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玉妹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2007年，作家路内发表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后来，又陆续创作了《追随她的旅程》《云中人》《花街往事》《天使坠落在哪里》《慈悲》等五部长篇小说以及《在屋顶上牧云》《十七岁的轻骑兵》两部短篇小说集。虽然路内获得了不少奖项，但路内在当下的读者群中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路内的转型之作《慈悲》，路内凭该作获得第14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小说家奖后，才算真正地走进了更多读者的视野。后来，随着路内小说的同名电影《少年巴比伦》和《十七岁的轻骑兵》的上映，作家路内借助影视媒体的宣传力量，才慢慢地提升在年轻读者群中的关注度与影响力，后来，才逐渐有不少硕士研究生以其为研究对象撰写硕士论文。

目前虽然有不少研究关注到路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成长与追寻主题，但是较少关注到不同代际的工人形象差异，对水生这个青年工人形象的分析也不够深入。笔者以市场经济浪潮下，国企改革中工人的身份认同的变化对师徒传承危机的影响为主要的考察路径，着重关注在工厂的“规训”中，不同“代际”的工人成长经验对工人的影响，深入阐释师徒制度的传承危机和新时代“出走”的诱惑和可能。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中提到了“代际”的涵义，“它指的是在某些重要历史事件发生时，拥有大致相同年龄段的男人和女人。然而，不应当仅依靠某种共同经历就演绎出一种共同记忆。在类似经历中，个人身份的多样性会导致记忆内在化的不同，继而导致在日后对记忆的应用也不尽相同。”[1]34在格罗塞关于“代际”定义中可以看出身份认同与“代际”、个人身份的多样性、共同的经历之间的关系。同一“代际”的人，总是携带着昔日的生存体验继续生活。因此，个人身份的多样性会导致同一年龄段的人即使面对同样的经历，也可能具有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如果按照传统的概念划分，以路内的《慈悲》和“追随三部曲”为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代际”。从代际的角度出发，水生的父亲和师傅对水生的一生都起着思想引导作用；
在“追随三部曲”中，绰号“老牛逼”的路小路的师傅、堂叔、父亲也都是父辈的代表，他们的处事原则是遵循；
水生、根生、玉生等是被启蒙的一代，长颈鹿、广口瓶、路小路、杨一、杨迟、长脚、小苏属于新一代年轻工人，他们更加强调自我，具有反叛意识；
复生则是“重建”希望的第三代。

汪民安在《文化研究关键词》中写到：“在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中，‘identity’一词具有两种基本含义：一是指某个个人或群体依据确认自己在一个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如性别、阶级、种族等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用‘身份’这个词语来表示。在另一方面，当某个人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证自己在文化上的‘身份’时，‘identity’也被称为‘认同’。”[2]283路内笔下的文学典型主要是侧重于前者。从这个角度出发，水生的父亲、师傅都是帮助水生建立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传递生存哲学的重要人物，他们和水生共同塑造了一个父亲的形象[3]124-129。正是父亲的逃生策略和师傅的肯定，使得水生逐渐具备身份认同的显著特征，这也造就了他的沉稳和慈悲，弥补了他与师傅之间的“代际”差异。从而构成了水生夹杂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复杂形象。而对于同一“代际”的根生而言，面对共同记忆，不同代际所造成生存体验差异使得他与师傅具有不同的应对方式，“记忆”对他们所起的作用大相径庭，比如他们面对工厂的“规训”所做出的选择，是二元对立的遵守与反抗。

