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晴

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进士，以殿试第三名授翰林院编修。工诗文、精书法，有《湛园未定稿》《湛园题跋》《苇间诗集》等存世。姜宸英书法由董其昌入手，向上直溯米芾和“二王”，其书法在清代具有一定的影响，与笪重光、汪士鋐、何焯并称为“康熙四家”。

程邃（1607—1692），字穆倩、朽民，号垢区、江东布衣等。明末清初篆刻家、书画家。程邃是明代遗民，他在篆刻方面的成就甚高，开钟鼎古文入印之先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程邃较姜宸英年长，但二人卒年相仿。他们主要生活于清初，二人在诗文书画领域皆负盛名，这为他们之间的艺术交往提供了契机。

尽人皆知，姜宸英在书法上颇有成就，却很少提及他与当时篆刻家的交往。从目前研究姜宸英与程邃的成果来看，几乎不提二人之间的交往，二人在清初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厘清他们间的交游事迹，对研究二人的艺术思想有着重要的价值。

姜宸英与程邃平时交往颇深。姜氏在《复程穆倩》中提及：

得先生到署，便有清风肃然而来，笼中栖羽益动云霄之想。数日间正在企迟，忽传锦字，兼惠篆章书。既珠悬石尤，璧合泥涂，姓字获此庄严，远胜玉板金鐀矣！谢谢。孝威兄知在此间，希道意，弟尚有拙咏欲就其订正。只弟一生读诗，触目即吟，一生作诗，意到即发，不论宗派，不名家数。向积有一卷，去年过扬州为何人窃去，意亦不甚惜。此如行路，举足已过，何足记忆？只要向前寻进步耳。然亦不能悬拟也。试以此语某兄，于今日分标树帜之外，当必有以位置我矣。[1]

此信提到了姜宸英听闻程邃将至，表现出了一种十分急切的心情，例如信中所提“数日间正在企迟”，“企迟”即急切的等待。程邃比姜宸英年长二十多岁，二人乃忘年之交，姜西溟却未因年龄问题而有所顾虑，在信中对程邃“兄弟”相称，如此皆表明姜宸英与程邃之间关系非同一般。

同样，姜宸英也经常与程邃讨论篆刻之事，姜宸英在《题谷园印谱》中谈道：“余尝为新安程君穆倩钟鼎刻说，谓今人耳目当稍令近古，极言俗学诋讥之为非是。闻君尝问奇于程君，则所谓《谷园印谱》者，余固不待见。而其源流之沕合亦不俟予之赘辞矣。”[2]文中反映了姜宸英与程穆倩经常讨论印坛时弊，并对当时某些趋时风气提出了批评。

目前程邃流传下来的著作甚少，未能找到程邃记载与姜宸英间交往的情景，但是从程邃的印谱中亦能找到两人交往的证据。程邃与周亮工、黄道周、朱彝尊、郑簠等人都有交往，其印谱中能见到其为交往朋友所刻印章。笔者通过翻阅黄惇所编《历代印风系列·清代徽宗印风》，发现程邃为其朋友所治印章中，姜宸英就有“苇间姜宸英西溟氏别号湛园”“宸英”“西溟（此印文有三方）”“湛翁”“姜宸英印”七方，数量相对较多，在其印谱所治私印中实属罕见。程邃为姜宸英所刻印章，如下图所示：

程邃为姜宸英所治印章，有的师法汉印一路，有的以钟鼎古文入印，从程邃与姜宸英所刻印章的数量和风格上，可见程邃的良苦用心。周亮工在《印人传》评价程邃的性格时云：“穆倩于此道实具苦心，又高自矜许，不轻为人作。人索其一印，经月始得，或经岁始得，或竟不得，以是颇为不知者诟厉。……予交穆倩垂三十年，得其印不满三十方。”[3]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篆刻家。他与程邃交游时间相较于姜宸英与程邃交往时间要长，关系也甚密。周亮工的评价较为可靠，程邃乃十分高傲之人，若不是关系甚好，不会轻易为其治印。此处所收七枚印章，只是笔者根据现有资料所收集，可能还存在一些程邃为姜宸英所刻之印。但是从此七方印章，并结合程邃“高自矜许”的性格，足能说明姜宸英与程邃交往关系甚密。

