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涛琪

（哈尔滨师范大学 西语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出生于1938 年，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被誉为“女福克纳”。欧茨是一位多产作家，自1963 年出版首部短篇小说集《北门边》（By the North Gate）以来，一直活跃于美国文坛。她勤于笔耕，不断有作品问世，迄今为止已发表长篇小说40余部，另著有多部短篇小说、诗歌、戏剧、随笔、文学评论等文集，同时致力于时事议论文与侦探小说等通俗文类写作。欧茨不仅作品多，还获奖颇丰，曾两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欧茨的作品触及美国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反映不同阶层的生存现状。她特别善于描写女性角色，尽管她说自己并不是女权主义者，但她的作品始终围绕女性问题展开论述。欧茨抨击了美国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和重压，指出当代美国妇女面临的困境，并对否定女性的传统观念进行反抗。

之前，国内就有少数学者关注了《妈妈走了》这本小说，对其进行了分析，如赵丽分别分析了《妈妈走了》中的家庭关系和女性心理，重点讨论欧茨笔下女性的不同角色在家庭中的影响与作用［1］。金铭更关注的是小说中的女性主义伦理关系，表达了要关注女性精神与情感世界的需求［2］。胡静和杨剑运用了拉康的理论分析了《妈妈走了》的主题，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探讨了美国人的生存状态［3］。以上这些学者的研究大部分是对于小说主题、家庭、母女关系的研究，而对于小说中女性的身份问题却很少提及。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妈妈走了》中女性的身份问题进行分析，以期为当代女性更好地认识自我提供借鉴。

《妈妈走了》的主人公尼基是一个装扮夸张、行为叛逆、追求另类的年轻女性。不幸的是，她的妈妈在2005 年母亲节遇害，尽管案子很快侦破，罪犯锁定，但妈妈的离去使得尼基家人各自的生活都发生了变化。尼基在母亲遇难后明白正是柔弱温顺的妈妈用宽容和爱心支撑着家庭，妈妈走了，这个家分崩离析。最终妈妈的女儿们带着善良和爱意走出了低谷，树立信心，生活渐渐回归了正规。尼基剪断不伦之恋、重拾亲情、重获新生；
克莱尔摆脱束缚，获得独立的人格。

身份（Identity）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4］465。女性身份认同指的就是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中，女性试图寻求身份认同的过程。父权文化是以男性为整个社会文化中心的文化，女性被看重的只有生育能力，常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在这样不平等的社会文化中，女性经常会遇到身份认同的困境，即自我与他者，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女性主义主张追求男女社会权利平等，为女性在男权社会争取权利，寻找身份认同。

（一）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他者”身份

在这个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大女儿克莱尔原本是一名教师，可是因为觉得“妈妈尤其希望我早点安顿下来”［5］142就离开了学校，没有完成硕士学位，嫁给了自己并不爱的罗勃，虽然她也痛苦地说“和罗勃结婚是我犯的大错，辞职也是我犯的大错”［5］142，但她还是选择了结婚，放弃了事业。米利特在《性政治》中认为：“性别是一种政治行为，是霸权和支配等因素组合成的权力结构关系。但由于女性内化了男权社会的价值体系，他们认为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和自然的，以至于不能认清压迫的实质和根源。”［6］克莱尔的价值体系就是被男权社会内化了，导致其认为女性结婚并相夫教子才是正确的选择，同时，母亲的做法也无形中成为克莱尔的“榜样”，使其正在离“自我”的道路越来越远。小女儿尼基是一名报社记者，她从小就觉得妈妈的生活没有价值。因此，她主张另类，头发剪成“朋克的尖顶式，并染成了深得发黑的褐色，在某种阳光下呈彩虹色，没有一绺头发长过一寸的，鬓角和后脑勺都剃得光光的”［5］6。不仅如此，尼基穿着暴露性感，还和有妇之夫产生了感情。女性主义发展的后期，即“后女性主义”阶段，女性的“他者性”又有了新的内涵，由于种族、地狱、阶级等因素的介入，女性主义变得复杂，从群体回归到了个体。尼基的怪异打扮和“越轨”行为，是对中产阶级虚伪的反叛，也反映了她内心作为一名“他者”主体性的缺失。

