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土坤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2022年2月11日，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指出我国仍然面临脱贫地区居民内生动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亟待提升等问题，防止返贫任务较重；
而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任务，必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使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推进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1］。实际上，反贫困工作的艰巨性不仅源于物资匮乏，更源于贫困人口“等靠要”等消极心理，所以，应该基于精准扶贫的“扶志转向”，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以推进反贫困工作可持续发展［2］。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显著特征，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举措和关键经验［3］，也是未来中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关键内容和重要路径［4］。同时，建立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激励机制也需要考虑群体内生动力的发生机制［5］。因此，提升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既是未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及预防返贫长效机制建构的重要内容，也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现实需要。然而，目前关于脱贫动力影响机制的定量研究甚为少见。国外一些研究显示，邻里效应是导致贫困及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低下的重要原因。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是指社区的主要特征及相关因素对居民主观态度和行为模式的影响效应［6］。基于此，本文运用2017年低收入家庭调查农村地区数据，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尝试建立邻里效应（社区特征）、扶贫政策、家庭类型与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分析，探索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长效机制，以期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构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一）脱贫动力的国外研究

国外相关学者早就关注了贫困心理及脱贫动力相关议题。美国人倾向于从个体化理论（individualistic theory）来解释贫困问题，普遍认为，贫困主要是穷人自己的原因造成的［7］。个体化理论强调，脱贫动力匮乏是导致贫困和脱贫难的关键诱因。欧洲共同体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四分之一受访者认为，贫困是穷人的懒惰和意志力缺乏（laziness and lack of willpower）等原因造成的［8］。贫困人口的压力和消极情绪（negative affective）等脱贫动力匮乏问题，会使其注意力受到限制和偏爱习惯性行为（favoring habitual behaviors），从而牺牲目标导向行为，导致其产生短视和规避风险等决策行为，使得其难以摆脱贫困；
而贫困又反过来影响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形成一个反馈回路（constitute a feedback loop），导致贫困问题难以解决［9］。而发展中国家大多面临着贫困群体脱贫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使其贫困治理面临压力和挑战［10］。因此，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是贫困治理的关键。

国外学者对脱贫动力影响机制进行了多样化的理论解释和相关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的视角，主要可归纳为三种理论解释。

一是人力资本论。人力资本理论不仅是解释贫困的重要理论，也是解释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重要理论。儿童人力资本不足，随后会对他们成年后的工作和收入能力产生影响，从而导致其容易陷入贫困［11］。同时，残疾等因素不仅导致人力资本贬损，而且，会使得个体面临系列心理问题而导致其情绪低落和生活积极性低下［12］。实际上，人力资本对贫困家庭劳动参与意愿和劳动参与率均具有显著影响，较低的人力资本使得脱贫动力相对较低［13］。而一项基于美国1965—1980年的数据研究显示，人力资本提升计划在长期执行过程中，不仅提高了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本，也提高了其自我效能感和脱贫动力，使贫困人口经济独立水平（economic self-sufficiency）大幅度提高［14］。因而，人力资本是影响脱贫动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是福利依赖论。反贫困政策对脱贫动力的影响效果，相关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来自马拉维（Malawi）国家现金转移项目评估数据的研究显示，现金转移政策减少了贫困人口的压力，提高了贫困人口积极情绪（positive affect）及脱贫动力，现金转移支付政策对贫困群体脱贫动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5］。同时，反贫困政策也可能使得贫困者产生福利依赖，导致其就业积极性降低等脱贫动力不足等问题。例如，关于美国的研究显示，医疗救助（Medicaid）对潜在的福利申请者具有“拉动作用”，增加了许多单身母亲为了得到医疗补助计划的保障而申请并继续享受福利的可能性［16］。关于中国的研究也表明，相当一部分受助者处于工作年龄，能够工作，但个人因素、家庭情况、低保制度设计导致的经济依赖是其长期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17］。可见，关于反贫困政策对脱贫动力的影响的研究，其结论并不一致。因而，在中国现实场域下，相关研究有待进一步检验。

三是邻里效应论。美国城市贫民窟的失业率高，居民贫困化程度高，低收入人口不断流入而中产阶级不断流出，社区硬件设施较差并制约着居民的选择和机会。整个社区由此而形成了不同于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和社会规范。社区特征等因素对生活于其中的居民的主观态度和行为模式产生巨大的影响［18］。邻里劣势使得居民陷入贫困的概率大为提高、脱贫动力较低、消极情绪严重和生活积极性不高［19］。基于美国最大的100 个大都市区的描述性分析显示，贫困与邻里效应之间的联系与影响发生了时代变化，1990年后，芝加哥等城市贫困社区的人口不断减少，而且，不同城市的贫困社区的异质性也不断增加，这使得与1990年相比，如今社区特征等邻里效应对贫困人口及其脱贫动力的影响，可能更多地取决于所讨论的城市及其环境［20］。这使得邻里效应对贫困及群体脱贫动力的影响更为复杂，邻里效应对脱贫动力的影响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二）脱贫动力的中国研究

