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绘荣，刘佳佳

（山西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英国文学家奥威尔曾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
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①（英）乔治·奥威尔.1984［M］.刘绍铭，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0：34.。毫无疑问，这种“控制”力有赖于记忆的功能价值。记忆是人类进行自我反省与历史探查的前提，亦是民族前行和更新的不竭动力。政治记忆作为政治生活领域的记忆，具有独特的政治语境，同时它在政治权力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功能价值，是国家政治权力的重要动力源泉。当下，政治记忆的建构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在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背景下，各种社会思潮泥沙俱下，错综复杂的价值观念也随之涌现，纷繁迥异的文化传统与思想观念不断交流、碰撞，使得政治记忆的建构面临着个体化、虚无化、娱乐化等诸多的现实风险和挑战②陈宗章.政治记忆及其建构的三重逻辑［J］.长白学刊，2020（05）：31-36.。政治仪式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治象征还是作为一种政治实践，都在政治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空间作为仪式活动的重要场域，对建构政治记忆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然而由于叙事空间相关研究所具有的难度以及现代理论因追求“深刻的片面性”而带来的“盲视”，建构政治记忆的空间路径通常为学界所忽视。因而，在政治记忆建构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以及政治记忆建构的空间路径被选择性“盲视”的当下，探究政治记忆建构的空间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时下，学界在述及政治记忆时，通常将其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等群体性记忆概念相勾连。譬如，王海洲将政治记忆视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群体性记忆，认为政治记忆是“记忆活动中的主体——尤其是具有一定政治权力诉求的组织、团体或实体等——在政治生活中通过对历史经验的集合和筛选，彰显出一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图，并作用于政治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合法性构建”①王海洲.政治仪式中的权力再生产：政治记忆的双重刻写［J］.江海学刊，2012（04）：186-190.。阿斯曼在分析集体记忆时，根据记忆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延伸程度、群体的规模以及稳定性等，廓清了记忆的四种维度（模式）——社会记忆、个体记忆、文化记忆及政治记忆，这对我们理解政治记忆也大有裨益。阿斯曼认为，政治记忆若想成为一种记忆，有赖于具有象征功能的其他介质作为载体，如遗址、博物馆、纪念碑、重复性参与场合及迥异多样的教育模式等，以此实现其长存的初衷。区别于自下而上的社会记忆，政治记忆主要探究记忆在政治认同及政治行动中的建构过程及功能作用②（德）阿莱达·阿斯曼，王蜜.重塑记忆：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建构过去［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6-14.。由此观之，政治记忆是一种阈值明确的群体性记忆，指涉一定的政治权力主体为实现其政治目标，选择性地对人类生活中具有政治意义的往昔经验进行整合与重构，并借助符号象征、传播媒介等手段使其得以存续与承继。

同一般意义上的记忆类似，政治记忆的流程包含唤起、重构、固化、刻写四个重要阶段。正如王海洲所言，这四个阶段遵循一定的逻辑次序展开。首先，政治权力拥有者为实现其政治意图而选择性地唤起特定时空的趋同记忆；
继而，由于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及政治权力拥有者的主观目的，加之所唤起的政治记忆本身具有不完整性，必然要求对其进行重构、修补；
随后，重构后的政治记忆经由各种渠道得以保留和巩固，并在此过程中实现自身合法化；
最后，通过在个体、群体、政治环境中的多重刻写，固化的政治记忆得以承继③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253.。与此同时，政治记忆作为最重要的政治权力源泉之一，通过对政治记忆的申述与唤起、内涵的更新与重构、保留与巩固及代际承继，实现了政治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阿斯曼在述及政治记忆建构时，认为政治记忆区别于其他记忆，在建构过程中具有三方面的特性：其一，政治记忆与他者记忆并无关联，具有相对封闭性、同质性；
其二，它作为一种强情感倾向性的统一叙事，通常传达出较为明晰的鼓舞性讯息；
其三，政治记忆具有稳定性，它经由各类符号表征及操演实践得以固化，通过这种方式，政治记忆获得了一种稳定的形式，得以代际传承下去④（德）阿莱达·阿斯曼，王蜜.重塑记忆：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建构过去［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6-14.。

毫无疑问，政治记忆的建构有赖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此时空间的作用不显自彰。空间依其独特的结构布置与序列组合，进行政治叙事，以实现政治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而它作为政治记忆的不证自明之物，不仅仅需要依托物质表征进行“叙事”，更重要的是借助政治仪式的实践活动来实现政治记忆的唤醒与重现，由此构成一系列流动的仪式场景。

