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楠 唐闻晓

(1.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2.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贵州 贵阳 550001)

20世纪90年代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有别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社教”运动，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背景下，党针对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弱化问题，着手开展的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活动，于1993年上半年基本结束。目前学界尚未有相关论著刊表。当下，立足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入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基层实践运作有着重要意义。

丹寨县档案馆与排调镇档案室是当代基层典型的档案馆所，收藏了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村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档案史料，其中十余个卷宗散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省、州、县对于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指示通知、乡镇部署计划、各村开展情况以及总结报告等材料，较为详细地展示了20世纪90年代初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历史脉络，其中以刘家村材料最为完整。基于此，笔者试以刘家村为例，以基层运作视角对这次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作初步研究，求教方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村经济实现快速发展，成绩显著。但同时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信念、组织建设等问题上存在许多问题，“私有论”“分空论”“温饱论”“金钱论”“淡漠论”等盛行于世，思想层面的矛盾问题日益凸显。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1]421“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1]465宋平在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小组会上的一段讲话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这一时期农村的突出问题：

“不少地方对农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所放松，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许多村多年没有开过一次会，有些基层党员多年没有过党的组织生活，一些干部和群众对党的政策有片面的理解。有的把家庭承包看作是分田单干，社会主义信念模糊了，集体主义观念淡薄了；
有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使得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
不少地方封建迷信、宗族势力抬头，社会治安问题也比较突出。这些年各级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大量增加，但真正深入农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做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并没加强。

”[2]121-122

针对这些问题，江泽民提出：“农村工作千头万绪，怎么抓?实践证明，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个好办法。”[2]121由此，在20世纪80年代末，中央基于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从农村实际出发，以加强基层干部和农民思想教育工作为目的，考虑自下而上从农村开始搞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推动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落地见效，进一步巩固党在农村的思想阵地，更好促进农村的改革和发展。

1990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一九九一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为《通知》)，要求“开展社会思想教育”，《通知》肯定了1989年冬季以来，一些地方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成绩，并要求“从今冬开始，用两三年的时间，分期分批在农村普遍开展这项工作”[3]。五天后，中宣部、中组部向中央呈交了《关于在农村普遍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意见》，对运动的意义、指导思想、任务和教育重点、工作方法、领导组织等提出了具体意见，中央随后同意了此意见，由中办在次年2月5日转发[4]19-27(即11号文)，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深入开展农村社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5]由此以着重解决“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树立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落实各项方针政策，在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基础上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基层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5]15-16三个问题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在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4]22分期分批在全国农村展开。

相较于东部及周边各省，贵州属于开展较晚的省份之一，在1991年5月25日中宣部、中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呈报中共中央的《关于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开展情况的报告》中，贵州列为第三种，即“今春只搞试点或正在作方案的”省份。[5]11贵州在1990年12月的全省精神文明建设会上明确提出在全省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并布置了试点。1991年3月，省委印发《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通知》，对全省农村社教工作作全面安排。随后在同月召开的赤水试点经验交流会后，农村社教工作由点到面逐步推开。[6]8月，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正威明确农村社教工作必须于1993年底前完成[7]。按照省委的相关部署，1991年7月30日，黔东南州委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实施意见》，要求所属各县到1992年3月以前完成60%的任务，到1993年春节全部完成。[8]

丹寨县的动作比较慢，至1991年9月24日还未对农村社教工作作出具体安排[9]，直到9月25日才印发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实施意见》，对全县农村社教工作做出具体部署。[10]和全国一样，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升的同时，丹寨县农村在思想政治组织建设上存在突出问题，时任县委书记刘启云在全县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动员大会上剖析道：“有的干部和群众对社会主义有些困惑和疑虑，对现阶段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的社会主义性质认识还比较模糊，有的农民国家观念、集体观念淡薄，集体提留不按规定上交，国家粮食定购任务完成不好，有的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长期不发展党员，不能充分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少数党员和干部淡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双带’活动中作用较差，有的甚至违法乱纪，严重脱离群众，有的地方封建迷信、赌博、偷盗、乱砍滥伐、拐卖妇女儿童时有发生，社会治安管理不好。这些现象的存在，已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妨碍着农村社会的稳定。”[11]

