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石华

科学研究并非存在于真空之中，无论是知识生产的科学运行方式，还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层面和政治内在品质层面，科学与政治的结合都有着一定的必然性与复杂性。[1]科学与政治有着各式各样的互动形式，二者的互动中存在同构的关系[2]，尤其是在科学研究需要自觉接受自律与他律的双重责任时，国家政治往往承担着他律的社会角色。科学研究的成果除了需要经受学术共同体评估的检验外，往往会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在公开发表的传播环节。在此过程中，作为科学共同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发挥了传播科学研究成果的载体功能，其本应是科学自律中的一环，但在实际的社会环境中，这一出版传播环节大多与国家政治权力密切相关。因此，学术期刊在科学研究的实践过程中是科学自治与政治介入的一个实践交会点。在中国语境下，学术期刊的管理体制尤其能够体现科学自治与政治引导的互动关系。

科学研究的应然状态是价值无涉，但在实然状态中其不可避免地涉及价值导向问题，加之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同样存在着各种学术争鸣与利益冲突，由此导致科学共同体中的自律状况出现问题，即科学研究存在剽窃他人成果、杜撰窜改数据、署名不当等屡禁不止的学术不端行为。在社会科学中，除了上述的科研失范行为外，还存在言论过度激进甚至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有严重出入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科研工作者享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以及结社自由等权利，但政府能够以提高社会福利或减少伤害为由对科学组织或机构进行限制。[3]57-61政府对于科学组织或机构的这种限制是出于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和治理等各方面的需求，这是由政治的内在品质决定的。因此科学研究的政治维度是其不可避免的方面。

科学研究的政治维度在外部环境中主要体现为科研人员与政府间的关系。科研人员是社会公民中的一员，在国家体制中与政治权力既有从属关系又是相对独立的状态。例如，二战时期美国现代科技体制形成，科研工作者成为服务于国家政治的群体；
在不同时期，我国科研人员同样为了服务于国家战略而献身于特定的研究领域，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核技术研究以及后来的航空航天科技研究。然而科学研究的常态应是科研人员远离政治，为此诸多西方科研人员指责政治对科学的干预与调控，强烈要求政府提供宽松的环境保障科学研究的独立性。科研人员与政府间的关系除了宏观层面的从属关系外，在微观层面上，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的公开传播同样与政治有着密切联系。这种关联主要源自国家政治权力对出版物的管理与监督。学术期刊作为特定的公开出版物，无论是出于国家安全还是意识形态的监管都会受到国家权力的重点关注。各个国家因其国情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对于学术期刊的监管方式有着诸多差异。在我国，出版工作是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刊是新闻宣传的重要舆论阵地，国家对于公开出版物有着特殊的规定。学术期刊作为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是我国科学研究中一个关键性的政治维度，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与意义。

科层制是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关于社会组织运行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强调理性精神和效率的逻辑，以组织内的规章制度为权威基础，实行非人格化管理，以保证组织高效运作，从而实现绩效和效率。[4]基于以上优势，科层制已成为当下社会运行的主要组织管理选择。不同于经济改革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行政配置到市场价格机制配置，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则是从放任而缺乏经费的状况走向知识的计划生产，科层行政支配下的课题审批制是这一转向的核心基础，其具体的学术资源配置方式是行政审批。[5]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已成为当下我国科学研究的一个主流趋势，并且在科研成果出版传播的环节中得以再次呈现。我国的期刊管理表现为典型的科层管理体制。在国家政治引导下，纵向科层管理是以“主管—主办—出版”的体制形式来展开的。这一管理制度在改革开放前并未得以明确，当时主要以主管的思路进行管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出版社由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主管主办单位的制度性安排率先在图书出版社中施行。1988年新闻出版署颁布的《期刊管理暂行规定》在第七条创办条件中明确要求期刊出版单位“有确定的主办单位”“有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上级主管部门”[6]。1993年6月29日发布的《关于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和主管单位职责的暂行规定》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主办单位是指出版单位的上级领导部门；
主管单位是指出版单位创办时的申请者，并是该出版单位的主办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
主管单位、主办单位与出版单位之间必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不能是挂靠与被挂靠的关系”[7]，明晰了主管单位与主办单位各自的权责。从这一系列文件中的界定可发现，“主管—主办—出版”的科层管理体制最核心的目的是落实期刊管理职责，具有典型的垂直管理特性。此后虽然我国新闻出版事业进行了几次体制改革，包括转制改企，但是期刊在这一大方向的管理体制并未发生改变。

