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泉 成

关于这一时期英国大使南迁和“共同阵线”问题研究，不仅要关注英国把大使留在南京和推动“共同阵线”的原因，以及为达到此目标采取了哪些措施，还要梳理中国共产党在南京解放前后确立的外交方针对英国的“共同阵线”产生什么影响。此外，这一时期美国等国在英国大使南迁和“共同阵线”中起到怎样的作用？基于上诉考虑，本文借助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等英文档案，和《中共中央文件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毛泽东外交文选》等中文档案文献，着重论述英国大使南迁问题以及“共同阵线”形成、维持和瓦解的整个过程，以期丰富这一时期英国对华政策的研究。

1948 年底，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德宁（M. E.Dening）和驻华大使施谛文（R. Stevenson）在给英国外交大臣贝文（E. Bevin）的报告中称：“国民政府已经失去长江以北地区。即使有美国的援助，国民党军队也不可能守住长江南岸区域。虽然国民政府准备迁往广州，也只是无效的抵抗。”①Foreign Office Minute，“Draft paper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China”，December 4，1948，FO371/69546/17560.12 月8 日，贝文向英国内阁提交关于中国局势的备忘录，主张对华采取“门内留一只脚”（keeping a foot in the door）的政策。贝文认为：“中共控制全中国只是时间问题。中共缺乏经济建设和管理经验，所以在建立新政权后，其不得不与外国进行贸易；
英国在华有着大量投资和企业，沿海和内河航运也是英国在华重要的商业利益”，所以“我们将努力留在原地，与中共政权保持事实上的联系”。②Foreign Office Minute，“The implications on British policy and interests in the Far East of a Communist domination of China”，December 8，1948，FO371/69546/17564.“努力留在原地”，首先就是英国驻华使领馆留在原地。

12 月11 日，施谛文向英国外交部表明，如果国民政府撤离南京，必定会对在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施加压力，迫使他们跟随国民政府离开南京，英国应和美国以及其他外国使团抵制这种压力。③Sir R. Stevenson to Sir P.D. Coates，“ Possible movement from Nanking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United states proposal retain Embassy in Nanking”，December 11，1948，FO371/69546/17515.两天后，施谛文再次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国民政府行政效率已经低下且没有凝聚力，大多数驻华外交使团在这方面的看法已经一致。如果大使随国民政府离开南京，届时返回南京可能极不光彩，而且将面临承认新政府的问题。如果我们留下来，可以与新政府进行事实上的谈判。施谛文提出，由其留在南京，另派一名外交代表跟随国民政府，英美应就该问题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④Sir R. Stevenson to Sir M.E. Dening，“Chinese situation: views of Sir R. Stevenson”，December 13，1948，FO371/69550/18602.

1949 年1 月，为获得英美等国的外交支持，国民政府外交部多次向英、美等国发出请求，即这些国家驻华大使馆和大使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施谛文认为“国民政府此举旨在破坏外国驻华外交使团的团结，英国大使应留在南京”。⑤Sir R. Stevenson to Sir P.D. Coates，“Possible move from Nanking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request of the Chinese Ambassador in London that the Embassy move with it”，January 15，1949，FO371/75794/762.1 月15 日，在给施谛文的回电中，英国外交部主张建立“共同阵线”，强调外国驻华外交使团一致留在南京的重要性。⑥Foreign Office Minute，“Proposal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the British Embassy should follow them should they leave Nanking for Canton”，January 15，1949，FO371/75794/788.1月19 日，北大西洋组织国家驻华大使就国民政府要求各国外交使团南迁广州一事协商。施谛文表明英国的态度；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John Stuart）提出，各国外交使团应团结一致，以“统一阵线”（United Front）应对国民政府要求南迁的压力；
加拿大、荷兰、泰国、印度和埃及等国大使表示会效仿英美的做法，不随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并向本国政府建议，只派高级外交代表前往广州。施谛文一再强调，各国大使在大使南迁问题上应保持一致。⑦“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9，1949，，1949，Vol.08，pp.658—659. 学界认为司徒雷登首次提出“统一阵线”（united front）的主张是在1949 年4 月底，但从该件档案显示，司徒雷登于1 月19日发往国务院的电报中，已经使用这一说法。英美等国驻华大使在大使馆和大使留在南京以及“共同阵线”问题上的共识，表明各国已经认识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趋势不可逆转，为英国推动西方国家驻华外交使团留在南京的“共同阵线”创造了条件。

