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兴聪

（广西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

所谓流派，一言以蔽之，乃是有自家主张的创作群体。而以韩文为绳墨的作家群之形成，非偶然事件，实是韩愈有意为之。他有着强烈的文派意识，即既要形成本派的文学主张，又要培养风云一时的一干作家。于是，在其努力下诞生的韩文流派积极活跃于大唐文坛，又推动了唐代古文的繁荣发展。

刘禹锡曾清楚点明了韩愈对唐文之向导作用。《祭韩吏部文》中有云：“奕奕金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1］可以说，唐代古文之走向与韩愈“权衡在我”的有意引导是分不开的，而这种引导建立在韩愈自我的创作主张及与之匹配的高超成就上，也就为本派作家之形成奠定了艺术价值观的基础。

唐代古文经过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之手，次第传至韩愈之流亚，并从此迎来大发展。正如《新唐书·文艺上》所言：“大历、贞元间，美才辈出，擩哜道真，涵泳圣涯，于是韩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严，抵轹晋、魏，上轧汉、周，唐之文完然为一王法，此其极也。”［2］其中，韩愈的“倡”功影响甚大，除了让他吸引如柳宗元等的同声之外，亦为他招来诸多门人，如李翱、皇甫湜、李汉等。“韩门弟子”中的古文家积极发扬韩愈文学观，名噪一时，强力支持了唐代古文与前代古文的抗行①唐代古文的成就历来公认，论证甚多，在此不作赘述。。

韩愈青出于蓝的古文成就不在于因循继承，而在于突破，这是他超越前辈古文家的关键。但为了清楚韩愈的突破之处，我们先得找到他与前辈作家的共同主张。众所周知，韩愈之前的唐代古文家如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都有自己的创作主张，且韩愈与他们的继承脉络关系十分明确，龚书炽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专著《韩愈及其古文运动》中已经言明①详参龚书炽《韩愈及其古文运动·第二章韩愈》所引《旧唐书》，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大致说来，韩愈与李、萧等前辈，“追求儒家经传之外，还把魏晋以前尤其是西汉文学作为古文规范而实践创作”［3］，这是他们本质的共同点。概言之则为“两推”，即“推崇儒书”和“推崇两汉”，试作一一分析。

推崇儒书。李华在《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中说：“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4］3587他认为作者写文章要阐发六经之旨。而韩愈亦如此，不但自身汲汲于六艺，像《上宰相书》中言“所著皆约六经之旨而成文”［5］173和《进学解》中借群生之口为己言“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5］51，也时常称誉通六艺以学文章者，如《送杨支使序》所云：“仪之智足以造谋，材足以立事，忠足以勤上，惠足以存下，而又侈之以《诗》《书》六艺之学，先圣贤之德音，以成其文，以辅其质”［5］284，皆自明也。

推崇两汉。梁肃在《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中说：“洎公为之，於是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於辞，故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4］6049他认为独孤及的文章一出现，两汉文风复见。事实上，梁肃把两汉文章当作评判标准。而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也提到过“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5］190，此种以汉文为美的价值观实是一脉相承的。

任访秋在遗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述要》②此书为任访秋先生未刊遗著。本文所引，出自其门生解志熙整理遗著后发表在《中原文化研究》上的文章。里说：“由李遐叔、独孤至之（及）到梁肃，其论（文学观）虽有详略之不同，而见地则如出一辙。”［6］这说明李、萧诸人的文学观有共同性，而基于此共同性，对比韩愈与他们文学观的差异就可行且简单得多了。考中进士前，在与独孤及等人往来时，韩愈就有很强的自立观念，《旧唐书·列传卷第一百一十》中早有说明：“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7］“个性倔强，自尊心也重”［8］的个人特点，以及父兄都擅长古文的家学背景，使韩愈很早就有了门户意识，并且逐渐提出了极不同于前辈的古文主张，时时引导标榜，正是这些极不同、甚至与前辈相左的主张使韩愈自立一派。除去“道”“气”“言”等双方相似，或不足以成为立派标志的主张外，归纳一下韩愈与李、萧等前辈的不同，即韩愈能自立一派的文学观，主要为“两不”，即“不废辞采，推重‘屈马’”与“不平则鸣，超越中和”。