场景作为空间复合体的基本构成单位，包含静态的场域与动态的情景，二者的融合在特定时空背景下形成多元复杂的氛围。“场景”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罗伯特·斯考伯①罗伯特·斯考伯（Robert Scoble）：美国著名博客，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知名记者，与谢尔·伊斯雷尔合著《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和谢尔·伊斯雷尔②谢尔·伊斯雷尔（Shel Israel）：美国资深技术顾问，道琼斯、商业周刊等专栏作家。提出，起初指影视、戏剧等艺术作品中的场面，即借用空间、人物、事件等要素构建情节，为故事发展提供特定的时空背景与环境关系。后来该概念被引入传播学、社会学等领域，其内涵也由单一的空间指向转为描述行为者与周围景物的关系总和，场所、景物等硬要素及与之相关的空间、氛围等软要素构成了其核心要素③谭天.从渠道争夺到终端制胜，从受众场景到用户场景——传统媒体融合转型的关键［J］.新闻记者，2015（04）：15-20.DOI：10.16057/j.cnki.31-1171/g2.2015.04.002.。场景与仪式作为传播学中的两个重要概念，二者具有诸多共性且联系密切——它们皆致力于营造真实可感的场域氛围，以增强受众体验感与参与感，达到某种传播效果或实现特定意图；
此外，仪式为场景填充内容，而场景则为仪式提供时空背景。政治仪式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景观与仪式类型，亦需借助时空象限“述说”政治权力，并通过场景的建构及具体的操演完成政治记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仪式与场景相互交织，进而形成一种特定的仪式场景。仪式场景作为政治仪式与场景的复合体，指涉程序、类型迥异的仪式活动在特定时空象限内所构成的多元场景。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861.，“祀”与“戎”通常指祀礼与军礼，无论是圜丘祀天还是祭祖祀孔，无论是“沙场秋点兵”还是国庆阅兵，祭祀仪式与阅兵仪式向来都是重要的仪式活动。相应地，仪式场景以祭祀仪式、阅兵仪式、就职仪式等系列礼仪庆典活动及其物质空间为主要内容，通过空间展布与仪式操演，实现政治记忆的再现与激活，完成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构建，并通过情节推进与情绪感染，强化国民的身份认同。

加布里尔·佐伦在《走向叙事空间理论》中将叙事空间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创造性提出了叙事空间再现的三个层次，即地志的空间、时空体的空间和文本的空间。场景作为构成空间复合体的基本单位，又可依上述三个层面进行更细致的划分。与地志层面相关的场景即为地点，它在空间中能够被度量，如山川河流、房屋、城市等；
与时空层面相关的场景即为行动域，它是事件发生的场所；
文本层面的场景构成视域，它是受众基于个人体验所感知的空间⑤Gabriel Zoran，Towards a Theory of Space in Narrative［J］.Poetics Today，1984（5）.。仪式场景作为众多场景类型之一，其界分大致与场景契合。由此，依据佐伦的叙事空间理论，结合叙事空间与时间、人物、事件及传播媒介的关系，可将仪式场景划分为地志式场景（记忆之场）、氛围式场景与话题式场景。

一是地志式场景（记忆之场）。地志式场景亦即地点，它指涉地志层面的空间。作为一种承载着政治记忆的地志空间或场所，它与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诺拉提出的“记忆之场”概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故而亦可称其为记忆之场。“在地点里居住的回忆的力量是巨大的”①（古罗马）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论至善和至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394-396.，西塞罗的话语为我们理解地点与记忆之关联提供了启发。他将地点视为记忆的砖石，用以整理蕴含其间的信息次序及便于这些信息资源重新发现。虽然地点并不拥有内在的记忆，但它们对于政治记忆空间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它们能将政治记忆固定在某一地点之上，使其得到固化与证实。同时，它们也体现了一种相对持久的延续，这种持久性远超于个人或以人造物为具体形态的储存记忆②（德）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44.。作为“康德先验感性论”中两种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与空间是实在且不可分割的。然而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在人类产生并发展至今的大多数时间里，它通常被学界所“盲视”，成为一种被动的、以自然事实的状态存在③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7.。直至20世纪后半叶，随着空间理论的兴起，学界开始突破线性时间与历史的研究，空间得以纳入人们的研究视域。纪念地作为典型的地志性场景，具有缅怀先烈、讴歌功绩或是纪念民族苦难伤痛的双重隐喻。前者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馆，后者包含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等。一如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选址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于“万人坑”丛葬地遗址之上，地点的恒久性使得人们尝试突破时间跨度而与过去发生直接接触。诸如革命、迫害、屠杀等用鲜血书写的历史事件在政治记忆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因为它们承载着政治信息，并依托自身稳定性“述说”着史实，成为重大政治事件的标志性象征。