国内关于脱贫动力的研究，是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扶智扶志”目标的提出而日渐兴起的，主要内容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从研究内容看，脱贫动力的理论内涵和培育路径研究构成国内脱贫动力研究的内容主体。左亭等指出，激发内生动力是实现“真脱贫”的关键［21］。黄承伟从提高培训精准度、创新帮扶范式、加强组织建设等维度总结了激发脱贫动力的理论内涵及其实现路径［22］。江立华等认为，解决贫困人口的心理健康问题是激发其脱贫动力的重要途径［23］。郑瑞强基于内蒙古兴安盟的案例，建构了激发脱贫动力的行动逻辑框架，指出应该注重帮扶主体与贫困群众脱贫动力的双重提升与协调促进、提高贫困群体参与程度和能力、强化科技支撑以促进贫困群众社会网络重构等［24］。而张永从系统理论视角对脱贫动力进行了解释，指出脱贫动力产生的条件是生存愿景等构成的系统推力大于阻碍生存愿景实现的阻力,生存能力不足是阻力产生的核心原因，需要创新脱贫动力培育路径等［25］。另一方面，就研究方法而言，基于案例及理论的定性研究构成国内脱贫动力研究的主要范式。傅安国等运用扎根理论对脱贫动力进行系统性解释，指出以脱贫行为的被动倾向、消极的自我观、被动的价值观为主体而构成的“三因素洋葱模型”是解释贫困个体脱贫动力不足的动力框架［26］。陈子真立足48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指出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影响脱贫动力，但内部因素是其核心，其形成路径包括内部导向型、外部嵌入型、内外结合型等［27］。王卓等指出内生动力的培育核心在于激发发展潜力，其培育机制遵循“需要—动机—行为”逻辑［28］。韩喜平分析了“投放—遵守”扶贫工作模式在激发脱贫动力工作中的劣势及困境，提出建立基于“参与—反馈”扶贫工作模式的脱贫动力激发的正反馈系统，以促进相对贫困治理［29］。

此外，也有少数学者对脱贫动力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定量研究探索。王强基于2014—2016年农村困难家庭数据对脱贫动力的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指出贫困深度越深和致贫时间越长，个体脱贫动力就越低；
而资金补贴和就业帮扶都能够显著提升其脱贫动力［30］。吴娜等通过对1462 名中学生的调查研究，指出家庭建设能力和家长亲职能力对贫困子女脱贫动力具有重要影响［31］。可见，就研究范式而言，国内脱贫动力研究呈现出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初现的主要特征。

（三）脱贫动力研究的拓展方向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脱贫动力相关议题日益受到重视，基于个案和理论分析的定性研究构成国内脱贫动力研究的主要范式，同时，也出现了少数相关定量研究文献。然而，总体来看，相关文献数量仍然不多，而且，针对邻里效应对脱贫动力影响机制的研究尚缺乏严谨的定量研究和系统性的理论解释框架。基于此，本文运用2017年全国低收入家庭调查农村地区数据，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建立邻里效应、扶贫政策、家庭类型与脱贫动力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并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对贫困治理及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提供参考。

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由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Urie Bronfenbrenner）提出，是被广泛应用的发展心理学个体发展模型框架。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个体嵌套于系统之中，系统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影响个体的主观感受、行为模式和发展倾向。这些系统包括微观系统（microsystem）和宏观系统（macrosystem）等［32］。生态系统理论被广泛运用于各种主观态度和感受等问题的分析。例如，Sunsuk Kim 等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对英国和韩国儿童主观幸福感的国别差异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研究［33］。脱贫动力作为一种主观态度和心理现象，也可以运用生态系统理论对其进行分析。首先，社区是离人们日常生活最近的外部环境体系，社区特征所构成的邻里效应等微观系统是影响个体感受、价值态度和行为模式的核心方面。基于比利时2006年和2009年多层次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社区特征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社区失业率的影响尤为显著，社区失业率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34］。基于北京市的研究也表明，社区景观绿化、环境安全、邻里关系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邻里关系改善、环境安全系数提高都能显著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35］。可见，社区特征因素确实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等主观感受产生显著影响。因而，就贫困人口而言，其生活的社区特征因素也会对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主观态度产生影响。故从理论上可以推测，社区特征对其脱贫动力也会产生影响，由此提出邻里效应的直接影响假设。