作为父辈的传统工人们，拥有稳定的物质生活和“工人当家做主”带来的身份认同感。传统的工人身份在他们心中，是光荣感和稳定的代名词，在肖克凡的《生铁开花》中，王云亭曾说道：“当了工人多好啊，走到哪儿都受人尊重！进工厂多好啊……”[4]29在《慈悲》中，按照水生婶婶的说法，工人的显著特点就是“不会饿着了。”水生师傅刚收水生为徒的时候，就告诉他要穿代表工人阶级的劳动皮鞋以防被欺负。车间领导还得让工人三分，在《少年巴比伦》中，路小路的师傅，绰号“老牛逼”的工人，他在八十年代的时候，曾用烟灰缸在车间主任的脑袋上敲了三下，事后不仅没有遭到任何处罚，反倒是被打的主任托人给他送了一条香烟，最后才谈妥。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工人因为不满被工厂领导克扣奖金而拉下电闸这件事没有被当作车间重大的生产事故，工厂领导却由于担心他做出诸如炸厂长办公室这样的事情而不了了之。这其实都是传统技术工人的身份所提供的保障。此外，他们还有民间组织为其提供经济支援。民间的捐会或者称作互助会，互助会建立在在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础上，没有法律条文的监督，形成了属于独特的人际关系圈。在《慈悲》中，水生师傅带领水生参加捐会，目的除了帮助其购买大件生活物品之外，还在于让他融入工厂的互助圈，使其逐渐认识到工人身份带来的认同感。除了自发组织的捐会，每个车间都有申请补助的权利，虽然常常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来换取，未能确保公平，但是却是老工人们解决燃眉之急的一条途径。比如水生师傅在得知水生不能及时通过捐会的钱买自行车后，又替他找李铁牛要补助，师徒之间的感情非常浓厚。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了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行会学徒特征：“对师傅的依附关系即是个人性的又是绝对的；
法定的训练期限，结束于一次资格考试，完全按照严格的计划而不可更改；
在师傅与学徒之间有一种全面的交换，师傅应该传授知识，学徒应该提供服务，做辅助工作，往往还要支付一些费用。这种私人服务形式是与知识的转让混合在一起的。”[5]168在路内的“追随三部曲”中，路小路与“老牛逼”师傅、水生和水生师傅，不仅是单线的“教与学”的交换关系；
资格考试的结束也不是按照严格的计划不可更改，而是由各师傅根据所带的徒弟的表现来决定其出师时间。《慈悲》中的水生，跟着师傅做了一年，一级成品率达到了和师傅一样的水平，既勤奋刻苦，又遵守车间的规章制度，所以不用多久就出师了。在中国的传统“师徒关系”中，资格考试的完成往往是师徒之间萌发更为深厚的情感的起点，而不是终点。除了技术上的指导，师傅对徒弟在思想观念上的引导更为重要。工人社群中的师承关系可以为每个新入职、新进入社会的年轻工人提供一些建议，降低他们因缺乏阅历而造成的犯错率，因此，师徒关系在工厂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作为被启蒙的一代的水生、根生等工人，除了具备自己特定的“代际”特征之外，还受到了不同的生存体验的影响。不同代际的生存体验差异，是“师徒之间”发生思想碰撞和磨合的源泉。根生与水生面对同样的规章制度和教育，却具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水生的早慧，是因为他具有区别于同代人的父辈生存体验。水生十二岁时，一家集体逃难，最终的结局是爸爸和弟弟音讯全无，妈妈也在寻找家人的途中丧生。而且，在水生的记忆深处，一直有一个骨头像一根剥了皮的枯树枝的人在向父亲挥手的画面，父亲远远地喊道：水生，走过去！不要看他！”[6]7-8面对亲人的离世、职位的下调、下岗的风潮，水生都有“走过去”的勇气和选择。此外，水生的叔叔也是重要的引导者，吃饭的三成饥和穿衣的三分寒是叔叔所传授的“家底”。水生到了厂里以后，工厂里的毒，也成为他眼中的“家底”[6]10。在水生看来，“家底”是一种不完美的东西，“跨过死亡”“饥寒”“毒”都是普通人们的生存考验，但是一旦能够忍受并接受它，就说明少年在“成长”，他不再横冲直撞、过于贪婪，而是保持善良，深谙工厂的生活哲学。