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明佳

（西南交通大学建筑学院，四川 成都 611756）

康定锅庄位于川藏茶马古道上。康定最早被称为“打箭炉”，自明朝开始，许多汉藏商人来此地聚集，进行茶马交易。随着“茶马互市”现象的逐渐兴盛，打箭炉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快速发展，人口构成也由单一的藏族聚居发展为汉藏等多民族杂居的状态。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锅庄应运而生。

1.1 由来

学术界对于锅庄一词的由来持有多种观点。一说听差侍贡，此说法来源于《康定县图志》，1700年土司锡拉扎克巴之子坚赞德昌自木雅移炉，建垒营寨，置土目于此，听差侍贡名曰锅庄。近代著名藏学家杨嘉铭先生据此提出侍贡说，即锅庄是为接待明正土司所属四十八家土百户派驻打箭炉的使者提供的居住之所[1]。另一种主流说法认为锅庄是由“锅桩”衍生而来。民国学者谭英华在《边疆通讯》发表的《说锅庄》一文中记载：西康人煮食时，恒以长柱形石头三个埋于土中，如栽桩三根形成三角形，上面置锅炉，锅桩就形成了[2]。也有学者认为锅庄是“谷昌”的汉译音，“谷昌”是藏语中“使者”的意思，指48家土百户派驻打箭炉的使者。

1.2 发展和鼎盛

锅庄自明朝以来，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以明朝—清朝初期—清朝中后期为时间节点，完成了政治机制—政治经济双轨制—经济机制的转变。促使这种职能转变的因素包括：①茶马贸易的繁荣使康定城成为汉藏民族交融的中心口岸，康定城的政治地位巩固，经济贸易日渐繁荣兴盛，从而推动了锅庄的职能转变；
②明正土司势力的增长使土司对农牧民的统治不断增强，锅庄的经济功能逐渐壮大，清朝中期发展至鼎盛，功能由为明正土司分担差务转变成旅店[3]。清末改土归流后，土司的统治地位衰减，此时锅庄的政治机能退化，成为接待商人和农牧民的集旅店、货栈、饭馆等多项职能于一身的特殊中介机构。

锅庄文化现象处于丰富而独特的历史背景中，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内涵。本文从建筑学角度出发，聚焦锅庄建筑空间。城市社会学家列斐伏尔[4]在《空间的生产》中建立了一种“时间—空间—社会”的三元辩证法，并指出建筑的空间、时间、社会三者是不可割裂的整体性关系，对于建筑空间的研究必须结合社会和历史。

本节主要分析探讨锅庄建筑空间的建构过程，追溯锅庄建筑空间的历史成因，为其符号化构建提供依据。

2.1 休息之所——“帐篷—火塘”

据史料记载，公元17世纪就已经出现了“锅庄”。明正土司迁炉之前，来往的藏商和驮脚娃在打箭炉停留休息，为了遮风避雨和储存货物，他们搭起帐篷；
为了煮茶喝酒，他们在帐篷中支起石头三锅桩，作为火塘之用。这一阶段的“帐篷—火塘”形式为锅庄建筑的初始空间形态。

2.2 接待之所——“碉房—锅庄石”

迁炉之后，明正土司为接待往来朝贡和商旅之人，建立了高大的碉房。碉房为石木结构，在建材、修建技术、空间功能分布上与嘉绒地区的民居碉房基本相同，一般连底5层，第1层是活动中心，设有火塘和主神龛，火塘中间设有3个修饰过的固定石柱作支锅之用，这3个石柱被称为“锅庄石”。1层也是主人居室和储藏粮食所在地。2层为子女居室，3层为经堂。碉房外是拴牦牛或马匹的院坝，一般设有用来储藏货物的储藏室和晾晒谷物的晒场。碉房中最神圣的空间是火塘所在层，该层空间布局以锅庄石为中心，扩展至中柱一线，以中柱为界构成神圣空间，而中柱一线到另一侧的墙壁为世俗空间[5]。

在此阶段，锅庄的空间形式纵向延伸，演变为碉房，火塘由位于篷帐中的简单形式转换为碉房中（即建筑内部）的神圣空间，反映了建筑的空间建构与社会多层面的结合。

2.3 食宿、交易之所——“四合院—经堂”

清雍正初年，碉房建筑遭到地震破坏，自此打箭炉开始修建城池，建筑布局发生了变化。与此同时土司势力日渐衰微，锅庄建筑便不再局限服务于土司，发展成兼营食宿、货栈、储存之所，主要服务的社会人群为往来的藏商，并且已有大小不同的规模。汉、藏民族间经济文化交融，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反映在锅庄建筑中，结构上为汉藏合璧穿斗拱，装饰上为汉式花纹和藏式图案并存，空间上为汉式四合院与藏族传统建筑格局完美的融合。

在此阶段，锅庄建筑布局已演变为四合院形式，神圣空间的中心——火塘位于院中和住房楼层中部，或另建。锅庄建筑无论是结构形式还是装饰彩绘都体现了汉藏文化的碰撞（见图1）。

图1 锅庄建筑空间布局演变过程想象（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1 符号学与锅庄建筑

符号学理论作为语言学领域的重大突破，逐渐被应用到建筑学学科。马克思说过，任何在空间中呈现的事实都可以根据其在时间中的起源而得到阐述和解释。在美国逻辑学家皮尔斯的理论中，建筑符号分为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3种类型，锅庄建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征，这种分类方式有利于系统地对锅庄建筑的传统符号特征进行归纳总结，进而剖析现象背后的社会历史成因。因此，下文将运用皮尔斯的三分法理论来对锅庄建筑的符号化构建进行研究。