（一）不废辞采，推重“屈马”

实际上，此观念涉及到文质问题，并且是一个内容与形式兼顾的健康文学观，尤其是在李、萧等人对文质关系与对屈原和司马相如的议论皆有失偏颇的背景下，它变得尤其重要，独具一格。韩愈扬弃骈文之事实，前人早有论述。桐城派刘开在《与阮芸台宫保论文书》中曾言：“夫退之起八代之衰，非尽扫八代而去之也，但取其精而汰其粗，化其腐而出其奇。其实八代之美，退之未尝不备有也。”［9］事实上韩愈没有明确的反对骈俪文之言论，他追求古道，反对以辞害道，并不为单纯排斥辞采。他多次说明这一点，如在《答李秀才书》中言：“愈之所治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5］196在《答陈生书中》他又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5］197而在《送孟东野序》中则云：“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尤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5］261可见韩愈治古为求道，但求道并不废辞，甚至爱好文辞，认为应假助文辞而善鸣。还是在《送孟东野序》中，他继续说道：“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5］261又说：“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杨雄，最其善鸣者也。”［5］261这表明韩愈对屈原、司马相如之徒非但不排斥，甚至因其善鸣而推许，此态度在《答刘正夫书》中有直接体现：“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5］232但李、萧等人对辞采和“屈马”的看法则正好与韩愈相反，试举他们有代表性的观点而分析。

其一，轻视文采。李华在《三贤论》中曾说：“郑卫方奏，正声间发，极和无味，至文无彩，听者不达，反以为怪谲之音，太师乐工，亦皆失容而止。”［4］3604李华秉持“尚质论”，以“文”为“质”的附庸，所以得出“至文无彩”的结论。独孤及也在《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里说道：“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世道陵夷，文亦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4］4455独孤及认为“志”是“本”，“言”与“文”乃为“志”而发，此观点没有任何不妥。但是其“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的结论，却把志与文完全对立起来，并在其中暗含了鄙薄辞采的意味。由此观之，李华等人对文辞的看法实与韩愈不同。

其二，批判“屈马”。李华在《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中有云：“夫子之文章，偃商传焉，偃商殁而孔伋孟轲作，盖六经之遗也。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4］3587他的评判标准不离儒家经道，所以斥责屈原、宋玉就不足为奇了。又如他在《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中所言：“君以为六经之后，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壮，而不能经。厥后有贾谊，文词最正，近于理体。枚乘司马相如亦瑰丽才士，然而不近风雅。”［4］3589李华借萧茂挺之口抒发议论，再一次批评屈原宋玉离经叛道，顺便微辞司马相如不近风雅。实际上这也是李华自己的观点，因为本文末尾他写道：“今海内至广，人民至众，求君之比，不可复得，难乎哉。”［4］3589此议论表明他赞同萧茂挺排击“屈马”。可见李、萧等人对“屈马”的看法也与韩愈大相径庭。

（二）不平则鸣，突破中和

此观念涉及对文学本体及文学价值的看法，是自立文派之基础观念。中国古典诗文的主流评判标准一直是“中和”［10］18，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0］66“怨而不怒”［11］等中庸法则。然而，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却提出了“不平则鸣”的主张，谓：“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
其趋也或梗之；
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5］260韩愈认为文章的本体是“不平”之情，很明显，此论与“中和”之标准相互违背。

