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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视力健康状况会影响学业成绩吗——基于全国十省市的调查数据

2023-02-06 19:50:09

方晨晨 郭丛斌

(北京大学:a.全国医学教育发展中心;
b.教育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71)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在个人成长和未来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遵循择优录取的人才选拔制度,也迫使学校和家庭不得不重视学生学业成绩,不惜以牺牲运动、睡眠等时间,来延长学生学习时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市15岁学生的平均作业时间为每周13.8小时,位列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所有参与国家和地区的第1位,比第2位的俄罗斯平均每周多4.1小时。[1]同时,有研究发现我国64.2%的初中生作业时间过长,而睡眠不足或体育运动时间过少的初中生比例更是高达97.7%。[2]可见,在减负政策实施及素质教育背景下,我国中小学生依然通过投入大量学习时间来换取优异的学业成绩,不仅占用了睡觉、运动等闲暇时间,加重了学业负担,同时对视力健康造成了危害。

教育和健康是提高人力资本的两条重要途径。投资教育可以提高个体知识技能,从而提高人力资本质量;
投资健康,则不仅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质量,还可以通过延长工作年限增加人力资本数量。[3]要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的整体质量,中小学生的健康问题值得关注,改善学生健康状况既是对健康的投资,也是对教育的投资。目前而言,中小学生视力问题是普遍存在而又值得关注的健康挑战。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调查显示,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0%,初中生为71.6%,高中生为81.0%。[4]健康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健康状况会对学业成就、心理健康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也会对未来的人力资本积累产生影响。[5]那么学生视力健康是否会影响学生学业成绩,这是此次研究着力探讨的问题。本研究尝试通过全国大规模基线调查数据,探讨学生视力健康状况与学业成绩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视力健康对学生人力资本的影响。

学生视力健康状况是一个全球化问题,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学生近视现象较为普遍,并且有上升趋势。[6-7]目前,美国和西欧国家近视率超过了四分之一[8],而一些亚洲国家的城市近视率超过了70%[9-10]。研究发现,近视会造成青光眼、视网膜脱离以及失明等现象[11-12],因此要格外重视学生视力健康问题。2018年8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表明学生视力健康问题再次引起了国家高度关注。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13]目前,我国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在中国,农村地区学生的近视率超过了60%[14],城市学生的近视率更是超过了80%[15]。如此高的近视率可能与学生的先赋性因素、家庭背景差异以及时间配置有关联。[16-18]

学生的性别、是否独生子女、城乡等先赋性因素会影响视力健康状况。权小娟和张钦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发现,独生子女近视机率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
独生子女家庭增多是近年来我国青少年近视率不断增高的原因之一。[19]周爽(Zhou)等对894名7~15岁是青少年父母进行调查,发现女生的近视比例要高于男生,城区学生的近视比例要高于乡村学生。[20]庞天才等选取了广东省阳江市11所中小学校共4 366名在校学生,发现中小学生总体近视检出率为56.46%,高中生近视检出率达到了89.65%,其中女生近视检出率高于男生,城区学生近视检出率高于县区学生。[21]

家庭背景对学生视力健康的影响普遍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受不同家庭环境的影响,学生的视力健康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总体来看,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近视风险越大。[22]易红梅(YI)等对19 977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父亲和母亲的学历越高,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学生近视的可能性就越高。[23]王卫东等对7 119名中学生进行分析,发现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学生近视率就越高。[24]权小娟和张钦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发现父母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均对学生近视情况有显著正影响,即父母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越高,学生近视的风险就越大,家庭收入对学生近视情况无显著影响。[19]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以及有限的运动时间和睡眠时间与学生视力健康状况有一定关系。2018年7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发布的《中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显示,学生家庭作业时间过长,参加校外学业类辅导班比例较高,学习压力较大。[25]一项关于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调查发现,中小学生作业时间的增加显著减少了学生的睡眠时间、体育活动时间以及学习兴趣,增加了学生近视的发病率。[26]过多的学习任务和学习时间在普遍意义上也造成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习负担,导致学生视力衰退等问题[27],而增加户外运动时间和睡眠时间可以有效防止学生视力下降[28]。