个别国家在该问题上犹豫不决令英国担忧。法国外交部认为：“虽然中共将控制长江地区，但其在南方的政权不会维持很久；
如果法国大使继续留在南京，会让外界认为，法国将对南京的中共新政府予以某种程度的认可。”①Sir O. Harvey to Sir P.D. Coates，“Problem of whether foreign missions should remain in Nanking: French views，”January 20，1949，FO371/75794/1126.早在1948 年7 月，法国驻华领事就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外交联系的请求，中共中央给华北局指示，“法国领事要求与我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可就此进行会谈，但会谈是非正式来往。”《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389 页。施谛文却不赞同，“我们不能相信国民政府离开首都后，可以进行有效的抵抗。若大使离开南京，一旦中共控制南京，我们相信中共很可能要求英国对其给予外交承认以作为大使重返南京的代价；
外国大使离开南京远不能推迟承认中共新政权的问题”。②Sir P.D. Coates to Sir O. Harvey，“Problem of whether foreign missions should remain in Nanking: French views”，January 28，1949，FO371/75794/1126.2 月1 日，德宁会见法国驻英国大使罗什（Mr. Roche）。后者提到，法国政府可能让法国驻华大使前往上海，以避免较早承认中共。德宁强调：“如果撤走大使，重返的代价就是承认问题；
如果留下来，我们可以谋求与新政府建立联系。目前北大西洋国家和西方联盟已经决定大使留在南京。”罗什表示，会尽快向本国政府做出说明。③Foreign Office Minute，“Move to Cant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ench desire to leave Nanking to avoid early recognition of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February 1，1949，FO371/75794/1833.

在大使是否南迁问题上，美国有着重要影响。1948 年12 月，面对国民政府准备离开南京的形势，美国国务院采取“等等看”的政策，要求司徒雷登等待国务院的指示。④Sir O. Franks to Sir P.D. Coates，“Possible removal of a sec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rom Nanking: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proposal to await developments”，December 3，1948，FO371/69545/17067.1949 年1 月26 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斯（W. W. Butterworth）向国务院提交题为“美国大使和大使馆在南京形势”的备忘录。巴特沃斯认为，司徒雷登继续留在南京对美国有益：司徒雷登中文流利，又是燕京大学前校长；
中共领导人中有部分是燕大的毕业生，便于交流。美国在南京、上海以及长江广大区域有着重要的利益和大量侨民及外交人员，若要保护和推进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就需要有官方代表与中共保持联系。目前代总统李宗仁正准备与中共谈判，但结果不容乐观，其也无法抵抗中共渡过长江。鉴于此，美国应派外交代表前往广州，而大使留在南京。⑤“Memorandum by the 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Butterworth）to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Lovett）”，January 26，1949，，1949，Vol.08，pp.664—667.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向杜鲁门（Harry S. Truman）建议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并获得杜鲁门同意。⑥Sir O. Franks to Sir P.D. Coates，“United States proposa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remain in Nanking and a senior official foll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anton provided certain other Governments do likewise”，January 26，1949，FO371/75794/1451.