假设1：邻里劣势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其次，宏观系统是存在于社会各系统中的社会环境、公共政策、文化习俗等因素。宏观系统对个体主观感受、价值态度和行为模式具有重要影响［36］。关于OECD 国家的研究显示，家庭政策对儿童心理健康和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影响，那些在学前教育、家庭服务、家庭支出和带薪育儿假期等方面家庭政策较为宽松的国家，儿童主观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相对较高［37］。而反贫困政策作为宏观系统的重要内容，对贫困人口主观感受和态度也具有重要影响。来自南非的研究，显示扶贫政策对贫困群体幸福感产生重要的现实影响［38］。关于中国的研究显示，受助者为了获得基本住房、教育、健康等服务而依赖低保政策，一定程度而言，低保政策具有福利依赖效应［39］。可见，作为宏观系统重要构件的扶贫政策可能对贫困人口的脱贫动力产生影响，由此可提出扶贫政策的直接影响假设。

假设2：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再次，生态系统理论强调，不同层次系统相互嵌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对个体态度和主观感受产生叠加影响。生态系统是一种网络化模型（networked model），其系统结构形成重叠的安排，宏观和微观系统等相互叠加影响着个体态度和行为范式［40］。本文采用年度截面数据，虽然难以揭示宏观系统（扶贫政策）与微观系统（社区特征）之间的关系，但却可揭示作为微观系统构件的社区特征对扶贫政策（宏观系统）的影响机制。实际上，扶贫政策区域不平衡性是我国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特征。不同地区间的贫困标准存在较大差异，而且，救助标准也完全不同。我国城镇救助标准水平与地区经济实力等区域特征呈现线性的正相关关系［41］。可见，邻里效应确实对扶贫政策可及性产生重要影响。所以，可以从理论上推测，邻里效应会影响扶贫政策可及性，从而间接影响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由此提出邻里效应的间接影响假设。

假设3：邻里劣势会通过扶贫政策间接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

最后，邻里效应及扶贫政策对脱贫动力的影响可能因家庭类型差异而不同。例如，扶贫开发补贴政策和小额信贷等扶贫政策，对农村非残疾家庭贫困人口的主观减贫效应大于残疾人家庭［42］。因此，脱贫动力作为群体价值观念的重要部分，也可能因家庭类型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影响机制也可能因家庭类型的不同而不同。基于此，提出脱贫动力影响机制的家庭类型假设。

假设4：邻里效应和扶贫政策的脱贫动力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家庭类型差异。

综合以上四个假设，可以得到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影响机制的理论框架（如图1）。下面结合数据可及性，在参考相关研究经验基础上选取指标建构实证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和理论解释。

图1 邻里效应、扶贫政策、家庭类型与脱贫动力的理论框架

（一）数据概述

采用2017年全国低收入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抽样调查中的农村地区数据。该调查由民政部低收入家庭认定指导中心委托南开大学等单位具体执行实施。该调查基于民政部门数据库，采取“省—市—区县—乡镇—村—居民”的多分层随机抽样方法，由调查员、督导、民政工作人员和村委会人员等共同入户进行实地问卷调查。该次调查在6 个省的18 个城市展开，农村地区有效问卷共2090 份，其中，吉林230 份（11.0%），湖南310 份（14.8%），山西357 份（17.1%），甘肃353 份（16.9%），云南457 份（21.9%），江苏383 份（18.3%）。此处省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指标描述

本文的因变量为脱贫动力。脱贫动力主要是指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积极性等主观态度及心理情绪，测量方式包括就业积极性［43］和脱贫积极性［44］等主观指标。采用问卷的题目“想通过自己劳动来摆脱贫困的认同情况？”来测量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于是，脱贫动力是一个多分类变量，对数据进行再处理并赋值，非常低=1，比较低=2，一般=3，比较高=4，非常高=5。

主要自变量为邻里效应（社区特征）、扶贫政策、家庭类型。采用村经济发展水平、村贫困发生率来测量邻里效应。关于扶贫政策，其包含的内容较多，难以一一穷尽，受数据可及性制约，本文仅考虑小额信贷和低保政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之所以选择这两项政策来测量扶贫政策，主要是由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核心政策，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救助在反贫困工作中的现实作用。同时，小额信贷政策作为重要的扶贫开发政策，主要是由相关银行等金融机构负责实施，由政府等相关部门进行贴息，是具有生产性特征的重要政策。因此，本文主要考察这两种扶贫政策（表1）。

表1 变量赋值

（三）模型设定

实证模型涉及三个方面（SPSS23.0）。一是，运用序次Logistic 回归模型建立邻里效应、扶贫政策、家庭类型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机制的实证模型。脱贫动力的取值水平为5，建立4 个Cumulative Logits Model 模型。脱贫动力取值对应概率为P1、P2、P3、P4、P5，于是拟合4 个模型。

为了观察模型的稳健性，将家庭类型、邻里效应、扶贫政策等变量逐步纳入模型，可以得到邻里效应、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机制模型（表3），以及分家庭类型的实证模型（表7）。

二是，运用二元Logistic 模型分别建立低保政策和小额贷款政策可及性影响机制模型。两个指标取值只有0 和1，假设其取值为1 的概率为P，建立回归模型以及分家庭类型的可及性模型（表5）。