目前,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并没有得到一致结论。波普尔(Poppe)和罗伯特(Robert)对2 000多名7~12岁埃塞尔比亚的学生进行健康状况调查,建立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以下简称OLS)回归模型发现视力不良学生在写作技能和阅读技能上显著低于视力健康学生,不过在认知技能和数学成绩上无显著差异。[29]梁哲等采用OLS回归模型,对陕西省某地区2012—2013学年78 472名中小学生进行研究,发现视力不良学生的英语成绩较差,在语文成绩、数学成绩和总成绩上无显著差异。[30]易红梅(YI)等对中国西北地区19 977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利用OLS回归模型发现,学生视力不良对学业成绩有显著负影响,视力下降一行(ETDRS图表),学生数学成绩就降低0.1个标准差,尤其对于视力严重不良的学生,其学业成绩要低于视力正常学生0.28个标准差。[23]同样,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研究均发现,近视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方面更加困难,学业成绩更差。[31-32]此外,也有研究发现,视力健康状况对学生学业成绩无显著影响。迪拉尼(Dirani)等对新加坡1 143名9~10岁学生进行相关近视风险研究,发现视力对学生测试成绩无显著影响。[33]

众多研究发现学校、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因素会影响学生学业成绩,同时包括视力在内的多种健康因素也在预测学生学业成绩方面起主导作用。梅普尔斯(Maples)发现相比于家庭社经地位和种族,视力相关的风险因素往往更能预测学生学业成绩。[34]那么在中小学生学业负担居高不下的情形下,牺牲学生视力健康以提高学业成绩是否可行。目前,学生视力健康状况与学业成绩的关系存有争议,且以往研究大多采用传统的OLS回归模型,忽略了选择性偏误问题。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全国大规模基线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模型,分析我国学生的视力健康基本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探究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同时检验视力健康状况在家庭背景影响学业成绩路径的中介效应,以期为中小学近视防控提供治理依据。

(一)数据来源

为深入了解疫情期间普通高中的线上学习情况,2020年3月—5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大数据中心项目组在学校复课前,开展了“全国疫情期间高中在线学习状况调查”,北京、福建、江西、河北、四川、辽宁、广东、山东、安徽、广西10个省市164所高中学生通过线上填写问卷的形式参与了此次调查。课题组累计回收了33 194份有效学生问卷,其中,高一学生12 033名,高二学生10 095名,高三学生11 066名;
男生16 525名,占49.8%,女生16 669名,占50.2%。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学生学业成绩,由于考试科目不尽相同,而且不同学校和不同地区的考试难度有所差异,通过某一门考试科目成绩衡量学生学习状况可能会造成一定偏误[35-36],因此采用学生学业成绩等级进行考量。学生学业成绩等级选取问卷中“疫情期间你最近一次考试的成绩在年级排名如何”,选项分别为“1=后10%,2=70%-90%,3=50%-70%,4=30%-50%,5=10%-30%,6=前10%”。

2.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如果学生近视则标记为1,否则标记为0。此外,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和学业成绩受到学生个体和家庭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作为控制变量放入模型当中,具体变量包括学生性别(0=男,1=女)、是否独生子女(0=非独生,1=独生)、家庭经济状况(1=困难,2=中等,3=富裕)、父母亲最高学历(1=没上过学,2=小学,3=初中,4=高中,5=大学专科,6=大学本科及以上)、父母亲最高职业层级(1=下层,2=中层,3=上层)、家庭所在地(0=乡村,1=城市)、平均每天上课时间(连续变量)、平均每天作业时间(连续变量)、平均每周运动时间(连续变量)、平均每天睡眠时间(连续变量)。

3.变量描述统计

下页表1呈现了学生近视状况、学业成绩以及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调查时已有79.8%的学生近视,近视学生的平均学业成绩要高于不近视的学生。近视学生中,女生、独生子女和城市学生的比例分别为52.9%、30.1%和61.3%,高于不近视学生中女生(39.8%)、独生子女(23.5%)和城市学生的比例(52.5%)。近视学生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明显高于不近视的学生。近视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为1.790,高于不近视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1.757);
同样,近视学生的父母亲最高学历和父母亲最高职业层级分别为3.624和1.714,高于不近视学生的3.414和1.629。在时间配置方面,学生平均每天上课时间为383.340分钟,近视学生和不近视学生无显著差异。学生平均每天作业时间为124.084分钟,近视学生的作业时间为128.612分钟,明显高于不近视学生的106.390分钟。近视学生平均每周运动时间为3.466小时,低于不近视的学生运动时间(3.838小时),同样近视学生平均每天睡眠时间为6.996小时,低于不近视学生的7.242小时,不过两者均低于教育部颁布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规定的“高中生每天需保障8小时睡眠时间”的要求。[37]