“不平则鸣”的文学观不是凭空出现的，有它深刻的发展脉络。早在《上贾滑州书》中韩愈就有云：“丰山上有钟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则铿然鸣，盖气之感，非自鸣也。”［5］735此文作于韩愈二十三岁谒见贾耽之时，感激愤悱之情溢于言表，以钟喻己，自言应时而发，所以接下来又说：“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鸣哉！”［5］735这段议论中的“鸣”明显不是中庸声调，激愤之感已开不平之情的先河。二十八岁韩愈考中乡贡进士，曾两次上书陈述偃蹇郁结之情实，在第二次上书文《后十九日复上书》中高喊：“其势诚急，而其情诚可悲。”［5］178这更脱离中和，已经敢于把着急伤悲的不平之情倾泻出来。而在《送孟东野序》之后，三十八岁时，韩愈写下《上兵部李侍郎书》，其中又言道：“性本好文学，因困厄悲愁无所告语，遂得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沈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5］160可以看出，韩愈的不平之情已经进一步发展，变成了“困厄悲愁”，离“中和”的为文标准渐行渐远。

因此，从“不平则鸣”文学观念的发展脉络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此观念是有体系的，它经过了准备和演变的阶段；
其二，此观念不是韩愈偶然提及的，是他有意识拿来标榜的。基于这两个结论，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韩愈有心同“中和”观念保持距离。除了自立的需要，更是因为他看到了它的危机——在此观念之束缚下，李、萧诸人“影响并不大”［12］。

我们再来对比一下李、萧等人所推许的文学标准。梁肃在《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序》中说道：“唐兴，接前代浇醨之后，承文章颠坠之运，王风下扇，旧俗稍革，不及百年，文体反正。其后时寖和溢，而文益随之。天宝中作者数人，颇节之以礼。洎公为之，于是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故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辨而不华，博厚而高明。”［4］6049这一段文字中，他复述了独孤及之前的唐代古文发展状况，无论是文风随世风“时寖和溢”，还是独孤及“宽而简，直而婉，辨而不华，博厚而高明”的文章特点，都暗含了一个主导思想“节”与“和”。再来看一下柳冕的《答徐州张尚书论文武书》：“夫文章者，本于教化，发于情性。本于教化，尧舜之道也；
发于情性，圣人之言也。”［4］6140作为儒学复兴的舵手，柳冕认为文章原本于“教化”，引发于情性。此观点要结合儒家经典来看，《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10］18在“尧舜之道”“圣人之言”的规矩下，伴随“教化”而生出的文章“情性”（喜怒哀乐），符合“中和”之定义。上述分析表明，李、萧诸人把经书当作不可逾越的文章绳墨，守一不变，事实上承认并遵循了儒家中和的文学观念，而这也与韩愈变通又超越中和的文学观十分不同。

（一）“韩门弟子”概念发微

在介绍这个作家群之前，我们要先清楚一个问题，即“韩门弟子”群体是否真的存在。要解决此问题，首先从概念解析和历史接受开始。

“韩门弟子”之概念并非韩愈自己提出，而是同时之人提及和后世之人追述的，它的演变深化经历了由唐到宋的漫长历史过程。最初，这个概念从“师”和“弟子”关系的论述开始，但需要注意地是，师徒关系仅存于文章论述，不存在现实仪式。

韩愈有意为古文之师而收弟子，这一态度十分明显地出现于他的众多文章里，如《与冯宿论文书》等，而其中说明最清的则莫过于《师说》。在此文中，韩愈分析解说，详论学业与师承之道理，于末尾说到“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5］49，直接把他和李蟠的师徒关系挑明，这也给其他关于“韩门弟子”的记载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于是元和八年（813），身在永州的柳宗元就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13］此语说明，韩愈有意为师的态度在当时就已经被深深注意到了。

“韩门弟子”的概念“很可能在韩愈生前已经出现”［14］，因为中唐人李肇在《国史补》中就有记载：“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15］此概念出现后，宋朝人明显表现出积极的态度，除欧阳修《新唐书》多次提及外，葛立方《韵语阳秋》、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也均有提及。受此三百余年之影响，后代人对于这个概念的接受更加主动了起来，历经元明清至今，热度不减。

