗肠器、20 mL注射针、Omnadim Plontosil sod Cocudynat Vita-Min A.B.C等药品依然十分紧缺。[31]医药物资的短缺难以抵抗疾病的暴发，这也是保育院一直面临的巨大挑战。

其次，保教人员的缺乏与不安心。第一保育院共收容550名儿童，其中只有200多名孩子生活能自理，其他300多名孩子时刻需要保教人员的照顾，而全院59名工作人员除采买、运输、杂务人员之外，其余人员要全力负责儿童的一日生活，还要负责给孩子们做饭、缝补、清洗衣物，每天都肩负着巨大的责任与压力。保育院除了丑子冈、李芝光、沈元晖、姚淑平等少数知识分子之外，像任宝珍、周桂枝、梁国新等同志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女同志，一大部分还是年轻未结婚的姑娘，她们满怀希望地到延安见毛主席与总司令，跟他们干革命，没想到被安排到了保育院，她们视保育工作为“耻辱”，有的甚至“发疯”，几度想要逃离保育院，但从没有伤害过孩子。她们安静下来时什么都明白，就是思想上不接受保育工作，从而引起精神及心理上的不适应。归根结底，是她们还没有认识到儿童保教工作与革命事业之间的关系，是思想观念产生了问题。

再次，环境的险恶，使保教工作难上加难。如，特务的侵袭。延安各保育院收容着不少中央首长、前方抗战首长及烈士的孩子，这些孩子一直都是特务活动与注意的目标。因此，提防特务的侵袭也是保育院最重要的工作。1945年8月18日晚上，刘伯承、汪荣华的女儿刘华北被特务杀害，组织根据孩子们提供的线索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但这个案子一直没有侦破，成了全体保教人员终身的遗憾与痛楚。又如，豺狼虎豹的偷袭。洛杉矶托儿所的工作人员基本都有与狼斗争的经历，丑子冈所长曾经举着一个大木棒，追狼追出几里地，直追得野狼气喘吁吁跑不动，她自己也快要趴下时才停下来。虽然托儿所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并严加防范，但还是经常能听到狼的怒吼声。再如，路途的险恶。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保教人员要带着年幼的孩子躲避敌人的子弹，抢渡黄河，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时刻面临生死的考验。

最后，妇女儿童的特殊性也是开展保教工作中的巨大挑战。保育院收容着10个月至10岁的儿童，儿童身心发展的特殊性使保教人员时刻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行军路上，有时队伍刚起步，有的孩子哭喊着要上厕所；
有时敌机在盘旋，有的孩子因害怕而喊叫，很容易暴露目标，使整个队伍陷入生死困境。除此之外，她们还得时刻注意并满足马儿、骡子、毛驴的生理需要，以免它们的动静暴露行军的目标，引起不必要的危险。

（五）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用生命保护儿童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保育院极度困难之际，边区政府的全力支持远远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只能依靠全体保教人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主实践，大胆探索。中央托儿所创建之时，丑子冈所长坚持“少花钱或不花钱”的原则，自己观察地形，筹集资金，寻找民工，设计修整方案，带领保教人员修建了各种活动室，开辟了菜地，缓解了经费的不足。1943年，保育院积极响应边区政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白天开荒种地搞生产，夜晚纺线捻羊毛，油灯底下织毛衣，孩子也跟着拾洋芋”是保育院大生产运动最生动的体现。第一保育院办起了屠宰坊、饲养坊、造纸厂等，并与当地农民合作开发了豆腐坊、挂面坊、石灰厂、玻璃厂等，不仅改善了儿童与成人的生活，还极大地提高了保教员的工作积极性。在儿童衣物紧缺时，保教人员亲自为孩子们制作被褥、衣服、鞋帽、手套等。孩子们没有教材、玩教具，保育院开展“创编教材，制作玩具”运动，为孩子们创作故事、儿歌、游戏等，制作了77种共1 097件各式各样的玩具。没有黑板，就将伙房兼饭堂的两块门板涂上锅烟子做黑板；
没有笔，就用筷子绑上钢笔尖，蘸着自己用颜料配的“墨水”来写。每一张纸都用到无处可写，不能再写时才扔掉，不够了就拿着棍子在地上写。