虽然英美有各自的对华政策目标，英国更多是出于维护在华商业利益而采取对中共主动，美国则主要从政治利益考虑，“尽量利用中苏之间的摩擦，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⑦“NSC34/1，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China，”January 11，1949，，1949，Vol.09，pp.474—475.但是，为促使中共对外政策朝着符合西方国家利益诉求的方向转变，将驻华大使留在南京与中共接触，试图影响中共的对外政策不失为重要的选择。1月下旬，英国外交部向国民政府正式声明，英国驻华大使和大使馆将留在南京，会派外交代表随国民政府前往广州。⑧Sir R. Stevenson to Sir P.D. Coates，“Proposed move from Nanking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tatement by Vic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in course of an interview with Sir R. Stevenson on 21st Jan，” January 25， 1949，FO371/75794/1390.英、美两国的态度产生很大影响，如，法国一改原先的犹豫不决，决定法国大使留在南京。⑨Foreign Office Minute，“Movements of H.M. Ambassador in China: proposal that Sir R. Stevenson shall stay in Nanking and send his Chinese Counsellor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January 27，1949，FO371/75794/1547.至此，英国与国民政府围绕大使南迁广州的第一次交锋，以国民政府的失败告终，英国所希望和推动的“共同阵线”初步形成。

面对英、美等国的拒绝，国民政府试图继续争取。1月底，国民政府外交部向美国重申，国民政府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①“The Chinese Ambassador（Koo）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7，1949，，1949，Vol.08，pp.671.两天后，国民政府驻伦敦大使郑天锡拜会贝文，表示国民政府将于2月5日迁至广州，希望英国可以改变原先的政策。叶公超也先后会见施谛文和司徒雷登，希望英、美大使南迁广州。然而，英、美对国民政府的请求再无答复。截止到2月3日，西方主要国家驻华大使和大使馆均留在南京，英国、英联邦国家和美国均派出参赞或外交秘书，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国采取类似英、美的办法。②Sir R. Stevenson to Sir P.D. Coates，“Move of Chinese Government to Canton，”February 7，1949，FO371/75794/2172.

3 月中旬，面对中国局势的发展，英、美等国驻华大使再次商讨。施谛文建议，各国撤回在广州的外交代表，或在人员数量上进行调整；
他准备向英国外交部建议，把英国驻广州领事柯希尔（Mr.Coghill）撤回南京，由低级外交代表代替，且只留一名武官、一名密码员、一名无线电发报员和一名打字员。③Sir R. Stevenson to Sir P.D. Coates，“Movement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uggestion that Mr. Coghill be withdrawn from Canton and replaced by a junior officer，”March 16，1949，FO371/75795/4009.司徒雷登并不赞同，认为目前对现有政策做出调整为时尚早，并向国务院建议，美国对在广州的外交代表克拉克（Mr. Clark）及随员不做调整。④“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rch 17，1949，，1949，Vol.08，p.674. Sir O.Franks to Sir P.D. Coates，“Diplomatic representation at Canton: views of the State Department”，March 24，1949，FO371/75795/4394.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支持司徒雷登的意见，表明美国虽然把大使留在南京，并不意味着放弃国民党。鉴于美国的表态，英国外交部拒绝了施谛文的建议。然而，随着国共和谈陷入僵局和人民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围绕英国大使南迁和“共同阵线”问题再次提上议事日程。

4 月3 日，中央军委批复渡江战役总前委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同意于4 月15 日发起全线渡江战役。⑤《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473—474 页。因与国民党谈判需要和江水情况，中央军委把渡江战役时间推迟至4 月22 日。《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8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年，第217、219—220 页。李宗仁告知司徒雷登和施谛文，国共和谈可能破裂，中共近期可能渡江，请求在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南迁广州。⑥Sir R. Stevenson to Sir P.D. Coates，“Likelihood that in the event of a Communist crossing of the Yangtze the Acting President would terminate the Peking negotiations and move the government to Canton”， April 5， 1949，FO371/75795/4939.在南京的各国驻华大使紧急商讨应对办法：司徒雷登表示，国务院可能将其撤往广州，美国大使馆部分人员也倾向迁往广州；
法国大使需请示法国外交部，是否授予其自行决定权，即若局势紧张，法国大使是否可以自行决定撤离；
荷兰、意大利等国大使表示，政府已经授权其参照英、美决定而行事。⑦Sir R. Stevenson to Sir P.D. Coates，“Possibilit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might move to Canton after all”，April 7，1949，FO371/75795/5057.各国态度不一，英国担心其在大使留在南京和“共同阵线”的努力功亏一篑。英国外交部表示，英国面临选择：大使继续留在南京，或者撤回大使。在是否撤回大使的问题上，英国比其他国家面临更多困难，英国希望与英联邦国家、法国及其他相关国家能够继续维持“共同阵线”。⑧Sir P.D. Coates to Sir O. Franks，“Possibilit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Embassy might move to Canton after all，”April 9，1949，FO371/75795/5057.4 月9 日，施谛文与英联邦国家驻华大使进行商讨，各英联邦国家大使表示会支持英国。其中，加拿大大使保证先前的承诺有效。⑨Sir R. Stevenson to Sir P.D. Coates，“Meeting of Commonwealth representatives in Nanking on 9th April to discuss the question on moving missions to Canton，”April 9，1949，FO371/75795/5128.英国外交部又询问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态度，两国同意与英国采取一致的行动；
在局势紧急之下，两国大使可与英联邦国家协商，自行决定是否撤离。⑩Minute by Commonwealth Relations Office，April 11，1949，FO371/75795/5057；
“The Australian Ambassador in China has had instructions to remain in Nanking with discretion to leave if he thinks it necessary”，April 12，1949，FO371/75795/5420.