通过对“韩门弟子”概念的解析和历史接受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韩门弟子”这个群体是存在的，并且得到了历史认同。基于此，我们可以开展对第二个问题的讨论——“韩门弟子”之范围。

（二）“韩门弟子”中的古文作者

值得注意地是，“韩门弟子”是个复杂群体，既有诗歌作者，又有文章作者，都自成流派。而本文涉及的“韩门弟子”属于文派，乃“是指经韩愈指点和培养的古文作者”［16］，以此为标准，在刘真伦先生《韩门师友弟子考索》［14］统计的69名“韩门弟子”基础之上，笔者加以订正，复统计其中的古文作者，并注出处，计35人，列表1如下：

表1 “韩门弟子”古文作者

续表1

表中诸人既说明“韩门弟子”中古文作者群体之广大，又从侧面说明了韩愈有意为古文之师的态度。这些人，或名字不详，或文章散佚，或成就显著，或仅存只言片语，但无论如何，都因与韩愈存在从学关系而列于韩门之中，正如《韩愈评传》中说：“韩愈能慧眼识人，举荐人才。还热心培育人才。”［17］340以此观之，确有道理。

（三）李翱、皇甫湜对韩愈文章观的嗣承

钱基博在《韩愈志》中言：“韩门弟子众矣。尤著闻者：李翱、皇甫湜雄于文，孟郊、贾岛、李贺工为诗。独张籍兼能，而非其至。”［18］鉴于张籍散文只有两篇的窘迫事实，我们把研究重点放在李翱、皇甫湜二人身上，以此窥见弟子们对韩愈文章观的接受及韩文派的整体创作倾向。

李翱与韩愈的交往开始于贞元十二年（796），在《祭吏部韩侍郎文》中他写道：“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4］7221翌年，李翱二十四岁，跟从三十岁的韩愈学文，可以说，他的生命轨迹与韩愈重叠甚多。受韩愈影响很大的他，自然对韩愈文章观的接受程度也很高，《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说：“翱得愈之醇”［19］，可见一斑。他对于辞采和屈原的推重详见于《答朱载言书》中：“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
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
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
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故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4］7173异于韩愈对辞采和屈原直接肯定的坚毅态度，在这段论述中，李翱则采取了一种间接的方式——把辞采和屈原托之于六经加以肯定。他认为六经包罗天地，辞采华丽，从而指出为文要向六经学习，并且以读屈原、庄周而忘六经为例，说明“创言造意”之重要性，提出“辞盛则文工”的观点，这实际上从侧面承继了韩愈“不废辞采，推重‘屈马’”的主张。

又如他的《故处士侯君墓志》：“每激发则为文达意，其高处骎骎乎有汉魏之风。性刚劲，怀救物之略，自侪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视贵善宦者如粪溲。与平昌孟郊东野、昌黎韩愈退之、陇西李渤浚之、河南独孤朗用晦、陇西李翱习之相往来。汴州乱，兵士杀留后陆长源，东取刘逸淮，乃作《吊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诉。贞元十五年，翱遇元览于苏州，出其词以示翱。翱谓孟东野曰：‘诚之至者，必上通上帝闻之，刘逸淮其将不久。’后数月而刘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与厚厚兮，乌愤予而不摅。’翱以为与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东方朔、严忌皆不及也。”［4］7212他认为侯生的文章有汉魏之风，首先就给侯文定下一个赞同的基调，然后又叙述侯生的为人，其性质高洁，交游的也是当时名士，说明李翱认为侯生本人也是一个俊杰，有了这两个前提，我们对于“翱以为与屈原、宋玉、景差不相上下”这句话的理解就清晰多了。在这里，李翱对屈原持肯定态度，并不像李、萧等人一样排斥屈原，验之其后“自东方朔、严忌皆不及也”之句，可以证实。

