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卓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戈革(1922—2007)，号红莩、拜鞠、爬格生，曾用笔名郁韬. 1922年1月22日(旧历辛酉年腊月廿五日)生于河北献县前南宫村，1945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 2007年12月29日病逝于北京. 早年研习理论物理学，精通古典文学，嗜好治印篆刻，擅长书法字画，喜爱金庸武侠小说，才学集自然科学与国学于一身. 中年以后，改治量子物理学史，专研大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Niels Bohr，1885—1962)的生平、学术和思想，独立翻译12卷《尼耳斯·玻尔集》. 一生翻译、著述约2000万字.

戈革幼年丧父，从小就有眼疾，1937年准备做手术时，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辍学乡居两年后，颠沛流离山东、安徽、河南等地，上学推迟多年.

1945年夏，戈革在兰州参加大学招生全国统考，以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录取. 学机械工程出身的大哥坚决不同意他学物理，认为没前途，容易失业. 戈革说：“中国有前途，我就有前途；
中国没有前途的话，大家都没有前途.”后来，他3个志愿都报的是物理系.

图1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戈革

1946年，联大解散，清华、北大、南开复员，同届物理专业的学生中，只有戈革和陈藻蘋两人转入北大物理系，只因北大没有要求严格的体育课. 1949年，戈革大学毕业，物理专业9人中，他和于敏学业最优. 他考入清华大学物理学研究所，跟随余瑞璜先生攻读研究生. 他的哥哥则去了台湾，从此一道浅浅的海峡，致使兄弟音信全无30年. 1952年，戈革通过学业和论文考试，研究生毕业，物理专业的毕业研究生只有他一人.

1952年前后，北大、清华毕业的物理研究生几乎都分配到中科院研究所或留在清华、北大物理系任教，后来大都很有成就. 如于敏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所，周光召在北大留校任教，后来都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赵凯华在北大留校任教，在物理教育方面成就卓越.

因为家庭出身等原因，戈革被分配到山东工学院教普通物理. 当时教员严重超员，且学生一直搞运动，不上课，戈革无用武之地，申请回北京. 1953年，戈革被调到刚成立的北京石油学院，为工科学生讲授物理，此后一直在校工作，包括随着学校搬迁到山东.

戈革志趣在理论物理，不喜动手实验. 有人拿来一堆电子元件，让他识别电容器的介质类型，读出电阻上彩色条码所代表的电阻值，以此检验他的学问深浅. 戈革嗤之以鼻地说：“我不是卖电容电阻的，但是我懂电容电阻的原理！”

在工科院校，学生又红又专，抓革命，促生产，下乡“除四害”，戈革却要学生坚持学习物理，因此师生关系紧张，教学举步维艰，现存的当年校报可以看到学生对戈革的“大字报”可真不少[1].工作改进后，1959年戈革成了闻名全校的“优秀工作者”，领导总结报告当典型，校庆大会做发言[2]，还被邀请到天安门参加国庆观礼.

图2 1959年戈革授课课堂

教学之余，戈革坚持翻译出版了《分子物理学》《理论物理学》等教材，这些只有综合大学的物理系才用得到. 闲暇时，与好友交流古典诗词创作，学习刻治印章，排解人生不得志的郁闷.

当时政治运动不断，他的诗词竟被朋友上交，因这文字游戏被定成“反革命”，尽管他没有任何“反”的言和行，只因他的妻子是地主出身、哥哥去了台湾、所教课程太难. 他烧掉了手头的诗词、收藏的明清字画印谱等，悲愤交加.

1969年，戈革随学校从北京迁到山东东营的荒滩野地上，学校改称华东石油学院. 他住的是干打垒的土房，接受劳动改造，拉车驾辕干农活，长期的胃病竟然好了. 他的艺术作品上题注“齐东之野”，就是指的东营. 文革前，戈革给勘探专业编写了《宏观电磁场论》和《地震波动力学基础》讲义，被学生称为“毒草”；
恢复高考后，出版了这两部教材，至今被奉为经典.

1979年，戈革恢复教学，为学校当时试办的数学、物理、力学和电子等师资班讲授物理课. 他精神抖擞，诲人不倦，为物理专业的两届学生上了许多专业课程，树立了教书育人、精心从教的师德风范. 他教学技艺高超，亲自指导带领过许多年轻物理老师，学校许多老师去观摩他的课堂，同事们一直称他“戈老夫子”. 戈革关爱学生，留下许多佳话. 经常给学生开小灶辅导功课，学生也经常到他家里做客请教，“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学生都尊称他“戈先生”.

1980年，戈革被“平反”，晋升教授. 1983年，他调入华东石油学院在北京原校址成立的北京研究生部，并招收科学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1992年退休后，继续倾全部心力翻译《尼耳斯·玻尔集》.