从以上姜宸英与程邃的书信内容和语境来看，二人平时交情颇深，同时，结合程邃“高自矜许”的为人，还有他为姜宸英治印的风格和数量，亦能表明二人交游十分频繁。

当前关于姜宸英书学观念的研究文章较多，但关于其印学观的研究者较少。其实姜宸英在篆刻上亦有见地，姜宸英与程邃交往甚密，程邃作为当时的篆刻大家，姜宸英之印学观念也会潜移默化受到其影响。根据以上论述，姜宸英经常与程邃讨论印章之事，表明了姜宸英对篆刻也有一定的主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崇古”观

尽人皆知“书宗魏晋”，清初书风主要继承晚明遗风，姜宸英虽然师法董其昌，但是他在思想上极力推崇魏晋书风，其言：“不及锺傅、‘二王’者，亦犹唐人选诗不录杜工部也。”[4]又如他说：“汉建平、元和间碑版乃锺、王所出，学者顾求之开元以还，是并不知锺、王发源处，俱未得为书家正宗。”[5]这些即是姜宸英书法“崇古”观的集中体现。

艺术是相通的，其印学思想与书学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古人常云“印宗秦汉”，姜宸英生活于时代更迭的年代，入清之时的文学艺术主要是继承晚明遗风，篆刻艺术亦是如此。清初的篆刻，取法对象主要为文彭、何震。在这样的印风氛围下，姜宸英没有随波逐流，而是极力推崇汉印。如他在《题李君册子》中言：

篆法贵古不贵巧，汉印白文皆铸成者，但记爵名而已，无为字者。其篆体亦方正，无多转折。至唐，用朱文，刀刻，始有字及道号，而印玺之法从此日趋于巧矣。然自唐及明隆、万以前，书翰家亦不多用印章，用者只是铜、牙章及黄杨木，故讲此者颇少。今地不受宝，文石四出，好奇之士镌凿争工，各以其意相配换，无复知有方正体者。且专讲刀法，而汉铸之体几亡。今李君制谱，力追古法，不欲多出新意，当波靡之会而好尚顾如此，是余之所重也。[6]

邓石如说过“印从书出”，所以篆书与印章之好坏紧密相连。其实在邓石如之前，姜宸英就认为印章的篆法应寻求古意，反对矫揉造作的巧意，这正与清初傅山“宁拙毋巧”的观点暗合。他从古意出发，并对清初“汉铸之体几亡”的现象表现出了极度的不满。从此段文字中，其多次用“古法”作为衡量标准，即使李君的篆刻“不欲多出新意”，也得到姜宸英的肯定。究其原因，正是其印章符合姜氏的“古法”说罢了。又例如他在《题朱岐载印谱》中谈道：“梁溪朱子岐载，律体精工，楷法遒丽，其篆刻之妙，尤能独得籀斯遗意，挟其艺游京师，翕然名动搢绅间。”[7]可见，他在评价朱岐载的印章时，“籀斯遗意”之说，亦是如此。

（二）推崇程邃观

因程邃较姜宸英年长，且二人交游甚密，程邃作为长者，既是老师，亦是朋友，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姜宸英。

程邃在印章的实践上，一方面具有继承性。张贞杞评程邃云：“既无歉于昔人之言，而又得从黄石斋、倪鸿宝诸君子游，熏染其流风绪论，故发为诗、古文、词，往往入古人堂奥。溢为图书，篆刻直逼先秦、两汉。人知其诗文、篆刻之妙，而不知其所以妙之者在也。”[8]又如冯承辉评其印章云：“锐意篆刻，醇古苍雅，篆家不可及。”[9]并借汪虎云之语：“君去奇古，一归缪篆正派，斯得之矣。”[10]从“入古人堂奥”“醇古苍雅”等方面的形容，可以看出程邃对于秦汉“古拙”审美风格的追求，他为自己所刻“守拙”印章，也能窥探出其“崇古”的思想。