采取倾向值得分匹配法（PSM）对扶贫政策效应的稳健性进行检验。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估计倾向得分（PS）。采用卡尺内最近邻匹配方法（Nearest-neighbor matching with caliper）进行倾向值得分匹配，设定卡尺值（Match tolerance）为0.05，进行一对一匹配（不放回取样），并执行最优化操作(Maximize execution performance)。最后，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f on the treated，简称ATT）。匹配结果通过平稳性检验，数据匹配后，处理组和对照组各因素不存在显著差异（表4）。

就上述各个模型的具体情况来看，平行线检验（Test of Parallel Lines）、拟合优度、拟合效度等检验结果显示，各模型满足适用条件，具有统计学研究意义。

（一）脱贫动力的低水平性

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均值为2.75。从具体人数占比看，脱贫动力“非常低”的占比高达30.5%，“比较低”的19.0%，两者之和达到了49.5%。换言之，接近二分之一贫困人口的脱贫动力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而脱贫动力为“比较高”、“非常高”占比分别为14.3%、20.4%，两者之和仅为34.7%，即脱贫动力相对较高群体仅有三分之一强（表2）。可见，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总体水平较低。因而，深入剖析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机制，进一步着力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成为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相对贫困治理、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议题和关键内容。

表2 脱贫动力基本状况

（二）脱贫动力的区域非均衡性

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存在显著的省际差异。从均值看：山西省最高，为3.27；
云南省次之，江苏省最低。而Pearson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似然比为284.976，SIG 值为0，说明脱贫动力确实存在显著省际差异。山西和云南两省的脱贫动力的总体水平相对较高。山西省脱贫动力为“非常高”的占比最高，为33.3%，即三分之一贫困人口脱贫动力非常高。而云南省脱贫动力为“非常低”的占比最低，仅仅为16.8%。相对而言，湖南和江苏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相对较低。湖南脱贫动力为“非常低”的占比为六省最高，高达48.1%，即近二分之一贫困人口脱贫动力非常低。而江苏脱贫动力为“非常低”、“比较低”的占比分别为45.4%和20.1%，即高达65.5%的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相对较低。可以根据均值和占比，大致将脱贫动力分为高（山西、云南）、中（甘肃、吉林）、低（湖南、江苏）三大类。由此可见，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存在显著的省份差异，而江苏作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省份，其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反而较低，其原因有待进行更深入分析。

（三）脱贫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差异性

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存在群体差异现象,可以从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就性别而言，男性和女性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均值大致持平。脱贫动力各具体选项人数占比，其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也较小。其Pearson 卡方检验SIG 值为0.101，说明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就婚姻状况而言，不同婚姻状况群体的脱贫动力均值存在一定差异，未婚群体的均值相对低一些，但已婚、离异、丧偶群体三者相对较为接近。未婚群体脱贫动力为“非常低”的最高，“非常高”的占比最低；
其他群体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Pearson 卡方检验SIG 值为0.760，这也说明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并不存在显著的婚姻状况差异。从受教育程度看，不同群体脱贫动力的均值相差较大。“未上过学”群体最低，只有2.41；
“初中”群体最高，为3.08，高于“高中及以上”群体（2.91）。从Pearson 卡方检验结果看，其SIG 值为0.000，这说明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存在显著的受教育程度差异。“初中”群体的脱贫动力为“非常低”的比例最低，“非常高”的群体比例最高；
“没上过学”群体的状况与此相反。其他群体的各选项人数占比也存在一定差异。实际上，脱贫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差异，主要体现在，“初中”和“高中（中专）及以上”群体远高于“未上过学”和“小学”群体。“初中”为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分水岭，说明受教育程度提高到“初中”及以上则可有效提高其脱贫动力。所以，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群体分化，主要体现在受教育程度差异上，提高群体受教育水平，可以提高其脱贫动力。

（四）脱贫动力的家庭同一性

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并不存在显著的家庭类型差异。残疾人家庭的群体脱贫动力均值为2.77，略高于非残疾人家庭（2.74），但两者差距相对较小。而且，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各选项人数占比，非残疾人家庭和残疾人家庭之间的差距也较小。例如，脱贫动力为“非常高”的贫困人口占比，残疾人家庭为22.3%，也只是略高于非残疾人家庭（19.3%）。同时，Pearson 卡方检验SIG 值为0.324，说明群体脱贫动力不存在显著的家庭类型差异。可见，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具有家庭类型同一性特征。

