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黎

(乐山师范学院 四川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研究中心，四川 乐山 614000)

私家藏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藏书类型之一，宋代又是我国私家藏书的繁盛时期，这一时期在浙江、四川、江西、福建等地产生了大量的私家藏书和藏书家。考察这一时期的家族学术文化的发展，发现与其家族藏书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现有的文献看私家藏书或私家藏书家的研究多集中在藏书家个人史传、区域私家藏书专题以及私家藏书的内容和特点上，而将家族藏书与学术文化发展关连起来的研究较少，尤其从宋代四川家族藏书与学术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更是鲜为少见。宋代四川产生了不少以科举、仕宦、学术为一体的复合型家族。这些复合型家族不仅多为学术世家,而且家族藏书丰富。家族丰富的藏书不仅成就了家族成员文学、史学、经学等方面的巨大成就,而且也对当时和当地学术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因此，梳理家族学术文化发展中家族藏书的作用和贡献，有助拓展对宋代学术文化发展研究的视野。本文选取宋代四川六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学术家族，分析其家族藏书对家族学术文化发展的贡献，以期对宋代私家藏书研究内容有所拓展。

宋代四川藏书世家及其成员的特点是这些藏书世家不仅是仕宦之家，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的学术世家，其家族成员在学术文化领域均有突出的贡献。以下是宋代四川六个家族学术传承与家族藏书情况 ：

(一)眉州眉山苏氏

苏氏远祖为唐眉州刺史苏味道。苏味道(唐凤阁侍郎后贬为眉州刺史)留一子苏份居眉州。苏份第八代孙是苏序，第九代孙是苏洵，第十代孙便是苏轼、苏辙。苏洵之兄苏涣、苏瞻均为进士。苏洵虽未中进士，但因发愤刻苦，终成唐代文学大家。其子苏轼、苏辙在父亲的教导下,以其在文学上的突出成就与其父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儿子苏迈、苏过，孙子苏符;苏辙儿子苏迟、孙子苏籀都活跃在文坛上，对文学均有突出的建树。

苏氏家族藏书非常丰富，苏洵父亲苏序时代就在家中备有“四库书”，供苏洵三兄弟读书用，到苏洵时家中藏书已经积累到数千卷。苏辙回忆父亲对自己的教导时写道:

予幼师事先君，听其言，观其行事。今老矣，犹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产业，有田一廛，无衣食之忧。有书数千卷，手缉而校之，以遗子孙。曰：“读是，内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遗法也。”先君之遗言，今犹在耳。其遗书在读，将复以遗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1]

(二)眉州眉山孙氏

眉山孙氏以书楼著称。眉山孙氏在孙长孺时期家境并不富裕，子孙以田为业，到孙抃时家族成员才读书，考中进士，做官。孙抃(进士)，仁宗嘉祐五年官至枢密院副使，参知政事，以其“重建书楼”“建立山学”闻名，著名的藏书家。

孙氏营造书楼，最初是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当时唐代盛世，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购书、藏书之风盛行。孙长孺这位有识之士，家庭不很富裕，不为子孙聚财富，却用余资四处购书收藏，初步建起了书楼。光启元年，唐僖宗李儇在武德殿亲书“书楼”二字赠与他，作为对他这种行为的奖励。书楼从此出名。其五世孙孙降衷自幼博学多闻，但不求仕进，淡泊名利，畅游名山大川，性格豪爽，为人仗义，好读书，对于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兴致颇高。宋太祖登基时，本想赐孙降衷高官厚禄，但孙降衷却无意仕途，请求赐书万卷，藏于家乡，德惠后人。宋太祖大为高兴，赐孙降衷丰厚的锦衣玉食、田土产业，给予眉州别驾官职，孙降衷借机购置万卷书带回故乡。宋仁宗天圣初年，孙降衷孙子孙抃，再次奔赴京城购置了大量书籍，在家乡重建书楼，书楼一时成为当时名满川内外的著名私家藏书楼。书楼建成后，孙抃又开设书塾，延师收徒讲学，号称“山学”。

(三)眉州丹棱李氏

丹棱李氏因李焘父子史学著述的贡献而闻名于世。李焘以史学传家,七个儿子博学多识,其中六子李壁、七子李植一方面继承了父亲对苏学比较推重的学风，一方面又投师理学名儒张拭，研习理学，成为“会同洛蜀”即融合洛学和苏氏蜀学的重要代表人物。[2]

