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东飞，鲁雨萌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是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构建起来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1]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1]伟大建党精神为推动中国革命、建设事业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延安精神是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中产生形成的，它与伟大建党精神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与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长期斗争中，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它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向前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支持。关于延安精神的主要内容，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此，笔者着重从这四个方面来剖析延安精神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形成的伟大建党精神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为我党始终不移的价值追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的：“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各种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1]这就是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在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的长期磨难中得出了一个伟大真理，中国近代革命斗争由于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缺乏先进政党的引领，导致了中国革命屡遭失败。进一步来说，中华民族要真正走上民族独立、解放的发展道路，迫切需要“新的新思想、新的组织”[1]的产生，这一新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新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2]1471他还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1516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真正地开始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延安时期我党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党的伟大旗帜过程中，不断纠正了革命斗争中的陈独秀、王明等右倾机会主义以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思想，使我党在思想上不断走向成熟，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十七年来，我们的党，一般地已经学会了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从两方面反对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方面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又一方面反对‘左’倾机会主义。”[3]530他还指出了“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4]1094正是由于在不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在真理和理想追求方面进一步地走向中国化、时代化，它使得建党初期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党的伟大旗帜在延安时期的革命实践中真正地落地生根。

进一步来说，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为中国人民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尤其是延安精神中蕴含的坚定正确政治方向，是建党初期的真理、理想追求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明确指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是我党在延安时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奋斗目标，这把建党初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党的伟大旗帜进一步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为抗日战争最终能够取得胜利指明了方向。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延安精神讲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简单地说就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就是团结民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5]正是由于在这一正确的政治方向引领下，我党成功地解决了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更加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前进方向。同时，毛泽东又在党的七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呢？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4]1026这个光明的新中国就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然后再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走历史必由之路”。[3]559这个“历史必由之路”就是延安精神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对延安时期中国革命斗争的现实聚焦，它使建党初期党的伟大旗帜在延安时期真正地落地生根，它为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指明了方向。

伟大建党精神开启了我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历史责任，这就是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的锤炼，我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使得“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党的目标追求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就。

延安时期，我党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初心使命中形成的延安精神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进一步中国化和时代化，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中国话语体系等新的理论形态，这使得中国古代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价值追求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并将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理论形态，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对此，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高度，赋予实事求是新的时代内容和科学内涵。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4]801这实现了我党在思想路线方面的革命性变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就有利于全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实现党的初心使命汇聚了强大的民众力量。

事实表明，正是在延安精神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引领下，我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具体来说，中国共产党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毅然决然地肩负起了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际这一重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取得了辉煌成就，据统计，“八年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敌作战十二万五千多次，消灭敌伪军一百七十多万人”。[6]470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3]357与此同时，“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我们消灭了八百万国民党反动军队，赢得了伟大人民革命的胜利”。[6]470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正是由于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全党上下在实践中又充分地践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集聚了四亿五千万同胞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与人民解放战争之中，使得我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取得令西方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难以置信的”辉煌成就。[7]

伟大建党精神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钢铁般的意志，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法宝。“为有牺牲多壮志”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解放道路上坚强意志品格的真实写照。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我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有名可查的烈士就达370多万名，比新中国成立时全国300多万名党员还多。这在世界政党史上绝无仅有，没有哪个政党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为了守护自己的理想信念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8]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延安精神为推动党的革命事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尤其是延安精神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艰苦创业精神，使我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的意志品格更加坚定，战胜了革命道路上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为我党争取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面临的困境是令人无法想象的。首先，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及沉重的赋税。1940年，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发生旱灾、虫灾等自然灾害，粮食产量锐减，再加上沉重的赋税，使得陕甘宁边区政府及人民的生活十分困难。例如，“1941年是陕甘宁边区群众负担最重的一年，仅财粮负担就占边区群众总收入的38.45%，这还不包括人力和畜力负担，边区群众的负担是比较重的”。[9]其次，边区政府失去了所有的外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发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开始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政府失去了一切外援，经济发展受到了致命打击，边区政府开始反思如何学会搞经济工作问题。据统计，“1937年，外援占边区收入的77.2%，其他占边区收入的22.8%；
1938年外援占51.69%，其他占48.31%；
1939年外援占85.79%，其他占14.21%；
1940年外援占70.50%，其他占29.50%，这4年外援合计占82.42%，其他17.58%”。[10]再次，边区非生产人员大量增加。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边区脱离生产的党政军人员最多不超过3万人。1938年，大批爱国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边区非生产人员增至4万人。1940年至1941年局势最为吃紧时，从前线调部队保卫边区，使边区非生产人员达7.2万余人，[11]加重了边区政府的财政困难。例如，就粮食一项来说，1938年购粮款6.8万元，占年财政收入8.3%；
1939年购粮款54.2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8%；
1940年购粮款大幅度增长，达183.5万余元，占年财政收入18.86%。分别比1938年增长了26倍和10个百分点，比1939年增长了3倍多和10个百分点。[12]这种非生产人员膨胀的现象，被胡乔木称之为“鱼大水小”，[13]这为后来我党提出精兵简政政策奠定了基础。最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实行了重点进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本侵略者停止了向国民党战场的战略性的进攻，逐渐地将其主要军事力量移到了解放区战场。……国民党政府则是‘坐山观虎斗’。”[4]1042从此，解放区成了抗日战场上的主力军，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任务和担子越来越重。例如，在1943年，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为解放区所抗击；
国民党战场所担负的，不过日军的36%和伪军的5%而已。[4]1043这使得边区政府处于更大的困境之中。