（二）母亲离世后女性身份的探寻

小说从尼基的母亲戈文去世起发生转折。戈文是一位十分善良的女性，乐于助人，经常去教会做义工，邻居几乎都吃过她做的烘焙面包。尽管戈文从小就经历了母亲自杀、父亲出走，长大后又被初恋抛弃，嫁给尼基的爸爸后也遭到丈夫和两个女儿的不理解（大女儿觉得她缺心眼，小女儿觉得她没有价值），但她还是会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维持家庭的幸福感。母亲面对生活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了两个女儿。

女性主义主张的不仅是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更要追求独立的人格，一种精神上的独立，改变女性的“他者”地位。母亲遭遇凶杀案之后，给了克莱尔当头一棒：她对着自己的妹妹尼基痛诉自己根本不爱自己的丈夫，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就连婚姻都是一个“大大的错误”；
她后悔当时离开学校，没有去纽约市读书，继续自己的教师事业。母亲的离世让克莱尔发现自己一直是按照别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但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她开始重新审视自我，认为被禁锢在毫无感情的婚姻里是不幸的，婚姻是一种无形的枷锁，所以，她决定离开家庭，甚至离开自己最爱的儿女，去追寻自己的教师梦。克莱尔的做法体现了在女性受压抑的社会中，她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了人格上的独立。

母亲死后，小女儿尼基在整理妈妈的遗物时，也突然理解了妈妈的人生，明白了妈妈慈祥的微笑背后有多沉重，进而感受到妈妈的伟大，不由地产生了一种认同情绪：在内心深处，在无意识中她渴望与妈妈一致。陶家俊在区分身份认同时提道：“个体身份指在个体与特定文化的认同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身份认同。”［4］465尼基放弃了以前怪异的发型，夸张前卫的打扮。以前的尼基讨厌见到朋友、亲戚，甚至不跟他们打招呼，觉得他们麻烦媚俗，现在想到母亲的教诲“对所有客人都要以礼相待”［5］201，她开始对亲戚朋友主动问好，甚至对惹她心烦的朋友也能微笑相待。尼基还主动学习面包烘焙技术，即使她“并非生来就是个会做糕饼的人，也从来不曾对烹饪感冒”［5］209，但她还是学会了烤面包，还代替妈妈去老年游泳班，深深地体会到了母亲的不容易。尼基在一步步探索母亲原来的生活中感受到妈妈的宽容和慈爱，这帮助尼基重新构建了积极的生活态度，也慢慢找到了自我。尼基从另类叛逆的女青年转变为开始主动参与社交，与亲戚来往，和母亲一样积极面对生活的新女性，这种转变体现了尼基正在实现身份认同。

（三）爱的传递——自我价值的认同

母亲去世以后，姐妹俩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姐姐克莱尔到费城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妹妹尼基则一直在整理妈妈的过往，不断感受到妈妈的善良、纯真和积极的生活态度，这一切都影响着尼基的生活。母亲的爱是改变姐妹俩的最根本的原因，正是这种爱使她们走出迷雾，忘掉痛苦，摆脱困境，并帮助她们重塑自我，找到生命的意义。在母亲案件的庭审中期，姐夫罗勃曾带着儿子和女儿“飞到费城去看望过老婆”［5］300，罗勃很希望克莱尔回到家中，两人重归于好；
尼基也彻底与斯采拉划清了界限，重新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母亲去世一年后，克莱尔选择回归家庭，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生活的妥协，而是在母亲爱的“教育”下，学会了如何去爱别人（包括自己的丈夫和孩子）以及与这个社会好好相处，并找到了自己的价值。而尼基更是学会了用爱和善意去面对这个世界，最终她找到了最爱她的斯特拉巴恩，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母亲在世时，她用爱和宽容支撑着家庭的亲情网络；
去世后，她的爱继续传递到两个女儿内心，帮助两个女儿走出了低谷，建立了信心，学会了在平凡的生活中用爱心和宽容充实、丰富人生，体验幸福、快乐。

欧茨的小说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塑造了多个弱小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往往处于被男性压抑的地位，渴望在男权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男性享有平等的权利，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的独立。在欧茨笔下，有些女性的反抗失败了，永远沉沦在男权主义社会中，成为男性的附属品；
而有些女性成功了，如在《妈妈走了》中塑造的母亲形象通过宽容和慈爱让迷失的女儿走出痛苦，并用积极的生活态度面对人生。这正是女性获得身份认同，走向身心解放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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