正如阿尔弗雷德·格罗塞在《身份认同的困境》中所言：“个体行为受到群体内部的制约，也许先受到外界的制约，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徒然呼吁个体“表里如一，成为自我，去内在认同自身。”[1]7人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通过自身的行为所带来的自我认同感受到了外在环境的制约。水生试图通过工作带来的内在认同，摆脱外界的制约。家人丧生和生存困境切断了水生的身份认同感，师傅的温情治愈了他，使其具有摆脱外界制约的信心。“‘集体记忆’是后天的习得和传承，它通过家庭、阶层、学校和媒体来传承。”[1]34家庭、学校是水生的“集体记忆”习得的重要媒介，而水生师傅是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人。在技术上，师傅对他十分满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水生信心和鼓励。师傅在认真考察以后，把承载着自己的期待的人生经验教给水生：“是根枪就要立起来。”[6]2-3这是水生一直以来的精神动力。从前，在师傅的“帮、传、带”模式下，水生曾经在工厂获得了家庭般的温暖，他也将自己所获得的温情传递给徒弟林福先。在生活上，师傅帮水生领取了两双具有工人阶级标志的劳动皮鞋，不仅传授给他技术，而且为他买自行车申请补助，教他适应工厂生存环境的方法和给予他追寻理想的动力。因此，早慧的水生拥有父辈的独特的生存体验，在师傅的敦敦教导之下，他深谙老一辈工人的生存之本和力量之源，懂得了处理好工厂中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后来，面对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瓦解，师傅因为申请补助和丧葬费失去了一直以来最为看重的自尊。甚至在患了骨癌，还亲自到苯酚厂要自己的丧葬费。师傅的离世带走了水生在工厂中逐渐建起来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当然，也强化了水生的自我保护意识，让水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工厂的严酷秩序，改变了以往对工厂所存的依赖意识，深刻地明白了工厂给不了一个普通工人真正的尊严。水生是工厂装置中早慧的“清醒者”，他和父亲、师傅一样经历过“生死的抉择”，选择了在制度的“规训”中周旋，独特的个体生存经验使得他和根生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是像水生这样的子辈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像根生这样的人。既不满足于当前的生活环境，但是又被困在工厂所安排的轨道中。在《慈悲》中，根生的个性与工厂的规训是格格不入的，他几乎得罪了工厂里的所有人。在统一的资源配置之下，水生的行为是侵犯到其他人的公共利益的。比如他因为食堂的饭缺斤少两而和食堂的人打架；
也曾经顺手牵羊偷过纱手套。逃出狱以后，他依然会因为水生的小孩被白孔雀欺负而拆掉托儿所的秋千架[6]38-40。同时，根生又是一个不甘平凡的时代新人，他不满足于看管废品仓库的工作，提前二十分钟溜出厂偷摆地摊赚钱的行为了。正是内心的贪恋使其掉进了金钱的漩涡，最终因为走私香烟，赔掉了全部的本钱。水生是一个处于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复杂性人物，与父辈的共同记忆令其深谙工厂的生活哲学，但是长期以来，子辈工人的社会体验使得他缺乏父辈工人的身份认同感。水生是时代的“早慧者”，但是早慧代替不了经历，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动，他和父辈工人具有完成不同的应对方式，比如他用不同于以往的理由替工友们申请补助，在“下岗潮”中外出办厂，适应了时代的转向，创造了第二代工人“出走”的可能性。

