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艳

（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湛江 524088）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这个大变局加速变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国际局势的重大判断。[1]百年大变局进入变革动荡期，美国的战略演进与政策调整无疑是世界秩序重建进程中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准确判断冷战后美国大战略和政策选择之间的“变”与“不变”及其对大国关系的影响，是我们理解“世界怎么了”和把握“人类向何处去”的方向和大势的最大变量。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战略层面出现的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是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公布安全政策文件《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大国战略竞争将取代恐怖主义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安全关切。美国宣称实施“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新战略，将中国、俄罗斯列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调整，使世界重新回到大国竞争时代。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不仅延续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还将遏制中国和俄罗斯政策推向深入。但是，从冷战后的美国战略全局来看，这是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的战术调整，以“首要地位”为目标的美国大战略并没有改变。中美之间战略竞争的现实要求我们必须对美国大战略有更透彻的把握，对战略竞争的长期性、全面性和全局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应对之策。

后冷战时期，美国单极霸权战略起源于两极格局瓦解后美国对世界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综合判断。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格局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对于世界体系变化和国际政治走向，美国学者率先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美国面临着1992年总统大选，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判断和美国在全球政治中应扮演角色的定位，同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实践的迫切需要。美国学界、政界和观察家们针对国际政治格局提出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多极化论、美国衰落论和美国单极论。

多极化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正形成以日本、德国、中国和俄罗斯为新权力中心的多极化格局。以美国知名作家、记者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为代表，认为亚洲将迎来第二波崛起，东亚将成为未来世界经济活力的主要来源。[2]美国政治家、参议员保罗·桑格斯(Paul Tsongas)也认为“大幅度减少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时代已经来临，美国经济对全球化的依赖正不断加强，而美国正失去对世界经济的控制能力。[3]

美国衰落论认为，受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正走向相对衰落。以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肯尼迪为代表，他从西方霸权国兴衰的历史视角，侧重分析经济、技术实力与军费开支之间的关系，提出“帝国主义者过度扩张而失败”（imperialist overreach）的观点，认为美国正处于实力无法支撑世界控制力的相对衰落时期。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世界体系论的提出者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他认为美国自越南战争开始的相对衰落，因为9·11事件使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4]

美国单极论主张冷战后世界处于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以美国著名政论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塞默（Charles Krauthammer）为代表，认为美国“由于其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力，是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区他想插手的冲突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唯一国家”，是不可战胜的“霸主”。[5]美国学者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等人论证了美国霸权下世界稳定的问题。[6]

除了上述3种主要观点外，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冷战后世界处于“单极-多极”（uni-multipolar）格局主张。[7]阿龙·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等与亨廷顿的观点类似，强调中国崛起和中俄联合对美国霸权的威胁和挑战。

后冷战时期，世界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的争论本质上是对既有的两极均势格局发生变化后，国际政治权力分配与美国的世界领导权的问题,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竞争的性质问题。美国国内的上述观点中，美国单极霸权论被学术界视为极端观点。[8]但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单极霸权战略却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国家战略。

美国单极论认为，由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世界政治系统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对美国而言，世界政治没有出现实力转移，甚至也没有出现将要发生权力转移的迹象。因此，世界多极化论和美国衰落论都是错误的，冷战后的世界处于美国单极时代。查尔斯·克劳塞默、威廉·沃尔福斯等通过阐述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多边主义、核扩散与地缘政治权力等层面，系统论述了美国单极世界体系的现实逻辑。

首先，经济权力与地缘政治影响力没有必然联系。美国单极论者认为，多极化观点是基于德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力量增长的现实，虽然“经济权力”是强国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要条件。同时，经济权力并不意味着地缘政治影响力，“经济权力必然转化为地缘政治权力只是唯物主义者的幻想”。[5]在美国单极论者看来，老布什政府发动的海湾战争已充分表明了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即世界权力的单极是由美国主导的、其他西方工业国家配合的体系构成。查尔斯·克劳塞默认为，1990年8月的海湾战争成功地阻止了伊拉克控制整个阿拉伯半岛的企图，足以显示美国单边军事行动的实力。德国和日本都是躲在美国背后的国家，美国“由于其军事、外交、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实力，是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区他想插手的冲突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唯一国家”。[5]

