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优，丁 杰，孙 丽

（安徽财经大学艺术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20 世纪中期，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逐步从对立走向融合，强调文化与环境，文化与生态之间关系的文化生态学随之产生，由美国学者斯图尔德首次提出。文化转型是文化的生态适应过程，更是一个重要的缔造过程，在不同的区域环境下，不同的文化特点、文化类型的产生和相互作用，促使相应社会组织的力量增强，肩负着构建相应价值观念的重任。文化生态学相关理论引起国际广泛关注，也启发了国内学界对于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省思。中华文化生态观是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的具体体现，中华先民在探索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及其关系中，建立了天人同构的哲学观念，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华文化生态系统的生成与发展[1]。

徽州的文化生态从两千多年前黟、歙立县后，逐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单元，徽州一府六县的格局近一千多年来相对稳立。具备典型的文化生态适应性和创造性，是中国区域文化生态的极佳研究范本。中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都根植于乡土社会[2]，因此作为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徽州传统村落的环境、空间和人文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到了明清时期，在徽商经济蓬勃发展的强力支撑下，徽州文化生态实现“区域全面发展”，成为中华文化的深厚积淀和重要象征。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生态带来极大的冲击，徽州文化生态系统隶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生态系统中，在适应着外围大系统的同时，也应不断重构和完善具备自身特点的、动态可持续的区域子系统发展模式。

历史上的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有哪些特征？面对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衰落和转型如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徽州文化的当代价值应该如何重构和彰显？下面将围绕这几个问题对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价值的逻辑结构和实践经验展开分析和研究，以期重构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核心价值。

文化生态学经过不断发展完善，逐渐突破了环境对文化产生及变迁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区域自然生态环境对于文化的影响仍旧不容小觑[3]。徽州传统村落是街巷与环境、人文与自然的有机结合，是在地域特定的自然、人文地理环境下形成的文化生态体系。包括“依山而居，伴水而生”的环境生态系统，集聚向心的空间生态系统，以徽商为支撑的经济生态系统和崇文好儒，以水论道的人文生态系统。

（一）环境生态的适应性

在村落选址上，最为理想的模式是枕山、环水、面屏，构成一种“半封闭式”的状态，使居住者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归属感和认同感[4]。徽州地区群山环绕，山限壤隔，易守难攻，水系丰沛，能够满足生产生活安稳之所需，是徽州文化得以长期保持平衡稳定的环境基因。徽州先民有着中国自古以来“耕读传家”的“重农”思想，农田开垦成为迁居此处后最为关心的问题[5]，然而古徽州地区土壤越肥厚的地方海拔越高，最适合生活与开垦的山间盆地的土层却较薄，抗蚀性能较差，精工细作的农耕模式也不利于水土保持。尽管如此，盆地依然是徽州村落集聚的首选，其中相对最好的是古黟盆地和休歙盆地，因此先民们将落脚点先稳定在这两个区域，然后逐渐向祁门、婺源、绩溪等相对平坦的地方扩散。对于不太理想的村落环境，徽州人会充分遵循自然规律，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使其更加趋向于理想的村落选址模式[6]。由此可见，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是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建构的基础。

（二）空间生态的同一性

不同的地貌环境，使徽州传统村落的街巷空间布局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其遵循的处理山水地形与村落关系的方式具有同一性，这种共性受到徽州先民哲学思想观念的影响，也是与现实生活需要相结合的表现，已然成为一种无形的布局规律，引导着村落场所、道路和建筑的分布。宗祠和牌坊作为徽州传统村落的形象，是村落空间布局的中心，村落中各种集会活动皆围绕宗法建筑展开有机序列，以此散射分布，体现了村落集聚向心的特征，村落空间中的主要道路也是由其贯彻而成[7]。水圳、书院或住宅组成村落次要道路，其它建筑之间以非常狭窄的巷弄组成最后一级道路。徽州先民因地制宜，将有限资源进行合理利用，降低人为消耗，实现空间使用价值的最大化。整个村落构成一个有机循环的空间生态系统，建筑、街巷、水圳、广场等都是该系统中的元素，它们彼此之间相互融合，实现了村落自给自足和资源的循环再生。

（三）经济生态的独特性

徽州地区的气候、地貌环境、物产对文化生态系统的生计和生产策略有很大的影响。农耕效率低、耕种面积小导致单纯务农难以满足需要，决定了徽州经济生态必然不可能是传统农耕模式的简单复制[8]。自明朝中叶之后，为了寻求更多的生存资源，徽州人开始大规模外出经商，商业利润为徽州村落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经济支持，是徽州村落布局改造和民居建设的重要基础，形成了与一般农业村落大不相同的发展模式和文化景观。先农后商，农商并重是徽州地区独特的经济生态系统，与此同时，徽州商邦也形成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商人文化。水路是徽州地区主要的交通运输途经，徽商以长三角为活动基地，依赖水运实现繁荣。同时，在徽商的支持下，徽州地区大修农业水利工程，提高了农业产量，对强化农商并重的生产方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四）人文生态的平衡性