表1 学生近视状况变量描述

(三)研究方法

1.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本研究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Yi=α+β1Eyei+Ci+μi

(1)

模型(1)中,Yi代表学生i的学业成绩,核心解释变量Eyei为学生i的视力健康状况,为学生是否近视,Ci为控制变量,包括学生个体和家庭特征,μi为随机误差项。

2.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

传统的OLS方法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导致估计偏误。由于存在选择性偏差,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干预之前就存在系统差异,结果变量的差异可能来自干预的效果或者来自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差异。为了解决选择性偏差问题,本研究将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以下简称PSM)进行估计。PSM是在控制选择偏差的情形下进行因果推论的估计方法。它基于反事实框架识别因果效应(即因果关系),用倾向值匹配来实现随机化分配干预。对于倾向值相同,但分别属于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个体,可以认为是被随机分配在干预或控制状态。采用PSM时,主要估计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the Treated,以下简称ATT),是指处理组样本接触到干预后,对于干预产生的反应,本研究具体指近视的干预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模型如下:

ATT=E{E[Yi1|Di=1,p(X)]-E[Yi0|Di=1,p(X)]}

(2)

上述模型中,Yi1和Yi0分别为学生近视和不近视的学业成绩,Di表示为二分变量,若学生近视,则标记Di=1,反之则标记Di=0。p(X)则为控制学生个体和家庭特征后学生近视的概率值。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将同时采用近邻匹配、半径匹配、马氏匹配以及核匹配估计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效应。

3.中介模型

由文献可知,家庭背景和时间配置是影响学生视力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教育竞争不断加剧,教育内卷现象愈加突出,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往往会在学习时间上投入更多,占用了运动、睡眠等闲暇时间,进而增加了学生近视风险。而学生视力健康状况与学业成绩很有可能存在一定关系,因此本研究尝试构建多重中介模型,探究家庭背景、时间配置、视力健康和学业成绩的路径关系。

(一)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OLS模型结果

表2呈现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影响的OLS模型结果。在学生个体层面,近视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高于非近视学生。女生学业成绩显著低于男生,城市学生的学业成绩显著高于乡村学生。独生子女学业成绩显著高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层面,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学业成绩越高。具体而言,家庭经济中等和富裕的学生学业成绩显著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父母亲学历越高,学生学业成绩就越高;
父母亲最高职业层级为上层的学生学业成绩显著高于下层的学生。在时间配置方面,学生上课时间对学业成绩无显著影响,作业时间、运动时间和睡眠时间对学生学业成绩有显著正影响。

表2 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影响的OLS模型结果

续表

(二)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结果

1.学生视力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Logit模型结果

基于准实验的思想,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时,操作过程分为两步:第一步,建立Logit回归模型进行学生视力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二步,在通过数据平衡性检验的基础上,利用不同的匹配方法估计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即估计平均处理效应(ATT)。

因此,首先采用Logit回归模型估计学生近视的影响因素,表3呈现了估计结果。结果发现,学生是否近视受到学生性别、城乡、是否独生子女、家庭社经地位、每天作业时间、每周运动时间以及每天睡眠时间的显著影响,女生、城市学生、独生子女、家庭社经地位较高、作业时间较长、运动时间较短、睡眠时间较少的学生更有可能近视。

表3 学生是否近视的Logit估计结果

2.平衡性检验

基于Logit模型对学生视力健康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进一步采用PSM模型估计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不过采用不同匹配方法估计结果时,需要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协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限于篇幅,本研究呈现了近邻匹配法下的平衡性检验结果。表4为学生是否近视对学业成绩影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可知,所有协变量的标准误在匹配后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父母亲最高学历和平均每天作业时间的偏误消减达到了99.9%,而且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中各协变量的t检验结果不显著。可见,本研究的匹配效果较为理想,匹配后的数据消除了近视与不近视学生在各方面的诸多差异。此外,图1刻画了学生是否近视的倾向得分值的共同取值范围,可见基本满足了倾向得分匹配对共同支撑假设的要求。