戈革的玻尔研究始于文革年代，自述是在“九死一生、众叛亲离、朝不保夕、饱受折磨的非人生活中”偷偷翻译玻尔的哲学著作《原子论和自然的描述》《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续编》，以备当时批判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家的“唯心主义”之所需. 戈革发现不是原来想象的那样，玻尔的思想是对的，他喜欢上了玻尔，一发不可收拾，一脚踏进了研究玻尔的大门.

文革后，戈革先后出版了研究专著《尼耳斯·玻尔——他的生平、学术和思想》《玻尔》(世界哲学家丛书之一)[3]、科普书《玻尔与原子》《学人逸话》，翻译出版了《尼耳斯·玻尔哲学文选》《尼耳斯·玻尔的哲学背景》《和谐与统一：尼耳斯·玻尔的一生》《玻尔传》[4]等书.

丹麦玻尔档案馆的团队计划编撰出版12卷《尼耳斯·玻尔集》，历时30年，主编前后换了3人. 戈革在中国则从1979年(57岁)开始发宏愿，矢志翻译《玻尔集》，以一人之力，跟踪翻译，前后达28年，“衣带渐宽终不悔”，至死方休.

戈革作为一介书生，不善人际关系，他为中文《玻尔集》的出版多方奔走，受尽委屈. 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2卷后，因经济效益低而要求自费. 戈革申请到丹麦资助，转到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第3—第9卷. 到第10卷，科学出版社也不出了，为求面世，转到香港出版，在大陆竟不能销售，国内很多一流大学都没有收藏[5].

图3 戈革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玻尔的办公桌前

戈革于1988—1989年、1991—1992年、1994年间，3次访问丹麦玻尔档案馆，每次半年. 在丹麦，他温文尔雅的东方智慧、博大精深的艺术才华和严谨执着的研究态度，征服了周围的学人大家，深受当地尊崇. 奥格·玻尔(Aage Bohr，1922—2009)称戈革先生为理解玻尔互补原理最为透彻的“亚圣”.

1995年，在戈革的倡导和推动下，在石油大学的北京校区，建立了尼耳斯·玻尔的全身青铜塑像，这是世界上迄今唯一的玻尔全身造像. 2001年，丹麦女王授予戈革“丹麦国旗骑士勋章”，以表彰他在研究玻尔和翻译《玻尔集》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戈革说：我一生没有骑过马，获“骑士勋章”有些惭愧. 但是戈革作为12卷《玻尔集》的独立译者，不啻一位单枪匹马勇闯天下的“骑士”.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戈革眼疾已很严重，视野缩小，视力已近全盲，他克服旁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阅读放大的原文，再由助手帮忙整理成稿，最后自己再来校对终稿，最终完成了《玻尔集》11、12卷的翻译，大功告成，不久因病去世. 病榻之上，思之念之的仍是《玻尔集》的出版问题[6]. 戈革去世5年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玻尔集》第11、12卷，并重新出版了原来的第1—第10卷，蔚为壮观[7].

戈革先生才华横溢，出口成章，本可创作更多作品，却宁愿多做翻译. 他的翻译是在吃透原著的基础上进行的，不仅译出《玻尔集》的文章内容，还翻译其文章风格，保持了全集整体风格的一致性.

皇皇巨著12卷《玻尔集》，是全世界唯一的英语以外语种版本，为国人生动诠释了玻尔的精神世界，戈革因此被称为穿越时空、最懂玻尔的人. 戈革关于玻尔的研究，还搜集了大量的图片、实物等史料，很多珍品世界罕见. 这些资料，包括他所获勋章，全部无偿捐献，现存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有专门的一室，名为“玻尔文献室”.

戈革在科学史上的成就主要在量子物理学史，与他的玻尔研究相辅相成. 他对量子物理学的主要科学家都有研究，翻译过其中许多主角的传记，写过不少评介文章；
他还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物理学家”部分的副主编；
其研究成果大多收录到出版的《史情室文帚》[8]中.

戈革以一个严格的科学史工作者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给自己定下了3条并一直坚持的“守则”：一是严于责己，二是肯于责人，三是肯于坚持.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总是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才独立做出并坚持自己的判断，决不妄加猜测或人云亦云[9]. 他认为在科学史上，玻尔对量子力学的贡献可以比肩爱因斯坦；
海森伯积极帮助纳粹希特勒研制核弹，大德有亏. 2001年，美国物理学会物理学史中心(AIP History Newsletter 33卷2期)发稿，称戈革是“一个科学史的英雄”.

除前文介绍的翻译外，戈革还先后翻译出版了《古代物理学、经典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中的相对原理》《论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量子理论历史发展(第1卷第1分册)》《量子革命》《爱因斯坦全集(第3卷)》《哥本哈根——海森伯与玻尔的一次会面》《电磁通论》《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谈》《玻尔讲演录》等科学史文献作品，后3本入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科学素养文库·科学元典丛书”.

戈革还翻译出版了《一个时代的神话：爱因斯坦的一生》《海森伯传》《丽丝·迈特纳：物理学的一生》等传记和《弹性动力学》等教材. 有些教材翻译则没来得及出版. 戈革年轻时笔译速度可达一天一万字，是有名的“快刀手”，其翻译又快又好，一生翻译出版约在1500万字以上.

