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远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臧志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包霞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江新凤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江天骄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胡令远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

臧志军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一、新冠疫情持续与中日美战略博弈的叠加

2021 年拜登总统执政后，重拾盟国战略，在新冠疫情促动的全球产业链调整、高新科技以及所谓人权、民主等领域，对中国采取组合拳式全面打压方略。但在遭到中国有力反制之后有所收敛，中美关系也从所谓“自由落体式”下滑态势，趋于相对稳定。由此，于战略竞争中逐渐摸索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美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两国关系新的平衡点，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与此相关联的是，在中日关系方面，相较于特朗普，拜登的策略和风格似乎更适合日本。因此，拜登执政下的日美同盟更趋活跃。而由于冷战后在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上日本与美国存在“错时”现象，也即先是日本出于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疑虑，对华采取“俯瞰地球仪外交”，倾全力制衡中国。但由于立意与现实相违且力有未逮，不得不改弦更张，策略性改变对华态度。在对华认知与相应举措方面，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其实在步日本的后尘，先是强势进攻，遇挫后不得不以守势重新思考如何与现今中国的根本相处之道，在新格局下寻求新的平衡点。在新一轮战略博弈中，我们看到相较于拜登在对华关系上有一定收敛的同时，日本政界反而表现出一种进攻性，日本右翼政客更不以前事为训，愈益肆无忌惮，给2021 年的中日关系投下浓重阴影。回顾2020 年暴发并蔓延流行至今的新冠疫情，截至目前，不仅使全球3.7 亿人感染、567 万人失去生命，也给国际格局持续带来重大影响。新冠疫情与中日美战略博弈加剧的叠加，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使中美、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首先，美日部分政客将新冠疫情的“原罪”强加于中国。作为经济总量占据世界前三的三个大国，在人类面临巨大疫情灾害之时，本应同心戮力为战胜疫情做出应有的贡献。但美日一些政要将疫情政治化，通过“甩锅”、向世界卫生组织施压等手段，力图把中国诋毁成新冠疫情的源头，索取巨额赔偿等，以达到抹黑中国、损害中国国际形象的目的。不言而喻，这种将疫情作为政治工具的举措，毒化了中美和中日关系，极大地伤害了国民间的感情。

其次，实施“脱钩”与嵌入所谓的“价值链”。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各国适当调整供应链、产业链属正常之举。但美日两国政府却借机实施与中国“脱钩”政策，特别是将产业链意识形态化，强调其中所谓的“价值链”，也即以“经济安保”为名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中排斥中国。这不仅给正常的经济交往人为地设置障碍，使新冠疫情中三国之间乃至地区与全球经济恢复受损，也削弱了作为维系中日美关系的重要介质——经济要素的分量。这种冷战式思维与举措，势必给中美、中日关系带来战略性伤害。

再次，人文交流双重受阻。在政治外交、军事安保以及经贸等方面对中国进行打压的同时，美国又以各种理由对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中美人文交流设置重重障碍，日本也有亦步亦趋的同调趋势。因为新冠疫情流行本身已经使正常的人文交流面临客观困难，再加上人为因素，中美、中日之间的人文交流与往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给中美、中日关系带来的伤害是极其深远的，也使相互之间的国民感情愈发疏离。

二、新冠疫情持续下中日关系的总体取向及其特征

（一）战略矛盾深化：印太战略与新冷战的幽灵

首先，作为美日同盟框架下，以美日印澳为主要推进平台，以美国欧洲盟友为策应，集地缘政治、地缘经济、价值理念为一体的所谓“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日渐成为日美广域、深度制衡中国的主要战略抓手。新冠疫情以来的两年中，日本两次政权更迭，美国也总统易位，日美新旧掌权者虽然执政风格不同，政治理念亦有差异，但在推展印太战略上并无二致。逐渐机制化、延伸化、多维化，可操作性强，其在软硬两个方面对华制衡战略网络的建构，其性质、规模和程度，在冷战结束30 年间的国际政治中亦属罕见。与此同时，国际政治中路径选择的惯性化特征，也正逐步体现在印太战略的推展过程中。一旦形成路径依赖，加速运转的巨轮便很难停下来。以美日同盟为主要推手的这种大国角力及其边际与蝴蝶效应，不仅对中日美三国关系，也对地区与世界和平及人类福祉，带来深刻的战略性挑战。

其次，新冷战的幽灵。安倍晋三首相第二次执政以后，将所谓价值观外交作为日本外交的第四根支柱，热衷于建构“价值联盟”，但效果不彰。特朗普政府在前期主要于经贸领域对中国极限施压外，又在意识形态方面针对中国出台了诸多极端举措。新冠疫情暴发之后，这一态势得到强化。而民主党拜登执政之后，以盟国战略为背景，首次策划召开了所谓全球民主峰会，甚至对北京冬季奥运会也进行“外交抵制”，并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在涉港、涉疆、涉台等政治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日本政府出于日美同盟以及自身的考量，积极与美国相呼应。前首相菅义伟在访美时两国所发表的首脑共同声明中，其涉台言论触碰中日关系底线。岸田政府则新设人权问题首相辅佐官，以及经济安保担当大臣，甚至在文部科学省增设审查人文交流的审议官。而日本国会则在中国的春节期间，公然通过了所谓谴责中国人权问题的决议案。这些新冷战的作为，进一步深化了中日、中美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在全人类持续面临新冠疫情威胁，各国应该倾力合作、守望相助之时，这种以意识形态划线，以道德高地自居者的举措，其效果适得其反也是不争的事实。

再次，朝野合流、民意低下，修宪门槛阈值骤降。2021 年是日本的大选之年，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是自民党总裁选举，还是众议院选举，日本政治家都将中国问题作为助选因素，这说明中日关系的现状对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投射非常浓重。虽然在野党与执政党以及在野党之间存在激烈博弈，但除公明党之外，日本朝野政党在对华负面看法趋同，说明中日关系的严峻性。特别是在日本国会通过所谓中国人权问题决议案的过程中，某些在野党甚至比自民党表现更为活跃。

新冠疫情持续中的2021 年，中日两国国民感情没能收住下滑势头。据中日两国共同实施、“北京—东京论坛”发布的“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显示，两国受访者虽然高度认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对两国在地区合作以及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原则与议题关切上表现出高度一致性。但历史、领土与安全等三大问题对中日关系深层的心理影响仍然突出。有90%以上的日本受访者对中国持有负面印象，而66.1%的中国受访者对日本持有负面印象，意味着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降至新低。