（一）类型差异：扶贫政策的影响机制

1.扶贫政策影响的差异性

社会政策的福利依赖问题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关于芬兰的研究显示，部分失业者倾向于领取失业福利待遇，被锁定在福利依赖之中（locked-in in welfare dependence）［45］。从脱贫动力视角来看，本文研究结果显示，扶贫政策并不存在福利依赖问题，但不同政策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如表3所示，从模型2 和模型3 可知，低保政策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0.1 显著性水平）。然而，小额信贷政策的各系数均为正，且在0.0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低保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不显著，但小额信贷政策却对脱贫动力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获得小额信贷政策支持的贫困人口，其脱贫动力比没有获得政策支持者高58.72%（OR 值-1，模型3）。可见，不同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凸显政策效应的类型性。

表3 脱贫动力影响机制序次logistic 回归模型

扶贫政策对脱贫动力影响的类型差异主要源于不同类型扶贫政策的属性特征差异。目前，我国社会政策的突出特征是“社会政策托底性”，其主要任务包括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46］。社会政策的目标定位使得我国狭义和广义的社会支出水平都相对比较低，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且离满足民众需要和实现共享发展等目标仍然有较大距离［47］。而且，作为社会救助制度核心的低保政策，其救助标准偏低一直是其主要特征，其托底性特征尤为明显。而且，低保政策是一种事后救助，这使得其政策效应有所弱化。因而，托底性的低保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较为有限。

实际上，发展型社会政策应该具有生产性，即社会政策应该能够增强受助者可持续发展能力，包括改善生活、发展生产、社会参与、抵抗风险等各种能力［48］。从经济收益视角看，小额信贷政策的生产性特征较为突出。分别有13.4%、48.9%、28.4%的政策对象表示小额贷款的经济收益为 “基本保本”“收益良好”“目前还不清楚”，只有9.3%的人表示贷款收益亏损。大部分政策对象能够使得其小额贷款实现收益，这不但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而且，也提高了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小额信贷政策的显著生产性特征，使得其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效应尤为显著，这一点与托底性的低保政策完全不同。所以，促进扶贫政策的生产性和提高具有生产性特征的扶贫政策可及性，是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重要途径。

2.扶贫政策影响的稳健性

为了减小数据偏误及自选择效应，采取倾向值得分匹配法检验扶贫政策对脱贫动力的边际效应。数据匹配后，可将小额信贷政策和低保政策的处理组与对照组数据的个体特征和收入等变量、邻里效应变量等差异性控制在10%以内（检验结果略），据此计算处理效应（表4）。从数据结果看，无论是匹配前还是匹配后，低保政策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的SIG 值都大于0.1，说明低保政策确实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不具有显著影响。与之相反的是，小额信贷政策的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的SIG 值都小于0.01，说明小额信贷政策确实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产生显著影响。获得小额信贷政策支持使得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提高18.08%。这与上述回归模型结果基本一致。因而，即使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小额信贷政策和低保政策的显著性和差异性都仍然基本一致，说明扶贫政策影响效应的结果具有一致性和稳健性。因此，可以认为小额信贷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确实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激励效应显著，但低保政策的影响不显著。

表4 扶贫政策效应稳健性检验（PSM）

（二）双重效应：邻里效应的影响路径

1.邻里效应的直接影响

邻里效应对贫困发生及脱贫动力具有重要影响。一项大样本的实证研究显示，生活在贫困社区的人们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遭受贫困之苦。生活在农业劳动力比例高、教育水平低、交通和电信基础设施差的社区的个人很难摆脱贫困陷阱，因此，应该优先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特别是在贫困农村地区，以促进贫困问题的解决［49］。来自英国的研究显示，贫困地区的人口的抑郁和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相对更高，这些消极的心理因素致使贫困人口脱贫积极性不高，以及脱贫动力受到严重制约［50］。这说明邻里效应是影响脱贫动力的重要因素。

本文结果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如表3所示，从模型1 和模型3 可看到，邻里效应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具有显著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各系数为正，在0.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同时，贫困发生率的各系数显著（0.01显著性水平），且为负，说明贫困发生率的提高会使得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显著降低。另一方面，从系数绝对值看，贫困发生率的对应系数都远远大于经济发展水平（2.162＞0.236，模型3），说明贫困发生率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效应远远大于经济发展水平。由此可见，邻里效应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具有显著影响，邻里劣势会使得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显著降低。相对而言，贫困发生率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更大。因此，改善邻里环境是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重要方面。

2.邻里效应的间接作用

邻里效应不仅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具有直接影响，也具有间接作用，主要通过扶贫政策的中介而产生间接影响。如表5所示，从模型4 可看到，经济发展水平对低保政策可及性不具有显著影响（0.1 显著性水平）。但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显著（0.01 显著性水平），贫困发生率的提高会显著提高贫困人口低保政策可及性。然而，因低保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不具有直接显著影响，故认为邻里效应不会通过低保政策产生间接影响。与此不同的是，从模型7 可知，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困发生率对小额信贷政策可及性都具有显著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使得贫困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可及性显著降低，而贫困发生率的提高则会使得贫困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可及性显著提高。这说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地区，小额信贷等扶贫政策的可及性也相对较高。而且，从系数绝对值看，贫困发生率对小额信贷政策可及性的影响效应大于经济发展水平（0.782＞0.427）。实际上，一定程度而言，这刚好验证了国家扶贫政策的战略倾向，即加大贫困程度较深地区的政策支持力度。例如，《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指出，扶贫开发坚持突出重点的基本原则，中央重点支持连片特困地区，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扶持力度［51］。