二是氛围式场景。氛围式场景对应佐伦叙事空间理论中的行动域，意指仪式场景中人物、事件相互交织、彼此影响，由此形成具有情绪渲染的场域。区别于静态的建筑实物，氛围式场景是事件发生的场所，它既包含同一事件的连贯性展开，又能容纳多个事件在同一地点发生，如天安门广场既见证了历次国庆典礼仪式的展演，又是容纳烈士纪念日纪念仪式、国庆阅兵仪式等诸多重大政治事件发生的场所。通过仪式场景中人物与事件的交互，依托博物馆等政治记忆载体，人们共享过去与当下、此方与彼方的情绪体验与政治记忆，由此形成系列“感染域”与“情绪场”。譬如，在瞻仰纪念碑、鸣笛默哀等政治仪式活动中，人物的在场性、感官的具体性及场域氛围的感染强化了个人的心理体验及对战争革命等集体性政治事件的关怀与反思，使得人们自觉形成庄严肃穆之感。涂尔干曾引入“集体欢腾”，用以表述仪式带给人们的情感体验④（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88-290.，即在特定场域内，政治仪式通过展布、操演等系列流程所营造出的强烈感染域与情绪场，能够发挥情境力量。换言之，政治仪式透过“戏剧式的展演”将政治记忆及融汇其中的主流观念形象化，进而创造出一种景观政治的独特语境与场景氛围。在这种场域氛围中，受众对苦难与伤痛、战争与和平的认知自觉转化为一种情境体验与情感共鸣，进而强化独立、和平等主流价值的认知，强化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三是话题式场景。话题式场景指现代景观社会中，人们借助影视、微博等大众媒介对政治仪式的若干主题积极参与讨论、进行情感表达的仪式场景。这一仪式场景大致与文本层面的场景，即视域相对应。视域作为场景界分中最为复杂而抽象的概念，关涉受众的阅读解码与心理感知，这一空间单位与文本有关，并受到语言的选择性、叙述时序等因素影响，进而对受众产生带有倾向性的引导作用。从书写印刷技术到现代信息技术的变革，使得文本书写逐渐让位于融汇声音、图案、影像等多重象征符号的影视、网络媒介。仪式场景展示的立体形象化以及对时空的突破性使现代大众媒介在传达视听、场景呈现、公众互动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它在展现“在场性”受众观感的同时，也为数量庞大的“非在场性”受众提供了“观景平台”①王海洲.政治仪式中的权力宣展与合法性建构——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治发展中的国庆大阅兵（1949-2009）［J］.学海，2010（04）：140-149.，实现了特定的仪式场景与公众日常生活的交汇。通过对政治信息的筛选、重构及重点呈现，利用文字、图标等符号象征营造话题式场景，进而使得受众注意力聚焦于媒介所“设计”的主题中，由此形成对特定政治事件的认知并进行个人情感表达。譬如，英烈纪念仪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向来为众多媒体所广泛报道，广大市民也通过“网上祭英烈”等主题活动及各类社交媒体抒发情感、表达哀思，话题式场景从中聚合政治资源、形塑政治记忆的作用可见一斑，并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其作用将愈发凸显。

作为由地志式场景、氛围式场景与话题式场景交织而成的复合式场景，仪式场景包含人物、事件与氛围等诸多要素。无论是静态的地点、器物还是动态的仪式展演，都将仪式场景所承载的政治信息输入受众群体之中，进而影响他们的政治认知与政治记忆。同一般的记忆无异，政治记忆的建构流程包含唤起、重构、固化、刻写四个环节，而仪式场景则借助静态的实物空间与动态的仪式展演实现对政治记忆的建构。

（一）静态与动态结合：仪式场景与政治记忆的逻辑关联

仪式场景作为仪式与场景的复合体，具体而言，可将其分解为客观实在的物质表象以及由人物、事件、行为交织而成的动态仪式展演，由此构成仪式场景的静态实物空间与动态仪式展演关系密切，共同作用于政治记忆的建构。

首先，就其静态实物空间而言，有学者指出，记忆不仅是时间性的，更是空间性的。空间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关乎政治记忆构建的各种政治想象，成为展现政治记忆的重要资源。如圣地、祭坛、纪念地等各种壮观的景观皆在政治仪式中承担此类功能。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物理空间会产生阈限功能，从实践场所转变为抽象的观念场所，转而成为一种阈限空间②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23.。在这一形态的空间中，空间的物理属性让位于政治属性，这时，空间通过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及其内置固定特征要素和半固定特征要素中的象征与符号联变实现政治记忆的建构。具体而言：一方面，作为仪式场景的固定特征要素，亦即场域空间的边界、样貌与规模，它们的确立使得政治记忆的内容、边界明晰化，为政治记忆的展现与唤起提供了独特的语境背景。另一方面，作为仪式场景的半固定特征要素，亦即仪式场景中的道具、器物等，它们的陈列与布置则为政治记忆的再现创造了引导条件。这些道具、器物包含自然物什、人工制品以及文本、声音、图像等诸多象征符号。作为重要的政治文化资源以及政治信息、政治记忆的容器，它们将自身所蕴含的信息深刻、立体地输入参观者头脑之中，使得参观者得以借助其来理解相关的政治历史事件，深化相关的政治记忆。