此外，青工长颈鹿和广口瓶则是更年轻的第二代工人代表，他们更加敢于反叛和“突围”。广口瓶比“叛逆”的根生更为大胆，不顾众人的反对，把朱建华用来记工人们的“私语”的小本子放在茶缸里点火烧了，苯酚车间是禁火的，他这么干是非常危险的。等火烧成灰烬以后，广口瓶往茶缸里浇水，命令朱建华吃纸灰[6]77-78。他们是未被工厂制度彻底“规训”的青春叛逆者，会因为利益，不惜铤而走险，当走私烟的中间人。《少年巴比伦》中的管工班的长脚想要参加成人高考，暗地里复习功课，及时被发现后，班里其他人四处抓他，不让他复习，甚至烧了他的复习资料，还派两个师傅看着他干活。白蓝担心档案被厂里卡住，瞒着厂里考上了研究生，最终选择先辞职再上学。厂干部们四处堵庄小雅，不让她去美国，她拦卡车直接去上海。

综上，“代际”、身份认同和生存体验之间互相建构，从水生师傅到复生，不同的“代际”所发生的“冲突”和碰撞是我们回看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的基础。笔者在该部分也通过了对路内笔下的典型形象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发现他们同样都有存在之思和个体救赎情怀。无论是水生还是路小路，都不只是传统叙事中“高大全”的工人形象，更是对身份认同感具有强烈期待的追梦者和具有人文情怀的青年工人，这其实也体现了作者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法。“代际差异”不只是社会现象的普遍描述，还是打开多代人之间情感交流的阀门。结合典型工人形象水生的分析，逃生经历带给了自己和师傅一样的共鸣体验，这使得他能够领悟到生存本身的真谛，深谙工厂的生存哲学，即使自己逐步探索到通往光明的未来的路径，依旧还是保持初心，尽量为他人申请补助，在国企改革的时代巨浪中躲过一遭，并依靠自己的技术探索新时代的可能。当然，水生这个文学典型形象也不是完美的，他也没有做到阻止邓思贤出卖根生，他也会为了帮工人申请到补助而“编造”理由，但是他主动帮助出狱后的根生，在自己本身就很艰难的情况下，还愿意帮助段兴旺，最后还把自己曾经获得的温情传递给徒弟林福先，是以“慈悲”为内核的个体救赎情怀的诠释者。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而变得更有用。”[5]148在工厂中，“不能用脚踢门阀”的厂规、补助申请条件、青年工人的性压抑以及时刻潜伏着的告密人是管理者规训工人的重要载体，目的在于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和“驯服”工人。而且，工厂中的工人也有明确的等级划分，技术工种比操作工种地位高和体面，操作工要倒三班，从白天干到深夜，从日落干到日出，甚至吸入有毒的气体，患上各种癌症，每个人都要遵守森严的等级制度，在自己的位置上规规矩矩工作。

在《慈悲》中，“不准用脚踢门阀”是工厂对工人的身体和欲望进行压制的重要方式，这种“规训”和“秩序”主要体现在在“不能用脚踢门阀”的厂规和“申请补助”的条件上。地上的阀门必须用手关，一旦用脚踢，就会以破坏生产罪遭到严厉惩罚。因此，工人们必须弯下腰去关门阀。而且罪的轻重和判罚的刑期不是根据实际的情况，而是根据服从的态度，这也是制定工厂纪律的目的。在这里，“门阀”是领导用来规训工人的载体，遵守“不能用脚踢门阀”的厂规也就意味着服从管理，在工人们的互相监督中，实现“不会有混乱、盗窃、串通以及任何降低工作效率和质量、造成事故的心不在焉现象的目的[5]216，在这个以生产效益为工厂盈利的空间里创造更大的收益。

面对工厂的“规训”，不同“代际”的工人具有不同的态度。老一辈往往是传统制度的遵守者，在他们的记忆之中，“规训”的背后是稳定的经济来源和工人身份的光荣感。对于他们来说，厂规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触犯的，这也是他们在刚招收徒弟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交代的事情。当然，规训的对立面是被惩罚的后果，一旦同时触犯“不准用脚踢门阀”的厂规和不寻常的“性关系”，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于是，工人对工厂“规训”的不满只有在退休以后才会去发泄。对于《少年巴比伦》中的王德发而言，忍耐和检举他人是其生存哲学；
但是退休以后，他会因为药全都不能报销，到厂里的医务室出气；
也会因为退休工人拿不到补助，把口水全都喷在魏庆功的脸上。在这短暂的发泄中，王德发找到自己真的年轻和解放的感觉[8]152。在路小路的印象中，宋书记不会关注工人的身体情况和告密被抓，直到退休后，他才说出工厂的规训与惩罚的不合理性。

邓思贤和根生同样是门阀制度的挑战者，根生是一直被打到小腿失禁才惨叫，即使是这样，还是不低头。而邓思贤被抓住，还没审就主动承认错误了。因此，他们所受到的惩罚是大相径庭的。而且，王德发落井下石，揭发根生与汪兴妹不寻常的关系，这加重了他的刑罚。一旦“用脚踢门阀”的违规行为和“性事”相关联，根生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一切的背后，是“检举有功”的奖惩机制在背后操纵着。补助的申请也是工厂管理者用来规训工人的重要方式。在水生师傅那一辈工人看来，工厂补助是国家给工人的经济保障。如果工人在生活方面有困难，可以向厂里提交补助申请，在考察核实后会通过，根生和石宝都曾经得到过厂里的补助。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虽然掺杂着人情等因素，但却得到了老一辈工人的长期遵循。后来，宋百成规定，“第一，申请人得足够穷、足够困难；
第二，提交人得足够有口才、足够有水平。”[6]82水生凭借着口才，以没有夫妻生活为理由，替段兴旺申请补助，打破了工人们原有的认知；
他甚至将工伤说成是烈士，从两代工人申请补助的对比视角，可看出子辈的工人对传统的工厂“规训”制度的反抗。