表5 扶贫政策可及性影响因素模型

因而，结合小额信贷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直接影响，可以得到邻里效应间接影响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两条具体路径：“经济发展水平↓→小额信贷政策↑→脱贫动力↑”与“贫困发生率↑→小额信贷政策↑→脱贫动力↑”。由此可见，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和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等邻里劣势会显著提高小额信贷政策可及性，从而间接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这与邻里效应的直接影响方向相反，即小额信贷政策部分抵消了邻里劣势所带来的脱贫动力负向影响。所以，小额信贷政策在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3.邻里效应的总效应

结合OR 值（优势比）计算邻里效应（表6）可知，社区特征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呈现三个主要特征。一是，无论是直接效应、间接效应还是总效应，从绝对值来看，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应都大于经济发展水平，凸显邻里效应的类型性。二是，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贫困发生率，总效应与直接效应的方向一致，与间接效应的方向相反。即邻里效应中，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三是，尽管直接效应在邻里效应总效应中占主导地位，但小额信贷政策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抵消了邻里效应的大部分直接效应。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困发生率的间接效应与直接效应的绝对比值分别为0.7667 和0.7869，可见小额信贷政策在现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抵消了邻里劣势对脱贫动力的大部分负向影响。因此，关注小额信贷政策等扶贫政策的中介作用也尤为重要。

表6 邻里效应汇总

4.邻里效应的理论解释

就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而言，可以从社会失序（social disorder）、失序感知（perceived disorder）和集体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等方面进行解释。所谓社会失序，是指被视为具有威胁性的公众行为，分为物质性失序（垃圾、涂鸦、空置住房）和社会性失序（公共场合酗酒、污言秽语、打架等）。失序现象在物质层面的典型表现为建筑物上的涂鸦、街道上的垃圾和众所周知的破窗（broken windows）现象。而集体效能被定义为居民之间的团结和相互信任，他们对介入和支持邻里的社会管控有着共同的期待。社会失序和集中劣势（concentrated disadvantage）会削弱社区集体效能，感知的失序只是在肉眼可见的环境中注意到一个信号这么简单。而失序感知是邻里的特征共识产生的客观的地方。邻里失序的感知是由社会调节并相对稳定的，其感知水平也大大高于实际的失序水平。社区层面是共同感知呈现最持久控制的层面，共有的感知强化了随后的失序，并潜在地加剧了集中贫困［52］。来自中国的研究显示，贫困的邻里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长期性的显著特征，良好的邻里环境使得个体贫困发生概率显著降低、人力资本显著提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53］。因而，可以依照该机制对脱贫动力的邻里效应机制进行简要分析。

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和贫困发生率较高被视为社区失序和社区劣势的重要方面，它们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影响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一是，社区劣势直接使得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显著降低。与此同时，小额信贷等扶贫政策的介入，部分削弱了邻里劣势的影响。二是，社区劣势会使得集体效能降低，从而间接使得贫困人口脱贫动力降低。同时，小额信贷等扶贫政策的支持，使得集体效能有所提高，从而部分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三是，社区劣势会导致居民感知到的贫困和消极情绪等社区失序和社区劣势水平大为提高，从而导致社区集体效能水平低下，最终导致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下降。而小额信贷等扶贫政策的支持，一定程度上可削弱部分失序感知，从而增强集体效能和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而且，集体效能低下又会反作用于居民社区失序感知，使得社区劣势和社区失序恶化，最终使得贫困人口脱贫动力降低。社区失序、社区劣势、失序感知、集体效能、脱贫动力之间形成一个相互反馈回路（图2）。由此可见，邻里效应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具有现实制约作用，且具有持久稳定性和路径依赖惯性。尽管小额信贷政策等扶贫政策的介入抵消了邻里效应的大部分消极影响，但就目前情况看，它不足以扭转邻里劣势对脱贫动力的负向影响。所以，改善社区环境是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关键内容，也是新时代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及其长效机制建构、乡村振兴和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核心议题和关键任务。