近年，日本政要反复强调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刻意渲染日本所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等，意在以“中国威胁论”作为强军的口实，同时也为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做铺垫。按日本法律规定，修宪需要国会（众参两院）议员三分之二，以及国民投票的半数以上赞成。现今日本朝野政党在对华负面认知上的趋同，以及中日两国间民意的持续低迷，意味着日本跨越修宪门槛更具现实性，是十分值得关注的。

（二）沟通渠道与合作平台总体保持韧性

首先，虽然新冠疫情持续下的中日、中美关系更趋复杂，战略性矛盾与竞争总体呈加剧态势。但即便如此，2021 年彼此依然保持高层及重要领域的沟通。如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之间多次电话与视频会谈，杨洁篪主任、王毅外长等与美国政要的多次会谈。而中日之间，10 月4 日第一届岸田政府正式成立时，习近平主席与李克强总理在第一时间表示祝贺。时隔四天的10 月8 日，岸田首相在新政权发端伊始，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电话会谈。在通话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方赞赏日本新政府重视保持两国高层沟通，愿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本着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精神，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当前，中日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维护和发展中日友好合作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中日要认真汲取两国关系正反两方面经验，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切实践行“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识，妥善处理历史、涉台等重大敏感问题，管控好分歧，把握好正确方向，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岸田首相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以日中邦交正常化50 周年为契机，共同努力构建建设性的、稳定的日中关系。

在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纷争不断、对两国国民感情影响巨大的海洋问题方面，中日两国分别于2021 年2 月和12 月举行了两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就继续开展防务交流、海空联络机制直通电话对接验证，打击海上犯罪，加强海洋环保交流，在《中日海上搜救协定》框架下开展海上搜救联合演练，全面落实《中日渔业协定》等领域达成十余项共识。

其次，两国经贸合作逆势上扬。在全球新冠疫情的持续冲击下，各国经济以及对外贸易遭受重创。2021 年，在中日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一方面经贸关系逆势上扬，另一方面机制化合作平台RCEP 顺利推展，如期于2022 年1 月1 日正式生效。据统计，2021 年中日两国贸易额为3714 亿美元，同比增长17.1%，时隔10 年再创历史新高。而随着RCEP 的签署和正式生效，通过这一合作平台首次建立自贸协定关系，从而实现历史性突破。这不仅将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有助于中日韩FTA 谈判进程提速，以期早日缔结。同时，也为中国对接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合作平台譬如CPTPP 等奠定了良好基础，可以说是中日双方向更高层级的经贸协定努力的起点和桥梁。

总之，中日两国在战略层面，以及政治外交与安保领域，以中美战略博弈加剧为背景，2021年继续走低，在涉台、涉疆、人权等问题方面对立激化。但逆势而上的经贸合作与RCEP 的进展，使新冠疫情持续和总体走低的中日关系，呈现冷暖交织的局面。暖色调的经贸关系加之高层及关键领域保持互动，体现了中日关系内在的韧性。

2021 年中美关系的变化具有象征意义。从自由落体式的下滑到相对稳定，拜登政府全面出击打压中国遇挫后有所收敛和审慎，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从积极意义说，是出于重新思考与中国如何相处的根本之道以及寻绎两国关系新的平衡点；
从消极一面说，是暂停一下从而思考新一轮攻击波。这种现象，反映了美国对华认知和战略取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这种认知和取向短期内不会改变。中美战略博弈正走入深水区，其后果会渐次显现。对其长期化、深刻化的发展趋势，应有充分的认识。中美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会给中日关系带来深刻影响。未来的中日关系，总体上难言乐观。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但另一方面，中日美三国之间，也存在战略利益与合作空间。怎样兴利避害，寻绎三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及三国关系新的平衡点，造福于人类世界，是对中日美三国政治智慧的考验。

三、展望与建议

2022 年，中日两国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但由于左右双边关系的结构性矛盾和美国因素的影响，中日关系很难出现戏剧性的转折和大幅度的改善。本课题组2021 年提出的，从“基于善意的、平实的两国关系”出发，将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落地到实处的观点，我们认为是切合实际的阶段性目标，具有现实意义。

第一，排除干扰，直接并同时利用各种国际多边会议积极进行多种形式的高层交往，就双边、中日美关系、全球治理问题进行战略沟通，拓展合作空间，减少和消弭战略疑虑，增进战略互信。

第二，在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之际，利用好包括重启中日两国间各种战略对话机制平台，就双边重要议题及时对话沟通，并就新出现的重大焦点问题，适时增设相关对话平台，最大限度保持正常对话渠道的畅通。同时，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危机管控机制平台建设。

第三，利用好RCEP 正式生效的开局之年，在拓展和深化中日经贸合作的同时，加快实现中日韩FTA 进程。此外，以RCEP 为抓手，中国一方面深化国内相关改革，同时期待日本以开放姿态，共同推动中国加入CPTPP，在将多层次区域合作平台共同做大做强的过程中，实现中日两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推动两国关系建设性发展。

第四，努力克服国内因素对双边关系的消极影响。如近年日本国会及执政党自民党政务调查会等的相关部会，与台湾民进党多次举行所谓“外交、安全对话”“外交、经济对话”等。这种变相的官方往来，不仅违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同时这一“打擦边球”的手法，也给两国政治互信带来严重伤害。此外，在信息化时代，中日两国还要致力于最大限度抑制和消弭国内褊狭的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的网络政治暴力给双边关系特别是国民感情带来的消极影响。

第五，两国充分利用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克服新冠疫情困难，积极推动开展各领域、各层次的纪念交流活动，以期改善并增进国民感情。同时注意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如近年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史学家利用中日两国及其他国家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复原了保留在日本正仓院的公元8 世纪左右经中国唐朝传到日本的丝绸之路各国的乐器，重现了那一时代的乐舞，不仅填补了音乐史的空白，而且印证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历史的源远流长。最后，客观地说，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日关系目前处于困难时期，而中美战略博弈的深刻化与长期化，也使未来一段时期的中日关系难言乐观。但我们一代学人仍怀抱理想，继续为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努力。我们要做的，是致力于提高两国人民相互了解的深度，使之不仅知道对方之所作所为、所思所想，而且知道对方何以如此作为、如此思想。

2021 年的中日关系冷暖交织，总体虽大致稳定但仍呈下滑趋势。虽然2022 年充满不确定性，但中日两国要利用新的一年的各种机会之窗，共同努力，排除干扰，将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落到实处。比邻而居的两个大国，从根本上来说，和平共存之外的抉择，历史已经演绎得非常清晰明白。