相对于遵守“规训”的老一辈工人，路小路这一辈人是没有历史的一代。在他们人生中重要的抉择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先的平衡状态被打破了。青年工人们认识到整个工厂的规章制度存在着不少不合理的制度，他们更在意个人的感受。所以，面对工段长朱建华不合理的“监督”，广口瓶和长颈鹿敢于不顾众人的反对和苯酚车间禁火的规定，把朱建华用来记工人们的“私语”的小本子放在茶缸里点火烧了；
等火烧成灰烬以后，广口瓶往茶缸里浇水，命令朱建华吃纸灰[6]77-78。此外，路小路、厂医白蓝、小苏、长脚、于小齐、宝珠等人依旧敢于反抗工厂心照不宣的“规训”，选择偷偷备考等方式，不断地靠近自己心目中的“黄金海岸”。

工厂的“规训”在本质上就是对身体和欲望加以克制的一种手段。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厂规成为了规训工人的重要媒介，领导者以严苛的处罚方式来警醒一代代的工人，传递“不得反抗权威”的观念，但是他们却忽视了最为重要的一点，先入为主的管理方式，使得他们忽视了工人的主体性，忽视了人性的特点。恰如《审美现代性》中关于审美的现代性与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的相关论述，或许可以说，“工厂的规训就是阿多诺所认为的资本主义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法则对日常生活的广泛渗透，体现为他为的原则和可替代原则，而艺术本质上是自为的存在，它是不可替代的自律存在。因此，现代主义艺术的审美现代性，就呈现为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否定功能。阿多诺认为，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启蒙的工具理性发展到极端的产物，理性压制感性，道德约束自由，工具理性反过来统治主体自身，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其最极端的后果乃是法西斯主义乃其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阿多诺看来，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严峻现实，破除工具理性压制的有效手段之一乃是艺术，因为艺术是一种世俗的救赎。所以，现代主义艺术必然抛弃传统艺术的模仿原则而走向抽象性。”[7]43因此，文学作为艺术的一种方式，也承载着对极度理性化的启蒙工具加以消解的责任，路内从对工厂的“规训”方式到子辈工人的反抗，到“慈悲”为怀的救赎母题，都在诠释艺术作为一种世俗得劲救赎方式所起的作用。

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具有一个稳定的生活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初，单位里造的公房，分配到职工手里，交一点房租就能住进去……这些新村的名字都是按照单位的名称来定的[8]8。工厂提供一系列的配套设施，工人的生活完全可以在工人新村的范围中自给自足。因此，在以往的低风险环境中，从未面临下岗与再就业问题的工人阶级普遍缺乏思想与技能上应对风险的准备。这一隐患最终导致工人们在失去国有企业的庇护后，丧失了寻求新时代出路时可以凭借的自身力量[9]。

20世纪90年代以后，正处于大下岗时代，没有人是主角，所有的人都像是跑龙套的[10]19。职工与工厂的关系在发生变化，终身制和工人阶级的优越感被现实所挫败。在以往，劳动皮鞋对工人来说是身份的象征，而对于路小路来说，那种劳动皮鞋穿在脚上，一天的工夫，就把袜子磨得前穿后破。在《慈悲》中，“苯酚厂实行股份制以后，宿小东厂长是大股东，其他干部是小股东，工人要出钱，买厂里的股份，做散户。城里的工厂都在关停并转，工人除了要掏钱买股份，还要买下已经分配到手、住了十几年的房子[6]161-163。人们失去了稳定的住房保障，不少人甚至被迫下岗。水生为了不下岗，只能返回做操作工。段兴旺和妻子在时代的冲击之下双双下岗，因为没有钱治癌而拔掉自己身上的管子，导致死亡[6]170。

