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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追求共同富裕的理论变迁、实践探索与经验启示

2023-02-20 16:55:26

陈 晨 熊 友 华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20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追求的远景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的初心所在,是社会主义创新发展的价值旨归,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而共同富裕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实践中的深刻诠释。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也是一部致力消除贫困、追求共同富裕的砥砺奋进史。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了基于共同富裕思想的“精准扶贫”概念。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给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战略安排,分“两步走”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2]。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对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进行规划时,进一步强调2035年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022年党的二十大重申了这一目标。由此可见,共同富裕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内容。站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完成、在更高层级的平台上追求更高发展目标的历史节点上,回顾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探索历程,梳理理论变迁、回顾实践探索、总结经验启示,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采取科学有效的政策,对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追求的价值目标。在中华大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带领全体人民追求共同富裕实践是中国旷古烁今、翻天覆地的大事件,几乎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只能根据现实国情逐步摸索。行深致远,理念先行。为了给实践提供理论指引,中国共产党结合各个阶段的党情、国情、世情,形成了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和观点,如同指路的灯塔,指引着党和人民前进的方向。

1.早期中国共产党始于救国救民探求的共同富裕观

1840年后,针对山河破碎的社会现实和民不聊生的苦难遭遇,不同群体都提出了自己的救亡方案。这些方案中包含着丰富的共同富裕期盼,如太平天国追求的“均贫富”“等贵贱”的理想天国,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治国方略。但是由于各自的阶级局限性,均未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未能创造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基础和政治保障,这些期盼终究全部落空,近代社会现实依旧黑暗,人民生活没有得到任何改善,反而随着外敌入侵而生活更加困苦。

近代中华民族的先进知识分子一直以实现民族复兴、追求民生幸福为己任。怀着对中国底层人民悲惨命运的深刻同情,1919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沉痛地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全体国民的苦痛;
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3]422-423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追求与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探索不谋而合。因此十月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这场庶民的胜利。他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中已经意识到俄国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大多数人,是要“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3]364。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阐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初步认识:“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4]458“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给,得最大的幸福。”[4]246陈独秀也早在《青年杂志》创刊时就对由所有制引起的贫富分化问题给出了自己的思考:“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5]这是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思想的萌芽,百年奋斗历史的基调,矢志不渝追求的目标。

在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也不忘改善根据地的民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着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迈进。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经济工作,提出“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6]119,要在根据地进行经济建设。这些以追求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措施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夯实了党的群众基础,走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明大道。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7]他还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号召八路军开荒种地,实现粮食自给自足,有效缓解了物资短缺困难,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发出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8]的美好畅想,试图在新中国成立后给全国人民打造一个共同富裕的理想社会,使大道尽在其中。

2.毛泽东思想出于均等富裕要求的共同富裕观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防止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矢志不渝的政治目标。三大改造的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生产力的发展都是以此为目标进行的。在此过程中,出于对两极分化的警惕,毛泽东对共同富裕的追求更倾向于均等富裕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践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分田地的承诺,将土地改革迅速推向全国。但是毛泽东观察到,农民分得土地之后,很快重新出现了农村土地兼并、农民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9]437毛泽东对于这种状况极为警惕,开始对土地个体所有制进行反思。他认为私有产权形式的“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自由竞争中必然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这是引发人民贫富不均、社会两极分化的万恶之源。为从根源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困境,保障贫苦农民的民生,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9]442这是“共同富裕”首次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这一时期虽然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但是由于两极分化的状况严重击穿了毛泽东的底线,他的关注点显然更倾向于“共同”层面的均等富裕。此后,毛泽东的思考方向主要在于如何铲除剥削根源、消除现实差别、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他坚信,只有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才能给予所有人公平的权利、同等的机会以及均等的富裕。这个制度毫无疑问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9]495同样的思想贯穿整个三大改造始终,最终实现了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在毛泽东看来,这是防止两极分化的根本保障,唯其如此,才能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下实现无差别的均等富裕,“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316。

毛泽东出于均等富裕要求的共同富裕观、对于社会两极分化的极度警觉、对于建立公平正义社会的孜孜追求,对当前社会发展依旧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强烈的借鉴意义。但是,这一时期对于起点平等、过程平齐、结果平等的过分追求,使得在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共同”超越了“富裕”,具有实践意义属性的共同富裕成了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均等富裕,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最终甚至留下了沉痛的教训,留给后人深刻的反思。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源于整体富裕追求的共同富裕观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面看待共同富裕,扭转了前一时期对均等富裕的过度追求,对共同富裕的关注点从“共同”转向了“富裕”。从尽快做大市场蛋糕、增加社会财富存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角度,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允许收入差距存在,刺激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期尽快实现社会整体富裕,解决民生保障问题。