蜀人将其父子比之为“三苏”。李焘，著名历史学家、目录学家、诗人，唐太宗第十四子曹王李明之后。精通历史、诗文、典章制度,对天文、历算也较为精通。一生著述弘富，其中仿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最为著名，这部史书收集古今史料1063卷，先后费时40余年，为保存北宋一代史实，提供了丰富资料。参与编写有《四朝国史艺文志》《中兴国史艺文志》，对考查宋一代文化具有较高的价值。他还是著名的目录学家，他在治史中设计并使用了“目录框”(与今天的卡片目录相似)。型设10框，每框装20屉，每屉资料卡片按千支标签纪年，按日月先后排列，资料虽繁，而著录井然[3]。李焘也是宋代著名的藏书家，潜心攻读和研究经史时“所至求奥篇隐帙,家藏书积数万卷”[4]。

(四)邛州浦江魏高氏

魏氏和高氏是邛州两大家族，原本各自均有独立的发展，但因婚姻关系，魏氏、高氏家族紧密相连。魏了翁父辈和子辈两姓之间频繁的过继、收养、祧嗣，增强了魏高氏之间的内部联系，逐步形成了魏、高二姓相融，犹为一族的局面。魏、高两氏家族是一个“诗书持家”的理学名门。魏天估(魏了翁族兄)、魏了翁、魏文翁(魏了翁堂弟，进士)、高定子(魏了翁四哥，进士)、高载(魏了翁长兄，进士)、高稼(魏了翁二哥，进士)、高祟(魏了翁三哥，进士)、高斯得(高稼之子，宋代名臣，进士)等著有涉及理学、文学、史学、医学内容的学术著作，在相互交融的发展中，魏高氏家族成为科举、仕宦、学术三位一体的复合型家族。魏高氏家族成员中有7名进士，其中高定子、高斯得均曾任翰林学土，魏了翁也曾兼侍读，大都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修养。而魏了翁是这个学术家族的代表。魏了翁，张栻、朱熹再传弟子，推崇朱熹理学，是继朱熹后的理学名家，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席地。同时魏了翁也是宋代著名的私家藏书家。创建鹤山书院，修建尊经阁藏书楼，宋代私家藏书万卷以上达200多人，其中叶梦得、魏了翁两家藏书最多，达十万卷。

(五)隆州井研李氏

井研李氏一门“四进士”，李舜臣父子四人，其子秀岩(李心传)、东窗(李道传)、凤山(李性传)皆登世科。风山官至参政，同知枢密院。而东窗止于兵部郎中，独讲明道学，与“三苏”齐名。历有北宋“眉山三苏”，南宋“井研四李”之称，世称“井研四李”。李舜臣曾从学于程颐再传弟子冯时行,精于《易》，曾重修《神宗玉碟》，对史学也有研究，学者称之为隆山先生。其长子李心传,著名史学家,承其家族学术，史学、理学著述丰富，与李焘齐名，代表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李道传、李性传受父兄的影响均是著名的理学家。据台湾潘美月《宋代藏书家考·李心传》记载，李心传是南宋著名藏书家，周密在《齐东野语》中指出“近如秀岩、东窗……所藏僻书尤多”[5]。

(六)隆州井研牟氏

牟氏家族以牟子才、牟巘、牟应龙“祖孙三才人”最为有名，祖孙三人皆登世科。南宋名臣牟子才，是理学名家。先后师从魏了翁、虞刚简、李方子(朱熹门人)等。博学多闻，著有《存斋集》《四朝史稿》《易编》等著述，且精通汉唐文物。其子牟巘，理宗皇帝誉之为“家之珍宝，国之英俊”。承家学，长于文章和理学，学者尊称其为陵阳先生，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其孙牟应龙和父亲互为师友，长于文章和理学，东南以文章大家见称。其家中有丰富的藏书，周密在《齐东野语》中讲道:“近如秀岩、东窗、凤仙三李、高氏、牟氏皆蜀人,号为史家,所藏僻书尤多。”[5]