自主探索，大胆实践。百日咳爆发之际，全体保教人员以战斗的姿态全身心地投入到与疾病的战斗中，她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即“保证孩子的生命安全”。起初，傅连暲通过“经络气血决死生，任督闽疏百病除”的口诀，利用扎实的西医功底，结合按摩、服药等方法进行治疗，但依然无法根治。在病情危急又缺乏有效药的情况下，傅连暲想到了为孩子们“输血”，通过输血增强儿童的抵抗力。10 mL、20 mL、30 mL、50 mL，甚至更多的血从大人身上抽走，注射到了孩子们身上，附加服药与按摩等方法，孩子们身体逐渐好转，脱离了生命危险，由此创造了我国医学史上的奇迹。[32]洛杉矶托儿所爆发百日咳时，刘太行最为严重，在医院躺了两个月，先是不断咳嗽，然后吃什么吐什么，最后吐血。傅连暲通过“输血”的方法，帮助太行度过了生死大关。在疫苗紧缺的情况下，只强调隔离与消毒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首要任务是要提高保教人员的思想觉悟，使其学习科学育儿的知识与方法，知道预防的重要性。其次是要严格建立检疫、防疫、隔离、消毒、会客、定期检查等制度，保证儿童保教工作的专业性。再者要培养儿童良好的生活卫生习惯及生活自理能力，让他们学会自我预防与保护。最后是密切联系群众，向当地老乡学习中草药方和民间常用的医疗方法。第二保育院刘可才同志在老乡的指导下，把核桃叶、花椒叶轧烂，制成软膏给孩子治秃疮，他们还用明矾、花椒、碱配成含漱剂治牙痛。[33]

提高保教人员专业素养。保教人员的社会地位、认知水平、保教能力、“保教结合”的工作性质等多重因素，是导致保教人员缺乏与不安心的主要原因，但“认知水平”是本质原因。面对保教人员的不安心，党组织并没有埋怨与责怪她们，而是从物质上与精神上更加关心她们。为了提高保教人员的政治待遇，院领导带她们听政治报告，参加妇女座谈会，组织她们一起唱歌、跳舞、观看演出等，以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同时，毛主席等领导人经常去保育院看望孩子们，并称赞保教人员在为新中国培养未来的革命建设者和接班人，给了保教人员极大的鼓舞与支持。保教人员边工作，边进行业务课、政治课、文化课[34]的学习，如此高要求、高难度的工作，造成她们认知上的两极分化。为了提高她们的专业素养，保育院开展“大工作、大学习、大生活、记话、谈心”运动，开生活检讨会，组织教材创编运动，办黑板报、保育日报等，总结了一日生活二十六个环节、教育孩子的十一个革命观点等，[35]不仅推动了保育院的工作，而且增强了保教人员克服困难的信心，提高了她们对儿童保育工作的认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一字不识的保育员能够阅读《解放日报》《群众日报》等，个别人能够写日记、短文章，能给家人写信。课余时间，协理员组织大家读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革命胜利的大好形势，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的士气，使大家坚定了必胜的信心。