日本学者点评

川岛真 东京大学教授

“总论”的内容与日本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差异不大，但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有所不同。

第一，在中美的“竞争”之下，美国为了牵制中国，找同盟国建立五眼联盟（FIVEEYES）、奥库斯（AUKUS）、四国机制（QUAD）等小圈子，日本也参与四国机制。但是，这些“小圈子”都不一定有实体，刚开始也不过是阁僚会议而已，另外这些“小圈子”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模式也不清楚。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小圈子”都有特定目的，比如四国机制就是把印度拉进以美国为主的圈子的一个窗口，而奥库斯则是为了把英国拉进印太地区安保的举措。

第二，东亚的安全困境还在继续，各国致力于提高军事能力以及积极推动军事活动。2021 年，中国和俄罗斯的联合海军舰队航行津轻海峡，日本媒体都用影像报道此事，引起了日本社会的关注。其实，津轻海峡里有被指定为国际航行的部分，中俄舰队行经这一海域，并不违反国际公法。但是，因为日本社会有冷战时期的记忆，那时苏联远东舰队的军舰有时在此航行，给日本社会强烈的威胁之感。所以，对这次的中俄联合舰队的航行，日本社会的反应比较强烈。

第三，民意调查方面，言论NPO 的结果显示，特别是疫情之下中国对日本的认识恶化了，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并没有多么大的变化，显示了包括观光的“直接交流”的重要性。中日两国应该尽早恢复“直接交流”，不然的话，国民感情会更恶化。此外，疫情前后，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不一定有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中日关系的认识，依然有六成以上的日本人认为中日关系对日本“重要”。最大的理由是“经济”，经济依然是中日之间最重要的因素。

第四，在中美对立当中，美国一方面与同盟国建立安保方面的“小圈子”，以及在民主和自由等“价值问题”上召集国际会议，还在高科技方面要求同盟国采用同样的标准来对待中国。但是，美国也在气候变动、区域问题（朝鲜问题、阿富汗问题以及伊朗问题等）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但合作的时候，美国不一定与同盟国一道，而是单独与中国交涉。所以美国的同盟国也都需要考虑自己与中国的“合作”方案。

第五，岸田内阁中日关系立场比菅义伟内阁积极，明确提出对中国进行“是是非非”的政策，摸索与中国的“合作”。但是，目前这一“合作”的内容还不清楚。2022 年中日关系的课题是在如何建立、恢复“直接交流”的同时，找出“合作”的内容。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应该是为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了一个好的契机。

青山瑠妙 早稻田大学教授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每年都定期观察日中关系，在把握日中关系的变化和持续性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2021 年版也是汇集了重要论点的优质报告书。拜登政府上任后提出了对华抑制政策。美国的这些政策彻底改变了围绕日本、中国和中日关系的地区环境。2021 年的报告书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选取了正中靶心的标题。“总论”对2021 年的日中关系进行了综合评价。与以往的基调不同，报告书更突出了中日关系的严峻性。由于日美两国将新冠问题政治化、在经济领域实施脱钩政策，以及与价值观挂钩的战略、学术和人文交流层面的各种限制，中日关系面临困难局面。“总论”指出，在此形势下，中日战略冲突因素加深。安倍政府推进价值观外交，执政党与在野党在对华认识上逐渐趋于一致，国民感情持续恶化。但与此同时，两国高层交流渠道通畅，经贸关系牢固。的确，拜登政府的政策在中日关系中引发了许多让人联想到冷战时代的问题。然而，与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当前的中日关系有着牢固的经济联系，虽然因新冠疫情暂时停止，但民间交流的根基深厚。由于国际形势等结构性因素，中日之间的政治和安全冲突较为突出，但经贸关系和社会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稳定了中日关系，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比“总论”的总体评估更为乐观。“总论”提到的改善中日关系的建议很重要。改善中日关系、构建双边互信关系在任何时代都不容忽视。利用RCEP 框架，通过中国加入CPTPP 加强中日经济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措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通过对话解决问题”对增进两国的稳定关系至关重要。“总论”最后指出，“比邻而居的两个大国，从根本上来说，和平共存之外的抉择，历史已经演绎得非常清晰明白”，这可以说是两国邦交正常化50 周年之际的警句。

加茂具树 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2022 年正值日中邦交正常化50 周年，两国关系迎来重大转折点。《冷暖交织：新冠疫情持续下的中日关系2021》所收录的各篇论文都阐释了重要的论点。然而，日中关系的现状或许比“冷暖交织”一词更为严峻。2007 年以来，日本历届政府都采用“战略互惠关系”这一概念来阐述日中关系，该概念同样被用于2013 年日本内阁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但是，现今的日本政府——岸田内阁却未采用这一概念。这暗示了日本政府考虑不再将当前的日中关系简单地定位于过去的延长线上。2020 年及2021 年发布的日本《外交蓝皮书》都未使用“战略互惠关系”一词。2021 年12 月，岸田首相发表施政演说，围绕日中关系的发展方向，他表示要“构筑具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

如《变局与困局：中美战略博弈加剧背景下的中日关系》所述，尚未看到2022 年中日关系大幅改善的势头。在日本国内，明确存在一种观点，即“日中两国为维护区域与世界的长期和平与繁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因此，一些人认识到，日中关系的稳定是必要的，两国间的对话不可或缺。尽管如此，如本报告反复指出的那样，日本国内的对华认知并未得到改善。

日本国内对华认知未能得到改善的主要原因在于对中国对外行动的担忧。中国的国力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而增强，对此，日本国内的普遍观点是，“中国是能对区域力量的分布产生影响，牵引东亚地区国际政治力学变化的存在”。结果导致日本对中国的主要关心集中于中国将如何使用自己强大后的力量。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的成功为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中国发布了如下方针——“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于愿意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的中国的登场，日本也应表示欢迎。

另一方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力增强的中国正在成为促使国际秩序变化或曰国际秩序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前者是对中国的期待，后者则是对中国的担忧。问题是，近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担忧正在进一步加剧。其原因在于，日中两国为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而于2008年确定的《关于日中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没能得到实现；
并且，中国试图凭借实力来改变东海海洋秩序的行动（如中国海警）近年愈发频繁，此外还有解放军在台湾海峡的行动等。

随着中国国力的壮大，中国对自身的认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加深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担忧。近年，中国出现一种观战，自认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取代美国，只是时间问题，甚至指日可待。