(一)藏书与学术世家的产生

以上家族多为学术世家，考察其家族的发展，均有两个显著特点：一个是有一定的家学渊源，一个是有一定的家族藏书。家学传承是家族成员成才的核心，书籍是家族成员成才的基础，这些家族成员在家学传承的熏陶下，利用家学源渊、丰富的藏书教育家族后代，希望他们传延家学，光大门楣。因此，家族成员学术上的成就与家学渊源、家族藏书分不开。

如苏氏家族的家学涉及文学、艺术、经学、史学、佛学等，而家族成员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家族丰富的藏书。苏序对三子(苏澹、苏涣、苏洵)寄予厚望，非常重视对他们的教育，为了使他们更好的学习，准备了四库书备读，正所谓“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6]，到苏洵时书籍积累至数千卷。苏洵少年时不爱读书，到二十岁时犹不知书，这时他的兄长苏澹、苏涣皆已中文学进士。苏洵中年奋发，文章独成一家，为文宗欧阳修推崇，因而名扬天下。这个独一无二的成才经历对两个儿子影响深远,大儿子苏轼成为一代大文豪，苏辙与其父兄同为唐宋八大家。苏辙《历代论引》谈到儿时读书经历时说：“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
亡兄子瞻，予师友也。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7]三苏父子并列唐宋八大家，这与其优良的家风、学风以及家学的传承、丰富的家族藏书分不开。

李焘和李心传都是宋代著名的私家修史大家，李焘的代表作《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就是承其家学，利用父辈为自己创设的学习环境，经过自身的努力成为史学大家。

唐宗室后裔李焘，曾祖父李夔、祖父李夙、父亲李中皆是进士，均有广博的学识。父辈们的熏陶,是李焘史学成才的基础。李焘虽官至礼部侍郎，但人品、学识为人称道。父亲李中“通习本朝典故”，对李焘的影响很大。受父亲的影响，李焘也对史学兴趣浓厚，并潜心研究，终成史学大家，被誉为“蜀中史学之首”。李焘的七个儿子承其家学博学多才，都颇具史学才能，不仅六子李壁、七子李植成为融合洛学和苏氏蜀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而且次子李垕(做过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四子李塾也博学多识。李焘父子在史学上的成就，除了所具备的史学才能，李家万卷藏书是其“史学传家”的基础。

李心传年幼时跟随父亲读书，亲眼目睹了父亲重修《裕陵玉牒》等工作情况，开阔了眼界，增加了史学知识，培养了研究史学的兴趣。李舜臣曾任史官修撰一职，李心传在陪侍父亲时有机会接触到官方档案,他曾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自序中写道:“心传年十四、五，侍先君子官行都，颇得窃窥玉牒所藏金匮石室之副，退而过庭，则或剽闻名卿士大夫之议论。”[8]为其编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学名著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魏了翁的祖、父几代人均无官职，但家境殷实，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教育。浦江地域偏僻，仕途成才的局限较大，魏了翁的父祖要求子辈们“攻举子业”，通过科举途径入仕为官。魏了翁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刻苦学习最终科考取胜。可以说魏高氏家族的兴盛是从魏了翁开始的。魏高氏家族中魏了翁第一个中进土，并在从政、学术两个方面对家族同辈和后辈的影响很大。魏了翁中进士后，两姓家族成员陆续有魏天估、魏文翁、高定子、高载、高稼、高祟、高斯得中进士，他们中有的成为京官、朝官、地方官，他们都是魏了翁的兄弟辈和下一辈人。

魏了翁堂弟魏文翁，官至朝议大夫知叙州。受魏了翁思想的影响较深，对儒家圣贤和周敦颐、二程、邵雍、张载等理学家的思想必精体实践。高斯得主要随魏了翁学习理学，他较多地继承了魏了翁的思想，在政治上提出以礼治国。而高载、高祟、魏天估受魏了翁的影响，或从学张栻弟子范子长，或从学张栻弟子李壁、宋越之，在理学研究上均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促使他们仕途、学术成才的另一个基础是家族丰富的藏书。据魏了翁自述，“堂之后为阁,家故有书，某又得秘书之副而传录焉，与访寻于公私所板行者，凡得十万卷,以附益而尊阁之，取《六经阁记》中语,榜以尊经”[9]，这便是有名的尊经阁。可知魏了翁的私人藏书是在家族藏书的基础上丰富的。自己喜爱藏书和家族藏书为魏了翁成为理学大师创造了条件。尊经阁藏书也为其同辈、后辈创设了成才的环境。