图2 邻里效应影响脱贫动力的一个解释框架

（三）异质性：脱贫动力影响机制的家庭类型比较

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机制存在家庭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如表7所示，就扶贫政策而言，无论是非残疾人家庭还是残疾人家庭，低保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都不显著（显著性水平0.1），而小额信贷政策的影响均显著（显著性水平0.01）且系数为正。这与总体情况一致，说明即使区分家庭类型，扶贫政策的影响结果仍然一致。然而，就系数绝对值而言，不同家庭类型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从模型10 和模型11 可知，小额信贷政策的系数，非残疾人家庭大于残疾人家庭（0.524＞0.413）。获得小额信贷政策的非残疾人家庭贫困人口，其脱贫动力将提高68.88%，大于残疾人家庭（51.13%，OR 值-1）。可见，小额信贷政策的脱贫动力效应存在家庭异质性，非残疾人家庭大于残疾人家庭。另一方面，无论是非残疾人家庭还是残疾人家庭，邻里效应对其脱贫动力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都与总体情况一致，但其影响效应程度却存在家庭类型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对非残疾人家庭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效应基本与残疾人家庭持平（0.3485＜0.3580，表6），其对小额信贷政策可及性的影响也大致一样（-0.3645＜-0.3611，表6）。但由于小额信贷政策对脱贫动力的影响效应存在家庭异质性，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对脱贫动力的间接效应也存在差异。从效应绝对值看，经济发展水平对非残疾人家庭的脱贫动力的间接影响效应大于残疾人家庭。小额信贷政策所发生的中介效应，非残疾人家庭大于残疾人家庭（与直接效应方向相反），这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对残疾人家庭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总效应大于非残疾人家庭。

表7 脱贫动力影响机制模型（分家庭类型）

与此略有差异的是，从绝对值看，贫困发生率对非残疾人家庭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都大于残疾人家庭（0.9240＞0.5666，0.8924＞0.4166，表6）。间接效应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使得贫困发生率对非残疾人家庭脱贫动力的总效应小于残疾人家庭，这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结果基本一致。因此，总体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困发生率对脱贫动力的总效应，残疾人家庭大于非残疾人家庭。然而，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总效应的家庭类型差异主要是由间接效应引起的，而贫困发生率的总效应差异是由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者共同引起的，所以，邻里效应对脱贫动力的总效应，残疾人家庭大于非残疾人家庭，但不同邻里效应因素影响效应的内在机制存在类型差异。

可见，扶贫政策、邻里效应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方向及显著性并不会因家庭类型异质性而发生变化。但是，就影响效应程度而言，邻里效应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总效应，残疾人家庭大于非残疾人家庭；
而小额信贷政策的直接效应，非残疾人家庭大于残疾人家庭。因此，小额信贷政策、邻里效应的影响效应存在家庭异质性，未来需要根据家庭异质性特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有效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以促进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和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持续推进。

经过实证分析和理论解构，关于脱贫动力及其影响机制，可以得到下述四个结论。一是，整体而言，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呈现整体低水平性、区域非均衡性和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家庭同一性等特征，制约着新时代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相对贫困治理和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凸显脱贫动力提升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因而，需要采取相应对策继续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二是，就脱贫动力影响机制而言，扶贫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具有重要影响，但托底性的低保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不显著，而具有生产性的小额信贷政策能够显著直接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凸显扶贫政策影响的差异性。三是，邻里效应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及贫困发生率较高等邻里劣势致使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显著降低。同时，邻里效应也会通过小额信贷的中介间接影响脱贫动力，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双重效应，凸显邻里效应的重要性。邻里劣势会显著提高小额信贷政策可及性，从而间接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即小额信贷政策部分抵消了邻里劣势所带来的脱贫动力负向影响。四是，邻里效应的脱贫动力影响机制存在家庭异质性，邻里效应对残疾人家庭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影响总效应大于非残疾人家庭，凸显邻里效应的家庭类型性（影响机制如图3所示）。因此，需要根据具体影响机制，采取相应对策以有效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助力新时代脱贫攻坚成果巩固、相对贫困治理及其长效机制建构与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

图3 脱贫动力影响机制路径图

（一）生产性政策：新时代相对贫困政策的结构厘定

生产性的小额信贷政策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托底性的低保政策却不具有显著影响，凸显扶贫政策脱贫动力效应的差异性。即使在区分家庭类型后，结论仍具有一致性。因此，从脱贫动力视角而言，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需要厘定结构，以具有生产性的小额信贷等扶贫开发政策为核心，以托底性的社会救助制度为重要补充。一方面，多渠道、多形式、多角度地完善和创新具有生产性的扶贫政策，并提高其政策可及性，应该成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重要任务。另一方面，以托底性的低保政策等社会救助制度作为重要补充，并且，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重构社会救助政策体系，促进其由“托底型”向“发展型”转变，使其逐步具有生产性特征，增强其“能力建设”功能，从而增进低保政策等社会救助制度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提升作用的发挥。因此，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的构建，应该合理厘定扶贫政策的支持结构及其主要方向，以生产性的扶贫开发政策为核心，以托底性的社会救助制度为支撑，并力争实现社会救助制度的政策属性由“托底性”向“发展性”转变，构建发展型的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以有效提升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持续推进。