对于中国自我认知的这些变化，日本国内的反应颇为敏感。所谓“反应”，是担心作为大国的中国没有明确地说明如何使用自身的权力。而大国是能对世界和平问题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力量。因此，日本社会希望，对于今后如何构筑权力、如何进一步强化权力，作为“大国”的中国能够做出说明。

《冷暖交织：新冠疫情持续下的中日关系2021》所收录的各篇论文都明确指出，日中两国之间的对话不可或缺。对此，我极为赞成。我认为在对话中，以下的一些讨论要点必不可少：

第一，关于对本国和平与繁荣而言所必需的国际秩序，日中两国间的认识是否一致？

第二，日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是维持两国关系稳定的动力，这一共同利益何在？

第三，对于对方所期待的发展方向，两国是否存在共同的理解？

50 年前恢复邦交正常化时，日中两国在外交战略上存在共同的利益。50 年后的今天，到了日中两国重新确认何为两国外交战略共同利益的时期。通过《冷暖交织：新冠疫情持续下的中日关系2021》，我们加深了对此问题的认识。

包霞琴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2021 年，中日关系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漂流和倒退。2022 年7 月日本将举行参议院选举，秋天中国共产党将召开二十大，11 月美国将中期选举。在中日美三国上述重要政治日程密集的年份，9 月将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中日关系能在中美日三边架构中找到合适位置走向改善转圜，还是会出现断崖式下滑备受关注。

一、2021 年：从中日新时代到日美新时代的转变

进入21 世纪后中日经济依存不断深化，然而两国政治关系的相互不信任反而日益增加。2017年开始，中日关系走上了迅速改善的快车道，双方首脑互访等高层交流机制恢复，2019 年中日领导人宣布建立新时代的中日关系，新时代中日关系也成为日本对华外交的关键词。直到2020 年初，新冠疫情初期中日两国通过相互捐赠救灾物资，展现了两国民意改善。然而，随着疫情扩散，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全面敌视中国政策，在所谓“中美新冷战”氛围的冲击下，中日关系出现大幅度漂流。2021 年1 月，拜登入主白宫后强化同盟关系，3 月召开美印日澳四国网上峰会。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作为拜登执政后首位外国首脑于4 月到访白宫，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提出建设“新时代日美全球伙伴关系”，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关键词却随之淡出。2021 年可以说是“日美新时代”逐渐取代“中日新时代”的一年，具体有以下关键时间节点。

第一，2020 年12 月发表的《阿米蒂奇-奈报告》为新时代日美关系提供了基本框架。这份报告发表在拜登民主党政府即将入主白宫之前，实际上向日本提供了美国新政府风向标。该报告涵盖了台湾问题的日美合作，期待地区经济合作中日本增强领导力、在经济安全保障、价值观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鼓励日本成为更加对等的同盟国，极大提升了日本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该报告在日本被解读为是一个不再做“世界警察”的美国期待日本发挥领导力并在同盟关系中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更积极主动作用的信号。

第二，2021 年初开始，拜登执政后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由加大对华制裁，日本也出现了如果不对此进行讨论将会在七国集团内被置于遭批评境地的看法，自民党内部也成立了相应的人权小组。3 月，美国印太军司令对媒体说台海可能会在6 年内发生战事，人为渲染武力冲突气氛。日本的保守鹰派势力闻风而动，配合美国渲染台海紧张局势，对日本的舆论和对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

第三，2021 年4 月，日美首脑会谈正式提出日美新时代定位，提及台湾问题似乎是新时代的“关键点”。据新闻报道，美国方面希望在联合声明中更加直接提及台湾问题，而日本为了避免冲击中日关系试图在措辞等方面进行淡化等。但无论细节如何，结果是日美首脑文件中时隔52 年再次涉及台湾，并在涉疆、涉港、供应链、经济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上指向中国。在中国看来，日美新时代似乎是对抗中国的代名词。

第四，4 月底，2021 年版日本《外交蓝皮书》删去了2020 年版中把新时代中日关系推向新阶段的表述，首次写入了中国是日本安全保障上的严重忧患因素。对于中日关系定位也从之前的建立成熟的中日关系改为稳定的中日关系。8 月13 日，日本防卫大臣参拜靖国神社，这是2016 年以来防卫大臣首次参拜。尽管首相没有参拜，但是有几位现任阁僚参拜，这与2017—2019 年没有大臣参拜情况大相径庭。

第五，夏天的东京奥运会和岸田新内阁诞生让中国对中日关系可能转圜有不少期待。岸田首相当选后，中日领导人通话中也都提及了新时代中日关系。但年末日本政治人物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对中日关系产生了很大震动。1 月21 日，日美首脑视频会谈强化同盟，台海、人权、经济安全保障、海洋问题等，几乎都是针对中国的“熟悉话题”。2 月1日，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人权问题决议，2 月1 日正值中国农历春节，2 月4 日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日本国会在中国举国欢庆的日子做出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决议，其负面效应无疑雪上加霜。

由此可见，日本的外交战略在2021 年已做出重大调整，从“日美同盟+中日协商”的平衡外交转向了“美国中心主义”外交，日美新时代取代中日新时代。

二、以牺牲中日关系大局为代价的日美新时代

拜登上台伊始，就推出了“同盟战略”，强调“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通过外交发挥领导作用，意味着我将再次与盟友和主要伙伴并肩站在一起”。在对华政策上，拜登一改特朗普的单边对抗，转向多边制衡。日本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最重要盟友，拜登上台后不到半个月内，日美进行了5 轮高官对话，向外界展示了紧密而强韧的双边关系。而与此同时，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开始与美国战略捆绑，并做出了一系列调整，“开启新时代中日关系”的进程被打断。2021 年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在中国看来，是以牺牲“中日关系大局”为代价的重大转折。

第一，在战略上从主张协调合作转向强调竞争甚至对抗。首先是聚焦并炒作中国出台的《海警法》，渲染钓鱼岛海域的紧张局势和“中国威胁”，以此加强对钓鱼岛海域的力量部署，争取美国更深层次的介入。近年来，日美加强了在西太平洋进行联合训练和军事演习的频度，强化在西南岛屿的军事部署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还将澳大利亚、印度、英国、法国等牵扯进东海的争端，试图拓展多边军事演习，以此向中国施压。其次，在台湾问题上，一改过去谨慎立场，渲染“台海生变”和大陆“武统台湾”，强调所谓“日台命运共同体”，积极为“台独”势力站台。2021 年2月，自民党外交部会成立了“台湾事务小组”，专门就“日台关系”的发展进行讨论。6 月公布第一份政策报告，向政府提出了具体的加强“日台合作”方案。8 月，自民党与民进党举行了所谓“外交安全对话”，启动所谓“2+2 机制”，试图以此为契机，就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之间关于外交、安保、地区安全和未来关系发展进行讨论并形成共识。此举严重违背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承诺和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对中日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负面效应。