其次，就其动态仪式展演而言，作为一种古老而普遍的政治文化现象，政治仪式自出现伊始就承担着政治记忆唤起、展现之功能。它通过连续重复性的行为以及丰富的象征符号资源实现对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政治记忆之询唤。具体表现为：一是无论是场景空间的筹建还是政治仪式的筹策，都受到特定政治信念之指引，并在此过程中实现对相关政治记忆的集中展示与规模性唤起。二是仪式场景并非一成不变的，其内置要素的更新与增减，赋予政治记忆以新的时代内涵，政治记忆得以重构。三是人员作为政治仪式的基本内置，在仪式展演过程中实现自身与事件的交融，进而形成独特的场域氛围，在这种“情绪场”与“感染域”的氛围式场景中，政治记忆得以激活和固化。四是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完善，电子仪式的兴起与媒介景观的盛行，扩充了政治记忆线上空间生产之维，促进了政治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由此可见，仪式场景借助静态的客观实在要素与动态的仪式展演实现了政治记忆的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完成了政治记忆之建构。

（二）仪式场景的物质表象：容纳政治记忆的容器

仪式场景的物质表象作为政治记忆与政治信息的存储容器，由物质空间和仪式道具组合而成。美国人类学家阿摩斯·拉普卜特①阿摩斯·拉普卜特（Amos Rapoport）：美国建筑学家、人类学家，环境与行为学研究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主要研究文化的多样性原则、交叉文化理论。曾提及，日常生活实践由系列场景构成，社会行为及其构成要素经由规则而得以在场景中紧密相连，他认为场景可进一步被解构为固定特征要素与半固定特征要素②（美）阿摩斯·拉普卜特.文化特性与建筑设计［M］.常青，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27-29.，其研究为叙事空间中政治记忆相关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基石。

首先，仪式场景的外在建筑景观作为其固定特征要素，建筑的边界、样貌、与规模为场景发生提供了独特的政治语境和叙事背景。

就仪式场景的建筑边界而言，边界的确定性框定了特定的政治记忆内容，并影响着进入者的情感认知。如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选址于奥斯维辛集中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于“万人坑”丛葬地遗址之上。纪念馆外在建筑的边界使得人们在这种地志式场景（记忆之场）中实现了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同一，有关数万名人员的伤痛记忆在相同的地点得以“述说”。同时，空间的边界不仅体现在其外在选址、界限，亦包含内部空间结构的界分。涂尔干曾指出若想在空间上安排各类事物，需要将他们差别化的分类安置，因为空间的各个区域间具有“不同的情感价值”③（法）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77.。譬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部空间可界分为展览集会区、遗址悼念区、馆藏交流区、和平公园区四个功能性展区。展览集会区包含集会广场，这亦是每年公祭仪式展演的场地，通过每年公祭仪式的规律性重复实践，这一地点被赋予特殊的政治意涵，在这一场域内行为者定期表达对亡者的哀思。遗址悼念区的建筑群采取纪念性的墓地风格，断墙、枯树、遇难同胞遗骨坑等意象的呈现皆令观者形成对同胞的缅怀之情以及对战争残酷性的反思。馆藏交流区通过诸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物件的陈列，构成了战争记忆的实证，它是对日本政府企图美化自身侵略行径这一政治意图的有力反击，是人们坚定维护政治历史真相的信念所在。和平公园区由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观及160米长的水池组成，水面如同明镜，冥思厅和胜利之墙投映其上，历史与当下的交叠使得人们以古抚今，形成对政治记忆的追思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由此观之，四类展区既有其共性所在，又相互区别，展区的边界性使得进入者表现出不同的心理体验与情感认知，从不同角度影响着政治记忆的建构。

就仪式场景的建筑样貌而言，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胜利广场为例，胜利广场有着椭圆形的样态，含有圆满之意味，寓意抗日战争胜利。同时，它又被称为“九九广场”，一方面是因为日本的投降仪式于1945年9月9日在南京举行，这一称谓实现了对时间的呼应；
另一方面是因为从空中俯瞰，广场的两条路径像两个“9”，由此形成了对物化空间的表述。在胜利广场外围便是胜利之墙，其顶端建有“7”字形的标志物，受众在这一场所中通过视觉映射，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特殊时间节点与相关政治记忆的询唤。另外，胜利之墙的形态又像是一只抽象的凤凰，凤凰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就有其独特含义，它作为先民基于火焰崇拜而诞生的一种图腾，融合了浓厚的神话色彩。作为古代皇帝获得统治合法性的神话意象之一，凤凰这一符号元素的运用为纪念馆增添了神秘的政治色彩，为坚强不屈、浴火重生的伟大民族精神增添了神圣力量。当受众见到这一景观时，受政治基因、政治传统的影响，会产生肃穆与振奋之感，由此激发他们作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