3.2 锅庄建筑空间的符号化构成

3.2.1 图像符号——构件、雕饰、彩绘

在锅庄建筑的四合院中，建筑细部彩绘、木雕石雕和玻璃花窗等，都属于建筑的图像符号，不论是具象图案还是几何形构件，都生动直观地表达出建筑的独特色彩。在四合院中，结构上采用汉藏合璧穿斗拱，房屋屋顶采用两面坡的灰屋瓦顶，院墙采用石砌，大锅庄的大门用花岗岩镶嵌，门顶的檐雕采用汉式花纹，门楣用木质方块镶嵌成红黄蓝相间的藏式图案，屋内墙上还挂着色彩艳丽的唐卡。这些建筑符号使锅庄建筑产生了强烈的视觉效果和民族艺术感染力，处处显示汉藏民族间的不可分割性。

3.2.2 指示符号——场地、功能、空间界定

在地域性建筑中，指示性符号一般具有实用性功能。从锅庄建筑空间来看，不论是早期的帐篷形式，还是后来的碉房、四合院形式，都起到指示场地的作用，以满足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功能，是不同的社会人群在此活动的场所。此外，穿斗形的木构架、石砌院墙、院落天井、经堂等，直观地指示各自的功能。锅庄碉房建筑中还存在界定空间的指示符，譬如碉房建有院落走马转阁回廊，上层空间为藏商客房，底层为货仓；
再如较汉式开阔的天井，藏商可在院坝中支锅煮茶，围绕着火塘高歌畅舞。作为指示符，其传达出整体可观可感的形式和秩序。

3.2.3 象征符号——象征意义

在锅庄建筑的空间布局中往往划分出神圣空间和世俗空间两部分。其中神圣空间离不开“火塘”元素，锅庄建筑由火塘衍生而来，凝聚着人们的希冀，包容着不同的习俗和信仰。表征当地人神圣观念的锅庄石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宗教的信物，锅庄石上的装饰符号不同，象征意义不同；
在空间中的位置不同，其在祭祀仪式中的含义也不同。火塘作为象征符号在锅庄建筑空间中的位置改变，体现了相关人群的文化信仰与建筑空间形式之间的互动，尤其是引入室内后，意味着火塘已经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

3.3 锅庄建筑符号的社会文化意义

在锅庄建筑场域中解析各种建筑符号，包括有形的建筑、装饰、彩绘和无形的观念、意义、信仰。建筑符号是结构与形式的内在关系在特定关联领域里的反映[6]，锅庄建筑空间的建构过程，就是社会、历史与空间不断互动的过程，也是这些建筑符号被赋予新的生命力的过程。

3.3.1 民族融合的媒介

康定锅庄位于康定，康定又位于藏彝走廊的中心位置，聚集了众多宗教教派，其和谐共生，促进了康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的发展。锅庄建筑产生于民族文化生态形式丰富的区域，又为汉人和藏商提供了交流的场所，促进了康藏地区的民族团结。锅庄建筑中常有汉藏合璧的建筑符号，记载和表达了汉藏间多民族经济共同繁荣与文化交流相融的局面。锅庄存在的意义早已不是单一的茶马交易，从建筑空间到锅庄的社会关系，从内而外体现了民族融合的迹象。

3.3.2 精神文明的载体

在锅庄建筑空间的演变过程中，火塘元素主导了神圣空间，火塘上的锅庄石衍生出一种观念意识。锅庄产生初期，火塘作为供人取暖及烹饪的工具时，人们就在潜意识中把火塘上立的3块锅庄石视为火神所在，并从对火的崇拜演化为对火塘的崇拜，后来在建筑内部的火塘往往和神龛摆放在一起，这说明在人们的观念中，祖先、神灵与火塘并存。人群往往围绕火塘进行活动，火塘具有某种神圣的凝聚力，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上不可或缺的符号。可见，锅庄建筑空间符号被赋予特定的宗教意义，是社会文化和精神物化的重要载体。

3.3.3 地域建筑文化的重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千城一面”现象越来越显著，因此，在建筑设计中呼唤地域性的回归，延续历史文脉的传承尤为重要。在锅庄建筑空间中，运用最多的建筑符号即是川西康藏地区传统建筑形式，例如在门窗、柱础的装饰上运用汉式花纹和藏式图案，通过图像符号传达川西多元的文化特征；
再如锅庄建筑中的碉房，与川西地区的“文化遗存物”碉楼一脉相承，在建筑空间结构的维度上延续了川西传统建筑的地域性。

院落空间是构成传统川西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锅庄建筑中的院落有很多不同形式，例如庭院、天井等，从中提取出院落形式的符号特征，经过重构变体，运用在川西地域性建筑的设计中，就可以设计出形态各异的现代院落，使其以新的姿态传承川西地域文化元素。总之，将传统锅庄建筑符号应用在现代地域建筑中，可以唤起地域特色的认同，激发人们的归属感，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审视锅庄建筑空间的建构过程及特征，对于探索复杂宏大的康定建筑文化具有现实意义，因此，保护和利用锅庄建筑空间符号对于川西地域建筑文脉的传承和发展十分重要。但提取建筑符号与罗列传统元素并非研究的最终目的，需通过对锅庄建筑空间中体现出来的传统地域文化元素进行提取、拆解，探索锅庄文化现象及其建筑空间的精神内核，了解其在社会历史的变迁中呈现的多元化价值，探索其生命力的延续和发展空间，为今后的建筑学相关研究打下理论基础，亦可使逐渐衰微的传统建筑符号以全新的姿态在现代地域建筑设计中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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