刘启云的论述集中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初丹寨县农村的工作情况，参会人员普遍感到“不抓好农村思想教育工作不行了”“狠抓精神文明建设是当务之急”[12]，为在全县推开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张本，统一了县内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思想基础。

10月10日，丹寨县成立以县委副书记莫良贤为组长的县农村社教工作组，下设办公室并抽调人员办公。各区、乡(镇)、村相继成立社教领导小组。采取先试点、后铺开，先培训、后入村的办法开展工作。由此，丹寨县为期四个月的农村社教逐步推开。

根据组织党政机关干部下乡开展农村社教工作的明确要求[13]，1992年4月30日，县委组织部派出60余名干部到排调镇，成立以镇党委书记任家洪为组长的镇社教工作组，共有成员198人。[14]1抽调人员在5月13日至15日参加县委举办的培训班，系统学习了中央和省委、州委、县委关于农村社教工作的政治理论与业务知识，对如何搞好农村社教工作有了进一步的思想准备，15日结业后，抽调人员即赴镇投入到农村社教工作中。[15]

在此期间，县委宣传部在向州委宣布上报的《关于在我县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按(应为安，笔者注)排》电报中，拟将宣传部的干部联系点排调区孔庆乡(1)1992年1月，丹寨县推行撤区并乡建镇，撤排调区建排调镇。作为试点，“方法是先培训骨干，然后到群众。这样可通过试点然后全县全面铺开”[16]9-10，在附文中进一步敲定孔庆的刘家村作为试点，计划于“五、六月份”开始[16]11，于1992年4月结束。采取方法是“①编写社教提纲。②先搞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县铺开。③先培训骨干，然后抽调部分干部下到各乡去协助开展工作。”[16]11由此，刘家村作为丹寨县的农村社教试点地区，成为全县的工作焦点，各项人力物力投入也向刘家村开始聚焦。

刘家村是丹寨县典型的少数民族村落，有12个村民小组163户812人，其中劳动力400人，总耕地面积921.42亩，党员10名，其中正式党员7名，预备党员3名，正式女党员1名，年龄最大的67岁。[17]39-40文化程度上，初中4人，小学3人，文盲3人。[18]还有民兵54人[17]43、团员18人，村干25人，组干33人。[19]99截至1992年8月，有60%的农户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有15%的农户开始向富裕迈进。全村修建新房的有49户，65户有缝纫机，51户有收录机，6户有电视机，70%的农户有手表。[17]40-41

州县联合派出的工作组五月入村后立即展开试点工作，基本做法：一是深入调研，解决问题。工作队首先集中力量摸清村情，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了解干部、群众所想所需和村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针对问题实事求是制订解决方案。如工作队在调研中了解到最突出的组织建设的问题在于村支部书记刘玉江，“现任支书刘玉江一家四口只得一个人的责任田，生活比较困难，曾多次口头提出退党要求。支部瘫痪，支书人选困难，已成为这个党支部突出的问题。支部是这样，其他群众组织也不健全，工作不够理想。”[20]33村支书作为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作用发挥不好将严重影响党支部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工作组围绕这一重点问题采取了深入谈心谈话、协调有关单位配合支持等方法，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刘家村组织建设存在这一突出问题，工作组与乡党委共同分析研究，决定先从支部入手，同时建全其它组织。首先，主动到支书刘玉江家登门拜访，自己买酒肉到他家去座谈，酒过三巡之后，他说出不想当支书和要求退党的思想原因和具体困难。根据他的具体情况，一方面乡党委的同志研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适当解决他的一些具体问题；
另一方面认真细致地做说服教育和疏导工作，通过座谈工作，刘玉江表示不再退党，重新挑起支部书记的担子。经过整顿后的刘家村党支部现已配齐支委两人、发展新党员三人，建有党员活动室一个，建立了支部工作岗位责任制，建立了党员责任区和党员联系户制度，还和村委会一起制定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20]33-34