邓小平指出:“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0]这说明邓小平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关注点从“共同”转向了“富裕”,认识到贫困是与社会主义优越性背道而驰的,追求共同富裕的前提是释放创造财富的源泉,把市场蛋糕做大,“富裕”才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因此,社会主义应该在创造财富、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带领人民走向富裕,而不是遵循严格平均主义致使社会资源匮乏、人民生活贫困。所以,社会主义的本质应该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对于如何解放生产力,使中国经济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为社会创造大量财富,邓小平通过对我国国情的研判,针对部分地区的区位优势、部分行业的产业优势,提出在不背离共同富裕的原则之下,“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12]。党领导人民在此思路下进行改革开放,一方面,开启了由农村到城市的改革,逐步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另一方面,根据沿海的区位优势,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逐步开放的格局。党通过效率优先的原则保证生产力快速发展,从而提升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解决人民温饱问题。经过迅速发展,2010年我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也出现了收入悬殊问题,因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兼顾公平”,党的十七大报告更是把公平置于效率之上,“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3],表明了党追求共同富裕的决心。

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于共享发展诉求的共同富裕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带领人民开启了在共享发展理念下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努力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并强调:“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14]

共享发展理念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重要内容,实质是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全体民众行动起来,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实现勤劳致富,走内源式发展道路,投身国家建设,参与社会治理,分享发展成果,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拥有更加富足的物质生活和更加充实的精神生活。“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5]习近平强调追求共同富裕要满足人民的需求,符合群众的期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作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把经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统一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这体现了习近平的人民情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担当,指明了新时代改革和发展的价值旨归,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立场,把人民的需求放在更高的位置,为执政党的奋斗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共同富裕的普惠性上强调惠及全体人民。新时代面对我国历史方位的变化、人民利益诉求的增长、社会生产能力的提升,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新的社会矛盾催生了党和国家新的工作重点,在社会生产落后、生活物资短缺的时代,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是通过“先富”的方式带动经济发展,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在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日益增长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时代背景下,党更加注重共同富裕的普惠性,因此“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16],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百年历史中,党在每个时期都把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与阶段目标的实现结合起来。初创时期,党就不忘初心使命,带领人民接力奋斗,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党的成立也为共同富裕的实践提供了领导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以粮安天下,以实行土地革命为抓手,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共同富裕的实践创设了和平环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曲折探索,为共同富裕的实践奠定了制度保障;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拼搏创业,为共同富裕的实践夯实物质基础,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
新时代,党推进共享发展,带领全国人民向着共同富裕的实践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1.初心使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领导力量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致力于解放全人类的学说,把共同富裕当作未来社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7]在必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18]787,因此能够“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9]670。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一价值追求,与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国救民的探索不谋而合。因此由中华民族最先进知识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实现民族复兴、追求民生幸福为己任。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成立后,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早期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主动深入工人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教会工人从精神上站起来,促进工人阶级的觉醒,为争取自身解放、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清醒地意识到了唤起民众觉醒对于实现民族独立、完成人民解放、追求共同富裕的重要性。

2.粮安天下:革命事业为共同富裕实践创设和平环境

中国共产党糅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知识分子价值追求,自成立以来,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确立了消灭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
更进一步基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黑暗现实,确立了对外反抗帝国主义压迫,对内解决军阀混战,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让每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都能过上有尊严的富足生活的阶段目标。革命年代几经血与火的淬炼,依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最终带领全体中国人民从尸山血海中站起身形,还中华大地一个太平人间,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设出了和平环境。因此这一时期,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把共同富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以创设和平环境为目的,以武装斗争为核心,以实行土地革命为抓手,“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6]136,在赢得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的同时,解决人民生活贫困问题,打响精准扶贫的第一枪,迈出共同富裕的第一步。

这一时期,党根据每个阶段具体任务的区别,分别将共同富裕实践与终结军阀割据相结合、共同富裕实践与武装斗争方式相统一、共同富裕实践与赢得抗战胜利相配合、共同富裕实践与获得全国解放相促进,最后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从此结束了风雨飘摇的动荡岁月,中国人民自此开启了长治久安的太平盛世。和平与发展的到来使中国共产党有了和平的政治环境、稳定的政权基础和民意的广泛支持。党在新的起点和平台上继续探索如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纵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始终矢志不渝地践行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虽然并未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和理论,但是,从大革命时期没收军阀、地主的土地到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都体现了共产党争取农民土地权益、解决农民生计问题、改变农民贫穷状况的努力。在每一个阶段,都把解决农民的民生问题统一于实现阶段目标的全过程,最终完成了推翻“三座大山”的总目标,铲除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为下一阶段党带领全国人民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创设了和平环境。

