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瑜

(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劳动经济系, 山东济南 250022)

我国即将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日益严峻。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推进老龄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截至202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14.2%。乡村的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乡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1.21亿，占农村地区总人口比重为23.81%，高于城镇约7.99个百分点；
65岁及以上老年人0.9亿，占农村地区总人口比重为17.72%，高于城镇约6.61个百分点。而且，目前随着我国快速发展及城乡人口流动，农村空心化、老龄化日益凸显，第一代农民工已逐渐步入老年，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26.4%，比2016年增长7.3个百分点。大批农民工即将返乡养老，这使得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会继续增加，因此研究如何解决农村老年人健康问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之一，农村老年人老有所医、老有所养是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颁布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提升农村养老服务能力。202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指出“完善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政策为保障农村老年人口的健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政策依据。

本文通过选取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因素，利用排序模型(Ordered Probit)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居住模式、主要经济支持、性别及区域差异等多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不仅有助于了解农村老年人健康及养老问题，而且能有效促进全社会积极应对农村老龄化，助力乡村振兴。从微观层面来看将有助于家庭选择有效的健康支持方式，实现农村老年人美好生活愿望；
从宏观层面来看将有助于国家建立健全农村医养结合服务、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解决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与养老服务需求滞后的矛盾。

关于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因素问题，国内外学者做了诸多研究。S codellaro C提出获得经济支持能够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积极效应[1]；
Liang认为拥有养老金收入的老年人健康水平更优[2]。Baker L.A和Silverstein M提出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健康不利[3]。

李曼实证分析了在生命终末期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与健康之间的关系[4]；
许兴龙、周绿林通过OLS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了多层次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村地区老年人生理、心理健康[5]；
王士鹞、王世恒探索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农村养老模式[6]；
陈涛、王康麟、蓝兵对比了城乡地区老年人自评健康和健康投资差异情况[7]；
付桉瑞、张之峰、田文泽探究了新农合制度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8]；
陆杰华、汪斌详细分析出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老龄化的个体内在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具体指标[9]；
贾仓仓、何微微利用组群差异方法，得出子女代际支持可以有效提升高龄老人和农村老人的健康水平[10]；
杨秀丽、侯满利用分步回归的方法论证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老年人健康具有显著影响[11]。

以上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从多个角度分析了影响老年人健康的因素，但是结合乡村振兴背景，全面系统分析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因素的文献较少。本文以农村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通过第六次CLHLS调查数据，并选取适当的计量模型及调查指标，综合研究了多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影响。在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水平的多种因素中，区域和性别的影响尤其不容忽视。《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推进老龄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辖区人口比重超过20%的省份共有10个，主要集中在东北、川渝等地区。近日，上海市民政局发布《长三角区域养老产业发展概览(2021年)》，该报告指出长三角地区的老龄人口比例已超过20%。这说明老年人所在区域能够影响寿命和健康。另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发布的《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整体预期寿命为77.4岁(男性74.7岁，女性80.5岁)，健康预期寿命为68.5岁(男性67.2岁，女性70.0岁)，相较于2016年的数据，女性寿命延长持续改善，男性整体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甚至都还略有“倒退”，这说明性别不同对老年人的寿命和健康也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文在研究多因素对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分区域及性别进行异质性分析，并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期望提出农村健康老龄化的创新策略，积极推进应对农村老龄化政策的有效落实。

(一)排序模型(Ordered Probit)

如何衡量健康的优劣，在社会科学范畴通常使用自评健康指标度量，本文根据CLHLS问卷中的“您如何评价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的答案选项，对该指标划分为5个等级。因为自评健康变量是有序离散数据，所以本文对潜变量使用Ordered Probit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具体计量模型表示如下：

y*=x′β+ε

y*为农村老年人健康变量，取值则有：

其中，γ1<γ2<…<γ4表示参数估计中的切点(以下输出结果简称“cut”)，x′及β均为向量表示形式，分别表示本文选取的解释变量及回归系数。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组织的第六次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简称CLHLS)，调查对象选取了全国23个省份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及其35～64周岁的存活子女。CLHLS是我国研究老年群体健康的长期微观面板数据，该调查通过使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内容涵盖了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生活状态特征、经济支持、养老模式等方面，目前是较为全面、跟踪时间较长的社会专项调查项目。