新安理学思想对徽州地区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是徽州村落人文生态的发展原动力。作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并弘扬了儒家的生态观，将“天”与“人”的理论相结合，“天人合一”的智慧为徽州传统村落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奠定了理论基础。无论是高低错落的村落，充满节奏和动感视觉效果的房屋排列，还是此起彼伏的马头墙，以及大面积的水圳和水栓，都体现出动静兼备的空间韵律感，以及悠长意境的自然之美，然而，村落的内部空间却充满了低调、朴素之美。在徽州，即使是几代仕宦富贵的成功人士，他们的住宅也不会过于奢华，始终处于宗法建筑的气势之下。从宏观上看，整体大于局部之和，层次丰富，重视尺度等级的传统观念，徽州人独特的审美追求也因此体现出了收敛与克制，层次性序列化的人文精神与生态规律得以平衡共存。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城市文化冲击和改变了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集体意识、价值取向、产业方式以及主观选择的渐变过程[9]。系统层面上，徽州传统村落的自然环境、空间营造、经济结构和文化认同在原有文化内核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模式和集体价值观念进行更新和转型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一）自然环境层面

水系是徽州传统村落中最具有灵性的自然环境因素，并且与山脉成为联系各个大小聚落的唯一自然通道。徽州区域降雨量总体较为充沛，但分布不均，山区坡度较大，暴雨径流冲刷力强，水土流失问题不断加剧。以歙县为例，根据《歙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数据显示，2014 年全县耕地面积为12722.63公顷，而根据最新的《歙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显示，2021 年歙县耕地面积减少至12257.32 公顷。在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建设用地需求增长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农药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也在增加。为了达到农业高产水平，许多地区使用了大量的农药和化肥，造成了当地水体的污染，许多传统村落附近的水体开始出现富营养化，对村民的饮用水安全构成很大威胁。同时，伴随着人口和消费水平不断增长，徽州传统村落的工业、生活废水与固体垃圾排放也成倍增加，这些废弃物的排放不仅占用了大量土地，而且污染土壤和河流。

（二）空间营造层面

随着时代发展和生活改善，徽州传统村落古老的形态布局逐渐无法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由于村民缺乏保护意识，肆意将住宅进行拆除、重建、改造和装修的现象越来越多，传统村落的原真性和地域性遭到破坏。这种颠覆性的重建也使徽州传统村落的空间价值遭到前所未有的解构。

徽州传统村落的理水形态在村落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城市化进程将现代规划设计用水理念引入传统村落，为村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便利，却减少了村内传统取水的频率。鱼塘、水井等理水构筑逐渐被填埋废弃，一些重要的水文化建筑被拆除。村民对空间环境要素的保护意识不足，水景的规划布局及周边层次薄弱，滨水空间之间缺乏韵律节奏感，营造手法单一。滨水景观要素与水体之间缺乏联系，驳岸空间利用率低，缺乏亲水性活动场所，降低了村落整体水环境空间的吸引力。同时，高密度的居住环境打破了传统水环境空间层次和节奏。临水新建民居风格混杂，立面元素混乱，缺乏独特的识别度，破坏了徽州传统村落水乡风貌的朴素美[10]。

（三）经济结构层面

受近代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徽州传统村落原有的农商并存的经济生态系统受到冲击，呈现衰落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作为重要经济基础之一的商业贸易开始衰落，导致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重新回归农耕模式，经济收入低，居民生活贫苦。改革开放以后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徽州传统村落日益卷入城市化大潮，大量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旅游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徽州传统村落从农业经济生态转型为服务业经济生态，但仍存在着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新兴业态培育能力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原有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交往关系逐渐解体，非物质文化活动以及其他围绕农业生产和生活的民俗等已很难再现[11]。

（四）文化认同层面

根据文化生态系统结构模式图可以看出，对人类社会化影响最近、最直接的是价值观念[12]，即风俗、道德、宗教、哲学等思想形态的精神文化，表现为强度相关性。徽州文化所蕴涵的传统和谐秩序面临着现代文化的渗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等，使他们逐渐忘记甚至抛弃传统的宗法制度和风俗习惯，从而导致徽州传统农耕时代形成的独特的农学、儒学、商学相结合的文化生态的转型。居民作为行为主体对徽州文化生态的认同感是转型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原有的村落传统价值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慢慢瓦解。以徽州村落传统价值的中心祠堂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仅绩溪一地，历史上就有500 多个祠堂，到1948年减少到只有340 个，到1982 年只有160 个，目前仅存154 处，其中有些已慢慢演变为商业用地，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如今古村落里的一些年轻人甚至产生了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否定的态度，文化认同感出现危机。此外，在行政区域经济意识的驱动下，文化也被打上行政区划色彩，歙县、黟县、休宁、祁门处于徽州文化形成发展的核心地区，居民文化认同程度高，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相对较强，而绩溪县和婺源县则由于历史原因在行政区划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尤其是婺源县，相对处于徽州文化生态区的边缘地带，居民对婺源文化的区域归属感具有差异性和模糊性。