第二，加强多边外交博弈，强化对华牵制。2021 年3 月，日美印澳“四国机制”首脑会议首次在线上举行。日本是“四国机制”的始作俑者，拜登上台后积极推动“四国机制”走向前台。“四国机制”针对性明显，其目的是以此为抓手，共同推进“印太战略”，对冲和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第三，经济关系的泛安全化和高科技领域的“选择性脱钩”。中日经贸关系具有深厚的积淀，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但在新冠疫情扩散和中美贸易战长期化的双重冲击下，日本开始重新评估和应对所谓“对华过度经济依赖”“供应链脆弱性”等问题。根据2021 年4 月16 日白宫发布的《日美有竞争力和弹性的伙伴关系》，日美将通过投资5G 等安全网络和先进ICT 的研究、开发、测试和部署，加强数字领域的竞争力。为应对在尖端技术领域的竞争，日本建立了统筹处理经济与安全的专门机构及相关法律依托。中日在经贸领域和高科技领域也面临着“部分脱钩”的风险。

第四，公开介入中国内政问题，在没有切实调查和取证的前提下，在国会通过所谓“人权决议”，其目的就是配合美国对华“联合施压”。拜登上台后推行“人权外交”，强化所谓“共享价值”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普遍价值作为打压中国的工具，制造不利于中国的舆论环境。

上述对华政策的一系列调整，说明日本已经做出战略选择。中国甚至怀疑日本已经由“随美制华”“联美制华”，正在走向“导美抗华”。

在中美日三边关系中，日本国内存在着三种战略定位，即“桥头堡”“沟通桥”以及急速上升的“急先锋”。

安倍首相执政后期，特别是2017 年至2020年年初，日本对于在中美日关系中的定位还是要做“沟通桥”和“平衡手”。但随着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日本在中美日关系中的定位也出现了漂流和偏移。到2021 年夏天前主要有两种战略思路：一种认为中美已经进入新冷战，而且新冷战会一直持续下去，甚至不排除热战，日本处于新冷战的最前线，必须自我定位为“新冷战桥头堡”。既然是中美长期新冷战，那么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必须要分清敌友，立场坚定，因此需要在台海、东海和南海、人权、经济方面全面配合美国对华大战略。另一种则认为中美对抗有滑向长期对抗的新冷战危险，日本作为美国东亚最重要的盟国不可能不卷入，但这不符合日本国家利益。日本需要发挥自身优势保持和中美沟通的渠道，做防止新冷战的“沟通桥”。因为稳定的中日关系不仅有利于中日双边关系，而且对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至关重要。

但从2021 年夏天开始，“新冷战急先锋”异军突起，似乎正在急速上升。这股新势力的主要逻辑是拜登政府从阿富汗仓皇撤退，新出台的财政支出法案不仅在共和党遭到反对，连民主党内也有反对声音，加上汽油价格增加和高通胀压力，拜登支持率大降。他们认为11 月中期选举拜登民主党不仅会失去下院，甚至可能出现上院也失利的双败情况。面对这样一个弱势总统和弱势美国，维护亚洲的自由国际秩序的历史使命自然落在日本身上。日本社会稳定，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个弱势美国可以让日本在同盟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主动性，可以主动设定同盟日程实现战略自主，而且可以在一些方面引领美国，增强日本的国际存在感。这股力量主张防卫费开支应该达到北约水平，从现在GDP 的1%增加到2%，在国家安全政策中导入“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先发制人，增强威慑力。在他们看来，一个已经“疲倦的巨人”美国已经无力单独担负起维护国际秩序的重任，而这正是日本的战略机遇期。

三、中日关系大幅度漂流下跌的风险与管控

从岸田文雄首相的政治倾向来看，中道政治应该是其目标。作为宏池会的隔代传人，岸田在对外关系方面理应重视协调合作，走发挥国际关系沟通桥梁定位的道路。那么，如何解释岸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对抗性不断强化呢？这与日本内部政治力量和派阀势力的博弈斗争紧密相关。而第三种所谓要抓住战略机遇主动做“急先锋”的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对前两种势均力敌的“桥头堡”和“沟通桥”的结构造成很大冲击，使“沟通桥”的声音受到进一步挤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的战略定位可能由“随美制华”“联美制华”演变为“导美抗华”。如此，则中日关系就存在着断崖式下滑的危险。主要诱因有三：一是上述政治精英层内部博弈；
二是美国对华关系的负面影响；
三是日本对华舆论全面负面。

尽管中日关系前景堪忧，但仍需要冷静观察，主动引导中日关系朝着稳定方向发展，同时也要看到中日关系断崖式下滑也存在着三个牵制因素。

第一，日本最终战略定位不仅受制于上述政治精英们的博弈，也受制于日本国民的认知。舆论调查显示，尽管日本民众对华负面认知高达九成；
但与此同时，70%认为中日关系重要，接近六成认为日本不应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中国是日本永远“搬不走的邻居”，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证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联美制华”的结果必然是大幅度提高防卫开支，突破战后以来坚持的专守防卫政策甚至启动修宪，这一系列根本性政策调整最后都要过民意这道最大门槛。中道政治回归仍然是日本的主流民意，自民党内部三股力量的博弈是不可能在完全无视民意情况下演进的。

第二，美国的不确定性让日本始终存在着“第二次尼克松冲击”的担忧。2021 年尽管中美关系困难重重，但中美元首进行了两次电话会谈、一次视频会晤，特别是11 月的视频会晤时间长达三个多小时，而且是中国上午时间、美国深夜进行。相比之下岸田首相与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是日本深夜时间，而且时间仅为80 分钟。日本充当美国遏制中国“急先锋”的结果是什么？日本是否能够承受和消化？需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第三，日本经济界很清楚与中国持续对抗将会损伤经济利益。近期对中日韩经济人士的调查显示，日本商界人士回答“RCEP 生效后受益”的人数最多。这说明日本经济界对于进一步融入亚洲一体化进程有很高的认同感。