就仪式场景的建筑规模而言，一如政治仪式有国家层面、地方层面的界分一般，不同层面的政治仪式有不同的规格，其对应的场景规模也会有所差异。比如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祭奠仪式未纳入国家层面之前，地方政府、民间组织与民众只能依托相对狭隘的场域进行缅怀，政治记忆作用群体、影响范围十分有限。而随着国家公祭日的设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筹建与扩充，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政治事件的记忆则获得了更广阔的政治语境与政治背景。作为一种政治符号，地理空间建筑规模的更迭体现了政治仪式的变迁，相应地，由其所唤起的政治记忆也会发生“量”的增减及重要程度、政治语境和叙事背景的改变。如在1949年开国大典筹建之际，出于新的政治仪式需要，对天安门城楼这一地理空间的部分结构进行了修缮与重建。此后，为最大程度容纳大规模人员集会，还对天安门广场进行重大改建，扩充了其建筑规模。相较于同样在天安门城楼举行的清朝颁召大典而言，新中国开国大典乃至后来诸多在此举行的重大仪式庆典都由于规模的扩充而将更多的人民群众容纳其中，进而体现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政治意旨，为此后的仪式展演提供了特殊语境和叙事背景。

其次，建筑空间内部的器物及仪式道具充当半固定特征要素，其布置、使用可为仪式展演和氛围式场景的打造创造引导条件。展览作为保留、展示政治记忆的基本方式之一，其所陈列的器物蕴含着丰富的政治信息，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早在人类社会早期仪式活动中就已出现专门配置的器物，它们质料多样、形态各异，都镌刻着一定的政治信息、承载着一定的政治记忆，体现着政治仪式的影响范畴与基本性质。在我国古代，大夫以上的服饰冕冠在不同仪式典礼中有所差别。如《周礼》中曾记载帝王在祭祀昊天上帝时着大裘冕，祭祀先祖时着鷩冕，祭社稷时则着希冕，等等。在这里，典礼服饰作为一种仪式道具，依其规格差异为政治仪式展演提供了有力引导。

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该场域内除却外在建筑景观，亦包含诸多文物及标志物，这些物质意象为仪式展演及氛围式场景的打造提供了引导条件，强化了人们的场景体验与政治认知。纪念馆通过各种史料实物的呈现，向受众展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肌理。通过展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现场照片，各界人士对这一历史惨案所进行的报道和相关的出版物；
幸存者名单、证词和物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参与人员的日记、供词等实证资料，使得参观者对这一政治历史事件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更真实的体验。同时，纪念馆中设有电影放映厅，向观众放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纪录片。文字、图片、影像等多重象征符号的综合运用，再现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现场，并通过受众与场景的交互，强化了受众的场景体验，深化了对特殊政治历史事件的认知与理解。

再比如，在国家公祭仪式展演过程中，纪念碑、和平钟、和平鸽等象征和平的意象之运用，将传统文化中的警钟长鸣意蕴与当下所倡导的和平理念融会贯通，既是对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传继，又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的宣展。种种意象的重复性与连续性展现，促使人类历史记忆长期保持鲜活状态，以历史之镜、警示之钟、和平之鸽等意象警示战争对人类尊严的践踏及当下的和平来之不易，有利于培育国人珍爱和平、反对战争、团结友爱的价值观。此外，在公祭仪式的主席台上，镌刻着铭文的公祭鼎屹立其中。鼎的后侧左右两边铸有记事，详细记载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设立“国家公祭日”和举办首次国家公祭的事实。公祭鼎采用庄重肃穆之感的深古铜色，其上颈部和两耳侧面纹饰刻有南京当地常见绿色植物的枝叶这一图案元素，象征着绿色、生命、和平。公祭鼎两足在前，一足置后，圆睛张目，宏伟壮观，象征国家民族在政治记忆中的觉醒及在政治进程中的奋起。由此观之，以上种种器物的陈列展示，皆为公祭仪式的展演提供了有力引导，营造了庄重肃穆、召唤和平的场域氛围。

（三）仪式的操演：形塑政治记忆的实践流程

在场景空间内，政治仪式通过操演过程将自身的经验与原则转化为民众生活实践中的政治记忆，进而发挥出政治常识与政治范式的作用。政治记忆在仪式筹策、展布、操演的系列流程中得以建构，经由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个阶段，实现自身的生成与再生产。