3.苦难辉煌:建设探索为共同富裕实践奠定制度保障

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民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和平,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完成了革命文章的上篇,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有资格也有实力带领中国人民进入下一阶段的奋斗,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一阶段,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的指导下,把实现共同富裕的追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统一。在政治上,完成了三大改造,实现了社会形态的和平过渡,建立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
在经济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起飞、追求共同富裕创造了物质条件;
在理论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并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的追求安排阶段目标、战略构思,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成果,为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和理论指导。

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政治、经济和发展理念上都朝着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同时,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又为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建立汲取了农业剩余,奠定了建设先进工业国、追求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但是,这一时期我国始终未能挣脱苏联模式对于“社会主义模式”刻板定义的束缚,把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私营经济和市场机制定义为“资本主义模式”,甚至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模式,在对共同富裕的概念理解上偏重于“共同”,追求全体人民同步富裕,忽略了生产力的前提,超越了我国的发展阶段,致使经济严重受挫,人民生活并未得到显著改善。但这一时期的有益探索和深刻教训,为改革开放后正确认识的形成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镜鉴。

4.拼搏创业:改革开放为共同富裕实践夯实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政治建设、法律实施重回正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启了通过改革开放把共同富裕的追求付诸实践的新篇章。这一时期,党深刻认识到在贫穷落后的社会基础上,不可能一步到位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首先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夯实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因此,这一时期,党带领全国人民把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统一于对我国发展战略的科学规划中,有效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初期人民普遍贫困。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人均消费支出为311元,恩格尔系数为57.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4元,人均消费支出为11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20]。邓小平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对我国国情的了解和分析,在对社会主义本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据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为解决主要矛盾,走出不发达的初级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概括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路线指出了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现代化。由于我国奋斗现代化的起点太低,因此以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升为衡量标准,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始,到实现“小康之家”的中国式现代化,有步骤分阶段地稳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三步走”战略是建立在对我国发展起点和增长速度的科学研判的基础上的,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因此前两步目标顺利实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第二步的发展目标,因此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把第三步发展战略具体化,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力图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针对我国“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提出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并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推进到“四位一体”,为共同富裕注入了更全面和更丰富的内涵。在我国发展战略的正确引导下,2012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24127元,人均消费支出增加到17107元,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2.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8389元,人均消费支出增加到6667元,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5.9%,下降了21.6个百分点。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2012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989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0.2%[20]。人民生活达到了总体小康,城乡居民收入显著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文化生活不断丰富。

改革开放之后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时期,党带领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释放了人民被束缚的创造性和活力,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为共同富裕夯实了物质基础,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实现了总体小康。

5.共享发展:新时代向着共同富裕实践迈出坚实步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积累,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的发展迈上了新的平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发展阶段,结合新时代背景,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人民立场,落实共享发展,补齐民生短板,促进公平正义,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新时代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认识,提出了分两步向共同富裕迈进的战略,完善对共同富裕的顶层设计,拓展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使共同富裕更加全面;
推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提出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
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质进展,把共同富裕思想和实践推向了新高度,开始“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迈进”[21]40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带领全国人民打响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涉及人口数量最多、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1]31把消灭贫困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党在实践层面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习近平提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2]为推进贫困治理、消除绝对贫困,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方略,在扶贫工作中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贫困群众的内在动力,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经过8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我国创造了中国特色反贫困实践逻辑,同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2020年底,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全部贫困人口实现了“两不愁三保障”,脱贫群众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饮水安全也都有了保障。我国成为首个实现联合国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20]。

重大理论问题源自重大现实问题,重大现实问题蕴含重大理论问题。纵观党追求共同富裕的百年历程,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探索是在对国情的精准定位、对理想的热切追求、对人民的不变承诺中不断向前推进的,追求共同富裕的历史演进是在党的正确领导、理论的全面引导、人民的切实践行中不断向前推进的,为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实践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储备和坚实的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3]新时代党领导人民对共同富裕的追求站上了新的台阶,新征程对共同富裕的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实践要求我们深刻总结党追求共同富裕的经验启示,为过往勾勒清晰图景,为当下提供方针指引,为未来擘画理想蓝图。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坚强有力的领导力量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使命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19]724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内蕴其中的本质要求,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梦寐以求的大同梦想,是中国人民拼搏奋进的现实追求。纵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的理论发展史、不懈奋斗史,不变的追求之一就是带领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在理论上,党把实现共同的价值意蕴和历史地位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层面,以初心使命和制度优势的高度定义实现共同富裕的意义。虽然实现共同富裕的艰辛探索过程曲折迂回,但党依旧初心不改、百折不回。党在历史实践中以史为鉴、反躬自省,确立了追求共同富裕的政策导向,将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明晰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渐进路线,从“先富带后富”到“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到“第三次分配”不断完善;
规划了达成共同富裕的战略步骤,从“三步走”到“两个一百年”再到新“两步走”,党带领人民以坚实的步伐不断拉近与共同富裕之间的距离。事实证明,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才能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坚强的领导力量、思想指引和行动指南,才能凝聚起全社会的最大共识共克时艰,才能战胜一切风险困难,朝着共同富裕的彼岸乘风破浪而去,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巩固党的领导力、凝聚力和公信力。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引领前进的价值导向