不畏艰险，生死与共。行军路上，面对敌机的轰炸、绵绵的雪山、陡峭的悬崖、湍急的河水等危险情境，保教人员始终坚持“一切为了革命，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孩子，大人在，孩子在，大人不在，孩子也要在”的保教宗旨，在沿途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下，用自己的身体抵挡敌人的子弹，用自己的智慧抵抗环境的险恶，用自己宝贵的经验战胜疾病的猖獗，用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用自己坚强的意志顶住所有的压力，将生死置至身外。第二保育院翻越十八盘山时，必须连续爬过十八个山峰，由于山上终年积雪，又没有路，且必须赶在太阳落山前下山，否则就会冻死在山上。面对如此艰难的行程，全体工作人员坚定信心，计算好时间，把孩子的棉被缝成棉背兜，被单撕成条，给孩子们做好防寒措施，背上干粮、急救药品、御寒的辣椒与白酒，开始了艰难的行程。爬到山顶时，风越来越大，雪越来越厚，气温越来越低，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大家边走边抓山上的雪块吃，她们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战胜这座大山！”傍晚时节，全体人员终于翻过了这座终生难忘的雪山，而孩子们暖暖和和地睡在她们的背上。其间，有的保育员疾病缠身，但为了孩子们她们甘愿忍饥挨饿，与疾病斗争。冬夜行军，她们毅然决然地踏进冰冷的河水中，即使冰碴割得腿部鲜血直流，她们依然勇往直前。在每一个千钧一发之刻，她们都秉持“一切为了孩子”的坚定信念，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孩子的安全，用自己的智慧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书写了伟大的行军之史。

当前，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同样面临着教育资源不均、幼儿园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师专业水平低、学前教育质量低等问题。要走出一条高质量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之路，让所有儿童接受公平且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我们必须积极借鉴边区儿童保教的成功经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前教育之路。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最高领导地位，发挥着总揽全局，引领、协调各方的作用。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面临着办园主体多元、幼儿园管理制度不健全、办园不规范等诸多问题。要建构一条高质量的农村学前教育之路，首先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强党对农村学前教育事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树立科学保育教育理念，全面提高保育教育水平，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应立足幼儿园实际情况，健全幼儿园党组织领导机制，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政策，加强幼儿园党员队伍建设，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推进儿童保教工作，实现幼儿园党组织和党建工作的全覆盖。再者，应坚持政府办园、社会参与、公民办相结合的办园方向，落实各级政府在农村学前教育规划、投入、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的责任，完善各有关部门的各项工作机制，牢牢把握公益普惠高质量的基本方向，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加快推进农村幼儿园的各项工作进程。最后，应组织幼儿园教师积极学习党的历史，弘扬与传承党的精神，理解立德树人的内涵，形成立德树人的理念，掌握立德树人途径与方法，全面提高个人思想觉悟，立志为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奋斗终身。总之，要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幼儿园党组织的作用，坚持正确的办园方向，发展出一条具有园本特色的学前教育之路。

（二）健全教师专业发展机制，培养一支钢铁般的师资队伍

幼儿园教师的“量与质”是保证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教师的“教育观”是决定高质量学前教育发展的核心因素。一支钢铁般的师资队伍是陕甘宁边区儿童保教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国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同样面临着教师数量不足、专业素养偏低、流失率高等一系列问题，要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首先必须培养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高质量的师资队伍要从培养幼儿园教师的源头“师范教育”入手，而师范院校教师的“量与质”是决定师范生专业素养的关键因素。因此，师范院校的首要任务是组建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其次，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及师范生个人发展水平，做好师范生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通识性素养培养和专业素养培养之间平衡协调的工作。[36]建构“高校、政府及幼儿园”三位一体的协同培养模式，扩大普通师范生及免费师范生定向培养的规模，完善师范生入职后动态交流机制，形成农村学前教育师资定向培养机制。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引导并鼓励师范生从事学前教育事业，对边远地区从教的师范生给予特殊津贴补助，以此吸引更多的师范生加入学前教育事业中。