首先，仪式场景的选址、筹建与展示实现了政治记忆的再现与唤起。仪式场景唤起的政治记忆是针对特定时空政治经验的大规模趋同回忆①李武装.“社会记忆”的政治哲学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05）：117-124.DOI：10.13438/j.cnki.jdxb.2017.05.016.，在这一环节中，仪式主办者会对记忆的内容及其对象进行有目的的抉择。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为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作为国际公认的二战期间三大惨案之一，30万同胞不幸罹难构成了国民惨痛的政治记忆。但是1982年日本却在其历史教科书中公然将“侵略中国”的表述改为“进入中国”，企图美化本国的侵略历史，这一政治行为激起了国民的愤懑之情。随后，南京市开始筹建“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纪念馆于当年8月15日，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当天建成开放。空间从来都不是空洞的，而自有其意义所在。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相关史实资料的收集、整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筹建及在特殊时间节点上的开放，实现了对政治记忆的集中保留与唤起。与此同时，在国家公祭仪式操演过程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群众代表通过奏唱国歌、发表讲话、为死难者默哀等系列流程，借助有迹可循的文本标识以及现场操演所蕴含的声音、身体等符号表征，政治记忆得以再现、唤起。

其次，仪式场景内置要素的变动赋予政治记忆以新内涵，政治记忆得以重构。如在近两年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各界群众代表由以往的8000余人缩至3000余人；
同时，相较于往年各界群众代表普遍着黑色服饰而言，2020年及2021年医护人员作为在场观众，身着白色医护服，等等——这些变化镌刻了不同政治信息与政治记忆，一定程度展现了其政制环境的发展变化。在这一场域内，通过对医护人员着装的强调，将新冠疫情防控的特殊政治意涵浇筑于政治记忆之中实现了政治记忆的更新。此外，在每一年的国家公祭仪式都会有国家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他们的发言中除了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这一政治历史事件的回顾、对死难者的追怀及对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之表达，还会将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及政治信息融入其中。如2016年领导人讲话中将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及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政治意涵嵌入其间。2017年的公祭仪式上重申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同年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20年及2021年，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加速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情境下，国人团结一心的伟大抗疫精神及磅礴抗疫力量也在公祭仪式上多次被提及。以上政治信息的录入，实现了对政治记忆内容的更新与重构，使得政治历史得以在变迁中维持和发展。

再次，作为一种媒介景观，媒体对整个仪式政治意义的塑造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为例，作为一场悲壮的媒介景观，它借助现代传媒手段实现对政治记忆的保留与固化，譬如通过电视、微博等各种网络渠道及社交媒体被广泛直播、转播和讨论。这时，公祭仪式突破仪式场景的时空局限性，众多间接视觉受众得以观看仪式展演过程，并在网络空间展开广泛讨论，转发国家公祭日的相关文章。与此同时，许多主流媒体也将其界面改为庄严肃穆的灰色。以上种种电子仪式打造了一种话题式场景，形成了一种缅怀先辈、感怀国家沧桑历史的“情绪场”。由此观之，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对仪式场景的优化和丰富、政治记忆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现代大众传媒基于自身传达视听、迅速便捷的优势实现了对诸如公祭仪式等仪式场景的资料保留；
另一方面，它使得政治仪式的形式更为丰富多样，有助于将政治记忆转化为民众日常生活常识。如民众通过界面色调的转变、相关推文的转发这种简单的仪式行为而对相关政治记忆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体悟与情感体验，政治记忆由此得以保留与固化。此外，在公祭仪式中，南京市及其他许多省市通过鸣笛默哀的形式深痛悼念亡者。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回荡在众多城市的上空，借助声音符号将非在场性的民众短暂地连接在一起，人们在接收到这一声音符号后，纷纷停下相关工作肃立默哀，将政治仪式转化为自觉的实践行为，由此实现了对政治记忆的无意识表达，达到了政治记忆的更深层次的固化。

最后，在独特的场域氛围内，行为者通过“在场性”实现政治记忆的刻写。仪式场景的呈现是行为者与空间积极交互，由此完成政治叙事，并形成特殊的场景氛围，使得行为者的政治记忆再次深化的连锁反应过程。刻写作为政治记忆流程的终点及政治记忆的再生产过程，作为最为明显和重要的记忆“刻体”之一，身体是刻写的首选对象，通过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两种方式实现记忆在身体的积淀，政治记忆得以刻写与承继①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256.。具体以国家公祭仪式为例，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界群众代表，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参与公祭仪式，通过奏唱国歌、敬献花圈、撞响和平钟及放飞和平鸽等仪式的参与，吸取了关于南京大屠杀、战争与和平的政治记忆。青少年时期作为政治社会化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将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记忆刻入青少年群体中尤为重要，如此可以避免时代发展过程中政治记忆的断裂，有力抵制政治记忆虚无化等风险挑战。通过青少年诵读《和平宣言》这一仪式环节，将《和平宣言》的政治内容与政治理念深刻融入青少年的认知中。《和平宣言》短短240字，既彰显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发展的近现代历程，又突出了对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追思与缅怀、对和平的向往与坚守，其间的政治意蕴在反复刻写中实现了代际承继。就刻写实践而言，无论是鸣笛声响时，分布广泛的人们自觉停下手中工作默哀悼念；
还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中自觉对相关话题的转发行为与热切关注、讨论，都体现了身体在非在场情况下对政治记忆的摹写。这时，政治记忆的刻写依靠身体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即由行为所构成的普遍社会实践而达成了对政治经验的累进及表现。