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转型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冲击，催生了一种社会文化心理上的普遍“乡愁”[13]。“乡愁”是对故乡的追忆，是社会主体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传统生活方式的追求，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社会集体文化思潮。因此，对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价值的重构是关键，这里的价值可以理解为促进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重构的积极因素。要理性并深刻把握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本质，以“文化生态”的修复与更新促进徽州传统村落的“价值重构”，以“重构价值”来引导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的发展方向，寻找一条适合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系统可持续运行的创新路径。

（一）环境生态的修复与维护

自然山水情结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下抹不去的生态基因，生态一体化建设己然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与目标。因此，注重徽州传统村落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是生态一体化建设的基本内涵。从陆地、江河互动协调的生态大格局出发，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面统筹和推进水生态环境与陆地生态环境的修复与维护。

其一，纵深推进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建设。新安江水系涵盖了古代徽州的核心区域，对于徽州人民来说是特殊的存在。随着国家对新安江流域水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的重视，2013 年12 月国务院批准实施《千岛湖及新安江上游流域水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规划》，新安江流域成为探索省际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首选地。经过数年发展和完善，2019 年《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工作要点》的出台，进一步巩固了新安江流域的生态补偿机制，突出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重点。2020 年，黄山市水质指数首次跻升生态环境部排行榜，居长三角首位。新安江已成为全国水质最好的河流之一，“新安江模式”也在全省和全国其他10 个流域、15 个省份复制推广。目前，为确保补偿试点工作不中断，安徽省积极统筹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补偿试验区建设方案》的编制和实施，安徽省和浙江省已达成协议，继续第三轮生态补偿协议，建立长效发展机制。

其二，纵深推进土壤污染与流失防治工作。大力发展新型农业，加快农药化肥减量增效，继续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落实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和严格管控措施。提高徽州传统村落垃圾分类处置效率，增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发挥其回收中心、宣传窗口、多元参与的功能，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补充、公众参与、生态共享”的全民生态环境保护机制[14]。2019 年歙县邀请浙江农林大学园林设计学院编制了《黄山市歙县新安江退耕还湿景观规划》和《黄山市歙县新安江退耕还湿景观实施方案》，稳步推进新安江（歙县段）108 米水位线以下退耕工作，至2022 年已完成退耕面积3000 余亩，有效解决临江耕种对新安江水质面源污染和水土流失问题。

（二）空间生态的保护与利用

徽州传统村落中注重开放空间的营造，给村民提供了休息和交流的场所，如一些祠堂、井台、水街和广场的设置，这些场所的设立反映了对村民精神需求的尊重。因此，应在保持聚落原有形态的前提下，进行村落空间生态的意义制造和价值重构[15]。当前，徽州传统村落空间生态的转型是一个利用资本开发和改造空间的过程，也是一个重构社会生产关系的过程。添加一些清晰可见的环境元素，不仅符合原有空间结构的模式，而且增强了人们对空间体验的深度和强度。空间和人类行为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徽州传统村落空间生态保护与利用的过程中，应提前摸清当地居民的日常行为活动和需求，了解居民需要何种形式的空间。部分改变空间元素的使用功能，在空间的尺度上，可以把大空间分割为几个小空间，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不仅适合人们的行为和活动，而且增加了空间的结构性和层次感。

徽州传统村落的水生态空间极具吸引力，其中沿水街两侧的桥头、埠头、交口、广场等点状面域空间活力丰富，人群在水边的行为类型也较多，尤其在村落入口处的水榭设施、河岸的埠头场所、住宅的入口空间等聚集程度更为明显。因此，可以考虑将亲水性、开放性等相关空间因素灵活组合，丰富水生态空间类型，提高村民行为的活力。驳岸景观需要体现景观生态的完整性和美感，利用滨水优势建立开放空间，营造亲水、通达的场所，为人们提供更多活动和观赏机会。驳岸断面形式可由路边绿化植物、滨水步道、生态驳岸和庭院串联，纵向和横向连接道路或建筑物，以增强水生态空间整体层次的节奏感。道路可以从路面材料、场地地形、路边绿化、植物配置等多方面综合考虑，营造富有地域文化气息的水街景观。滨水建筑不仅可以丰富水环境的空间层次，还能通过风格和形式表现出徽州地区的文化特色和意境[16]。因此，根据村落土地规划规定，对村里闲置房屋进行修缮和再利用，并对住宅立面的风格和色彩进行重新改造，以体现徽州建筑的质朴典雅之美。