二是加强领导，各部门配合。作为全县试点，县高度重视刘家村工作，“县委领导亲自布置、检查和督促”，孔庆乡将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精心组织，具体指导。除领导重视外，刘家村试点工作还得到县烟草局、农牧局、林业局等支持，工作组在总结时认为：“如果没有各级党委的重视，没有各部门的大力支持，要搞好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不可能的。”[20]28

三是明确主题，注意政策。20世纪60年代的“社教运动”“四清运动”出现过一些负面现象，特别“在贵州的消极影响很大”。[21]281中央在11号文中即指出，“这次教育既不同于六十年代中期的‘社教运动’，也不同于‘文化大革命’中的‘路线教育’，而是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的一次农村干部群众的自我教育活动。”[4]12因此，这次的农村社教工作特别注意向群众说明与此前运动区别，贵州特别要求不要简称为“社教”。(2)但在基层实践中，还是时常出现简称为“社教”的情况。不仅如此，中央还要求“在政策掌握上强调积极稳妥，坚持思想教育为主、正面教育为主，不整干部，不整群众。”[4]12贵州也要求“不搞人人过关、不搞批判斗争。”[21]283排调镇严格贯彻落实中央这一精神，要求“不搞‘左’的东西，不整干部、不整群众，重点搞思想教育，宣传政策，开导干群。”[14]2

刘家村工作组对此有着深刻认识，“现在中老年人对过去‘社教’(四清)印记仍然铭刻心中，一提‘社教’，他们总是勾起往事的回忆。如果对主题不明确、引导不认真，他们会敬而远之。”[20]28-29工作中，工作组认真把握政策，严格执行“三不变”和“三不搞”，“讲清来意，又注意不简单提‘社教’一词，使农民充分认识到这次教育的目的和方针。”[20]29有力促使农民取消顾虑，积极参与到农村社教中。

四是多措并举，形式多元。刘家村试点工作针对实际，采取“抓好骨干培训”“抓好调查研究”“技术培训”、座谈会、群众大会等形式，开展了有一定声势、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使群众及时乐于了解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主要目的和重点内容，并积极参与进来，避免了“干巴巴说教”提不起农户兴趣的现象。[20]29

五是“两手抓”，双促进。刘家村试点工作改变以往搞工作单一作法，全面系统推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认为“这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推进全面工作，达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目的”“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否则就会让农民“感到非常失望”。[20]30

经过工作队的工作，刘家村以党支部为核心的组织建设走上正轨，党员干部的素质得到提高，各群众组织作用得以有效发挥，经济建设得以加强，农村社教工作取得初步成效和经验，团支部和民兵连方面，“不仅组织健全，而且各自开展非常活跃，他们组织青年民兵义务造林30亩，还为乡林场救火。砍柴火集资修建成水泥球场一个，建立了青年科技文化室，组织运动会，每个星期六都义务为孤寡老人刘金芝挑水砍柴，这些都是农村经济体制变化后少见的。”[20]35-36刘家村原只有一个妇女主任，妇女工作基本处于瘫痪状态，通过农村社教工作，“组织已经健全，即各组都推选一名妇女组长，村设有执委会，并建立了工作制度和具体工作计划。并且已按计划开展工作。”[22]35-36另外，刘家村还与相邻的孔庆村一起建立了治安联防队，建立了“榔规”和寨规，选举了榔长和寨长。工作组总结道，“现有这些措施对刹住刘家村出现的歪风邪气，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都起到重要的作用。”[20]35-36

刘家村的试点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领导重视力度还不够。“领导干部对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20]31孔庆乡仅有党委副书记王再华全程与工作队一起工作。[20]28二是支部内生力还不够足，长期有效发挥作用存在风险隐患。“村级组织建设虽然已经健全，但工作队走后，要使这些组织能够大胆工作，还需要上级的经常督促和帮助，尤其是这个村党员老化，支书人选暂时困难，党支部还没有完全发挥核心领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虽然各种制度已经建立，但要把每一条都落到实处长期坚持下去，可能有一定的难度。”[20]31三是部分群众参与度还不够高。“少数群众和个别党员对这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兴趣不大，有的来参加会议的目的是想听是否重新调田。当听到党的农村政策仍然不变就悄悄溜了，他们中有的户、有的人还存在‘死角’。”[20]31-32四是经济建设还不够强，村干报酬难以落实。“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仍然建立不起来，双层经营实际上是一句空话，包干到户后，农户除了上交公粮和交纳有关费用外，集体没有一点积累，集体经济是空的，村干部的报酬除省州补助的那部分外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原集体财产没有系统清理，尤其是农村经济体制突然更变，大集体时的一部分账务不够清楚，特别是集体耕牛当时谁喂现归谁有，极不合理，现清理起来工作量大，一时难以解决。”[20]32此外，村内还出现了违背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的现象，由于部分群众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认识不足，“在山林田土问题上，清原耕、继祖业的现象时有发生，虽然已作处理但还不够稳定。”[20]32

