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兰品，向乾

(武汉理工大学 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作为一个强有力的主导型政府，中国政府建立了保证市场有序运行的基本制度体系，完成了中国经济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转型。但是，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经济规划、监管和调控制度仍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这让政府拥有横亘在企业与市场之上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企业向政府进行寻租[1]。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即成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一环，而信息技术推动下的社会变革，客观上就要求将这一进程置于数字化的浪潮下展开[2]。那么，政府的数字化转型能否有效抑制企业的寻租行为？更进一步地，对于不同性质的市场主体影响如何？

利用2015—2019年31个省级行政单位的数字政府评估指数以及当年全部A股上市企业数据，本文从政务服务能力以及政府透明度两个方面，考察数字政府建设能否显著抑制企业的寻租行为，进而考察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间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通过政府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的新视角。首先，数字政府本身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以此为切入口将是对现有研究的良好补充。其次，本文从微观视角为数字政府抑制腐败提供经验证据。相比于国内外多从地区层面着手的做法，本文直接从企业层面出发，验证得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寻租支出。

(一)政府职能转型——从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针对20世纪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一些学者提出了“发展型政府”理论，用来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导作用[3-7]。因干预市场的力度较大，发展型政府虽然带来了经济高增长，但同时也积累了结构性缺陷[8]。政府不仅能决定所掌握的大量关键性资源的配置去向，还有高度的自由裁量权来解释政策规则，企业的行为选择因此受到直接的影响[9]。此外，由于可以从地方政府手中获取优先发展权、优惠的贷款和土地供给、税收减免等一系列有利资源与政策，企业往往也难以抵制寻租的诱惑[10]。

但是，经济增长奇迹是国家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结果。在起飞阶段，因为存在模仿对象，后发国家的“政府介入”便能助推经济增长；
而到成熟时期，因为不再有模仿对象，发展型政府无法制定清晰的“追赶”方案，“政府介入”也就失去了效果[11]。因此，对已迈入新发展阶段的我国经济而言，政府应更加重视基础制度的建设，为企业提供公平的发展环境以及良好的创新激励[12]。党的十九大报告进而指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二)数字政府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

数字政府(digital government)，通常也被称为电子政府(e-government)，指在公共管理部门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结合组织变革和新技能，以改善公共服务和民主进程，加强对公共政策的支持。数字政府的目标则是简化行政流程，削减成本，改善服务并在总体上提高行政效率[13]。Ndou[14]从内部性、外部性和关系性三个层面描述了数字政府在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内部性”指数字政府使政府部门之间得以互联互通，由此可以减少使用、存储和收集数据的时间，降低人工成本和信息处理成本，从而有效提升了行政效率；
“外部性”指数字政府为政府向公民和企业提高透明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使其能够获得由政府所收集和生成的信息；
“关系性”指数字政府对国家民主进程产生的影响：将不同政府机构的信息与服务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公民由此获得完善的服务体验，可能会使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近年来，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试点实践紧密结合，持续密集地推进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政府改革，典型的有深化“放管服”改革背景下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以及基于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的“一网通办”[15]。

(三)数字政府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的机制

数字政府对内能建立起高效的办事网络，节省社会交易成本；
对外能促进信息的共享与获取，释放数据活力[16]。廖福崇等[17-20]都认为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行政负担。通过建设“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市场主体在办理证照、市场监管、办理纳税和登记财产等方面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能得到有效降低；
“互联网+政务服务”也使传统科层制在部门分割、信息流动不畅、推诿扯皮和形式主义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于文超等[21-24]则考察了数字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如企业投资效率、寻租腐败等。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腐败是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而解决信息不对称的一个重要治理手段就是政府公开透明[25]。国外文献已积累了部分有关数字政府抑制腐败的实证证据，但多为案例研究以及基于地区层面的统计分析[26-31]；
国内研究对于数字政府的影响作用则多为规范性的探讨而缺乏相应的实证研究[32-34]。

(四)理论假设的提出

综上所述，数字时代下政府职能得以转型的主要原因在于：(1)发展型政府式微。经济发展从后发追赶阶段转变到引领创新阶段，政府没有了模仿学习的对象从而应转向为企业提供制度保障，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2)数字化赋能。政府的数字化转型加强了服务范围与能力。而数字政府建设之所以能够抑制企业寻租，可能的机制在于：(1)“互联网+政务服务”提升政府行政效率。(2)信息公开提升政府透明度。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抑制企业的寻租支出。