本文采用第六次CLHLS横截面数据，排除了城镇观测个体，剔除缺少相关解释变量信息的样本后，最终选取的样本为3 312个受访农村老年人，遍布全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在对这些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性别特征和区域特征重点分析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的显著因素。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结果分析

本文选用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 Selfhealth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指标分为5个等级，从1～5顺次表示非常好、较好、一般、较差及最差，由此可见指标数值越大，自评健康水平越低。该变量的均值是2.654，这表明农村老年人对自身健康的期望处于一般水平。表1是农村老年人样本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1 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居住模式”Residence是本文选取的重要解释变量，主要用来描述该特征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程度，0～2依次代表独自居住、与家人同住及住养老机构三种方式。该变量的均值是0.780，表明对于是否独自居住还是世代同堂，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倾向选择后者，这可能与我国农村传统养老文化有关。本文还选取了农村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支持”Economy变量，分别赋值1～3依次表示经济独立、家人供养及政府救助，该变量的均值是1.887，这表明对于农村老年人还是在较大程度上依靠子女养老。

描述农村老年人个体特征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Gender、“年龄”Age、“民族”Ethic、是否有配偶Marital、区域分布Region 5个解释变量。从变量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本次调查的农村老年人样本中，男性占比47.2%，有配偶的占比41%，居住区域集中在中东部，汉族占比79.4%，受访对象的平均年龄为85岁，年龄区间为[61，117]。

本文另外选取了4个能够反映农村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的控制变量，分别是“受教育年限”Edu、“曾从事的主要职业分类” Occupation、“居所性质”House、“家庭成员年均收入的对数”Lnincome。从变量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本次接受调查的农村老年人，受教育年限均值为1.953，这表示文化程度偏低，主要职业大多为务农或曾经从军，96.5%的受访老人拥有自己的房屋产权。

受访农村老年人的健康行为特征变量，包括“日常生活能力”ADLS、“最近两年是否患有重大疾病” SDisease、“所患慢性病数目” CDisease、“现在是否吸烟”Smoke、“现在是否饮酒”Drink、“现在是否锻炼身体” Exercise、“最近是否参与体力劳动” PLabour七个变量。从变量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本次调查样本中，1.7%的受访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有障碍，最近两年患有重大疾病的老人占比23.3%，老年人易患的7种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心血管疾病、哮喘、肺结核、癌症)中，受访对象同时患病数目区间为[0,4]，均值为0.663，这也表明大多数老年人至少患有其中一种慢性病；
另外观测农村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习惯后，发现84.3%的农村老年人还在参与体力劳动，吸烟、饮酒及专门锻炼身体的占比均不足20%，这与农村传统生活方式有关，大部分老年人将务农的习惯一直延续到老。

受访农村老年人的保险状态及使用情况，本文选取了社会养老保险SOInsurance、商业养老保险CEInsurance、新农合保险NCMS、商业医疗保险CHInsurance、“是否能及时救护” Rescue作为变量。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受访农村老年人中享有新农合保险的占比为85.7%，享有商业医疗及养老保险的占比不足1%，享有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占比为18.8%，得到及时救护的比率达到95.7%。

(一)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多因素分析结果

将本文选取的所有解释变量对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做出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自评健康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居住模式”影响因素，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主要经济支持”影响因素。

表2 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整体分析的回归结果

对农村老年人个体特征的参数估计分析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逐渐下降，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更高，但是在加入“居住模式”和“主要经济支持”影响因素后，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逐渐上升，并且女性优于男性，这与我国“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文化相关，农村老年女性更能适应隔代照料的养老方式。少数民族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期望优于汉族，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与少数民族农村老年人聚集居住的环境、丰富天然的食品结构、民族文化等因素都有关。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优于没有配偶(包括未婚、丧偶和离婚)的农村老年人。相对于西部区域，“东部区域”影响因素在1%水平上显著提高了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但在加入“居住模式”和“主要经济支持”影响因素后，“中部区域”影响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积极效应弱化，显著水平由5%变为10%，这说明了我国中部区域人口聚集，养老结构及理念较为多样化，需要多层次、多角度提供养老服务。