作为建构政治记忆的空间路径与象征性资源，仪式场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明晰仪式场景建构政治记忆的作用机理后，如何丰富、优化仪式场景供给，以实现对政治记忆的有效建构这一问题呼之欲出。结合“拼贴”理论实现仪式场景之重构，增设仪式展布、强化场景体验，并借助媒介手段推动仪式场景的营造与传播则是优化政治记忆建构的仪式场景路径的应然之策。

（一）“拼贴”理论下的仪式场景多维重构

“拼贴”的概念最早由法国符号学家列维·斯特劳斯①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与马凌诺斯基并称为“结构功能主义之父”。提出，用以描述原始人的思维方式，即原始人通过拼贴的方式，从原有物品和意义中创造出新的意义②（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M］.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6-38.。美国建筑学家柯林·罗③（美）柯林·罗（Colin Rowe）：美国著名建筑学家、城市历史学家、理论家，其关于城市和建筑的著作对现代建筑思想具有深远影响。将“拼贴”理论引入建筑空间，其主要思想在于从传统建筑物和空间中提取合理的拼贴材料作为拼贴基础，以消除建筑物与空间肌理之间的明显差异，确保空间的连续性，在满足空间要求的基础上保持其原有特征④（美）柯林·罗.拼贴城市［M］.童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166-168.。后伯明翰学派在研究亚文化时借用这一术语，主张在符号意指系统中，将已有物体进行转换、重组，添加新语境，从而使其生成新意义⑤胡疆锋.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113，114，118.。一些学者将“拼贴”视为对现实无法调和的盗用而有所指摘，然而在仪式场景中“拼贴”理论工具的运用却自有其积极意义。通过“拼贴”的方式，在历史场景原有意义系统中增添时代元素，通过声音、图像等多重符号的“拼贴”，打造融合政治记忆的仪式场景。

结合“拼贴”理论实现仪式场景的多维重构，主要包含两个向度：其一，挖掘文字、图像、声音等多重符号系统的象征意义。如在耶路撒冷大屠杀纪念馆中，为纪念二战时不幸罹难的100多万名儿童特别设立儿童纪念馆，儿童纪念馆两侧的通道竖有高矮不一、参差不齐的石柱，象征在二战中逝去的年龄不一的儿童。纪念馆内一片黑暗，中间点有一根蜡烛，经周边玻璃反射形成无数星光。同时场域内多重声音交杂，仔细辨别可知悉音频在用不同的语言反复诵读二战时去世的儿童年龄、国籍。进入这一场域内犹如置于漫天星空之中，在希腊神话中，猎户座便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奥赖温逝后所变，这一巧妙设计将对亡者的美好寄寓与追怀以及对战争的残酷性之反思巧妙结合起来，并为政治记忆注入神话色彩。石柱、烛火、星光、声音等多重象征符号的拼贴，实现了对遗留物的有效检视与创新，使得政治遗产与精神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在这种视听结合、可观可感的场域氛围中，个体沉浸其中，对战争与和平有了更深刻的认知理解与情感体验，政治记忆也借助多重意象得以传播。其二，在仪式场景的政治叙事中增添新的时代元素，实现政治记忆与现代元素的拼贴。仪式场景不单单是唤醒政治记忆的历史表征，也被赋予指向当下与未来的新的政治意涵。为使仪式场景能持续发挥建构政治记忆的作用，则必然要求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涵，主要包含内容的更新以及新兴技术的运用。前者如奥巴马在其就职典礼中不单单依托《圣经》所赋予的神圣合法性，还在其就职演讲中引入林肯的名句，从而获得了额外的合法性，而有关总统就职典礼的政治记忆也随之充盈。后者如虚拟视觉技术等智能科技的运用，为仪式场景的展现增添了立体感与真实感，使得特定政治记忆的呈现更具感染力。如故宫博物馆中遗址复原、AR合拍机、5G全景导览等全新观展方式的运用，以更具趣味性、立体化的方式将政治记忆输入受众意识之中。

（二）增设仪式展布，强化仪式场景体验

纪念性的政治仪式以重大政治历史事件为其叙事根基。政治仪式的主办方需要通过仪式场景的精心布置将受众带回特定的历史情境，以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或铭记历史人物的功勋贡献，体会历史事件蕴含当下价值，并用以指导未来。对于这样的政治仪式而言，深挖并充分利用政治仪式的供给资源，并结合社会发展，为其内容增添新的时代价值，是令仪式场景有效建构政治记忆的题中应有之意。