就总体趋势而言，日本要做“新冷战急先锋”或者“桥头堡”的战略思维正在上升，并对“沟通桥”的战略定位产生了极大冲击。这种战略定位的偏移已经让中日关系处于一种漂流下跌的风险中，中日关系进入了避免发生决定性对立和冲突的管控时代。

如何管控中日关系的对立风险和断崖式下滑，需要有效开展战略沟通。而维持乃至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关切，则成为稳定中日关系的关键。岸田政府最近提出了“新现实主义外交”，强调“守护国民的安全和信心、保卫国家利益的外交和提升安全保障”。而“以邻为壑”与中国对抗可能是日本战略上最大的歧路。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远交近攻”外交给东亚各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现今的日本如果“破釜沉舟”要做“新冷战的桥头堡和急先锋”，那么，无疑是再次走上战略歧途。在中日邦交正常化50 周年的重要年份，中日关系何去何从？日本站在了自我战略定位的十字路口。

江新凤 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

2021 年是日本推动军事安全政策加速调整的一年。9 月，菅义伟政权和岸田文雄新政府在军事安全政策方面延续安倍政府时期的政策，继续谋求防卫政策突破，着力提升自主防卫能力，在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同时，继续拓展多边安全合作。

一、强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持续加大渲染所谓“中国威胁”

日本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引发国际力量格局深刻变化，大国战略竞争日益激烈；
印太地区安全形势总体趋于严峻，日本周边国家“反进入／区域拒止”能力增强，日本必须加强“紧迫感”予以应对。4 月，日本防卫研究所发布《东亚战略概观》，认为国际秩序遭受二战以来最严重冲击，可能走向“两极格局”或“多极格局”；
日本应争取实现对自身更为有利的“多极格局”，并力求成为中小国家的领导者。[1]7 月，防卫省发布《防卫白皮书》，认为印太地区围绕领土争端、国家统一、民族宗教等问题矛盾争端依然存在；
朝鲜半岛仍处于军事对峙状态，北方四岛和竹岛（独岛）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战和非战的“灰色事态”呈现长期化和扩大化趋势；
日本周边国家军力强化、军事活动活跃趋势日益明显。[2]日方在多种国际场合无端指责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已成为包括日本在内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全上的强烈担忧事项”，扬言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方面对国际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并称“反对一切试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为”。同时，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外交蓝皮书》《海上保安报告》《中国安全战略报告》等报告文件宣称：中国正推动“建国以来最大规模军改”，力求深化“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引发关注；
中国施行《海警法》是“破坏性事态”，应予以“高度关注”“强烈担忧”，并炒作“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周边毗邻海域的出现和停留天数均创下新高”，日本必须“继续冷静且坚决应对”等，显示对华强硬姿态。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屡屡“踩线越界”，高调选边站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与日美首脑会谈等多种国际场合，多次强调“台海局势稳定对日本安全和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防卫大臣岸信夫8 月表示，台湾安全“直接关乎日本安全”。前首相安倍12 月高调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并警告称“中国若采取军事冒险行动，等同于走向经济自杀道路”。作为日本前首相如此清晰、高调表态，明显是在台湾问题上选边站队。安倍此言既是对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威慑施压，同时也意味着一旦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将进行武力干预，而且是日美联手军事干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将可能使日本陷于战争的危险境地。这是与习主席与岸田首相达成的“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重要共识完全相违背的。

二、加速推动安全政策调整，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岸田首相在2021 年12 月6 日的施政演说中表示，将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等纲领性文件，并将于2022 年底在内阁会议通过。这意味着日本新“安保三箭”即将出台，日本安全政策将出现新调整。

一是突出强调“经济安全”。在菅义伟执政时期他就强调日本要“从经济安全保障角度出发”[3]应对国际新形势。岸田进一步强调“经济安全”的重要性。11 月，新设以岸田首相为议长的“经济安全保障会议”，要求加快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成立“经济安全保障室”、设立“经济安全保障基金”、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战略”，计划将成果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二是完善新兴领域安全战略。岸田指出，要重视太空和网络安全等新领域，“加快速度从根本上提升防卫能力”。9 月，发布新版《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将网络领域在外交和安全问题上的“优先度”提升至空前高度，不断强化网络防御能力、灵活运用可干扰对手使用网络空间的能力。[4]三是探讨发展先发制人打击能力。10 月，岸田针对朝鲜“试射导弹”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指出“要探讨发展包括在敌领域内拦截弹道导弹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在内的所有应对方案”。11 月，岸田对陆上自卫队发表训词时表示“探讨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如果把“拥有对敌基地打击能力”写入即将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将意味着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将被彻底改变。四是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为发展军事力量提供财力支撑。日本自民党在众议院竞选纲领中提出要大幅强化防卫能力，将防卫费占GDP 的比例提升至2%以上，企图突破GDP 占比1%的限制。日本防卫省2021 年度的防卫预算为51235 亿日元，比上年增加1.1%；
2022 年度的防卫预算为54797 亿日元（突破500 亿美元），增长率高达7%，系年度增长率最高的年份，也是日本年度防卫预算连续增长的第十年。[5]

三、发展中远程打击能力，打造攻防兼备的作战力量

在空中作战方面，日本计划自美国采购105架F-35A、42 架F-35B。2021 年采购4 架F-35A、2 架F-35B 战机，成立首支F-35B 战机编队，在三泽基地成立第二支F-35A 飞行队。同时与美英合作研发F-2 后继机，计划于2028 年进行飞行测试。在水面作战方面，继续对两艘“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进行航母化改造，计划再建1 艘“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提升远程攻击作战能力；
建造第7、8 艘3900 吨级多用途驱逐舰，提升自卫队执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2021 年3 月，海上自卫队最新型宙斯盾舰“羽黑”号入列，标志着日本8 艘“宙斯盾”舰体系打造完成。在水下作战方面，“大鲸”级潜艇首舰“大鲸”号将于2022年3 月入列，2 号舰“白鲸”舰将于2023 年入列，届时日本完成22 艘潜艇体制。这种新型潜艇采用锂电池提供动力，活动半径和潜航时间进一步提高，在水下快速赶赴战区、抢占站位等方面将具备更大优势。同时，还研发水下无人潜航器（UUV）等先进装备。在防区外打击方面，日本自主研发防区外巡航导弹，在12 式陆基反舰导弹（射程200 千米）的基础上自主研发增程型防区外巡航导弹，并将射程提升至1000 千米以上，陆射型、潜射型、空射型将分别于2025 年、2026 年、2028 年完成部署，空射型可搭载于F-2 和下一代战机。同时继续采购可搭载于F-35A 战斗机的挪威制联合打击导弹（JSM，射程300 千米以上）。因预算紧张，防卫省暂停为F-15J 配备美制远程反舰导弹（LRASM，射程900 千米）和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JASSM，射程900 千米以上）。此外，日本发展高超声速武器，自主研发高超声速滑翔弹，并着手研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技术。未来，日本还可能引进美国的反高超武器，研发轨道炮等先进武器弹药，进一步提升自卫队中远程攻防能力。