此外，厂长为了节省开支，较多地招农民工，正式工都下岗了。因为以往发给正式工的那份钱，现在可以雇两个农民工，余额还能给正式工发下岗工资[10]54。工厂在供求关系失衡的压力下，为了‘减绩增效’，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机会，而城市工人时刻处于下岗的压力之中。“在技术的总体效果范围内，自动化和半自动化反应充斥了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工作时间的机械化劳动……因为机械化加快了劳动速度，控制了机器操作者(而不是产品)并把工人们相互隔离起来。”[11]24-25机器和先进技术替代了工人成为了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工人之间被相互隔离起来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化。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传帮带”的传统师徒模式存在的必要性，一页密密麻麻的机器使用说明替代了传统师徒模式中的“言传身教”。而且，自动化的否定特征十分显著：加速、技术性失业、管理层地位的提高、工人无能为力和听天由命思想的增长。由于管理层更需要工程师和大学毕业生，晋升的机会逐渐减少。工厂面临倒闭的压力，技术创新迫在眉睫。工厂提供给工人的，不仅是工资和福利，更是一种竞争力[12]230。工厂的自动化发展带来的否定特征使得老技术工人师傅不再一心一意地教徒弟，甚至形成了“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的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工厂不衰落，师徒之间的传承关系同样也会逐渐弱化。《慈悲》中的邓思贤到车间偷冷凝塔的设计图纸，发现老工人们不约而同地把自己以前设计的图纸销毁了。就像邓思贤所说的，“宿小东找了很多外地民工来顶岗，他们工资低，又找了新毕业的大学生来做技术员，他们服从管教，理论水平比他们还高，而且会电脑。如果不销毁图纸，作为老技术员和老工人，用不了三天就会被清退。”[6]186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和复生一样，都是新一代的希望。随着工业化生产的发展，传统的“师徒”模式在新时代发生裂变，随着技术传承的消失，社会关系也逐渐瓦解，师傅在时代变革的挑战之下呈现出了“衰败”的形象。路小路的父亲，自尊自爱的工程师，在被偷走两辆自行车后也撬开了别人的车锁[10]19。这些下岗工人曾经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已经被现实的困境磨尽，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了被抛弃的无用阶层。在《少年巴比伦》中，路小路的堂叔也下岗了，靠一个小车摊维持着全家的生计。他也成为了靠把玻璃渣子洒在路边来获得赚钱机会的人了[8]33。“老牛逼”等师傅们在上班期间下围棋，顾不上干活，凡有管道泄漏，都让徒弟去处理[8]174。当然，路内并没有停留在对老一辈工人“衰败”形象的平面化叙述，而是关注个体的主体性，深入传统工人的内心世界，关注工厂自动化的否定特征所带来的影响和工人阶级身份的失落感，传递了老一辈工人在面对变革的精神失落和紧张情绪。

在党圣元和陈定家编选的《审美现代性》提到，“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总是奇怪地包含着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它的社会理想也不只是单纯地朝前看。现代性反思传统中，就有不少思想家怀着对传统的温情脉脉的眷恋，带着美化传统的想象来批判现实。卢梭以及整个浪漫派的哲学和文学都是以回归传统对抗工业主义来表达批判性反思的。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是一种自己批判自己的态度，是一种反对自身的致思趋向。如果把现代性看成一个思想运动，当然其中始终包含着正面建构现代社会的各种思想理念，但那种批判性反思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正是现代性社会得以不断更新变异发展的精神动力。如果一个社会、一种制度丧失了自我批判的能力，它的自我更新的生命力也就极为有限。”[7]74在他看来，虽然现代性的批判性反思包含着对现实强烈的不满情绪，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它所包含的正面建构现代社会的思想理念，这是现代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这也对管理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一旦处理不好工厂传统的运营模式与新的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将会造成人才流失和工人消极怠工的后果，这是属于两代人的共同困境，父辈工人失去了技术精湛带来的成就感；
子辈工人既失去了工厂内部晋升通道，又时刻处于下岗的压力之中。比如苯酚厂搞技术革新，水生和邓思贤合作改进了原料管道，厂里只发了二十元奖金，两人各得一半[6]33。此外，糖精厂在考察新工人技术评职称的时候，考察钳工的内容不是修理水泵，而是考核他能不能把一个铁块锉成一个立方体；
结果不行的时候，师傅和干部叫板，干部妥协称反正钳工也只是拧拧螺丝而已就通过了[8]49-50。在工厂里干部和工人都知道的潜在的问题，但没有人愿意去反映和改变。这一系列的变化导致工厂的生产效益低下，缺乏市场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之下，国营经济走向衰落和传统老工人靠“消极怠工”等待退休时间的到来。他们用自己的“无能为力”告诉自己的子女，工人的身份伴随的是漂泊、不稳定、耻辱等词汇，是失意者的选项，当工人是不肯学习或者成绩不理想的学生才会选择的道路。“在黎明的职工子弟中学，老师时刻会用嘲讽的语气说，你们不好好学习，就只能回黎明厂做工人。在有着二百多万产业工人的沈阳仿佛有一个共识：做工人是可耻的。”[12]230在这样的教育之下，父辈所面临的时代剧变所造成的精神失落也间接影响了子辈的价值观念的形成。所以，即使他们成为了工人，也缺乏父辈工人的身份认同感。最大的变化是，有一度下岗这个国家调控措施变成了糖精厂的行政处罚手段。在《天使坠落在哪里》中，厂里的标语也换成了“服从大局，争创先进”，还有“今天不努力工作，明天努力找工作”之类的话[10]284。而且，工厂不再是提供各方面保障的场所，路小路曾经希望得到工厂的关心，后来在见到那些被机器切掉手指的人和被硫酸喷到脸上的人之后，认识到头上的纱布只会引来嘲笑，而不会带来任何希望[10]73。子一辈工人的希望的丧失，也意味着工厂不再是工人们的精神之源。