虽然李翱古文“缺少韩愈那样‘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之词”［17］489，但对于退之“不平则鸣”观点的阐发也时有可见，如在《与陆傪书》中直言：“穷愁不能无所述”［4］7176。又如《拜禹言》，全文仅七十九字，且歌且哭，渴望贤君的困苦之情毫不亚于一篇六七百字的《送孟东野序》。总的来说，李翱因为对儒学的推崇，转而笃信于“中庸”之道，但即便如此，他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韩愈“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

“自韩愈掀起古文写作大波涛之后，士流为之振动，随着韩愈铸新辞、造新语的古文风行社会，文人为文，格外注意一词一语的别出心裁，以引起某种警动新鲜的效果”［17］505，在这方面，皇甫湜堪称佼佼者，以至于他走上了尚奇的道路。同李翱一样，皇甫湜也受了韩愈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韩愈的文章观。皇甫湜重视辞采，对屈原和司马相如的评价也很高，如在《答李生第二书》中大言：“秦汉以来，至今文学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其文皆奇，其传皆远。”［4］7764这等于直接承认了屈原、司马相如高超的文学地位。又如《答李生第三书》①本段引文中的“玄”字原本避讳作“元”，今改。：“生以松柏不艳比文章，此不知类也。凡比必于其伦，松柏可比节操，不可比文章。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此文章比也。有以质为贵者，有以文为贵者，引茅屋越席易黼藻玄黄之用，可乎？生云奇与易作者何别，在所为尔。请考之于实。生为易矣，试为仆作难者，视何如相如、扬雄也？恐生乃不能，非不为也。《楚词》《史记》《太玄》之不朽也，岂为资笑谑乎哉？”［4］7765他在这段论述里否认了李生以松柏比文章的观点。皇甫湜给出的理由是比喻不当，但接下来他自己列出的比喻却反映了他更真实的意图——看重文采。无论是虎豹还是黼藻玄黄，都偏向文采，这样的看法也更符合他尚奇文学观的逻辑。之后，皇甫湜把文采看作难事，认为李生“非不为也”，“乃不能”，进一步引出屈原和司马相如二人作品不朽的观点。由此可见，皇甫湜对辞采和“屈马”的推许态度十分明显。

因为尚奇的主张，皇甫湜对“不平则鸣”文学观的阐发要比李翱深刻得多，直踵韩愈。他在《上江西李大夫书》中说：“居蓬衣白之士，所以勤力苦心，矻矻皇皇，出其家，辞其亲，甘穷饿而乐离别者，岂有贰事哉，笃守道而求知也。”［4］7762此言与于韩愈《上贾滑州书》中“读书学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于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计。周流四方，无所适归”［5］735的抱怨如出一辙。又如他在《鹤处鸡群赋》里言：“每戒比之匪人，常耻独为君子。时乎有在，物不终否。尔恶能浼我哉？吾当一举千里。”［4］7757在文中皇甫湜把自己的遭遇比作鹤处鸡群，委婉表达穷愁，并于文末直接点明不受混浊之世的污染，要“一举千里”。此种压抑悲壮之情，足见“不平则鸣”的影响。

李翱、皇甫湜是韩愈古文派里众多弟子的优秀代表，因此二人的古文观可以看作韩文派文学观念的缩影。可见，韩愈有意招纳的众多弟子自觉继承了他的文学观，最终满足了他建立文派的期待。

综上所述，韩文派是一个自觉形成的流派，无论是韩愈独具一格古文观的提出，还是“韩门弟子”对他古文观的嗣承，背后都有韩愈引导意识的存在。韩愈凭借其深厚功力所具有的压倒性优势，引领了一个文派的诞生和发展，推动了唐朝古文的繁荣，并深刻影响了后世古文流派的形成，如在师承关系下形成的清代桐城派，最终卓荦于中国散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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