（三）经济生态的激活与发展

徽州传统村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虽然受到了商业要素的影响，却仍是以农业为基础。因此，激活农业经济生态就是激活整个农业文明时代的遗产，包括以农业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生活节奏和非物质文化等。徽州传统村落经济生态的转型经验为当下的实践提供了重构思路，正确处理农业与现代化发展的关系，把激活传统农业经济与发展徽州乡村生态优势结合起来，立足区域内特色资源和产业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生态产业。

其一，发展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服务业。传统农业最显著的生态伦理特点就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和适度利用。为积极响应2021 年《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的“开发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的目标，徽州传统村落依托区域内特色资源，积极探索“美丽乡村+生态农业+旅游”模式，大力发展观光农业、景观农业和农业体验园等。以黟县木坑村为例，木坑村是依托成片竹林而建的乡村，被誉为悬浮在竹海上的乡村，该村主要是以毛竹原材料初加工为主导产业，并兼带竹产品深加工上游产品。如今的木坑村致力于以竹林观光为主打的特色旅游业为发展大方向，在以竹产业为本的木坑村不仅可以欣赏绝美的竹海风光，还能够体验当地最有生活气息的乡村生活。

其二，激活水产业和有机农副产品的生态附加值。徽州区域拥有丰厚的优质水资源，因此大力推进以中高端矿泉水和山泉水品牌为核心的特色饮品延伸发展路线，构建以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突出徽州文化元素的天然饮用水产业体系。围绕天然饮用水产业发展需求，完善产业链条，降低综合运营成本。依托黟县经济开发区和康师傅安徽生产线的龙头引领示范作用，建设天然饮用水产业示范园，带动区域天然饮用水产业集聚集约发展。凭借新安江水源头的区位优势，休宁县以水土保护为主，重点发展中高端天然山泉水，并以山泉流水养鱼入选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契机，逐步将泉水鱼产业品牌打造成徽州的新名片。休宁县梓坞村即将建设一个沉浸式的泉水鱼文化互动体验中心，进一步提升游客对高山流水泉水鱼产业的了解。

（四）人文生态的共建与共享

在日常生活的文化实践中，活态性和社区性等民俗特征使村落中的非物质文化元素在文化与村民及游客之间形成了一种“文化亲密性”，将历史文化资源与现实的活的记忆遗产联系起来，唤醒了业已消失的本土文化的“精神魅力”[17]。因此，建立多元化、开放化、一体化的运行机制，将外部主体与村民主体力量有机融合，是形成具有历史语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农村文化的重要基础。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最具影响力的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为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碎片化”并保持其完整性而采取的保护措施，旨在全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生态环境[18]。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是全国第一个跨省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于2019 年12 月26 日被确定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徽州地区众多内部村民主体和外部社会力量形成了不同形式的乡村建设共同体，呈现出社区、社会组织、团体组织等“多主体共治新格局”，确定了徽州传统村落人文生态共建共享的独特价值定位。徽州传统村落以典型优势积极推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传承发扬徽州文化，凝聚社会力量和乡村建设资金，培养具有乡土情怀、素质全面的乡村建设人才。通过定期举办农村建设研讨会和论坛，培养管理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对振兴农村文化的共识，激发他们的文化认同感。定期组织学生到生态文化村体验、学习和实践。举办绘画、摄影、地方特色设计竞赛等，唤醒和激活当地村民和社会公众的多元价值，通过各种创新的传承机制吸引更多年轻一代参与非遗传承，强化他们在徽州文化振兴过程中的社会责任感。

客观地评判和重构徽州传统村落的当代价值，在实践层面主要表现为：一是重视环境生态的修复与维护，积极推进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以及防治土壤污染与流失；
二是重视空间生态的保护与利用，丰富水生态空间的类型和临水建筑改造风格，突出徽州地域文化特色和意境；
三是重视经济生态的激活与发展，探索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服务业，提高水产业和有机农副产品的生态附加值；
四是重视人文生态的共建与共享，打造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品牌，并与人才培养和教育相结合，激发主体的文化认同。然而在实际操作层面仍然存在现实困难，徽州地理区域横跨安徽省和江西省，省市之间的行政和财政上的独立、管理权限的限制以及各区县不同的行政机构之间的协调程度等问题依然不可避免。此外，徽州传统聚落折射出的生态文化在家族观念的影响下的排他性，也应当加以改进，使之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步伐，总之，徽州传统村落文化生态保持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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