企业的寻租支出往往会产生“绊脚石”和“润滑剂”两种看法。前者认为这种支出使资源更多地流向非生产性领域，从而挤出了对生产性领域的投入；
后者则认为此种支出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缺失[35]。聂辉华[36]指出，企业所有制的不同是此差异性结果的重要原因。由于控股股东即是政府，国企便有着天然的身份优势。相对而言，民营企业在所有制身份上较为弱势，因此更可能通过腐败的方式去规避管制。由于在寻租的动机与成本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有着显著的差别，其中民营企业动机更强而成本也更大，从而可以预期，数字政府建设对于民营企业的影响作用更大。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2：相比于国有企业，数字政府建设更有利于抑制民营企业的寻租支出。

(一)变量选定

1.数字政府

本文从“政务服务能力”与“政府透明度”两个维度来度量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从2010年开始发布《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2015年开始发布省级政府的网上政务服务能力的调查评估报告，所得指数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地方数字政府的服务能力。虽然部分年份的细分指标有所调整，但整体而言，该指数在综合判断政务服务能力的层面上具有延续性。同时，政府网站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发布信息的重要渠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课题组自2009年开始，连续多年对各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进行观察，并发布《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以政府网站信息公开为视角》。同样地，其总体指数能较好体现不同年份中政府的透明程度。

2.企业寻租支出

参考杜兴强等[37]构建的超额管理费用指标，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中挖掘寻租支出信息。超额管理费等于实际管理费用减去期望管理费用，超额管理费用越高代表企业非生产性支出越多，反之则越少。构建如下期望管理费用估计模型，求得各项系数的估计值：

Mgtexpit=β0+β1ln Saleit+β2Levit+β3Growthit+β4Boardit+β5Staffit+

β6Big4it+β7Ageit+β8Marginit+β9H5it+ηIndustry+γYear+εit

(1)

(2)

3.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产权性质、现金流、两职兼任情况为企业层面控制变量；
反腐败力度、产业结构、市场化水平为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具体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及其定义

续 表

(二)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1.地区数据

数字政府建设有关数据来自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政府透明度指数报告——以政府网站信息公开为视角》。综合两类指数报告的数据可得性，本文所选样本年限为2015—2019年。与反腐败力度有关的数据来自中国知网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其中山东省党报《大众日报》以及陕西省党报《陕西日报》未收录进数据库，分别以其省会城市的党报《济南日报》与《西安日报》代替。产业结构所需的第三产业产值和GDP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地区市场化水平数据选用王小鲁等[38]编制的市场化指数来衡量，因基期选取标准不同，2016年前后的市场化指数之间不可比，本文选取2016—2019年的数据，并采用插值法填补2015年的数据。

2.上市公司数据

选取2015—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并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样本：

(1)剔除观测区间内经过ST，*ST，PT等特殊处理过的公司；

(2)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

(3)剔除观测区内注册地城市发生变更的公司；

(4)剔除同时发行B股和H股的公司；

(5)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1与假设2，分别以政务服务能力与政府透明度作为解释变量，将企业寻租支出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具体如下：

(3)

式中，下标i代表企业，t代表时间。Rent为企业寻租程度，Digov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Controls为所有控制变量，Firmi代表企业固定效应，Industryi代表行业固定效应，Regioni代表地区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一)描述性统计

为尽可能消除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式中所有连续型变量按照1%与99%的分位数进行缩尾处理。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各地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呈现出不均匀的特征，水平最高地区的得分几乎是最低地区的2倍。同时还可以看出，不同营商环境下企业的寻租支出成本也有很大的差异。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结果与分析

针对假设1和假设2，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表3报告了基准回归的结果。就全样本来看，不论是数字政府的政务服务能力还是政府透明度，均与企业的寻租支出有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其中政府透明度的影响更大。由此，假设1得到支持。分所有制的样本下，数字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抑制效果比国有企业更大，且政府透明度的抑制作用同样更为有效。经验p值显示出组间差异是显著的，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寻租行为对数字政府更为敏感，假设2得到支持。