其次，西方国家实现意识形态安全必须选择与美国结盟。美国单极论者认为，美国是西方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在单极论者看来，海湾战争表面上是“南北战争”，实质上是意识形态战争。萨达姆·侯赛因代表了南方国家，也代表极权主义。美国代表了北方国家的现代民主政治。海湾战争是北方国家捍卫西方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战争。20世纪爆发的一战、二战和冷战都表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想要在意识形态上实现和平与安全，就必须在外交政策上与美国站在同一战线，支持美国。

再次，后冷战时代的多边主义是“伪多边主义”。美国单极论者认为，类似于二战时期的美、苏、英三巨头的合作，即国家实力和国际声望势均力敌、相互平等的伙伴间同盟才能称得上是“多边主义”。在单极论者看来，作为多边主义制度机制，联合国成员国中既有民主政府，也有独裁政府，并不是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是本国民意的代表。因此，联合国并不比美国国会更具道义上的合法性。现行的多边主义大多是在集体安全的幌子下，实际上由一个大国主导和操纵的国际体系，是“伪多边主义”（pseudo-multilateralism），而这个大国就是美国。[5]在单极论者看来，美国奉行多边主义，就是在放弃世界领导权。

最后，美国所处的战略环境的改变。美国单极论者认为，美国面临的新的国际战略环境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构成对美国全球战略的威胁。[5]后冷战时期，拥有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国家会急剧增加。这意味着世界在收缩，地区性超级大国和世界霸权之间的差距在缩小。同时，意味着地缘政治版图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例如，在20世纪上半叶能够对世界安全构成威胁的是德国这样一个地处欧洲中部、工业发达和人口稠密的大国，但是，在21世纪，只要拥有核武器或是生化武器，无论是否拥有工业基础，都能够对地区安全乃至世界安全构成威胁。

冷战后美国的孤立主义有复兴之势。美国单极论者认为，孤立主义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以海湾战争为例，海湾地区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谋求世界单极格局的重要一环。萨达姆政权触动了美国海洋利益和能源安全，美国干预海湾地区政治，是在维护自身的至关重要的利益。因此，在外交政策上，美国单极论者认为，美国如果想要稳定的国际社会，就需要积极地创造它，国际社会的稳定从来不是天赐的，而是大国特别是霸权国主动干预的结果。

冷战结束到9·11事件爆发之前，国际环境对美国来说相对有利，克林顿政府致力于扩大美国地缘政治权力，通过多边主义推进美国“首要地位”目标的实现。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以反对恐怖主义为维护美国“首要地位”的第一要务，形成了以“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为核心的“布什主义”，发动大规模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先发制人的合法性和道义上的正当性在美国学界和政界引发了激烈争论。以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战略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Gaddis)为代表，从历史视角为美国布什主义提供了合法性。

首先，美国单极主义肇始于门罗政府时期。刘易斯·加迪斯认为，“先发制人”是“19世纪美国外交的概念”。[9]“9·11事件”不是美国本土第一次遭受袭击。早在第二次英美战争期间，1814年，英国罗伯特·罗斯将军带领英军闯入美国首都华盛顿，并烧毁了许多建筑物和白宫。这一对美国本土的入侵行为，引起的战略回应是美国詹姆斯·门罗政府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制定了以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战略。“单边主义”意味着“美国不需要依赖任何其他国家保证其安全”。[9]正是在亚当斯的战略下，美国确立了北美霸权。

其次，美国单边主义发展于罗斯福总统时期。刘易斯·加迪斯认为，美国霸权经历了大陆霸权和全球霸权两个阶段。大陆霸权时期，对应的门罗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一直延续到珍珠港事件的爆发。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显示出美国既有战略的不足。对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调整了国家战略，制定了通过洲际合作击败独裁主义（authoritarianism），罗斯福将“单边优先嵌入多边合作框架内”，实现美国全球霸权的新战略。这一战略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期。[9]