面对“出走”的诱惑和可能，水生和邓思贤合作造新厂，他们开始“外出”试车，逐渐适应这突然的时代转向。路小路等工人们重复做着“简单的工作”，在技能方面没有多大的提升，在工厂内部也难以获得提升的机会。虽然工厂用各种方式对主动离开工厂的工人设置障碍，但是路小路、长脚等子辈工人依旧选择通过成人高考、考研和出国来获得提升自身的身份认同感。比如厂里得知庄小雅要去美国，厂干部们四处堵她，她最终只好拦卡车直接去上海；
部队面向工厂征召青年入伍时，厂里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希望技术骨干、优秀青年入伍，比如不让比较符合要求的工人，电工班的小李，去参加征兵选拔等等。

此外，在路内的“追随三部曲”中，路小路讲述了自己青年时代的故事，采用了倒叙或者说回忆模式的叙事手法，而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其成长轨迹。这样的处理方式更加容易带领读者回到文学现场，回到路小路的时空中一同成长。路内的回忆叙事与当代文学的人性叙事相互交叉，如“铁西三剑客”——双雪涛、班宇、郑执的作品也离不来以追忆的姿态记录往昔岁月的模式。“记忆一直都是一种重要的文学载体，在路内的小说创作中，从江南小城镇图景的建构到对于城镇人的生存反思，都是出于对过去城镇记忆和工厂记忆重构与再现的渴望。通过对于往昔生活的追忆，也逐渐拉开了属于一代人的小城镇序幕。回忆性叙事令路内的文本里始终隐匿着一种感伤而又深情的追忆目光，但同时又插入理性的现代性审视，这也成就了路内独特的文本风格。”[13]

综上所述，通过探究不同“代际”的工人成长经验，以水生的复杂性形象为考察路径，分析个人身份的多样性、代际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两代工人的身份认同感差异，阐释他们在面对工厂的“规训”时的不同态度。同时，以水生师傅和段兴旺申请补助的理由和态度的对比，阐释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对父辈工人的理想主义情怀的颠覆，展现“衰败”的师傅形象和勇于接受挑战的徒弟形象。此外，探讨时代变动之下的父辈的失落与子辈的反抗，在对比探析中强调工人身份认同感的重要性。当然，作品也通过水生与水生师傅、路小路与“老牛逼”师傅的师徒关系对比，探讨新时代背景之下“师徒之间”的传承危机，同时也展现了九十年代市场化浪潮和国企改革对工厂工人的影响，探讨新时代工人“出走”的诱惑和可能。

猜你喜欢 规训代际水生 春节，代际弥合好时机文萃报·周五版(2020年5期)2020-08-04教育扶贫：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甘肃教育(2020年12期)2020-04-13“这里为什么叫1933?”——铜川“红色基因”代际传承当代陕西(2019年18期)2019-10-17关于实现规训的发展性价值的思考中国德育(2018年15期)2018-11-20古巴代际权力交接受世界瞩目环球时报(2018-04-20)2018-04-20互助短篇小说(原创版)(2017年6期)2017-08-29水小小说月刊(2017年8期)2017-08-14互助短篇小说(2017年6期)2017-07-31摄影表征、权力与规训新闻界(2016年11期)2016-11-07康德《论教育学》自由与规训的关系解读文教资料(2016年19期)2016-11-07