表4 近邻匹配法下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图1 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3.PSM模型估计结果

在平衡性检验的基础上,本研究分别采用近邻匹配法(1∶2)、半径匹配法(0.01)、马氏匹配以及核匹配法估计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从表5可知,近视学生的学业成绩要略高于不近视的学生,但是差异并不显著。可见,牺牲学生视力健康并不能显著提高学生学业成绩。

表5 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效应

(三)家庭背景、时间配置、视力健康状况与学生学业成绩

由表3可知,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受到家庭背景和各类时间的影响,同时成绩也是如此,为了进一步探究家庭背景、时间配置、视力健康状况以及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本研究构建了多重中介模型。由图2可知,模型中包括三条影响路径:家庭背景、 时间配置、学生学业成绩,家庭背景、视力健康状况、学生学业成绩,家庭背景、时间配置、视力健康状况、学生学业成绩。

图2 家庭背景、时间配置、视力健康状况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多重中介模型

表6呈现了家庭背景、时间配置、视力健康状况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多重中介模型结果。首先,家庭背景对学生上课时间和作业时间有显著正影响,对运动时间和睡眠时间有显著负影响。其次,家庭背景对视力健康状况有显著正影响,即家庭背景越好的学生越有可能近视。再次,上课时间对学生视力健康状况无显著影响;
作业时间对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存在显著正影响;
运动时间和睡眠时间对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存在显著负影响。说明,作业时间越长、运动和睡眠时间越少,学生越有可能近视。上课时间对学生学业成绩无显著影响,而作业时间、运动时间和睡眠时间均对学生学业成绩有显著正影响。表明,增加作业时间、运动时间和睡眠时间,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业成绩,而增加上课时间,并不能提高学生学业成绩。最后,研究发现视力健康状况对学生学业成绩无显著影响。可见,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更多是通过时间配置,而不是视力健康状况。

表6 家庭背景、时间配置、视力状况与学生成绩的多重中介模型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更好地验证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本研究使用“疫情期间,学生视力是否有所下降”进行稳健性检验。如果疫情期间,学生视力有所下降则标记为1,否则标记为0,并采用PSM进行评估。由表7可知,视力下降的学生,其学业成绩高于视力未下降的学生,但差异不显著。表明,视力健康状况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比较稳健,即通过牺牲视力健康难以提高学生学业成绩。

表7 学生视力下降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效应

(一)研究结论和讨论

本研究基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大数据中心实施的“全国疫情期间高中在线学习状况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模型,评估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及其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效应,揭示视力对中小学生人力资本的动态影响。第一,调查时已有80%高中生近视。近视学生的家庭背景优于非近视学生。近视学生作业时间要长于不近视的学生,而运动和睡眠时间要少于不近视的学生,在上课时间方面两者无显著差异。第二,在学生视力健康状况的影响方面,女生、城市学生、独生子女、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父母学历较高、作业时间较长、运动时间较短、睡眠时间较少的学生更有可能近视。第三,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不显著。虽然传统的OLS模型发现,近视学生的学业成绩要显著高于不近视的学生,但PSM得出,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并不显著。第四,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模型发现,视力健康状况在家庭背景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过程中并没有显著的中介作用;
家庭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主要通过时间配置,尤其是作业时间、睡眠时间和运动时间。

如何理解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发现,女生近视的风险要高于男生,这与国内外一些研究结论较为一致[38-39],一方面是男生生性好动,运动时间比女生要多,眼睛调节放松时间更加充分[40];
另一方面,一般而言女生生长发育较男生相对较快,眼轴随身体发育不断增长,加大了近视几率[41]。城市和独生子女学生近视率要高于乡村和非独生子女学生。一方面,城市和独生子女的课后学习时间更长,占用了运动、睡眠等闲暇时间,增加了近视风险;
另一方面,城市和独生子女学生家中的资源较为集中,接触电子屏幕的时间更多,而乡村和非独生子女学生的玩伴相对较多,且家庭资源相对较少,接触电子屏幕的机会和时间更少。