以2021—2022年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英文缩写CSCD）来源期刊目录所收录的中医药学期刊为例（见表1），期刊的主管、主办单位有着明显的国家行政权力印记，尤其是主管单位。这种国家行政权力的印记在社会科学期刊中更加突显。以2021—2022年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英文缩写CSSCI）来源期刊目录所收录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为例（见表2），期刊的主管、主办单位中行政级别较高的是教育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另有高校和各地出版传媒、报业集团等。其他类别学术期刊的主管、主办单位性质差别不大。其中，各类杂志社或期刊编辑部作为出版单位在出版实践中主要负责选题策划、组织审稿、编辑加工等具体业务；
主办单位在业务层面的职责是确保出版单位的出版内容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符合办刊宗旨和专业范围，审核批准重要选题计划或重要稿件的发表等事宜；
再上一层级的主管单位，其职责主要是审核批准出版单位重大选题计划或重要影响稿件的发表出版等，对出版单位的出版内容承担领导责任，以及指导、监督、检查主办单位对出版单位的领导与管理等。由此可见，垂直管理特性的国家政治引导在期刊管理层面，通过自下而上的请示与自上而下的审核或议程设置对其科学研究起到把关和引导作用，最终促使公共平台上的科研成果基本符合国家意志、契合国家现实需求。

表1 2021—2022年CSCD中医药学期刊的主管、主办、出版单位状况

表2 2021—2022年CSSCI中新闻传播学期刊的主管、主办、出版单位状况

科学自治的主要体现是科学的自主性，它是科学共同体的根本组成要素和本质属性。[8]默顿（Robert K. Merton）指出：“一旦科学得到确定并带有一定程度的功能自主性，基础科学知识的学说作为一种自身独立的价值就成为科学信念的一个组成部分。”[9]因此科学自主性对于研究自由和科学独立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期刊管理体制中以“编辑委员会”（简称“编委会”）为主体所构建的科学共同体，对纵向的科层管理体制中的国家政治引导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存在意义。科学共同体由相近科学领域内遵循相同的研究范式（理论、方法、目标以及特定价值规范）的科研工作者群体组成，其具体载体是学派、无形学院、学会等组织形式；
科学共同体还须承担相应社会责任，以规避高科技所引发的风险。[10]

科学共同体在期刊管理中的直接体现是编辑部所组织的编委会。编委会是由主编及与期刊研究定位相符的学科领域中知名学者构成的一个核心科学共同体。它与外围的同行评议人构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科学共同体。整个学科的共同体则是由本领域各期刊的共同体共同组成。编委会中的成员所具备的良好学术背景、较高的学术声誉、较强的学科号召力以及对科研信息的洞察力与前瞻性，都使其能够较好地组织到优秀的稿件。[11]同行评议则是由从事该领域或接近该领域的专家来评定一项研究工作的学术水平或重要性[12]，现已成为科学研究成果的主要评价机制。我国 1982 年在试行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时开始引入同行评议方法，[13]1986年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时，已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同行评议系统。身处科学共同体之中的编委会成员能够较好地与其他共同体成员沟通，并通过双盲评议、单盲评议、开放式评议等同行评议形式[14]，使得科学研究成果能够得到较为公正的评价。同行评议机制有助于科学共同体研究自主性的运行。同时，由编委会指导期刊杂志社或编辑部进行选题策划、开展组稿与审稿工作，可以通过议程设置的方式实现对于科学研究导向的引导，避免科学研究误入歧途，进而保障科学共同体的良性互动与健康发展。