实现共同富裕还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引领前进的价值导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4]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刻在自己的血脉中,通过传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形成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历经百年沧桑巨变,红色基因血脉赓续,革命薪火代代传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人民利益、人民诉求为中心追求共同富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推进保障人民权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谱写了一曲人民江山的英雄赞歌。在终结战乱、实现民族解放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夯实保障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14亿人的超大规模共同富裕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一份伟大的事业、一个宏伟的梦想。新的赶考路上,要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需在创新引领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
在协调发展中满足人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在绿色发展中呼应人民对良好生态的需求;
在开放发展中满足人民对富裕生活的渴求;
在共享发展中回应人民对共建共享的诉求。维护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挥广大群众的聪明才智、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解决落后的社会生产、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朝着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目标迈进,不断提高人民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同身受共同富裕的进展。

3.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社会发展进步的路径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打破西方创造的价值规律枷锁,深化对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认识,走出了一条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区别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具有显著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目的在于:“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25]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实现民族复兴、追求共同富裕的理论飞跃、历史叙事和实践探索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继承超越前人理论、将人作为发展目的、坚持实现共同富裕、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创新举措。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过度追求平均主义导致的共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进一步指出我国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贯通了二者的进程,将共同富裕的实现作为建成现代化强国远景目标的衡量标准,将共同富裕的深入推进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平正义为尺度、以共同富裕为要义、以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保障了劳动者共建共享的权力,尊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科学统筹了“共同”与“富裕”的关系,实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因此新发展格局下,要继续坚持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才能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社会发展进步的路径,努力为全体人民构建生活富裕、精神富有、文化富足、公平正义的美好生活。

4.坚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共同富裕实践提供物质财富生产保障

马克思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需要发达的社会生产力进行支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虽然对于社会两极分化极为警惕,在实践中走入了平均主义的误区,但是他也数次强调了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物质保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基于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继承和发扬,将共同富裕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终极目标,并将实现共同富裕的远景目标分解为每一阶段经济发展要求的阶段目标,以经济发展作为衡量领导干部的指挥棒,从此中国经济发展走上正轨,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出现了变化,新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往做大蛋糕的高速增长转化为苦练内功的高质量发展。这一阶段依旧要尊重经济发展规律,秉承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把经济驱动力转换为创新驱动,在新的发展平台上做优存量、做强增量,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的转变,以更好满足人民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诉求。

5.坚持构建共建共享新局面:在共同富裕实践中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1]42共同富裕蕴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中,“富裕”反映了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基础的物质财富生产保障,属于全体民众通过辛勤劳动积累社会财富、推动生产力发展“做大蛋糕”的过程;
而“共同”则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坚持人民至上理念的指导下,全体人民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价值指向,属于执政党通过制定完善的分配制度、构建配套制度安排、优化收入结构、实现勤劳致富的“分好蛋糕”的过程。根据统计局公布数据,中国目前中等收入群体达到4亿人,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相对于我国14亿的总人口而言还是略显不足。因此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共享发展,首先,要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高家庭综合收入,降低居民生活成本,畅通阶层跃迁的上升通道。其次,形成完善的分配制度,在初次分配中要提高劳动报酬占比,践行勤劳致富的口号,提高劳动者薪资报酬,再分配要注重公平,通过税收、社保、政府转移支付等方式调节收入差距,在第三次分配中健全捐赠制度、完善公益机制、构建监督机制,激发民间资本参与热情。确保人民安居乐业、学有所教、壮有所用、老有所终,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总之,带领全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追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履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的体现,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建党、救国、立国、富国和强国进程的始终。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都内蕴了共同富裕的特质。立志民族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了从民不聊生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有益的经验及启示。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年之后,中华大地上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立足新的历史起点,面向新的百年目标,中国共产党依旧把共同富裕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之一。回顾中国共产党追求共同富裕的百年实践,追古溯今,只要党永葆初心、牢记使命,就必将能够带领全体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过上美好生活的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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