同时，英国也急需确认美国的态度。4 月9 日，英国驻美大使馆参赞葛拉维（H. Graves）专程拜会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处主任斯普劳斯（P. D.Sprouse）。后者答复，美国的政策与之前一样。①“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 （Sprouse）”，April 9，1949，，1949，Vol.08，pp.675—676.两天后，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O. Franks）联合法国、加拿大驻美大使与艾奇逊商谈。弗兰克斯表示，无论国共双方和谈结果如何，英国大使将留在南京；
希望美国明确表态，司徒雷登是否会继续留在南京。艾奇逊答复，美国的态度没有改变，司徒雷登会与其他国家大使一起留在南京以维护“共同阵线”。在确保使馆人员和美国侨民安全的前提下，司徒雷登可以就中国局势回华盛顿汇报。②“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April 11，1949，，1949，Vol.08，p.676.

法国仍犹豫不决：法国在印度支那与中国有共同边界，所以需要尽可能支持残喘的国民政府，虽然法国也认为国民政府已经无法维持对中国有效的控制。鉴于中共终将控制整个中国，较早争取与其建立联系也值得考虑。③Sir O. Harrey to Sir P.D. Coates，“Movemen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Canton: probability that the French Ambassador will accompany the United States Ambassador if the latter should move to Canton”， April 9， 1949，O371/75795/5130.经过权衡，法国在南京解放前夕才最终宣布，法国大使仍留在南京。④Sir R. Stevenson to Sir P.D. Coates， “Move of Chinese Government to Canton”， April 23， 1949，FO371/75795/5709.诚然，南京解放前夕，在对待大使南迁和“共同阵线”问题上，英国的态度和为此采取行动对其他国家有着重要影响。国民政府在与英国围绕大使南迁问题的第二次交锋中，又一次遭遇挫败。但是，由于英、美各自在华利益和对华政策目标的不同，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态度也截然相反，虽然英国所推动的“共同阵线”得以保存，基础却已然松动。

英国推动“共同阵线”以谋求对华政策主动的意图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抵制。1949 年春夏之交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3 月5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⑤《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4页。这就为新中国确立了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而英国希望借助西方国家大使和大使馆留在南京和“共同阵线”以寻求预期的政治目标不会实现。