提高农村幼儿园教师待遇，健全农村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机制是发展高质量农村学前教育的根本保证。边区保育院中，条件的艰苦并不是她们不安心工作的主要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她们对儿童保教事业的“认知”问题。农村幼儿园同样面临着工作环境差、工资待遇低、教师结构不合理、编制少等问题，但是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要保证农村学前教育公平而高质量的发展，必须先提高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改善其工作环境，解决个人编制问题，完善职称评定、个人奖励、继续教育等机制，引领优秀的师资队伍加入一线幼儿园，优化优质师资的均衡配置与流动。其次，优化教师招录及岗前培训机制，创新校本入职前后培训机制，革新教师自学研修机制，完善国培计划执行机制，改进G-U-S三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37]最后，建构区域化教师发展共同体，充分发挥城镇优质幼儿园及乡镇中心幼儿园的带动辐射作用，发挥城乡幼儿园骨干教师的引领示范作用，引领城乡幼儿园教师学习不同时空下的儿童保教经验，以消解城乡教育生产和教育空间生产上的不平等，实现学前教育机会平等。

教师的“教育信念”是实现学前教育公平而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边区儿童保教人员就是在坚定的革命信念的支撑下，完成了党赋予其的艰巨的历史重任。因此，在保证幼儿园教师工资待遇及专业发展机制的同时，必须加强幼儿园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引领其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学习党的历史、新中国史及中外教育史，形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能够在教育实践中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志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有教育责任感与使命感，并为教育事业奉献终身的好老师。

（三）坚持“儿童为本”，关注儿童内在生命力的成长

边区儿童保教工作始终坚持“一切为了孩子”的保教宗旨，坚持“儿童为本，全面发展，保教结合，因材施教”等原则，使儿童身心得到全面健康发展。当前，外在环境的快速变化引起的“教育认知”正影响着儿童的身心健康，如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与社会的不断变革使人们寄希望于教育能够培养个人根据社会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因为再没有比教育更加强大的变革力量。[38]因此，“一切为了孩子，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似乎成了儿童实现终身学习，拥有美好未来的必要基础。不同教育理念与教育行为在相互碰撞中不断博弈，引起全民不同程度的“教育焦虑”，随之产生为解决家长焦虑的焦虑的儿童保教机构，使家庭教育与幼儿园功能发生异化，儿童立场缺失，父母立场越位，儿童生活发生变革。归根结底，这一切是我们对“儿童与教育”肤浅甚至错误的理解导致的。因此，教师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儿童观及质量观，[39]在保证儿童的生命安全与身心健康的同时，关注儿童内在生命力的成长。首先，发现儿童，尊重儿童的天性，倾听儿童内心真实的声音。儿童作为“正在生长的人”，有其内在的生长节奏与规律，其身心发展的未成熟性、变化性、独特性与可塑性等，使他们正在体验着生命的各种可能性，儿童的生活本身在流动着，经验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了儿童人生的不确定性。因此，成人应该充分理解和尊重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每一个特定年龄阶段的儿童的特殊需要，看到他们的不成熟性和发展的巨大可能性，[40]倾听儿童内心真实的想法、感受、需要与诉求，帮助儿童诞生更多精彩的想法，理解此时此刻什么对这个孩子才是最恰当的，[41]在儿童突然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为之提供帮助与支持，[42]使儿童能够按照自己的生命节律自由生长。其次，引导儿童。“儿童是有血有肉的人，教师的职责不应只是教给儿童丰富的知识，并将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儿童，而是引导儿童发现并觉知生活的真善美，将知识转换为智慧，激发和引导他们自我发展”。[43]大以大成，小以小成。再者，唤醒儿童。唤醒儿童内心深处对美好事物的无条件的、恒久的渴望与追求，唤醒儿童的责任与良知、天赋与梦想，唤醒儿童内心爱智慧的种子，使其焕发生命的活力和人性的光辉。最后，解放儿童。将儿童从自我的“偏执、迷茫、痛苦、压抑、辛劳”中解放出来，与儿童一起从思想走向行动，从理解走向实践，达到视域的融合。