按照县委的安排，工作组将以上问题和工作亮点、工作经验等向县委作了报告，1992年3月，县委常委会议专题听取了刘家村等试点村的工作汇报，总结了有关经验，对发现的问题作出部署安排，要求在正式铺开时抓紧解决。据此安排，参照刘家村的经验，着手准备于5月中旬在全县推开农村社教工作。[22]

有了试点的经验，刘家村的社教工作轻车熟路起来。根据县统一部署，排调镇的农村社教工作是从1992年5月18日开始的[23]，21日刘家村村干、组干参加了全镇的培训会议，22日工作队正式入驻刘家村。[17]39同时组建以支书刘玉江为组长的“社教领导小组”，其下12个村民小组各成立一个“社教领导小组”，共有36人。[17]40刘家村农村社教工作分为四个阶段进行。

一是调查摸底阶段。1992年5月20日至6月10日，工作队在前期试点工作基础上，再次采取召开会议。走访老党员、老村干、老农民、贫困户，参加农民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交流思想等形式全面摸排村情了解干群思想状况和问题[19]100，“首先分别召开党支部扩大会、村组干会议群众会议和不同形式的座谈会以及个别走访与广大干部群众讲清我们这次农村社教的主要任务、内容和目的，然后进行村情况调查，详细摸底，做到心中有数。”[17]39在此阶段，工作队主要发现的问题是部分农户内生动力、对集体经济等认识不足，一是个别农户对爱惜耕地、发展农业、增产粮食重视不够，不积极投资投劳，造成地力下降、收入不高，因而造成比较困难的双缺户；
二是全村山林责任不明确、乱砍滥伐现象严重，不仅影响本村，还波及到周围各村。[17]41

调查阶段正值农村“双抢”，工作队立即组织好相关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保质保量地完成1992年的粮食生产任务，迅速以组为单位召开群众会议，认真贯彻镇政府(92)03号文件精神，要求村组干搞好插秧示范，以点带面，并对个别后进户采取措施进行帮助，力争不拖全村后退。因此，今年我村的拉绳插秧达90%，半旱式栽培达适应半旱式的95%，今年关秧门时间在去年同期基础上提前了九天。”[17]42并借此机会与群众交流，在家和田坝召开座谈会，有针对性地进行宣讲，在办实事中起到潜移默化教育作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前期发现的内生动力、对集体经济认识不足等问题迎刃而解。

二是思想教育阶段。1992年6月10日至7月10日，工作队坚持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原则，召开群众大会3次、党员大会2次、村组干会议8次、团员会议1次、民兵大会1次、妇女群众大会1次、妇女小组长会议1次、十二个小组共召开群众大会3次，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育，并在村里张贴农村社教有关标语21条。[17]42-43此外，工作队尤其注意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舞蹈、电视录像来进行思想教育，使宣传活动取得良好的效果，真正入耳入脑。[19]42

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为指导，围绕社会主义教育、基层组织建设教育、法制建设教育等展开：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哪些优越性，十三届八中全会精神等，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以及各项方针政策和有关文件精神，说服教育和引导群众走上富裕道路，解答群众担心的政策和一些疑难问题，消除他们的思想顾虑和不同看法，坚定他们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党在农村放宽政策过程中的信念，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确这次农村社教的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17]43