程邃 守拙 选自重庆出版社《中国历代印风系列·清代徽宗印风》

另一方面，其篆刻具有“创新性”。他用古玺印的形式，打破了大篆和小篆不能混用的局面。虽然程邃的实践，为清初文、何印风所笼罩的印坛注入一股新鲜血液，但时常也有非议之处。例如曾有人作《程邃穆倩》诗云：“蔑古陋相斯，探索仓沮文。文何变色起，北宗张一军。云雷郁天半，彝鼎光氤氲。”[11]“蔑古陋斯”之说即是对程邃当时篆刻实践的嘲讽。

程邃的篆刻实践，既有继承亦有创新，后人对其评价亦是褒贬不一。与其关系密切的姜宸英十分推崇他的印章，姜氏曾言：“新安程先生穆倩，善识古文奇字，其所篆刻人争购之，或守之历年不可得，及其得意为之，赠人无德色。”[12]在姜宸英看来，程邃印章备受推崇，主要是因其擅长古文奇字，但也有人持批评的态度。对于这种现象，姜宸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

非之者曰，凡物之可贵者以适时而已，今为篆刻，舍秦、汉而必曰三代钟鼎之文，此固为好奇而已，于用奚当。余谓此言过也。夫自有书契以来，文字代变，于是有仓颉之书，有史籕之书，有斯、高、程邈之书，变而至于今之行草书，极矣。如欲趋时者，则今之真行草书为已足，斯、高之书且在所不取，而况乎商周钟鼎，虫鱼诘屈之文，宜其无所用于世也。[13]

姜宸英为非议者作出了解释，他利用文字的发展演变规律来观照印章，认为先有史籀大篆，然后有李斯等人的小篆，后来才有行草之书，所以大篆始终是基础。他还认为书法发展至当时，行草书兴盛，以学习行草为尚。就连李斯都未纳入取法的范畴，更何况时间较远的钟鼎大篆。所以从文字和书法的发展角度来看，程邃印章文字的运用，看似是一种“创新”，实际上是一种继承。

姜宸英不仅就时人对程邃的批评作出了辩解，而且也表达了他对程邃印章的喜好，其言：“日余最爱近时程山人穆倩所作，而时辈竞哗之，以为诡怪不经。”[14]同时他还在评价别人的印章时，常用程邃作为楷模，他在《题摹古印谱》中说道：

穆倩已矣，百世而后，当必有识子云者。今观刘生《稽古堂印略》，犹能得其仿佛，于方幅之上，虫文鸟迹，络绎云布。余虽浅学，不能骤辨其于古真似何如，然可谓有志者矣。[15]

综上所述，姜宸英的印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崇古”观和推崇程邃篆刻上。一方面，他极力推崇“贵古不贵巧”的印章风格，以追求秦、汉印为旨归，在品评印章时常以此为衡量标准。另一方面，他也十分推崇程邃，并力图改变世人对程邃的偏见。

从清初篆刻生态来看，姜宸英的印学思想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其一，其印学思想在改变清初印坛低俗之气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晚明之篆刻，主要体现在“变”上。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和演变的，“变”即是一种生存之道，但是有时候过于求变，也会过犹不及。晚明求变的印学思想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可是这种风气逐渐演变成为一种陋习，甚至出现对古法的批判。例如顾从德《印薮》主要集古印而成，于是引起晚明王穉登对拟古主义的批判，他说：“《印薮》未出，坏于俗法；
《印薮》既出，坏于古法。循俗虽陋，泥古亦拘。”[16]认为《印薮》拘于古法，太过拘谨。而李流芳之说则更为直接，他在《题朱简<菌阁藏印>》中云：“印文不专以摹古为贵，难于变化合道耳。”[17]更直接表明了他追求“变化”的观念。正是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导致大多数篆刻家，在没有继承的基础上，便进入创新的行列，例如金光先在《<复古印选>自序》中所描述 ：“《印薮》行于世，使人亲见古人精神，实盛事也。而翻刻者每任意临摹，或以破碎及露圭角为古，或拘板而无笔意，或有变章法失其原体者，往往不察音义，而假借增损，字画照应不明，匡画无规，殊昧字法、章法、刀法之旨，于是前辈精意，渐远而渐湮矣。”[18]又如周应愿在谈及晚明篆刻时言：“今有不识字人刻印，如苏集阊门，杭集朝天门，京师尤盛 ；
上焉者，略看印谱一二册，便自号能篆，印那得佳?”可见当时风气之坏。清初之时，承晚明之遗风，篆刻之观念无不如此。