再次，布什主义是美国“单边主义”战略的新阶段。刘易斯·加迪斯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问题。9·11事件清楚地表明：以跨洲联盟为主要内容的“单边主义”战略已不足以保证美国的安全，与以往国家间冲突不同，与冷战时期的中东恐怖主义也不同。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恐怖主义，美国即使能断定是哪些国家支持了恐怖主义，但却没有哪一个国家能真正控制住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刘易斯·加迪斯还提出“安全来自扩大美国的责任范围，而不是签订契约”，[9]宣称扩张主义是美国实现国家安全的方式。

小布什政府反对恐怖主义的战略继承了19世纪以来美国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霸权主义的传统。其后的现实表明，单靠武力并不能有效应对21世纪出现的、形式多样的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安全的挑战与威胁，这是当前美国安全面临的战略悖论。但布什主义为21世纪美国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定下了基调。

从美国政治实践来看，美国单极论对美国政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美国大战略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苏联解体伊始，老布什政府便制定了美国单极霸权战略。所谓单极霸权就是指后冷战时代，美国不允许出现任何对其霸权构成威胁或挑战的国家和国家联盟。[10]这一战略被学者们称为“首要地位大战略”。[11]自冷战结束至今，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行为正是这一“首要地位大战略”实施的表象。

首先，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的总体性和战略性。冷战结束以来，从克林顿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在政策选择上有所差异，在国家战略层面却从来没有改变，即维护美国单极霸权，确保美国首要地位。美国所谓的“首要地位”，涵盖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领域，但经济、军事和科技处于优先地位。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目标的核心是确保其经济、军事和科技在全球的绝对领先。因此，单极霸权战略意味着不允许任何国家或是国家联盟能够有能力威胁或者挑战美国的至关重要利益。先发制人是美国维护单极霸权的既定策略，是指美国面对任何潜在威胁时，有权不受任何限制地排除威胁。美国排除威胁的行为方式是打破既有世界秩序和国际规则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

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目标的实践方式是通过不断地扩张、扩大美国势力范围，以此实现所谓的和平和安全。因此，冷战后美国单极战略的实施，是根据国际环境特点来决定美国实现战略目标的方式。例如，海湾战争取得胜利、苏联解体后，美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对宽松，但美国国内经济状况不尽如人意，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在这种形势下，克林顿政府对美国外交和国防政策进行了调整，大幅削减军事开支、提高联合国和多边外交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扩大美国民主的海外影响力，多边主义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政策取向。9·11事件后，美国安全的最大威胁来自国际恐怖主义。小布什政府制定了以先发制人为核心的“布什主义”。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了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美国贫富分化悬殊、社会不平等加剧、“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劳资矛盾激化等社会现实，这是特朗普政府的内政外交制定“美国优先”为核心的“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政策、奉行单边主义的现实情境。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加速了世界大变局演进。冷战后，北约持续东扩不断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罗斯与西方地缘政治矛盾经过长期积累、发酵后集中爆发，终使200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升级为乌克兰战争。这场战争的实质是得到北约支持的美国与俄罗斯进行的一场“代理人战争”。因此，美国以“首要地位”为目标，无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是从国际政治和国内经济的全局出发，采用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方法。

其次，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的长期性和连续性。单极霸权战略是美国对后冷战时代美国自身的明确的、长期的定位和目标。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进行地缘政治对抗。苏联通过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其主导的“世界安全”，美国通过在全球推行自由市场和西方意识形态维护符合其利益的“世界安全”。冷战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大国之间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合作。大国间核恐怖、核威慑的平衡，使世界大战的风险降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和对抗日益凸显，“软实力”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后冷战时期成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方面。顺应时代变化，为了实现美国单极霸权，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防御、经济和价值观外交三管齐下的方法，实现美国首要地位战略目标。这在民主党执政时期的政策体现尤其明显。事实上，无论是克林顿政府、奥巴马政府，还是当前的拜登政府，美国通过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旨在塑造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形象，提高美国霸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不扩散核武器是美国重大利益所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仍拥有巨大的核优势。两极格局瓦解后，美俄经过短暂的“蜜月期”。进入21世纪，美国提出导弹防御系统的欧洲分阶段适应性方案，继续在波兰和罗马尼亚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这使美国对俄罗斯地缘政治权力空间形成了战略挤压态势，2019年美国和俄罗斯相继退出《中导条约》，美俄关系持续恶化，进入“冷和平”时期。冷和平就是模仿冷战，换句话说，就是冲突双方接受冷战的国际冲突逻辑。