队员通过讲清道理，创新举措的方法，把开展农村社教工作的道理讲深讲透，引导群众自觉认识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正确性，认识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要性，对南方谈话精神有了进一步体会，树立了拥护党的领导、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奔小康的坚定信念，从而在思想政治上受到一次深刻洗礼。截至8月29日，党员、团员、村干、组干受教育率100%[19]99，民兵受教育率98%[17]43，劳动力400人中有395人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教育[19]99。基本实现了覆盖全村全户，取得了良好成效。

三是组织建设阶段。1992年7月10日至8月10日，工作队围绕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主要抓了三项工作。第一项是组织整顿。首先对村支两委、五大组织等群众组织作整顿，促其有效发挥作用。工作队总结道：“基层组织建设好坏是关系到这次社教和改革是否能够顺利进行、能不能巩固发展，基层领导班子是关键。因此，我们在这次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过程中，对村领导班子作了认真的调查、考察、了解、分析，总的来讲，村级五大组织领导班子是好的，群众是信任的。对个别不能继续胜任工作的成员进行了调整，在组织建设阶段，我们对团支部、民兵两个组织成员进行了整顿和调整。”[17]43-44组织整顿的效果是显著的，“现村五大组织领导班子成为有活力、有权威、团结战斗的班子，能够积极地带领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强集体。达到党支部坚强有力。村级组织健全、制度完善、责任落实、各项任务能完成，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充分发挥了基层职能的战斗堡垒作用。”[19]43-441992年12月的镇党委班子党风对照会上肯定了工作队在组织建设上的的成绩，“乘社教的东风，将原来软弱涣散的少数党支部建设成为有组织，有实干精神，取得战斗堡垒作用。如原来的双尧、刘家、麻鸟、方胜党支部建设成为有真正的战斗力，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以党支部为领导核心，不断相应地把全镇的各种组织班子建立健全。青年、妇女、民兵、治保、调解等组织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各自发挥他们的作用。”[24]

第二项是建立活动室。活动室是基层组织开展工作联系群众的重要场所，但刘家村一直以来没有开展活动的场所，限制了基层党建工作的开展，工作队入村后很快就帮助刘家村解决了这一问题，“为了我村有活动阵地，我们本着因地制宜建立一个综合活动室，并挂上门牌标，建有村五大组织的工作制度、工作计划，做到责任落实、分工明确等各种活动登记簿。”[17]44

第三项是发展烤烟等产业。烤烟是排调镇的支柱产业，支撑着财政主要收入，计划1993年要增至4000亩，是1992年的4倍。[25]3刘家村的也改教、大杉树(苦李坳)两庄是排调镇的种烤烟基地，工作队根据镇村实际，积极协助村谋划发展烤烟，“把明年的烤烟生产任务落实到户，专门召开群众大会贯彻镇8月7日烤烟生产会议精神，并组织村组干一起到两庄地进行逐户登记，做到心中有数，为明年刘家村的烤烟生产全面振兴作了超前安排。”[17]44-45除种植烤烟之外，工作队协助村发展其他产业，试种了魔芋，取得不错的效益。[25]4

工作队还根据村情实际，围绕农村干群关心关注的问题办了若干件实事。例如，为了提高村干工作积极性，工作队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在刘家村首先试行工作报酬制度，从1992年起，全村每年每亩田提存1元，共提590元作为村干报酬，当年十月三十一日兑现。[17]45这项工作获得了村干和群众的大力支持，有力提升了在农村群众中有重要影响力的干部开展农村社教的积极性。

四是检查验收评比阶段。1992年8月10日至8月31日，县农村社教办对各村农村社教开展情况进行了检查验收，刘家村在农村社教验收中获得了96分的高分。[26]工作队员杨文珍等还获得了县1992年农村社教队员先进荣誉。[27]经过检查评比，刘家村社教工作在全县名列前茅，其经验迅速在县域内推广，其他乡镇纷纷组织到刘家村考察学习，成为当时社教工作的标杆村。

农村社教开展前，刘家村部分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认识模糊，以个人利益为重，对党的农村政策方针不清楚不了解的现象，通过社教工作队与村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工作，使群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切身体会，消除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疑虑，进一步坚定了对党的“三农”政策的信心，“两个文明”实现协调发展，农村经济快速增长，党组织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性锻造，基层组织力量进一步加强，党群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