表3 数字政府与企业寻租支出的关系

续 表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考虑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左鹏飞等[40]的思路，本文引入人均电信业务量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一方面，人均电信业务量多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互联网发展水平是数字政府建设的载体，从而与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得到保证。另一方面，其与企业非生产性支出关系不大，故外生性也得到满足。表4报告了工具变量法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从而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
Kleibergen-Paap Wald F统计量均大于Stock-Yogo弱工具变量识别F检验在10%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从而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这表明，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可靠的。表中各列结果均显著为负，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表4 工具变量法检验结果

(四)异质性讨论

1.民营企业分行业样本

因政府管制而形成的行业壁垒阻碍了民营企业的进入，但民营企业还是会想方设法地进入这些管制性行业[41]。我国面临的发展压力要求进一步改革市场准入制度，释放新的市场活力。近些年来，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逐步出台，民营企业也逐渐进入传统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中。可以预期，处于低壁垒行业中的民营企业对数字政府的影响会更敏感，因为其并不需要为了维持行业地位而支付租金。借鉴Chen等[42]的做法，将传统的国有垄断行业作为高壁垒行业，设置一个虚拟变量用来表示民营上市公司能否进入其中，若进入则为1，反之为0。表5的第(1)、第(2)列报告了分行业样本下的回归结果，对于低壁垒行业中的民营企业，数字政府建设的政务服务能力对于其寻租支出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政府透明度则有着显著的抑制效果。对于高壁垒行业中的民营企业，数字政府无法对其寻租支出产生显著的影响。经验p值显示，组间系数差异仅存在于政府透明度上。

2.民营企业分地区样本

地区市场化的不足会促使民营企业通过寻租活动投靠其他保障措施[43]。从而可以预期，民营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低，就越倾向于进行寻租，从而对政府职能转型会越敏感。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的推进，处于低市场化程度地区的民营企业会减少在寻租活动中的投入。借鉴申宇等[44]的做法，将各年市场化指数中位数以上的观测样本划入“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组，并设置一个虚拟变量(赋值为1)，中位数以下的样本划入“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组(赋值为0)。表5的第(3)、第(4)列报告了民营企业分地区样本下的回归结果。与预期结果相反的是，对于处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数字政府建设对其寻租支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政府透明度的抑制作用更强，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其作用反而并不显著。经验p值显示，组间系数差异也仅存在于政府透明度上。之所以出现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原因可能在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政府职能转型并不完善，数字政府建设并不能完全改善企业通过策略性行为谋取发展的局面；
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由于资源更多地以市场的形式进行配置，更完善的服务型政府职能可以有效降低企业在寻租活动中的资源投入程度。

表5 民营企业分样本回归结果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从政府职能转型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数字政府抑制企业寻租支出的理论依据并进行经验验证，进而采用工具变量法以及分样本回归的方式考察结论的稳健性并进一步探寻可能的异质性。本文的主要结论有以下三点：(1)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抑制企业的寻租支出，其中政府透明度的效果更强，政务服务能力的效果则较弱。这表明政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降低更有助于抑制企业寻租。(2)民营企业的发展更依赖于政府的职能转型，数字政府建设能更有效地缓解民营企业的寻租支出，其中政府透明度的作用更大。这说明民营企业作为政府“圈外人”，其寻租支出更多地被用于扩充自身的信息集。(3)处于高壁垒行业中的民营企业由于需要继续支付维持其行业地位的租金，数字政府并未对其寻租支出产生明显的作用；
处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民营企业由于需要继续为受限制的市场环境支付租金，数字政府也未对其寻租支出产生明显的作用。

(二)政策建议

基于前述内容，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在进一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政府透明度的建设。制定完善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将政府透明度的提升落到实处；
塑造支持信息公开的社会文化，为政府透明度的提升形成隐形支撑；
培育监督信息公开的公众素养，使政府透明度的提升成为民心所向。(2)数字政府建设与市场准入范围以及地区市场化环境存在一定的协同效应，在抑制民营企业寻租支出方面，由于只有在低壁垒行业或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内才存在显著作用，政府应持续完善自身的职能转型，放松管制，使地区经济资源更多地依靠市场进行配置，同时持续扩大市场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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