四、加强天网电新型力量建设，提升“多域联合”作战能力

为争夺新兴领域优势，日本正在加紧在天网电等领域的军事布局，完善新型力量的指挥体制和编制，研发可改变战场“游戏规则”的颠覆性技术。太空领域方面，在联合参谋部新设太空企划班，负责指导和协调太空联合作战，并筹划设立太空作战任务部队；
建立隶属于航空自卫队的“太空作战群”，规模120 人。继在东京府中基地设立“第1 太空作战队”后，2022 年航空自卫队将在山口防府北基地新编“第2 太空作战队”，编制各约20 人。前者主要任务是太空态势感知，负责监测太空碎片，后者未来主要担负太空光电对抗任务。网络领域方面，日本自卫队大幅扩建网络作战力量。2021 年撤编联合参谋部下属的指挥通信系统队，并在网络防卫队基础上新编防卫大臣直属的“自卫队网络防卫队”，编制约540 人，未来将增至1000 人。在电磁领域，日本陆上自卫队于2021 年3 月在熊本健军基地组建第二支电子战部队“第301 电子战中队”，编制约80 人，主要任务是确保前沿部队通信畅通，用电磁波干扰对方通信和雷达，并计划在东京朝霞基地组建继北海道、熊本之后的第三支电子战部队，电子战总规模将达到约450 人。

五、强化日美同盟威慑力，推动双多边安全合作

拜登上台后，重视同盟关系，日美两国在政策协调、军事合作、军事演习等各方面都强化了同盟关系。2021 年3 月举行了日美“2+2”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确认，“面对严峻的安全环境，要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并声称“反对任何试图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单方面行动”，重申“反对中国在南海的非法海洋权益主张和行动”。[6]4 月，拜登总统与菅义伟首相举行首脑会谈，发表题为《新时代日美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日美两国要重新建立作为印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平安全基础的日美同盟”“日美同盟要塑造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美方重申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高调展示日美同盟的牢固性及两国对印太地区的“承诺”。[7]在2022 年1 月的日美“2+2”会议联合声明中称，“日美同盟在直面各种安全问题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重要”。

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日本还强化“四边机制”安全合作。2021 年3 月，美日澳印四国举行“四边机制”确立以来的首次线上首脑峰会，展现了对“印太战略”的“坚定承诺”及对继续推动“四方安全对话”的积极姿态；
9 月，美日澳印在美国白宫举行首脑峰会，讨论新冠疫情、海洋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重申共同建设“自由开放、包容性强”的印太地区。虽然两次峰会并未直接提及中国，但议题多与中国有关或围绕中国进行。联合制衡中国崛起是“四边机制”的主要目标之一，当前重点在于牵制中国海上力量的拓展和后疫情时代中国影响力的提升。

日本还加强与美盟友国家、伙伴国家的安全合作，不断扩大“防卫朋友圈”。日澳于2021 年6 月举行“2+2”会议，将澳列入日本“武器等防护”名单，澳成为继美之后第二个列入该名单的国家。2022 年1 月，日澳两国签署了部队《互惠准入协定》（RAA），这是继《日美地位协定》后日本首次签署同类协定，意味着日澳基本确立了准同盟关系。日印通过安全磋商、军事演训、签订《物资与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达到了准同盟关系状态。日本还与英、法等国加强安全合作，并积极推动缔结日英、日法《互惠准入协定》。此外，还与越、菲等东盟国家强化军事安全合作。2021 年9 月日本与越南签署《防卫装备技术转让协定》，岸信夫防卫大臣称日越防卫合作进入“新阶段”。7 月，日本航空自卫队与菲空军在菲克拉克空军基地举行首次空空联合演练，日方称此次演练是为了与菲律宾分享人道援助和救灾经验，是日菲两国防务合作的“重大里程碑”。[8]

总体看，2021 年日本在安全领域继续推动军事安全政策调整转型，着力建设“多域联合防卫力量”，进一步提升自主防卫能力，同时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深化拓展多边安全合作。对华安全政策趋于强硬，在台湾问题上高调选边站队，成为日本对华安全政策的最大负面动向。

江天骄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青年副研究员

相比中美，日本的数字经济发展处于被动落后的局面。在企业层面，日本几乎难以找出能与美国的谷歌、苹果、脸谱、亚马逊以及中国的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相竞争的数字巨头。在行政层面，日本政府推动的大量电子化、数字化项目进展迟缓。作为在电子和信息技术制造业方面的强国，日本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被动落后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民众强烈的隐私保护意识，二是少子老龄化所带来的双刃剑影响。尽管严重的老龄化促使日本在智能制造和智慧服务方面引领创新，但少子化同时也使日本社会整体趋向保守，勇于接受数字新生事物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数字产业的应用场景变得越来越有限。然而，即便如此，日本政府仍然充分认识到了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制定国际数字经济规则的战略性意义。这也同时提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学术问题，即本国数字产业发展相对有限的国家是否能够主导国际数字规则制定。

一、日本参与全球数字经济规则制定

首先，日本在区域贸易协定中涉及的数字规则，经历了从无纸化贸易到电子商务，再到更高水平的数字贸易协定的转变。在2005 年前后日本与新加坡、菲律宾和泰国分别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中，涉及的数字贸易规则主要集中在无纸化贸易。从2009 年日本与瑞士的双边贸易协定开始出现了专门针对电子商务的数字贸易规则章节。此后，在日本与澳大利亚、蒙古的双边贸易协定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文本中都涉及电子商务规则，主要涉及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关税、国内监管法规、电子签名等内容。2018年以来，随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日本与欧盟的贸易协定生效，涉及跨境数据流动、源代码、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的数字贸易规则正成为日本对外贸易谈判中的重点。2019 年，日本又同美国专门签署了《日美数字贸易协定》，并在2020 年与英国签署的贸易协定中专门设置了数字贸易条款，旨在打造更高水平的数字贸易规则。