首先，深挖各类仪式供给资源。借用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等实现对政治记忆的唤起与保留，以增强政治仪式的神圣性与内涵深刻性。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中铜鼎、古钟传统意象的应用，为公祭仪式增添了深刻的传统意蕴。同时，通过对场景和道具的设计安排来重塑空间的总体性，将仪式场景作为一种主体商品进行包装，使政治表征在仪式场景的传播中成为创造和展示独特政治文化的一种重要工具。其次，优化政治仪式内容。仪式与场景形同灵魂与躯壳，仪式为场景注入内容，而场景则是仪式展演的空间所在。政治仪式作为仪式场景的内核，相较于着眼历史而言，它更为关切现下、关注未来，因而，应结合时代发展潮流增添政治仪式的现代价值意蕴，以实现对政治记忆的再生产。例如2017年公祭仪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得到重申。仪式场景不单单是过往记忆的回顾，更是迈向未来的“助产士”。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崭新理念的融入，使得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那段伤痛记忆不单单再是国别记忆，而是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上升为全人类共同的记忆，这也赋予了政治记忆以更深刻的内涵与更重要的政治价值。最后，让科技更好“赋能”。将仪式展演与虚拟视觉技术深刻结合，实现特定历史阶段的仪式场景再现，打造受众与仪式互动的沉浸式体验，使其加深对政治记忆的理解，实现政治记忆的承继与存续。如2021年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烛光祭活动中，首次运用5G、虚拟3D人物动画等智能技术，并通过现场放置的巨幅冰屏，打造了在场女孩与历史中衣衫褴褛的女孩对话的场景，在双方指尖相触的瞬间，和平之花绚丽绽放。这一智能交互技术的应用，实现了行为者与历史人物跨越时空的“对话”，将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政治记忆立体、深刻地输入受众脑海。

（三）现代媒介技术助推仪式场景的营造与传播

就政治仪式本身而言，其规模、选址等直接影响了政治仪式效果及对政治记忆的建构程度。毫无疑问，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中，政治仪式的展演势必会受到具体的时空条件限制，对受众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有限性。这时，大众传播媒介的优势得以凸显。它通过仪式场景的传播、话题式场景的引导与打造，将更多非在场的观众容纳其中，促进了电子仪式的兴起，实现了政治记忆线上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首先，就政治记忆的线上空间生产维度而言，现代传播媒介作为推行政治仪式和纪念活动的平台①王海洲.作为媒介景观的政治仪式：国庆阅兵（1949-2009）的政治传播学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04）：53-60、109.，依托其多元互动的传播模式赋予更多间接受众以临场感，并通过主题的设立、话题的引导，打造了具有宏大叙事的话题式场景。如2014年12月13日，首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时，有关国家公祭日的话题阅读量仅三天就达到20.2亿②“国家公祭日”微话题三天阅读量超20亿创社交媒体新记录［EB/OL］.http：//jiangsu.sina.com.cn/，2014-12-18.，创下了当时社交媒体新纪录。其次，就政治记忆的线上空间再生产维度而言，电子仪式的兴起实现了现实物理空间的情境化再现，广大受众通过虚拟空间内的“在场性”与仪式表达，实现了政治记忆的刻写，亦即政治记忆的再生产。如“网上祭英烈”等活动的开展、国家公祭日时主流媒体主页表征悼念亡者、缅怀先烈的灰色调的设置、国庆节等重大政治节日庆典中社交媒体头像上方五星红旗的鲜亮标识，种种电子仪式的兴起，使得非在场受众可以在虚拟空间中开展仪式纪念活动，促进了政治记忆的再生产。

我国向来是礼仪之邦，作为有着悠久仪式传统的国家，在全球化、现代化发展浪潮中，政治生活领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冲击，政治记忆由此受到多重挑战。而政治记忆又是政治权力的重要源泉之一，为维持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势必要推动政治记忆的建构与传承。仪式场景涵盖作为“灵魂”的政治仪式和作为“储存器”的物质表象，是建构政治记忆的重要方式。它充当政治发展过程中的“晴雨表”与“记录仪”，克服了时间的限制，并通过空间的筹建、内置要素的安排与更新以及一系列政治仪式流程唤起、重复、固化和刻写政治记忆，实现政治记忆与时代价值的有机糅合，由此完成了政治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在场景时代盛行的当下，仪式场景之于政治记忆建构的作用愈发凸显。借由仪式场景中多维符号的重构、仪式的增布以及场景体验的强化和媒介景观的塑造等诸多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挥仪式场景建构政治记忆之功能，助推政治记忆的延续与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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