因此，陕甘宁边区政府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及人民的沉重赋税、面对一切外援断绝、面对非生产人员的增加、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等问题，毛泽东在我们的干部动员大会上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14]460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弘扬了延安精神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我党才在南泥湾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全体官兵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全体参加生产，不让一个站在生产战线之外’等口号鼓舞下，各级还组织了‘劳动突击组’、‘农用小组’、‘生产委员会’”[15]2154，“1941、1942年全旅开荒分别为1.12、2.68万亩，蔬菜、肉食、油以及鞋袜全部自给”。[15]2152边区人民顺利地克服了经济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大大地增强了我党在革命斗争中的战斗力。正如毛泽东在《永久奋斗》一文中指出的：“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可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14]191这充分表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困难时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品格，为推动党的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始终不移地践行为国尽责、为党分忧、为民奉献，体现了党崇高的政治情怀，彰显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实践品格。正如党的四大指出的：“党的组织和群众树立更为接近的基础。”[16]“为了民族的与民众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这是共产党员的本职。”[17]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以来的伟大实践中一直把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延安精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党在延安时期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过程中形成的。它是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党的实践品格的进一步发扬光大。正如研究者指出的：“在理解延安精神中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时，既要看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是如何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还要看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所体现的党在对待人民群众问题上的理论成熟和政治自觉，这样才具有理论的深度和实践的厚度，使延安精神更具深刻性。”[18]

就理论方面而言，延安精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意识的形成经历了理论不自觉到理论自觉的发展过程，这使得建党初期党的实践品格更加走向成熟与自觉。在党的二大上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规定明确指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19]这里初步提出了党只有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去，才能够真正地做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党的六大上提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20]随着我党革命事业的不断向前发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也逐步走向成熟。对此，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民众运动中，应该是民众的朋友，而不是民众的上司，是诲人不倦的教师，而不是官僚主义的政客。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3]522这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走向理论自觉迈出了最为关键的环节。伴随着我党在1942年进行的延安整风到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加走向理论自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4]1004从此为人民服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同时，毛泽东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也指出了：“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4]1027后来他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4]1039“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
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
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4]1094-1095最终我党在七大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写入了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21]为此，研究者对延安精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理论自觉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如果说为人民服务是个质的问题，而全心全意是个量的问题，虽然是个量的问题，但关键是为人民服务的彻底性问题。……全心全意是一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道德情操。”[22]这就是说，延安精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意识的理论自觉，进一步弘扬了建党初期党的实践品格。

就实践方面而言，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领袖到普通士兵在实践中真正地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更是对建党初期党的实践品格进一步地发扬光大。例如，革命领袖毛泽东在给枣园乡群众拜年、祝寿、看病等，听到边区老百姓说“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23]338的诅咒之后的自我反省，他曾在重要的会议上四次提到这个问题，要求我们的党员干部要从中进行自我反思，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对此，毛泽东曾说：“1941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23]285与此同时，革命领袖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一生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品格和人民公仆的本色，践行党性原则，是延安时期党的领袖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典范。延安时期我党通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2]1241来教育、熏陶我们的普通士兵，使当时的延安呈现出如毛泽东指出的“十个没有”的良好社会局面，即“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3]718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弘扬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党的实践品格，才使我党在延安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概而言之，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积淀形成的延安精神是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升华，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伟大建党精神，为推动党的革命、建设事业向前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进入新时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继承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与延安精神，使其在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过程中释放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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