其实，任何创新都需要有继承，继承是前提。姜宸英十分注重对“古法”的继承，他说：“李君制谱，力追古法，不欲多出新意，当波靡之会而好尚顾如此，是余之所重也。”[19]李君的印章追求“古法”，而“不欲多出新意”，这种印章是姜宸英所看好的。他在评价印章之时，常常以“古”为衡量标准，这种思想，有助于改变清初篆刻只讲创新而忽略继承的局面。

其二，他继承和发扬了晚明以来“求变创新”的观念，为后来篆刻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姜宸英的创新，是在继承上的创新，与当时一味创新之风迥异。这为清代中期篆刻流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姜宸英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程邃的印学观，一改清初文彭、何震之印风。如周亮工评程邃的篆刻：“不专用缪篆，纯以古茂胜，一洗文、何旧积。”[20]文彭、何震治印多用缪印，而程邃多用钟鼎之文，时人对此多有批评，其好友万寿祺在《印说》中表达了反对之意，其云：“钟鼎诸文字虽高古，然是周、秦款识，不以施之符印。”[21]但姜宸英却与时人态度不同，他极力为程邃辩解。程邃以钟鼎文字入印，在当时来看是一种陋习，但是从后世大量出土的先秦印章来看，程邃从古印中汲取养分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从此点来看，姜宸英独具慧眼。

总之，姜宸英在清初书坛上有较高的地位，其印学思想不仅改变了清初印坛低俗之气，而且为清代后期篆刻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同时还促进了印学的发展。

综上，姜宸英与程邃二人间有书信往来，同时程邃常为姜宸英治印，体现出了二人交游甚密。姜宸英的印学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受程氏影响，大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他倡导“崇古”的观念，以复兴汉印为旨归，提倡“贵古不贵巧”的审美观；
另一方面，他极力推崇程邃的篆刻，在评价他人印章时，常常以程邃作为衡量标准。其印学思想既有利于改变清初印坛崇尚文彭、何震篆刻的时俗风气，亦有助于清初印学和篆刻实践的发展，在清代印学史上具有一定的价值。

注释：

[1]姜宸英，撰.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398—399.

[2]姜宸英，撰.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393.

[3]黄惇.印人传·书程穆倩印章前[G]//中国印论类编·上.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328.

[4]姜宸英，撰.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574.

[5]姜宸英，撰.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575.

[6]姜宸英，撰.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574—575.

[7]姜宸英，撰.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392.

[8]黄惇.程万斯印册题辞[G]//中国印论类编·上.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332.

[9]黄惇.历朝印识·程邃[G]//中国印论类编·上.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333.

[10]黄惇.历朝印识·程邃[G]//中国印论类编·上.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10:333.

[12]姜宸英，撰.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第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53.

[13]姜宸英，撰.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第1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53.

[14]姜宸英，撰.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594—595.

[15]姜宸英，撰.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595.

[16]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440.

[17]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495.

[18]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85:458.

[19]姜宸英，撰.雍琦，整理.姜宸英全集：第2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575.

[20]周亮工.印人传·书黄济叔印谱前[M].康熙十二年周氏刻本.

[21]万寿祺.隰西草堂诗文集：文集卷三[M].民国八年明季三孝廉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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