其次，日本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的多边数字贸易治理，在多边或小多边层面构建数字经济治理联盟。2016—2019 年期间，日本向WTO 共提交了16 项与数字贸易相关的提案。2018 年，日美欧三边贸易部长会议开始寻求在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领域达成共识，并呼吁更多WTO 成员参与高标准规则。2019 年1 月，日本与中美欧等其他75 个WTO 成员共同签署《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宣布启动WTO 电子商务谈判。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提出“数据在可信任条件下自由流动”（DFFT）原则，并借助担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契机与中、美等国家共同签署了《大阪数字经济宣言》。

再次，日本并不满足于仅仅参与数字贸易规则的讨论，而是谋求主导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在多边层面，一是积极主张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开展包括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相关技术在内的援助，旨在通过缩小数字鸿沟，尽快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接入全球数字经济活动，进而扩大日本的全球数字贸易市场；
二是消除阻碍数字贸易发展的各种壁垒，包括“公开政府数据”“国内监管法规的协调”等，从而使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接受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在双边层面，日本一方面通过与欧盟互认“白名单”，使自身在个人隐私数据保护方面达到全球领先水平；
另一方面通过与美国签订数字贸易协定，在数字贸易自由化方面与美国保持一致，从而在全球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方面占据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日本在数字规则中的关注焦点

其一，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尽管日本并未发展出巨无霸型的数字经济跨国企业，但日本政府始终认为对数字知识产权的保护是维护其电子和信息技术制造业及服务业占据全球优势地位的关键。日本的主张主要包括：一是禁止强制公开源代码和算法。在日本看来，外国政府强制披露源代码和算法的行为会使日本企业面临泄露商业机密的风险，并有可能被作为一种数字贸易壁垒来使用，不利于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二是禁止政府通过不正当程序获取数字知识产权。日本认为，由于部分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数字知识产权的立法保护不够完善，政府部门可能在市场准入、竞标、审查等各个环节通过不正当的程序获取日本企业的数字知识产权，侵犯企业的利益，甚至危及日本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需要指出的是，数字安全对每个国家来说都至关重要，数字安全问题是广泛存在的，没有哪个国家的数字产品或服务享有绝对的安全或不安全。因此，在一国引入外国数字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中都会有必要的审查机制。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源代码和算法的复杂程度也在进一步增加。这些都给客观公正地裁决数字知识产权纠纷带来了挑战。

其二，数据隐私保护与跨境数据流动。在数据隐私保护方面，日本社会具有十分普遍的个人隐私保护意识。早在2003 年日本就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首次修订后于2017 年5 月30 日全面生效，并于2020 年3 月10 日再次修订。2018年7 月，在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生效两个月后，日本和欧盟就签署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允许日本和欧盟之间共享个人数据，而无需额外的安全检查。这意味着日本和欧盟互相承认对方的数据保护制度为个人数据提供了充分的保护。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日本在CPTPP 中明确提出主张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禁止数据服务器设置于国内的限制，但如果是出于公共政策目的可以除外。尽管还有个别保留，但日本在积极推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大方向上与美国并无二致。通过与美欧协调一致，日本在确保自身融入欧美西方数字市场与规则联盟的同时，也能够利用相关高标准打开数字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大门，从而有利于本国企业发挥优势。但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过分严苛的数据安全标准可能扼杀其数字经济活力，过于自由的数据出境原则也可能损害其国家安全。

其三，公开政府数据及公平的数字贸易环境。在公开政府数据方面，发达国家普遍认为，将特定政府数据（如公共交通、防灾、疾控等）共享给企业有助于促进数字创新和数字贸易，并反哺于更加高效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在《美墨加协定》和《日美数字贸易协定》中都已经纳入了公开政府数据的条款。日本在给WTO 的提案中进一步指出，政府在公开数据时应对国内外企业一视同仁，差别对待会成为阻碍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的数字壁垒，不利于公平的贸易环境。除此之外，日本要求进一步改善电子商务或数字贸易相关服务中的市场准入承诺。通过促进国内外企业对数字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消弭数字鸿沟，为相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增长机遇，并鼓励更加公平的营商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公平的贸易环境并非数字经济领域所独有的问题，其他经贸投资领域都普遍存在。相比之下，公开政府数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更具压迫力的要求。许多国家的公共治理体系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很可能并不具备系统性的政府数据库，也可能还无法认识和识别什么是敏感数据，什么是可共享的数据、轻易向外国企业开放政府数据很可能带来较大的风险和挑战。

三、中日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作展望

首先，由于中日发展程度不一，双方在一些数字规则的核心问题上存在分歧。从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来看，美国和欧盟的主张及实践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欧盟通过《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构筑了号称史上最为严格的数据隐私保护规则，有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数字贸易壁垒。美国凭借其在数字技术和企业方面的巨大优势力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并以意识形态划线构筑数字联盟，具有进攻性色彩。日本则通过与美欧在高水平数字贸易规则方面协调一致，已经融入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数字市场和数字规则联盟。由于发展程度不一，加之大国博弈的影响，中日在跨境数据流动、公开政府数据、相关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分歧在所难免。

其次，中日两国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寻求双方数字利益最大化的公约数。从长远来看，中日两国发展数字经济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把握数字技术革命的浪潮，推动科技向善，引领全人类迈向数字文明新形态。从短期来看，全球新冠疫情反复延宕，为各国加速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经济提供了机遇。尽管存在分歧，中日在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方面仍然拥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双方还可以在智慧城市建设、数字抗疫等公共服务领域开展更多的交流与合作。此外，网络安全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过去十年里，中日鲜有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出现重大纠纷的案例。但就在2020 年，日本也出现了追随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污名化”的现象。中日应在网络安全方面保持战略沟通，增信释疑，共同引领全球网络空间安全治理，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保驾护航。

再次，中日两国应当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抓手，打造弹性数据监管的最佳实践案例。RCEP 是当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也是中日之间首次建立直接的自贸区关系，意义重大。与CPTPP 相比，RCEP 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方面采用的是弹性数据监管模式，在鼓励跨境数据流动的同时保留退出机制。日本在CPTPP 相关条款中也保留了公共目的除外条款，尽管尚未言明这种公共目的究竟指什么情况。由此看来，中日两国对于数据自由流动可能会带来安全风险有着共同的认识和预期。中日两国应当携手打造RCEP在弹性数据监管方面的最佳实践案例，从而有利于在双边层面加强对彼此数字经济战略的理解和认识，在多边层面为争取更加折中、平衡的数字贸易规则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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