科学自治与期刊管理的国家政治引导间的互动关系，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科学自治与管理引导的互动博弈。这种互动博弈涉及人类社会为追求科学进步而设置的自主评价体系和国家意识形态管理的深层次关系，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学术世界。在我国的传播体制中，期刊管理中科学自治与政治引导的互动关系主要呈现出“L”形的制衡关系。国家政治引导的纵向科层管理以“主管—主办—出版”的体制形式展开，而科学研究的横向管理以科学共同体自治（主要是同行评议）的形式来呈现，二者间的耦合衔接部门即为期刊杂志社或编辑部等出版单位。（见图1）期刊出版单位的枢纽位置在这种互动博弈关系中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与调和作用。一方面，期刊出版单位为国家意识形态管理与重大科技发展需求的引导提供了平台窗口，为科学共同体中的科研工作者指明了研究方向；
另一方面，期刊出版单位也是建构科学共同体的重要行动者即主体之一，是科研工作者进行自治决策以及展开学术评价的关键性媒介平台。媒介平台的可供性及其所占据位置的重要性，使其成为了调和政治引导与科学自治之间张力的关键性枢纽媒介。

图1 科学自治与政治引导的“L”形互动关系

在这一互动博弈关系中，科学共同体的科学自治主要是通过科学内在的自主性来实现的。科学自主性主要涉及科学规范（方法论、道德论）以及科学系统内部的组织管理、政府科研资助体系中课题项目的管理以及科学评价等方面。[15]首先，科学共同体对学术道德进行事前检测与事后处理。在科学研究成果正式出版传播前，期刊出版单位会对其进行学术不端、出版伦理规范等检查。比如，通过查重软件检测是否存在抄袭，要求研究者提供原始研究数据，以供科学共同体重复验证其结论等。如果涉及学术不端行为，期刊出版单位会在共同体内部及一定范围的社会受众中公开进行撤稿，并在一段时间内不再接受发表该作者的相关科研成果，以示学术处罚。其次，科学共同体拥有对学术评价的自主权。对科学成果评价是通过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同行评议来实现的，这是科学领域最核心的自主权，也是在与政治引导的互动关系中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基本保障。最后，科学共同体内部采用自治管理。以期刊编委会为核心的科学共同体是一个非正式的科学团体，其内部的组织管理主要是以研究旨趣为纽带，通过平等的对话来进行松散管理。这种管理方式有着典型的扁平化特征，与“主管—主办—出版”这种自上而下的科层管理模式迥异。

与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不同，政治引导则是通过科层制的期刊管理体制对科学研究起到自上而下的引导作用。雷斯尼克（David Resnik）指出政府控制科学的方式主要包括：对科研人员/科学组织/科学机构自主权的限制、对科学内容/科学过程的限制、对微观管理的限制。[3]194在期刊领域中，政治引导和科学共同体的互动主要是通过对期刊发表内容在可接受范围内进行限制来展开。首先，期刊出版的国家基金资助倾向。在我国的期刊管理中，一部分期刊本身就受到国家专项基金的资助，需要定期接受考核。这些期刊在受到资助的同时也需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即需要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聚焦社会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引导相应的科学研究。另外，这些受资助的期刊为了维持受资助状态和保障刊物的评级，在学术论文发表中会更偏向具有国家基金资助的科研成果，而这种国家基金资助倾向背后所蕴含的是由国家政治所主导的科学研究方向。其次，国家政策引导下的期刊年度选题/征稿方向。学术期刊在主管、主办单位的引导下会有意识地规划未来一年的科学研究方向，为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议题，并形成各种“征稿方向/简则/启事”。最后，期刊出版内容意识形态的审查方向。在科学研究中，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内容的意识形态是一个重要的审查方向。这些限制虽然并非专属于期刊出版，但同样使其受到制约。总体而言，这些不同形式的限制对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但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在中国的科学语境下，学术期刊虽然很好地勾连了科学自治与政治引导，使得自律与他律能够在宏观的国家政治与微观的科学研究中得以互补。但是这种互补并非静态恒定的，而是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与政策间波动展开。需要注意的是，应避免政治介入越过应有界限，使得他律取代了自律。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科研人员不得不接受那些在科学领域造诣不深的领导，“但是这种政治上看来可取的策略却与科学的制度化规范背道而驰”[16]。这反映了学术自治与科层制之间存在着价值、权力和机制冲突。[17]尤其当科层制在形式上的理性程度越高，则其在实质上的理性程度就越低。[18]因此科学研究的控制应由身处研究现场的实际操作者来实施，而非受控于外部权力所建立的规则和管理体系。[19]这就需要科学自治中加强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自律精神，用以减少政治他律的介入力度。科学共同体内部应注重强化“科学的精神特质”，促使领域范围内的科研工作者能够很好地遵从“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到“有组织的怀疑态度”等科学的规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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