刘家村的农村社教工作于1992年8月31日告一段落，之后转入经常性教育，其中的经验启示值得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学习和借鉴。

(一)基本经验

一是抓好试点，带动全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抓好试点对改革全局意义重大。”[28]抓好试点，带动全面是我们党百年来总结提炼的历史经验和工作方法。作为试点的刘家村，为全县推进农村社教工作提供了试验场地，刘家村工作组在村工作中发现了问题困难，总结了经验，提炼了工作方法，为面上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县委以刘家村经验为典型，在全县作了推广，取得了良好成效，从而发挥了试点对改革全局的示范、突破和带动作用。

二是抓好调查，摸清问题。百年党史，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不搞调查研究是行不通的。刘家村工作组将调查研究作为首要工作，深入摸清村情民情，掌握农村实际，搞清楚推动农村社教工作问题有哪些、症结在哪里，有针对性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从而防止和克服县委决策中的随意性及其造成的失误，提高县委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推进了农村社教工作在刘家村的顺利实施。

三是抓好组织，强化引领。坚持党管农村工作、重视和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党领导“三农”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基层工作的全面领导，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质量，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政治和组织保证。[29]有一个强有力的党组织，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刘家村工作队抓住组织建设重中之重，聚焦社会主义价值观强化农村党组织理论武装，对落后党员强化教育，对先进党员注重培养，从而使刘家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农村社教工作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也为农村改革发展工作培养了一支强有力的队伍。

四是抓好群众，凝聚力量。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刘家村工作组深入把握群众工作这一党的法宝，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工作中紧紧依靠群众，深入发掘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着力加以解决，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受到群众普遍欢迎。当地群众至今记忆犹新，认为“党实实在在帮我们解决了困难”[14]，许多人因此争相申请入党。同时刘家村注意方式方法，吸取20世纪60年代社教工作经验教训，坚持思想教育、正面教育原则，强调干部和群众的自我教育，避免运动式、扩大人民内部矛盾式手段，从而获得群众大力支持，有效推进农村社教工作迅速开展，在群众心中真正落地。

(二)当代启示

一是要统一思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农村干部群众，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夯实思想基础。刘家村在推进农村社教工作中，始终坚持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全面落实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不断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当前，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努力把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际成效，统筹抓好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努力稳住农业农村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是要抓住关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刘家村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利用改革，促进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教队和村级组织、村民一道，积极寻求脱贫奔小康的好路子，深入研究解决生产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在经济快速发展中融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使得经济发展始终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当前，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改善通村组路、农村供水、乡村物流等基础设施。让脱贫群众从中获得更多收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要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激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尊重基层和群众创造，在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的同时，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三是要加强统筹，坚持在思想教育中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为解决农村实际问题提供方法路径。刘家村始终坚持在农村社教工作中为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农村改革发展顽瘴痼疾难题，集中精力在集体经济、乡镇企业、交通水利、计划生育、教育医疗住房、社会治安等重大事项上，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深化群众自觉学习社会主义，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当前，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农村群众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农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社会治安等实际问题。要深入农村、深入群众，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始终同农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农村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让农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四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为农村社教顺利开展提供根本保证。丹寨县和排调镇始终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列入党委中心工作，领导同志率先垂范，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及时帮助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县、镇各级机关干部，在党组织统一领导下，通力合作，发挥优势，高质量完成了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在实践中强化了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把刘家村广大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当前，要持续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切实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坚持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振兴干部队伍，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到乡村振兴一线岗位磨练，选优配强基层组织班子，确保农村改革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综上，刘家村的农村社教工作成效显著，有力促进了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更加深入人心，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推进了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配套建设深入发展，加强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培养和锻炼了县镇村大批干部。许多同志反映“没想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会发动得这样广泛深入！没想到农村干部群众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热情这么高！没想到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对农村各项工作会产生这样大的推动力！”[30]刘家村农村社教工作是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农村社教的一个缩影，在实践中证明了中央关于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决策是完全正确和非常必要的，加强和改善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和组织建设，有效促进了“两个文明”建设，坚定了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党在农村的思想政治建设史上一次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对于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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