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宣告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时代结束。4 月25 日，中共中央致电总前委，不要与南京的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来往，但对这些外交人员安全予以保护，当做普通外国侨民对待。⑥《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233—234页。南京解放前夕，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闯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防区，发生炮击事件。事件发生后，英国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该事件，但未能如愿。⑦陈谦平：《论“紫石英”号事件》，《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王建朗：《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4期。鉴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也试图与中共接触，中共中央于4 月28 日再次致电总前委，其中就提到：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⑧《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44页。两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声明，再次重申：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必须断绝与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84—85页。中共的严正表态使英国极力推动的“共同阵线”岌岌可危。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也影响了英国所推动的“共同阵线”。南京解放前夕，艾奇逊告知司徒雷登，让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返回华盛顿，汇报中国局势的进展。⑩“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April 23，1949，，1949，Vol.08，p.684.4 月25 日，北大西洋组织国家驻华大使再次会商，施谛文表示，不希望因美国的行事破坏“共同阵线”；
其他国家大使也表示需要请示本国政府，决定本国大使是否继续留在南京。①“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5，1949，，1949，Vol.08，p.686.4 月29 日，葛拉维再次拜会斯普劳斯：前者强调维护“共同阵线”的重要性；
斯普劳斯安抚后者，“美国召回大使并不意味着要撤回大使。”②“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Mr. Robert N. Magill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April 29，1949，，1949，Vol.08，pp.732—735.4 月底，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建议，不应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采取主动，也不宜提出承认新中国的任何动议。③“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pril 29，1949，，1949，Vol.09，pp.12—13.5 月初，司徒雷登多次致电艾奇逊，强调主动承认新中国并不明智，需要在这一问题联合其他西方国家达成一致立场，建立“统一阵线”。④“The Ambassador in China （Stu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4，1949，，1949，Vol.09，pp.14—17. 5月3、4、5 日，司徒雷登接连给国务院发出三份电报，都强调反对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采取主动。美国国务院采纳了司徒雷登的建议，致电美国驻外国使节，谋求与其他西方国家达成“统一阵线”。⑤“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Certain Diplomatic and Consular Officers”，May 6，1949，，1949，Vol.09，pp.17.在该电报中，美国国务院用“共同阵线”（common front）代替了“统一阵线”（united front）。林利民：《美国关于承认新中国问题“共同阵线”政策的出台与失败》，《武汉大学学报》1996 年第6 期。为与英国推动的“共同阵线”加以区别，本文仍使用前一种说法，即“统一阵线”。这其中，英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态度尤为重要。美国认为“紫石英号”事件可能会促使英国同意建立不主动承认新中国的“统一阵线”。但令美国失望的是，英国以克制的态度处理这一事件，并没有改变英国对华主动外交政策的初衷。⑥Lanxin Xiang，“The Recognition Controversy: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China，1949”，，Apr.，1992，Vol.27，No. 2，p.333.

同时，美国开始尝试与中共接触，得到中方的回应。5 月初，司徒雷登派其私人助理傅泾波主动与南京军管会外事处黄华接触。⑦埃德温·W.马丁：《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第30—33 页。因未建立外交关系，所以毛泽东指示黄华可与司徒雷登进行非正式会谈，以探查美国的目的。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500—501 页。5 月11 日，在与傅泾波的会谈中，黄华表示，中方不承认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官身份，中国共产党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区别于美、英旧式民主的新式民主。同时，傅泾波获悉，中共可能于6 月在南京或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府可能在秋季早些时候建立。⑨“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1，1949，，1949，Vol.08，pp.741—742.司徒雷登向艾奇逊汇报会谈情况，“最近有消息显示，南京可能作为首都，大使馆也认为中共新政府可能在南京建立。所以，大使应留在南京，直到确认南京不是首都；
如果中央政府建立在其他地方，在确立新首都之前，大使仍应留在南京。”⑩“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May 13，1949，，1949，Vol.08，pp.744—745.会谈期间，司徒雷登向黄华透露前往北平的想法，中共中央希望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的名义邀请其前往北平。⑪项文惠：《广博之师——陆志韦传》，杭州出版社，2004 年，第71 页。6 月中旬，经中共允许，司徒雷登由傅泾波陪同前往上海。⑫“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9，1949，，1949，Vol.08，p.763.