牟子才父亲牟锡桂是嘉定元年进士。牟子才早年师从魏了翁，又从学杨子谟、虞刚简及李方子。嘉定十六年进士及第，李心传编修《十三朝会要》，聘子才兼任检阅文字。历官太常博士、著作郎、资政殿学士。其子牟巘年少聪颖，受家学渊源熏陶和父亲的影响，成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其孙牟应龙，学者称其隆山先生。受其家学的影响，牟应龙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文学方面的惊人天赋，警敏过人，日记数千言，文章有浑厚之气。牟子才、牟巘和牟应龙，人称“父子两博士，祖孙三才人”，牟子才家也有丰富的藏书。

由此，渊源深厚的家学，丰富的家族私藏书籍，为家族成员间的父子、同辈、祖孙相互提携、相互影响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条件。家族成员间相互的感染、激励、提携，使其仕途上更易得到朝廷的识拔，学术上更易成为大家。

(二)藏书与区域学术文化的发展

上述家族重视私家藏书、学术传承，父子兄弟共学、自相师友、兄弟联科。良好的家学传承和家族藏书使家族得以成名和发展壮大，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读书、藏书之风。如眉山苏氏到苏涣时，以进士起家，蜀中人以之为荣，思想意识有了大的转变，都喜好读书，到后来眉山学者发展到千余人，是苏氏开蜀人受学之风气。[10]学术家族子孙成才的事例激励了百姓子孙向学读书，促成了当地良好的读书风气。这些家族学术氛围和藏书风气不仅影响到当地文化氛围，也促使当地人才辈出。在宋代，科举入仕多的地方也是私家藏书兴盛的地方。宋代私家藏书主要集中在浙江、四川、江西、福建四省，同时这四省也是全国科考中进士数量最多的地方。

宋代四川私家藏书方面：除以上家族藏书以外，私家藏书家还有：

成都：冯懋①(藏书万卷)、杨汇(藏书万卷)②、郭叔宜(藏书万卷)③；
华阳：彭乘(藏书万卷)④、杨景略(藏书万卷)⑤；
眉山：杨椿(聚书数千)、程敦书(建经史阁，聚四库书)；
丹棱：史大年(藏书万卷)⑥孙道夫、史南寺、杨素翁⑦(李焘岳祖父)；
青神：杨泰之(藏书数万卷)⑧、杜莘老(藏书数万卷)⑨；
彭山：穆深之(藏万卷书)⑩、师民瞻(藏书数千卷)；
嘉州：赵世职(藏书数千卷)；
犍为：王氏书楼(藏书万卷)；
隆州(仁寿)：孙光宪(藏书数万卷)；
阆中：雍子仪(藏书三万卷)；
普州：刘仪凤；
等等。

宋代四川科考进士方面，北宋期间全国共录进士16 021人，四川有1326人(8.27%)。其中，眉州306人，仁寿51人，洪雅17人，井研9人，青神6人，丹棱9人。南宋全国共录进士19 558人，四川2501人(12.78%)，其中眉州470人，仁寿100人，洪雅45人，井研25人，青神7人，丹棱13人。[11]眉州科第中甲乙科最多，达到776人。可见家族文化、藏书文化的兴盛对士人科考的影响。总之，藏书是文化学习的物资基础，重视私家藏书即重视家族的教育和文化，文化学习的物资基础打牢了，也就有了优良的学习环境，这样读书的人多了，中举的士人自然也就多了。

(三)藏书与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家族藏书基础上开展的民间教育，不仅提高了当地人的文化素养，而且活跃了当地学术文化活动。如孙氏“书楼”“山学”的创建，对民间教育的贡献。经孙氏几代人经营，构建了“孙氏书楼”。自孙长孺始建立书楼起，便将书楼用于藏书和供四方豪杰讲学用，后经火灾后，至七世孙孙抃复建书楼时，更是“又尝除塾为师徒讲肄之所,号‘山学’,于是士负岌景从,而书楼山学之名闻于时矣”[12]。孙抃建立“山学”，办学馆时，还请成都何维翰主持教务，邀请范镇、石扬林、蒲师孟等任教。孙氏利用书楼兴办私学，通过教育媒介使眉州读书人前往求学，为书楼赋予了新的涵义。浓厚的教育文化氛围使当地居民在受教育的同时文化素养得到了不断提高。