总体上，从克林顿政府到拜登政府，单极霸权战略目标下，美国形成了以通过确保军事优势、关键地区的主导地位、遏制和再保证盟国、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经济上的“门户开放”为中心内容的政策联锁。[12]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治理念上有所差异，加上国际形势和美国国内政治都处于不断变动中，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会有政策上的改变。例如，“9·11事件”和2008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都使美国在政策上做出重要调整。美国基于单极霸权战略下的单边主义对国际规则和国际秩序的破坏，不仅遭受到来自于被压迫国家的强烈反抗和抵制，也受到了美国国内的严厉批评。美国学者布鲁斯·琼斯、卡洛斯·帕斯夸尔、斯蒂芬·约翰·斯特德曼等人提出美国应以美国人民利益为基础，直面恐怖主义、传染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接受中国、俄罗斯、欧盟等力量构成的新的多边主义国际秩序。[13]显然，美国单极霸权战略下的单边主义不符合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利益。但是，冷战后，美国以确保首要地位为核心的战略目标从未改变，美国单极霸权战略保持了长期性和连续性。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最大“变”数之一就是来自美国单极霸权战略与世界多极发展之间的矛盾给全球带来的动荡不安。从国际政治角度，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第一，美国单极霸权战略与世界多极化趋势的矛盾不可调和。美国单极霸权战略阻碍了世界发展进程。由于冷战结束是美国“不战而胜”的结果，20世纪最后10年是西方资本主义欢呼“历史终结”的美国单极时刻。美国成为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机构、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的主导者。21世纪以来，国际战略格局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而发生了历史性和根本性的变化。[14]金砖国家、E11国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WTO等的地位和话语权不断上升，从而使国际经济格局和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基础性变化，多极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这与美国单极霸权战略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当今世界，美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全球第一，综合国力遥遥领先。美国没有遭受到任何国家或国家联盟事实上的威胁或挑战。但是，美国单极霸权战略目标下，既不允许出现对美国“首要地位”构成威胁或挑战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也不允许潜在的对美国“首要地位”构成威胁或挑战的国家或国家联盟出现。这就意味着，包括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东盟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国家联盟的发展，都必须处在美国的遏制之下。这是美国与欧盟、日本、中国等持续不断进行贸易战、金融战的根本原因，也使美国与其他主要政治力量形成了根本利益的冲突。

第二，美国单极霸权战略与增进人类福祉背道而驰。美国单极霸权战略阻碍了世界和平和共同安全的实现。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中国和俄罗斯作为其假想敌人，与其说是延续冷战思维，不如说是为维护美国单极霸权和绝对优势炮制借口和制造合法性。美国维护单极霸权的“硬实力”就是其通过双边或者多边结盟条约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的军事同盟。45个军事盟友为美国提供了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诉诸武力手段维护单极霸权的能力和条件。1999年北约华盛顿峰会提出“面向21世纪新战略”概念，确立了北约可不经联合国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思想。自此，北约成为维护和巩固美国单极霸权的扩张性、全球性的军事政治集团。以北约为代表，这个军事联盟组织，破坏联合国和国际法的规定，不断扩大其安全和干预边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等，美国已成为冷战后局部战争和世界动荡的根源。2019年北约伦敦峰会抛出了所谓“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为北约带来了需要共同应对的机遇和挑战”的荒谬言论。因此，从军事上遏制中国和俄罗斯，是美国为了维护单极霸权战略的既定政策。目前，拜登政府通过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将北约打造成为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干预的工具。

综上所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是美国单极霸权战略下的政策选择。也是我们从国际形势来理解“世界怎么了”的主要矛盾所在。为了维护单极霸权，美国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创建者、推动者和维护者，转变成为破坏者、解构者和冲击者。以21世纪的国际战略格局为基础，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已成为决定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迫切性时代问题。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必须有符合时代客观发展现实和需要的世界观，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从和平与发展的人类福祉角度考虑世界秩序的重构，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作为“时代精神”的世界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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