时间配置是影响学生视力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之一。学习时间和作业时间越长,学生视力下降和近视风险就越高。学习时间过长会使得眼睛睫状肌和眼外肌持续处于高度紧张状态,视力不良的发生率也随之上升。[42]体育运动则可以有效降低学生近视风险。体育运动能使眼球内部血液循环加快,通过视远和视近使睫状肌交替完成收缩和放松,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近视效果。[43]睡眠时间的增加有助于降低学生近视风险。睡眠能够让睫状肌休息并恢复弹性,从而预防近视发病或延缓近视进展,而睡眠不足会引起学生昼夜节律紊乱,引起近视。[44]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学生近视风险就越高,这与国内外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45-46]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视力健康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一方面,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资源优势更加明显,更容易接触智能电子设备和网络应用。另一方面,教育竞争让家庭背景较好的学生视力健康处于更加危险的边缘。为了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家长通常会让学生更多地参与与学业成绩有关的课外活动,减少与学业成绩无关的闲暇时间[47],提高了学生近视风险。

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对学业成绩无显著影响,即近视学生的学业成绩并没有明显高于非近视学生,这与迪拉尼、仇元营等的研究结论较为一致[34][48]。可见,由近视状况带动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并不是长期稳定的,严重的近视问题会引致心理冲突、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从而影响正常学习和积极发展。[49-50]客观来看,视力问题与学业成绩之间不应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视力健康的牺牲不是学业表现得以提升的应然条件。

(二)政策启示

1.加强视力健康宣传力度,构建家校社联动预防机制

调查发现五分之四的高中生已经近视,可见我国中小学生近视防治工作较为严峻。在线教育的不断普及,势必会给学生近视防控工作带来更大挑战。交叠影响域理论(Overlapping Spheres of Influence)是一种面向实践的协同育人指导理论,该理论认为学生成长主要受到家庭、学校与社区三大主体的共同影响。[51]同样,这三者在学生视力防控中起着关键作用。首先,学校通过健康教育课程向学生讲授保护视力的意义和方法,同时通过宣传栏、家长会、家长委员会等途径对学生和家长开展科学用眼护眼健康教育,提高家长和学生保护视力的意识和能力。家长则需要以身作则,主动了解科学用眼护眼知识,帮助和带动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并且监督学生科学规范使用电子产品,养成在线教育环境下良好的学习和用眼卫生习惯。社区可以通过举办相关爱眼护眼用眼讲座,组织一些社区运动、知识竞答等与视力相关主题的比赛活动,提高青少年视力防控意识。总而言之,家庭、学校和社区要充分发挥各自的监管职能和引导功能。

2.重视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建立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系统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阶段学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目前来看任重道远。因此,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要从“娃娃”抓起,建立全生命周期的眼健康系统。从一个人出生就建立眼健康档案,定期归档,并持续跟进,尽早发现问题,及时防控。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持续组织实施学生近视和健康影响因素专项监测,建立健全中小学生视力监测体系,将视力筛查作为中小学生健康教育的一部分,每年定期进行视力监测,掌握中小学生视力健康状况。实际上大多数学生的视力问题都可以通过简单的视力监测(例如视力筛查)发现,并通过及时配戴合适的眼镜等措施进行矫正。[52]研究发现,如果学生视力健康未得到及时矫正,会影响学生学习效率和学业成绩[53],而得到及时矫正的学生不仅可以改善视力状况,还有助于提高学业成绩和阅读能力[54-55]。

3.落实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合理安排学习和闲暇时间

时间配置是影响学生视力健康的重要因素。家长帮助孩子合理分配时间,养成良好的学习规律和生活节律,保证适量的学习时间、充足的睡眠时间和足够的运动时间。本研究发现,学生学业负担会引起学生近视,而牺牲视力健康难以显著提高学业成绩。OECD对PISA项目中65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一些近视率较低、学习时间较短的国家和地区(如澳大利亚、芬兰)的学生同样可以获得较高的学业成就。[56]可见,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关键在于减负增效,而不是一味地增加学习时长。所以,一方面,学校要积极落实《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中小学生减负措施》《儿童青少年学习用品近视防控卫生要求》等要求措施,科学布置作业,统筹安排好家庭作业时间。另一方面,家长要积极配合学校切实减轻孩子负担,不要盲目参加课外培训、跟风报班,同时增加运动和睡眠时间,不但可以减轻学生学业负担,还能有效预防学生近视,也有助于学业成绩,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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