（四）建构多位一体的学习共同体，创设高质量的教育环境

虽然边区保育院的孩子年龄小，但他们目睹了敌人的凶残，他们深知是谁让他们遭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悲惨境遇！他们明白抗战的意义，理解革命战士的艰辛，满怀对敌人的憎恨与民族独立的愿望。他们在战火中，在马背摇篮上惊心动魄的经历本身就是一部丰富的教科书，这样的环境与经历铸就了他们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坚强的革命意志、伟大的革命理想，使他们从小就形成了宁死不屈、顽强拼搏的精神。正如爱泼斯坦所言：“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征服的。”[44]环境作为幼儿园的第三位老师，能将不同时空下的人类经验联结起来，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农村具有丰富的教育资源，世界上最美妙的书便是大自然，荒野与大学有着同等的重要性，真正的游戏在农村。但农村幼儿园却面临着内部环境“西方化，城市化”，户外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不足等问题。因此，在迈向高质量学前教育的道路上，首先要剥离“农村幼儿园城市化”的现状，确立城乡学前教育平等的地位，探索“共生型教育”办学模式，认识农村学前教育独特的价值与意义。[45]其次，建立幼儿园、家庭、社区及不同机构多位一体的互助式学习共同体，充分利用其自然及文化资源，给儿童搭建不同的教育空间，丰富幼儿的生活。再者，突破教材的限制，走出幼儿园，走进大自然，和孩子们一起去发现、去尝试、去创造、去建构他们自己的童年生活，在探索、发现、体验、交往中获得新的经验。最后，创造和谐民主，充满爱的精神环境。边区保育院环境比较艰苦，大多数孩子的父母亲长期不在身边，甚至有的孩子都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孩子们能够健康成长，离不开保教人员为孩子们创造的充满爱的精神环境，离不开保教人员对孩子们无私的爱。因此，即便农村幼儿园物质环境比较简朴，教师一定要为孩子们创造一个充满爱的精神环境，创设一个高质量的学习生活环境，让孩子们在温暖、和谐、民主的大家庭中健康成长。

（五）重塑农村学前教育质量观，建设高质量的农村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实现“高质量”的农村学前教育发展，必须要突破“传统质量观”的限制，树立科学的高质量观。保证“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是边区保育院衡量保教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在农村地区，衡量学前教育质量高低更多关注幼儿园场地大小、环境布置、设施设备数量、游戏材料、孩子识字及计算能力等外显指标，对幼儿学习与发展状态、师幼互动的质量、环境的教育性、课程质量、幼儿内在生命力的成长等关注不高，还没有真正形成学前教育质量意识，使得农村学前教育问题愈演愈烈。学前教育质量是教师和家长共同努力不断促进幼儿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学前教育机构中所有的人、环境、时间、空间、课程不断给幼儿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的过程。[46]因此，高质量的农村学前教育必须“以儿童为中心，坚持保教结合，遵循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及特征，为儿童创设高质量的生活环境，注重师幼互动的质量，真正树立质量意识”，保证儿童身心全面健康发展。但是要从根本上提高农村学前教育质量意识，必须重构乡村文化，提升教育主体的文化自信，坚定乡土文化的立场和乡土文化自觉。其次，增强乡村文化认同感，重塑乡村教育责任感与使命感，使幼儿园教师自觉承担农村学前教育发展的重任，成为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的推动者与改造者。再者，充分发挥乡镇中心幼儿园对所属区内村级幼儿园建设、业务管理与指导的引领及示范作用，加大乡镇中心幼儿园的政策引领、制度保障、经费支持及人员统筹，使每一所乡镇中心幼儿园能对口支援村级幼儿园，每一位老师都能对口指导村级幼儿园教师，使乡、村两级幼儿园同步发展，提升乡、村两级幼儿园教育的内生性及自我发展能力，从而实现县、乡、村三级学前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最后，建设高质量的学前教育质量体系。要推进农村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一个普惠共享、协调均衡、开放多元、供需适配、高效能、创新发展和可持续的教育体系，[47]完善经费投入体系、教师教育体系、课程资源体系和质量评价体系，[48]保证农村学前教育从普及、公平走向高质量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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