对农村老年人社会经济特征的参数估计分析显示，“受教育年限”及“家庭成员年均收入的对数”影响因素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并在1%水平上显著；
曾从事有稳定收入工作的老年人，对自我健康的管理意识更强，在5%水平上提升了健康水平。通过对健康行为特征的实证研究发现，日常生活能够自理、经常锻炼身体对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高均在1%水平上显著，从事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也能在10%水平上提升健康水平。患病时能够得到及时救护，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显著的积极效应，并在1%水平上显著；
拥有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在10%水平较优，但其商业养老及医疗保险观念较薄弱，这也反映了我国保险市场发展起步及推广较晚。

(二)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的地区差异因素分析结果

通过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农村老年人进行分样本参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3。东部区域老年人自评健康最优，中部次之，西部最差。

表3 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

通过对各解释变量的参数估计显示，中部区域“少数民族”因素在1%水平上显著提升了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但在东部区域汉族评价更优；
相对于西部和东部，从事的工作越有稳定收入，越能显著提升中部区域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拥有社会养老保险对西部农村老年人的健康能够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而拥有商业养老保险能够在10%水平上显著提升东部区域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区域经济相对发达，农村老年人对商业保险的购买力及意识更强。

对于“居住模式”的参数估计显示，在西部和东部区域，相对于“独自居住”来说，与家人同住更能提升农村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尤其东部区域在10%水平上显著，但在中部区域反之，这也说明我国的养老模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相对于西部区域，经济独立性越强的中部及东部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评价更优。

(三)影响农村老年人健康的性别差异因素分析结果

通过对农村老年人区分男女样本进行参数估计，回归结果见表4。“区域”因素对农村老年人的健康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中部区域”居住的老年男性能在5%水平上显著提升健康水平，对“东部区域”的老年人来说，男性优于女性，显著水平分别是1%、5%；
“少数民族”女性自我健康评价在1%水平上优于男性。

表4 农村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对于“主要经济支持”的参数估计显示，该因素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经济独立”的农村老年男性健康水平在1%水平上显著优于女性；
“受教育年限”越长的男性健康在5%水平上显著优于女性；
“是否有稳定收入的工作”虽然对女性健康的影响并不显著，却在10%水平上显著影响老年男性；
另外家庭成员年均收入多的农村老年女性的自评健康水平优于男性。

本文利用第六次CLHLS微观个体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计量模型分别对农村老年人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健康行为特征及保险状态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及建议如下：

第一，医疗服务可及性对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老年人健康水平呈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着力打造农村医养结合服务中心，比如实施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与村卫生室双向共享工程，实现资源共享，为农村老年人提供更优质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

第二，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东部区域农村老年人的养老理念能够推陈出新，入住养老机构也能显著提升自评健康水平，但中部区域文化延承多样化，更乐于家中养老。可以结合农村地区邻里人际来往较多的特点，积极组织健康老人与病弱困难老人就近、就便帮扶结对，开展互助守望、精神关爱等内生型互助养老活动，故而建立多层次、多区域的差异化养老体系是解决我国特色化养老的必由之路，建议将养老多元主体的有效整合作为我国老龄化的中长期发展策略。

第三，农村老年女性相比男性更能适应与子女同住。大多数农村老年女性能够在隔代照料与晚年生活中找到契合点，健康自我评价优于老年男性，这与农村更注重家庭养老的传统相关。在我国农村，对老年人的养老照护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出台照护支持政策，并且加大专业护理技能培训的力度。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引入专业护理培训机构为农村家庭提供照护技能培训。总之，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利条件下，政府应通过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逐步解决农村家庭养老健康支持中的难点问题，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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