魏氏藏书楼“尊经阁”对地方文化发展的贡献尤为突出。魏了翁依托藏书楼“尊经阁”，创办“鹤山书院”,将书楼办成了培养地方人才的学校。

鹤山书院藏书丰富，据《书鹤山书院始末》所记，有10万卷。当时，国家秘府藏书也还不到10万卷。鹤山书院落成并开馆讲学之后,在官府组织的考试中,鹤山书院的生徒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学生不但名列榜首,而且还“十而得八”。先后在鹤山书院读过书的著名学者有王万、吴泳、史绳祖、高斯得等。他们日后所取得的成就，都同鹤山书院的讲授、师事魏了翁分不开。“鹤山学派”的形成也是同魏了翁的教学有密切关系的。

(四)藏书与刻书事业的发展

宋代四川刻书事业十分兴盛，不仅是全国五大刻书中心之一(汴梁、临安、四川、福建、江西)。而且，刻印了一大批闻名全国的官私刻本。而四川的刻书中心在成都、眉州两地。这一时期在眉山官刻了著名的“眉山七史”(南北朝时代的七部史书，史称眉山七史)，万卷堂坊刻了《新编近时十便良方》40 卷本，书隐斋坊刻了《新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300 卷本为世间著称。

除了规模宏大的官刻、异彩纷呈的坊刻，家庭私刻也独具特色。私刻书籍内容有家族前辈文集、当代名家著述以及科考书籍等，这些书籍刊刻成册备家族后人所用。如三苏文集、唐人文集等私家刻本[13]。眉山的程舍人、苏林等,就是以私刻图书闻名天下的。家庭刻书在宣传家学，丰富藏书的同时，也为家族成员开展学术、参加科考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文献。因此刻书是家族传承和宣传家学、丰富家族藏书不可缺少的部分。

藏书多，学者多,刻书多三者互为影响。刘光祖为成叔阳《唐三百家文萃》作序时说:“往时有《唐文萃》百卷，姚钱之所纂已倍于古，今眉山成君乃增益之至三百家为四百卷。鸣乎，何其多也。”认为成叔阳编辑巨著，是与当时刻书、印书、藏书之风分不开的。因此他说:“眉山多藏书，叔阳所以尽力乎其间，岂徒然哉?”[14]

李焘和李心传编纂史学名著《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基本部分是在四川完成的，李心传重修《十三朝会要》也是借助四川当时刻书、藏书的优越条件。如李心传编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参阅官藏、私藏书籍以及墓志、行状、行述等文献资料共计300余种,可谓四川境内的文献资料收集殆尽。因此，刻书和藏书，带动了区域学术文化发展。

综上所述，学术世家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与其家学、藏书分不开。家学传承是家族子孙成才的核心，而藏书是家族子孙学术成才的基础，家族藏书加快了家族文人文化底蕴的积累，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家族读书之风浓厚又是家族藏书与家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学术文化发展并非只有家学传承和家族藏书两个诱因。从文化视野上看，雕版印刷术的发展、官私藏书的蜂起，市民经济的崛起也是最终导致家族藏书与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关键因素。

注 释：

①“喜聚书至万卷，四库之书甚富”《方舟集·冯主簿墓志铭别》卷十五。

② 藏书万签，古金石刻本过六—堂《集古录》所有《河南邵氏见闻后录》卷二十二。

③“筑室藏万卷书，皆手自校雠”《鹤山集》卷80《知巴州郭君(叔宜)墓志铭》。

④“聚书万余卷，皆手自刊校”《宋史·彭乘传》卷二百九十八卷。

⑤“所藏万余卷．犹缮写不缀”《苏魏公集·杨公墓志铭》卷五十六。

⑥“于所居室为层屋，号曰“五经楼”，藏书万卷”。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10《史南寿(九龄)墓铭》。

⑦参见吴天墀《宋代四川藏书考述》，《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

⑧“家故藏书数万卷，手自校雠”《鹤山大全集·杨公募志铭》卷八十一 。

⑨“俸禄悉以买书，所蓄几万卷”《琬琰集删存·杜御使行状》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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