戈革对中西文化和文字把握之精准入微，在其译文中处处可见，无愧于“信、达、雅”的黄金标准，将科学知识和科学史作品近乎完美地呈现给中国读者. 这源自他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扎实的自然科学背景，通过其留下的才情诗词，可见一斑. 他的译著是留给中国科学史界的宝贵遗产.

戈革深受清代同乡才子纪晓岚的影响，勤奋钻研中国传统文化，他的古典诗词，金石印章，书法绘画，甚至武侠小说研究，都成就傲然，获得行内大家的激赏.

戈革是位挚爱国学的诗人. 1950—1960年代，曾参加张伯驹先生主持的庚寅词社，与诸词人相互唱和，匿名点评，“所作不落老辈之后”. 他的《鹊踏枝·和冯延巳十四首》，格调古雅，敏感多情，“置之古人集中几可乱真”. 刘梦芙《“五四”以来词坛点将录》收录戈革“……物理教授，余事倚声，清丽雅正，皎皎鹤立，惜知者不多.” 晚年，收集部分诗词集成《红莩残吟》，传颂于亲友间. 他的文集《半甲园丛稿》则收录了残存的400余首诗词[10].

图4 戈革先生篆刻作品

戈革是尤嗜治印的篆刻家. 年轻时下死功夫自学治印，收集研究印谱两百余部，每天花大量时间练习刻印，前无师承，后无传人，其泽“一世而斩”. 顾随先生称他的篆刻“厚重沉实”“胎息汉玺”. 钱钟书先生后期所用印章，多是戈革刻治. 他的篆刻速度惊人，风格多样，所治印章分为3类：一是刻制一些观点理念类词句，以他为于光远先生《碎思录》集配的100余件篆刻为代表；
二是给小说角色治印，有500余枚印的《红楼梦人物印谱》和1600多枚印的《金庸武侠小说人物印谱》等，都没有出版；
三是为亲朋好友治印，曾为钱钟书、张伯驹、顾随、李约瑟等中外大家刻印. 一生治印万余枚，遍布五大洲，“流毒”遍世界，连工带料多多奉送，一分钱没收过.

戈革是位特立独行的作家. 其忘年交熊伟[11]对其才情排序如下：文章、篆刻、诗词、翻译、玻尔研究、科学史研究、教育、书法、绘画，认为其文章第一，可惜创作太少. 他在多家报纸写过专栏连载，嬉笑怒骂，庄谐并陈，部分文章选编成《渣轩小集》出版. 他对文字看得很重，和报刊、学术期刊、图书出版社的编辑吵架是家常便饭. 他把文章的原稿收录在自费出版的《半甲园丛稿》中，以繁体字竖排，全部用于赠送好友.

戈革对新旧武侠小说有深入研究. 特别是金庸小说，他很早就写出了专著《挑灯看剑话金庸》，本应是大陆金庸研究的开山之作，可惜书稿被雪藏二十年，辗转数家出版社，终为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 他曾笑称可做“金学博导”，当然1600枚金庸小说人物印章，更是足以彰显其炽热之爱.

戈革是寄情丹青的书画家. 他的书法多以金文、小篆和行书为主. 李约瑟的夫人鲁桂珍、中国科技史学会创会会长钱临照先后80寿辰，戈革受托以篆书写就条幅：寿如金石，学贯天人. 他的画作多为花卉，偶有山水，非常重视几何结构与色彩的协调，讲究“诗、书、画、印”的互相补助、协调统一. “诗、书、画、印”皆为自作，可谓“四绝”，但书画从来都是送人，概不出售.

戈革被称为可爱多趣的古典文人，还玩邮票、烟标、玉石、葫芦，可以称为收藏家，少为人知. 他送与友人的书信、字画、题赠书等等，大多辗转流入了文物市场.

戈革在年青时一心想做才子(文艺青年)，因此学贯中西，文理兼具，博古通今，满腹才华，不想一生悲苦，怀才不遇. 但他刚正不阿，威武不屈，在文革的年代“巧遇玻尔”，研究翻译玻尔，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终成大家，享誉世界. 他对玻尔的眷恋，字里行间，让人动容.

他性情耿介，热爱国学，古气十足，俨然传统士大夫；
一生尤其爱猫，自诩“浩劫余生”“猫痴”，为猫赋诗填词写文章，率真可爱. 他学术严谨，坚持原则，惜时如金，留给后人翻译、著述约2000万字，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他的文字有个性、有见地、有火气、有生命力，历久弥新；
其书其文，其人其事，其言其行，令人望洋兴叹！

虽然去世这么多年，还是有很多人追忆他，喜爱他，喜欢读他的文字，喜欢他的故事. 戈革先生去世十年后，他的学生出版了《独具一戈：戈革纪念文集》[12].对他怀念的文字，还不时见诸网络和报端.

致谢：本文撰写得到戈革先生的家属、亲友及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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