施谛文是否知晓司徒雷登与黄华的会谈和司徒雷登的上海之行不得而知，围绕“紫石英号”事件的谈判也因英方消极态度而迟滞不前，而美国大使却与中共接触。这就表明中共已经有意在抵制西方国家的“共同阵线”，既让英国坐了冷板凳，同时也试探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分化了英、美等西方国家就大使留在南京以谋求对中共施加政治压力的联合行动。南京解放后，英国已经意识到，继续与国民党保持外交联系会对英国承认新中国造成困难。施谛文向司徒雷登表示，只要各国继续承认国民党，中共会拒绝与各国建立事实上的联系。⑬“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5，1949，，1949，Vol.08，pp.757—758.美国在大使留在南京问题上态度的转变，进一步加快“共同阵线”的破产。6 月16 日，国务院要求司徒雷登尽快回国。⑭“The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June 16，1949，，1949，Vol.08，pp.758—759.受美国影响，其他国家态度也发生变化：加拿大、荷兰大使准备回国；
法国大使表示，中共即将解放云南，这与印度支那接壤，法国需要处理好与中共的关系，所以法国大使暂时不会撤回；
比利时、意大利和葡萄牙大使则没有明确表态。①“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une 18，1949，，1949，Vol.08，pp.761—762.

6 月30 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即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②《毛泽东外交文选》，第93 页。“一边倒”外交方针的提出，表明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与当时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针锋相对斗争，为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奠定基础。7 月12 日，国务院再次催促司徒雷登于7 月18 日离开南京。③“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July 11，1949，，1949，Vol.08，pp.781.美国急切要求司徒雷登回国，是杜鲁门即将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该白皮书不仅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做辩护，也急于使美国从中国脱身。8 月2 日，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留在南京外国驻华大使的“共同阵线”只剩英国独自支撑。施谛文无奈表示，希望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政府可以将其撤回。④“The Counselor of Embassy in China（Jones）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August 6，1949，，1949，Vol.08，p.813.施谛文离开南京后，由胡阶森（J. C. Hutchison）代办相关事务。英国借助大使留在南京和推动外国驻华外交使团留在南京的“共同阵线”，以谋求在外交上对新中国主动的企图成为泡影。

英国借大使留在南京以及为此推动外国驻华外交使团留在南京的“共同阵线”，是英国对华“门内留一只脚”政策的一部分。南京解放前后，英国采取“骑墙”政策，把大使留在南京，派出外交代表随国民政府前往广州。由于自身实力所限，又试图为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增加谈判筹码，英国借助联合美国等西方国家驻华大使留在南京的“共同阵线”，以达到维护自身在华商业利益和诸多特权的目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应当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
坚持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与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有利于恢复和巩固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同世界各国建立和发展新的平等互利合作关系开辟道路。⑤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年，第2 页。正是如此，在英国大使南迁问题及其所推动的“共同阵线”面前，相比较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掌握了主动权，加速“共同阵线”的瓦解，也是旧中国时期帝国主义对华强权思维终结的缩影。

纵观南京解放前后英国大使南迁以及“共同阵线”问题，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对华外交战略的调整。一方面，是英国“三环外交”战略在对华政策上的具体体现。⑥1948 年10 月，丘吉尔提出“三环外交”：第一环是英帝国；
第二环是英语世界，包括英国、美国等讲英语的国家；
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英国居于这三环的相交点，起重要作用。其中，维持英美特殊关系是“三环外交”的最为关键一环。“三环外交”战略的提出，表明英国既依靠英联邦的力量，又要借助美国和西欧以维护英国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影响力。英国旨在联合美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借助外国驻华使团留在南京的“共同阵线”这一脆弱联盟，维护英国在华传统商业利益和特权。然而，英美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持截然相反的态度。美国反对主动承认新中国，还极力建立反对承认新中国的“统一阵线”，这也成为英国推动的“共同阵线”走向瓦解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虽然英国在意识形态上对社会主义国家持敌视态度，但具体策略又有所不同。1946 年3 月，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发表“铁幕”演说，攻击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
1948 年柏林危机中，英国全力支持美国对抗苏联。南京解放前后，英国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则采取主动的外交政策，大使和大使馆留在南京以及推动“共同阵线”就是其中一部分。虽然面对美国反对承认新中国的压力，但美国撤回司徒雷登以及“共同阵线”的瓦解并没有改变英国对新中国在外交上的主动。1950 年1 月6 日，英国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法律上的中国政府，终止与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却又在台湾淡水仍留有领事馆，这恰恰反映了英国对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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