（二）类型化治理：突破邻里效应惯性的路径创新

经济发展水平及贫困发生率等邻里效应因素对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具有显著影响，低经济发展水平和高贫困发生率严重制约着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提升。尽管小额信贷政策的介入，部分抵消了邻里效应的负向影响，但邻里效应的直接作用仍然占主导地位。而且，邻里效应具有持久惯性，因此，必须创新路径以打破循环往复的邻里效应惯性系统，从而持续推进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工作可持续发展和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就具体影响机制而言，推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降低贫困发生率是改善邻里劣势的重要途径，但邻里效应的改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协调、多措并举、多方推进以实现路径创新。

打破邻里效应惯性的核心是，建立类型化的邻里效应治理机制。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对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相关情况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摸底调查，既为新时代相对贫困治理和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提供实践基础，也为未来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实践支撑。根据乡村社区具体特征，以经济发展水平及难度层级、贫困发生率及人口构成比例、地方资源禀赋及特征等因素为基本考量框架，根据相对贫困治理的现实需要将乡村进行类型化划分，以制定相应的一揽子经济发展战略和扶贫政策措施，以经济发展为基本立足点，以乡村建设为基本战略框架，以降低贫困发生率为重点，全面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促进新时代贫困治理工作推进。例如，对于经济落后且环境恶劣的地区，采取异地搬迁等扶贫政策；
对于具有特定资源禀赋及残疾人占比相对较低的地区，以发展经济和开发式扶贫政策为核心；
对于残疾人占比相对较高且残疾程度相对较重的地区，以托底型社会救助和残疾康复为主等。即建立类型化的制度支持框架，打破邻里效应惯性制约，从而全面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进相对贫困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及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三）层次退出机制：邻里效应治理与扶贫政策的协调机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贫困发生率的降低，会促使小额信贷政策等扶贫政策可及性显著降低。即邻里效应改善和扶贫政策可及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关系，需要建立邻里效应治理机制与扶贫政策的协调机制，以综合发挥政策组合最大合力。在促进经济建设和改善家庭经济状况的同时，逐步建立扶贫政策的延时性支持政策和层次退出机制。例如，扶贫对象家庭在经济状况改善后，仍可在一定期限内（如三年）享受扶贫政策支持，以巩固脱贫成效。或者建立小额贷款免息支持年限的递减机制，如贫困家庭经济状况改善（脱贫）后，仍然可以继续获得小额信贷政策支持，但其支持年限随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程度而递减等。通过建构具有支持弹性的协调机制，促进邻里效应改善和扶贫政策支持的良性互动，全面提升贫困人口脱贫动力。

（四）群体有效对焦：类别化提高相对贫困治理的精准性

小额信贷政策对非残疾人家庭贫困人口脱贫动力的提升效应大于残疾人家庭，但是，邻里环境改善对非残疾人家庭小额信贷可及性的降低效应却相对较大。因此，在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及相对贫困治理过程中，应该特别关注非残疾人家庭，并制定类别化治理措施，有针对性地提高不同家庭类型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可以考虑对非残疾人家庭进行小额信贷政策等扶贫开发政策的倾向性支持，对残疾人家庭则以低保政策等社会救助进行倾向性支持，辅以扶贫开发政策为支撑等。因事制宜，逐步建立基于家庭类型特征的类别化支持机制，提高政策精准性，以有效提高贫困人口脱贫动力。

总而言之，贫困人口脱贫动力及其影响机制是相当复杂的，它还涉及个体年龄、婚姻、人均收入等多种因素。因此，需要综合全面考虑各因素，以制定更加全面的相对贫困治理政策体系。受数据可及性等因素制约，本文存在脱贫动力和扶贫政策测量维度相对单一等问题。本文仅仅主要考察了邻里效应、扶贫政策与脱贫动力之间的相关机制，实际上，脱贫动力影响机制相当复杂，受研究设计等限制，很多议题本文未能涉及。期待未来能够有条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也期望更多学者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为新时代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相对贫困治理与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添砖加瓦。

猜你喜欢 信贷政策小额邻里 微信上小额借款 请务必通话确认今日农业(2021年5期)2021-11-27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债务融资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国市场(2021年34期)2021-08-29黑白电视·邻里之情快乐语文(2018年25期)2018-10-24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信贷政策调整及风险防控消费导刊(2017年24期)2018-01-31“邻里党建”增强居民幸福感共产党员·下(2016年10期)2016-11-07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商(2016年29期)2016-10-29小额诉讼程序制度研究—实务中的探索和发现人间(2015年21期)2015-03-11你为邻里理发，我为你倒茶海峡姐妹(2015年10期)2015-02-27重庆将开展小额扶贫保险试点新西部(2014年6期)2015-01-09国际货币体系和俄罗斯的货币信贷政策俄罗斯问题研究(2012年1期)2012-0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